企业家当如何读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当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史之风，在中国这块国土上，一直没有降温。而为什么读史，则在不断转向。梳理写史和读史的历史，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历史之“史” 按照顾准的说法，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史官文化。弄清这种史官文化，就首先要看看历史是如何写出来的。 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很高的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其宏愿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并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供后人评说，而是要从历史中领会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掌握社会变迁的趋势，形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观念，这才是太史公的立意所在。 中国传统的史学著述，并不完全客观反映历史的真实，而是要反映主体观念的真实，套用古代的“本末论”和当今的“三观”一词，可以说古代的史书，其以养育三观的意义为本，而以事实记录为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确立了《春秋》的基本格调。所谓“在晋董狐笔”，向来被作为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然而细究事实不难发现，明明晋国君主不是赵盾杀的（晋灵公为赵穿所杀，此前赵盾已逃亡且不知情），却要写作“赵盾弑其君”。这种写法，就是要把赵盾的主政大臣的责任落到实处。有意思的是，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主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的评价更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史书，早就奠定了“正能量”的传统，所要写出的是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历代著史，都坚持了这一原则。不妨说，“正能量”由来已久。 那么，是不是历史中就充满了曲笔？完全不是，为了“正能量”，古人特别强调秉笔直书。因为一旦曲笔，迟早会露馅；而一旦露馅，“三观”必然会被虚假击碎、撒落一地。但直笔并不排斥符合某种价值观念的史料筛选和剪裁。为尊者讳并非对丑恶的隐瞒，而是要让读者得到正能量的滋润。正因这种观念的支配，史书中的正能量记载，往往多有张冠李戴；而对负能量的谴责，也往往多有李代桃僵。例如，“吐哺握发”向来被作为周公姬旦礼贤下士的事迹，然而在不同史书中，周文王也曾“吐哺握发”，而且贤明君主多有类似行为。历代暴君，其残暴行径也大同小异。如果仅仅类似也可以理解，但有些记载却在不同人物的行为细节上也丝毫不差，难免在事实真实性上令人起疑。这种春秋笔法，直到近代疑古思潮的兴起才得以改变。 与历史写作的春秋笔法相应，读史也是为了弘扬正气。所谓史官文化的本质，就是以历史作为超验正义的佐证，在经验中得出超验。历代读史，最终都要落脚于寻求历史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读历史，相当于欧洲人读圣经。 历史写作的“正能量”一以贯之，而历史阅读的热点则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在不断转移。就以共和国的读史来说，在夺取政权前夕读《甲申三百年祭》，以警诫胜利后的骄傲；在大办公社食堂时读《张鲁传》，以寻找吃饭不要钱的历史证据；“文化大革命”，发起的由头是批判明代的海瑞；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还特别拿出吕后、周勃的史事来比附；到下海经商兴起，胡雪岩又走红一时。类似这种阅读倾向，在社会上一直蔚然成风。但不管时代主题如何变化，读史的热情始终不减。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不同人物，对历史的重视却高度趋同。 然而，对“正能量”的强调有可能读出“负能量”来。中国史书所求之真，首先是一种正当性之真，事实性之真被排在第二位。如果人们把正当性之真和事实性之真混同，或者把事实性之真排在第一位，读史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作用，即发现古人的直笔之曲。而一旦“看透了”，就有可能觉得“上当了”。何况当今已经有了“看透”的工具和条件。清代的考据学，在文字词句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传统工具，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传入，在意义概念方面为寻求历史事实之真提供了现代路径。由此，很容易产生另一种效果，即以事实真实性之谬来反驳史书正当性之误，进一步则会解读出另一种历史真相，像声称史书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二字，二十四史就是相砍史等等说法，极易博得共鸣。 如果在哲学上弄不清中国历史著述的本质为“应然即实然”，而以休谟的实然不能推出应然立论，读史就会打乱仗。今人读史，最忌以当今之科学倒推古代之不科学，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读史的观念前提 明晰了史之写法，还要弄清传统的延续性和整体性，这是读史的观念前提。 什么是传统，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误解是把传统与现实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恰恰与实际不符。从时间上看，传统是绵延不断的，它和现实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童年、青年和壮年的承接，人的过往经历会在他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哪怕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脱胎换骨（像溥仪的“由皇帝到公民”），哪怕这个人的思想有着根本转变（像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们都无法割裂其内在的历史赓续。 近代以来反传统最为激烈的五四新文化前贤，其反传统的无意识层面，恰恰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鲁迅号召青年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愤慨，恰恰是出于读了过多中国书的醒悟。没有传统的积淀，即便反传统，也会无处下手。反过来，即便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哪怕她根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当她颤颤巍巍地说出“头顶三尺有神灵”时，当她遵循“敬惜字纸”的古训燃焚那些写过的纸张时，传统就已经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显现。可见，传统是割不断的。中国的传统，不仅记录在泛黄的文献之中，而且渗透在民众的血脉之中。 所谓“传统渗透在血脉之中”还包含另一层意思，血脉的比喻强调传统的生命体征，而生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传统不仅从时间上看是前后相因的，而且从空间上看是浑然一体的。假如有一件传承到今天的古董，其精美和笨拙、神奇与腐朽，肯定共存于一体之中。如果去除青铜器上的斑斑铜锈，其实用价值远远比不上当今的不锈钢用具；如果剪裁古画上的蛀洞残损，其观赏美感远远比不上当今的高分辨率摄影作品。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声称对待传统应当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这种说法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却在无意识中把传统看作可以任意切分的蛋糕，看作可以按照欲望随意搭建的积木，忽视了事物的整体性。精华与糟粕两分法，其隐含逻辑是承认事物的元素性而否定事物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两分法忽视了精华与糟粕的相对性，忽视了相反相成的互补性。一旦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活着的传统也会被蹂躏死去。研究传统当然可以做出精华糟粕的分析，但承续传统却无法采用这种还原论技术。正如研究人体可以把人分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八大系统，进一步分为器官、组织，一直到细胞，但对现实的人进行这样的分割，则无异于谋杀。 读史的四个层次 企业家和管理者读史，是为了知道传统、以史为鉴、养成人生智慧。窃以为，读史有四个层次。 层次一：方法之“用”今人读史，可以分为不同层次，最粗浅的层次是模仿或者学习古人行之有效的技巧和方法。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史籍中最为常见，俯拾即得。所以，初读历史者往往带着自己在现实中的问题，由此入手，资深读史者如果恪守学以致用的宗旨，也多在这一层次徘徊。 例如，看到张良暗劝刘邦答应韩信要求的齐王之封，从中学得如何对待功高震主者的权谋；看到王翦出兵楚国时向秦王不断讨赏，从中学得如何自保的窍门；看到曹操烧毁部属与袁绍暗中勾结的信件，从中学得如何稳定人心的法术；看到徐阶参倒严嵩的奏章文字，从中学得如何揣测上司心理的技巧；乃至看到高士奇用金豆子向康熙身边的宦官买通消息的做法，从中学得不择手段谋求上位的卑劣。凡此种种，正史野史中都可随手拈来。实业界人读史，往往偏爱这种读法。不如此读，则觉得无所裨益。 在方法之用层次上读史，将史书记载的间接经验弥补自己直接经验之不足，丰富自己的感性认知，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效用，但是，充其量是前人方法技巧层次的再现。最好的情况，是把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四两拨千斤的窍道，转化为当今借力打力的支点。难以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有可能化神奇为腐朽。说到底，这种学习是一种山寨式学习。在起点低、积累少、技能缺、办法无的情况下，这种直接追求方法之用的读史是有效的，但要警惕沉迷其中。凡是权谋式的东西，往往见效快，却有可能是辟邪剑法。单纯从技术角度看，所谓削藩之术、兵法应用，乃至重走长征路、开展整风运动种种，均有可能落入这种窠臼。 层次二：经验之“鉴”鉴即镜子，人们需要镜子，是要观察自己的映像。读史求鉴需要把自己置于历史之中。求“鉴”和求“用”相比，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汲取历史经验，不同之处在于经验的厚度有别。求用是寻求操作型经验，而求鉴是寻求趋势型经验。以史为鉴，要比单纯学习方法技巧高一层次。古今读史，多追求史鉴层次的效用。所谓“可以知兴替”，所谓“资治”，都属于对这一层次的提示。 方法之用是单一性的，而经验之鉴是复合性的。在方法层次上，只要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就可以拿来；而在经验层次上，没有积累就不成其为镜鉴。就本质而言，历史说到底不过是人类的经验积累。要取得经验之鉴，就需要有一定积累。如秦隋何以短促，汉唐何以长久，不是一时一事就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的复合作用。从单一事件和偶然言行中，难以总结出概率性经验来。由此可见，以史为鉴，需要长时段和大数据。所谓长时段，是年鉴学派提出的概念，他们主张放弃传统史学中对标志性事件的探寻，而从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中观察人类进程。流传很广的《万历十五年》，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所谓大数据，是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概念，正好可以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对应。 恩格斯曾经把历史发展比喻为“力的平行四边形”，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7页）历史之鉴，就是借助史书观察发现历史上的各种力量之交错作用和脉络走向，在多个甚至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复合之中看到趋势。如果说，读史求用相当于解应用题，那么，读史求鉴就相当于云计算。在经验之鉴中，人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提高。 古代对史学的重视，多立足于这种求鉴心理。而要真正求得历史之鉴，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介入式的换位思考，二是排除公式化的成见。在这两个条件下，不断积累对历史的认知，其镜鉴效果的质量会越来越高。读史求鉴，需要警惕的是化约了的概念对长时段的直线化，以及有色眼镜的偏见对大数据的过滤。一旦对长时段不耐烦，就可能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一旦手里拿个锤子，则眼中所见都是钉子。没有长时段，历史镜面会模糊；过滤大数据，历史镜面会扭曲。 层次三：理性之“思”承认历史的复杂，扔掉手里的锤子，需要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首先是情境模拟还原，其次是逻辑辨误。经验之鉴是知其然，理性之思是知其所以然。读史读到这个地步，就已经进入了高阶，可以同史学的研究者对话，也可在思索中形成自己的创见。 例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婚姻少不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对此，人们向来认为这是封建礼教扼杀自由恋爱的历史糟粕。然而，通过反思，仅仅从婚龄看，古代的早婚习俗，导致订婚乃至结婚的青少年心智并不成熟。让十几岁未成年的小孩自主决定婚姻大事，显然不当。由古代婚龄的辨析再加上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某种合理性。再如民国的张勋复辟，段祺瑞率领讨逆军同张勋的辫子军作战，英国记者莫理循看到打仗的双方士兵对天开枪，断言北洋士兵不会瞄准。有的学者以莫理循的现场报道为据，批评北洋军队没有进行过射击瞄准训练。但如果推究情理，就会发现，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今天打仗明天和解的大有人在，即便开仗，双方本来是弟兄，各自手下有分寸。段祺瑞讨逆，不过是要回北京重掌权柄而已，只要张勋逃跑就足矣，无须置其于死地。所以，是北洋士兵没学过瞄准，还是做出打仗样子给别人看，恐怕后者的可能更大。一旦展开这种反思，就可认知史事的内含机理和外显路数。 进行这样的理性之思，实际上是要给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给出合理解释。同时，也能使读者更好地体会某些学术见解。例如，很多人对古代用人中的论资排辈不以为然，然而，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当代的岑仲勉教授认为，“循资格”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他的解释是：“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第188页）沿着岑仲勉的思路，考察从武周的不次提拔到玄宗的政策调整，可以对“循资格”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对大量的历史记载，配以理性之思，可以使人恍然大悟。 理性之思已经达到读史的高端，但依然要警惕，如果这种理性之思不以经验为依据，而是单纯依赖理性推论，很有可能产生理性的自负。所以，没有历史积淀的哲思，依然有可能进入迷途，哈耶克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反过来，没有理性之思，沉迷于经验之中，哪怕经验再丰富，也无法升华到新的境界。据说，罗素曾经讽刺归纳主义者说，火鸡永远不能从主人喂食的经验归纳中认识到将被宰杀的命运。话虽刻薄，但道理不假。因此，反思要超越经验。但离开了经验，就很有可能把反思建立在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上。可见，理性之思最怕“跳出”历史。 层次四：智慧之“根”培根称读史使人智慧，诚哉斯言。人的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试错而来的智慧，另一种是从概念中推论而来的智慧。读史形成的智慧有根，概念推出的智慧无根。当人们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总结出趋势时，这种推理是有根的；当人们从概念中推论出规律时，这种规律是无根的。除非这种规律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实验，而社会科学中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合性，导致很难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可控实验。因此，认知社会的历史方法，与认知自然的实验方法，本质是相通的。当人们读史读到提升智慧时，就进入了读史的最高境界。 读史到这一层次，就像少林寺读遍藏经阁的扫地僧，一般来说不会走火入魔。此时所得到的历史智慧，不再是见招拆招的具体招式，也不再是行走江湖的直接经验积累，而是对武学本质的一种领悟。至此，无论是身在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有成为大家的可能，甚至会修炼出一代宗师。此时的读史所得，就不再限于对具体史实的掌握，而能养成洞察古今的慧眼。 即便扎下了智慧之根，依然不可能修炼成百病不侵之身。进入这一境界的读史者，还需要防范心魔。所谓心魔就是试图找到终极真理。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试错性，就不会承认终极真理。而如果坚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很有可能最终走向排斥试错的终极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终极真理的心魔有独到的批判，可资当今读史者参考。 无用之用，内化洇濡之功 总体来看，读史不可能无用，尤其对企业家而言，不可能采用学者式的读史方式。所以，以求用之心读史实属常态，对此不宜过多批评。但从低层次的追求实用切入历史，则读偏的几率会大大增加。因此，企业家读史，以追求“无用之用”为上。 要步入“无用之用”的境界，可以参照欧阳修倡导的读书方法。北宋欧阳修赞扬钱惟演的读书方式是“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并由此说自己写文章的经验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对于当今的企业家而言，史书可读，但最好是抱着一种任其自然的心态来读，欧阳修所说的马上、枕上、厕上这“三上”，今天依然不过时，而且“三上”确实是读史的绝佳场所。 企业家读史，即便是为了学到某一具体方法，也有可取之处；求得历史借鉴，则更值得称道；推进理性反思，则应点赞钦佩；养成人生智慧，则可指点江山。读史以求用切入，本身无错，但在求用之时要存有一种戒心。这种戒心就是要认识到为用而读，急用先学，实用有可能把历史扭曲为麻花；不用而读，好奇而学，历史本身则是舒展的。 当历史作为人类的经验积累通过阅读转化为你的自身经验时，当读史中的思考使你不知不觉中思维更为缜密时，其作用会在无用之用中展现出来。史料内化为人的史识，史识洇渗到人的态度，态度濡染到人的行为。此时的“看透”就是一种真正的通彻，此时的“糊涂”就是真正的智慧。而没有读史的积淀，“看透”不过是一种狂妄，“糊涂”不过是一种装佯。 读史做到有用，只需接受书中的知识即可；而要做到无用之用，则需要同历史人物对话。如果读书仅仅是接受，就无以提升读史的层次。只有读书时同作者对话，同书中的人物对话，才可以实现真正的穿越，才能真正站在巨人肩上。这一境界难以企及，但不妨向之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