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活力的实践生成机制
查建友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 昆明650500）
摘要： 文化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文化活力孕育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微观上， 文化主体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带来文化的改变， 如个人的实际地位的跃升跌落、 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演化嬗变等； 中观上，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推动文化不断变革， 如不同领域间文化的分化与融合、 古今文化间的传承与创新、 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借鉴等； 宏观上， 社会整体的实践状况， 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 是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 催生出强劲的文化活力、 激发出蓬勃的文化生机。
关键词： 文化； 活力； 实践； 生成机制
文化活力是影响文化强弱盛衰的深层次因素，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激发活力。 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文化的真正载体， 是解读文化活力的真正“本体”。 “人们的观念、 观点和概念， 一句话， 人们的意识， 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人们的社会关系、 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 ［1］ 尤其是现代社会， 物质实践活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其广度、 深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 改变了文化的发展方式、 地位作用。 鉴于此， 立足于社会实践活动，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文化活力的实践生成机制： 文化主体——个人的生存生活状态对文化的直接影响； 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推动文化的更替进化； 社会整体（国内外） 实践状况对文化的强有力支撑。
一、 文化主体生存状态对文化的直接影响
文化活力的实践生成机制， 首先体现在文化主体——现实的、 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对文化的直接影响上。 正是每一个个体日复一日的生产消费过程、不屈不挠的生存生活斗争、 生生不息的生命交替轮回， 谱写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精神文化。
作为临床一种常见的病毒性肝炎疾病，乙肝主要由HBV（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引起，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呕吐，食欲下降，浑身乏力，以及肝脏功能受损等，其发病率随着人们生活及饮食方式的改变而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于乙肝患者，临床如果治疗不及时，那么就无法有效控制病情，容易引起肝硬化，甚至肝癌等疾病，严重危害到患者的身心健康。由此可见，积极做好病毒性肝炎患者的诊治工作尤为重要[2]。
目前大量电动汽车短期负荷预测研究的侧重点是日充电负荷预测。日负荷预测指未来一天内的负荷预测，它的主要方法是选用历史相似日的负荷对未来某日的负荷选取适当的算法进行预测，它属于日前计划，但是日前计划也有不足，它只考虑负荷变化的横向规律，即考虑了负荷变化的周期性，这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只考虑式（1）中P(t)的值，却未考虑纵向的影响，即一天中负荷变化受其他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质的随机性分量R(t)。
（一） 个人生存状态的改变的直接影响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 社会， 进而逐渐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历程。 个人生存状态的变化， 影响着文化生产创造的内容、方式、 风格， 影响着文化传播消费的途径、 范围，影响着文化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文化包含不同的领域， 如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 艺术、 科学、 哲学、 宗教、 风俗习惯、 社会心理等。 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 是人类丰富多彩、 生机勃勃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映射， 是人类丰富化、 多样性、 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 也是文化自身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结果。 正是文化领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辅相成，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 相反， 人类历史上人为地试图限制和取消某一文化领域， 以确保文化的“纯洁”“和谐” “安全” 的行为， 严重制约和阻碍了文化的发展， 也必然走向失败。
工业革命后，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 加之政治民主化的推进， 人们的自由度不断扩大， 有更好的条件（如宽裕的时间、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 更高的受育水平、 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等） 来开展文化活动。 如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大发展的中国社会， 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逐步向富裕迈进，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化， 如广场舞兴起、 影视产业市场规模逐年扩大、 国内外旅游持续火爆、 图书的品种和出版数量屡创新高、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等。 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 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政治自由的扩大则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 例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保障了人们在文化生产创造消费上的平等地位； 户籍制度改革后人们能自由迁徙， 深入推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等等。 在此基础上， 拓展了文化的发展空间， 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学派林立、 观点纷呈， 国内外观念相互竞争， 中西方流派融合发展； 大众参与、大众创作、 大众消费， 文化真正进入了“大众化”时代； 网络小说、 网络影视、 自媒体作品等强势崛起，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展示出勃勃的生机。
（二） 个体自由度扩大的深层次影响
文化活力的实践生成机制， 还体现在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上——各领域文化间的分化融合、古今文化间的传承创新、 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借鉴等引起文化的变化更替、 传承延续、 创新创造， 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自由的历史。 马克思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三大阶段： 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 ［2］。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 三阶段的推进， 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化的生产消费创造了必要条件， 如经济发展使物质丰裕富足， 政治的民主化保障了人们权利的行使， 社会的进步使人与人之间包容和谐， 等等。 在此基础上， 个体不断满足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归属和爱的需要、 自尊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 ［3］， 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个体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不断深入， 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并遵循规律去行动， 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 个体自主性、 独立性不断增强， 能自我选择、 自我判断、自我决定、 自我担责， 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 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 “金字塔的建造者， 绝不会是奴隶， 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 ” ［4］ 只有在自由的社会环境里， 个体衣食无忧， 免于束缚、 压制、恐惧， 身心和谐， 才能自由思考、 创新创造， 才能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
当代中国， 经过改革开放40 年来的发展， 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已得以解决， 社会基本的文化公共设施也逐步健全， 电视手机电脑网络等文化活动媒介也不断普及， 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硬条件”。 当前， 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法律赋予公民应该享有的各项文化权利， 创设更好的“软环境”， 让公民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 能独立、 自主、 自由地参与文化活动； 培育文明的价值观念， 让人们在主动认同、 自发遵守、 自觉维护中凝聚共识； 构建合理的社会交往关系， 让人们在文化活动中相互尊重、 包容， 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文化活力。
二、 文化系统内部相互作用推动文化更替进化
文化主体的生存状态的不断改善切实提升了文化活力， 进一步分析，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 个体生存状态不断改善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减轻外在束缚、 获得更大自由的历程， 这一历程契合了文化发展的要件， 激发了文化发展的活力。 文化发展的秘诀就是自由： 在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里， 主体能自由地获取文化资料， 自由地开展文化活动。 凡是宽松、 自由、 开放的社会， 文化就能繁荣昌盛， 反之， 文化则停滞凋敝， 这已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
（一） 各领域文化间的分化融合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 科技进步缓慢， 生产力水平低下， 绝大多数人终日为维持生存、 求得温饱而奋斗， 人们被紧紧束缚在繁重的物质生产劳动上，极大地限制了文化活动的开展。 首先， 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 巨大的生存压力下， 文化活动仅仅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传统农业社会里， 开展文化活动一直是少数人的专利——那些不为基本生计操劳、 有权有闲的统治阶层， 他们能接受教育、 有权获取文化资料、 有时间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 即使终日劳作、 苦苦挣扎， 也难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每逢朝代更替、 战乱四起， 老百姓更是饿殍遍地、 尸横四野。 即使是在中国的汉唐盛世， 一般老百姓整日劳作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绝大部分老百姓能生存下来就是万幸了， 还哪敢奢谈文化活动， 并非不想， 实为不能： 没有经济条件、 没有闲暇时间、 没有接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 也接触不到基本的文化资料（如书籍）、 也不敢随便发表议论（因言获罪导致人头落地的事例比比皆是）。 其次， 大众参与文化活动的有限性， 极大制约了文化的生产创造，限制了文化的丰富性、 多样性。 例如， 在古希腊，哲学是少数人的专门化、 职业化的活动， 它的语言表达方式、 讨论的内容、 关注的问题等， 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亦如此， 如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四书五经”， 目的是通过科举制的选拔而获得“千钟粟” “黄金屋”“颜如玉”； 通过颂孔、 读经开展文化的阐述和宣传活动， 主要目的是教化万民， 让老百姓忍耐、 知足、 常乐， 成为愚民、 顺民； 文化观念的生产创造， 主要是“定经” “注经” “解经”， 文化的创新突破是不被鼓励的， 当然， 能力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 再次， 文化的交流传播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如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 虽然出现了玄奘西天取经、 鉴真东渡日本、 郑和下西洋等文明交流的壮举， 但总体来看， 文化交流传播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从地理范围来说， 文化的交流主要局限于国内各民族间， 或周边地区如中印、 中日间； 从交流方式来看，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文化交流， 大多是被迫进行的， 如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 中西文化间的交流； 从影响的范围来看， 传统文化交流传播的影响主要在观念层面， 对生产方式、 生活样式的改变微乎其微。
不同领域文化的相互作用， 激发了文化活力，培育出新的文化领域。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推进， 人类对大自然、 人类社会、 人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反映在文化活动上， 一个突出的方面是不同文化领域之间相互交叉、 融合、 渗透， 培育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和综合研究领域， 例如， 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之间的交叉， 如政治哲学、 法律社会学、 教育法学、 经济社会学等； 自然科学内部之间的交叉， 如化学物理学、 生物化学、 生物物理学等；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 如经济地理学、 社会生物学、 数理经济学、 统计法学等新的学科。 尤其是当前社会， 重大科技的发明创造、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 依赖于不同学科、 不同领域的合作， 促成了不同学科、 领域的高度综合， 逐渐形成了能源科学、 海洋科学、 空间科学、 环境科学、 思维科学等新的文化研究领域。 文化各领域的相互作用， 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活力来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当然， 文化领域的分化、 融合过程中， 也会出现一种极端化的、 自我封闭化的文化现象： 过分强调某一文化领域的“专业化”，创造出一整套的专业术语、 方法、 对象而把自己与其他文化领域隔绝起来。 这种现象一旦扩大或泛滥， 往往产生一种绝对化倾向： 把个别的、 特殊的某种学说、 学派、 民族文化绝对化、 普遍化， 并刻意强化、 推而广之， 最终导致固步自封、 骄傲自大、 抱残守缺、 停滞不前。
“黄金周”旅游存在的问题是因为休假政策引起的供求失衡所导致的，反映了旅游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依靠市场自身无法有效调解。仅调整休假制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要建立规范、合理、有序的市场运作体制，不仅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要合理分配，还要协调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
不同文化领域中， 科学的引领、 推动作用凸显出来。 尤其是近代以来， 科学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第一生产力”， 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 ［5］， 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文化发展进程。 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系统化、 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还是一种方法——归纳演绎、 逻辑推理、实证研究等， 一种精神——批判、 独立、 求真， 一种观念——坚持不懈地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行为准则、 生活态度、 社会规范等。 科学的这种特点， 使其渗透到其他文化领域里， 从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研究工具等方面改变着文学、 艺术、 宗教等文化领域， 尤其是重大科学发现或重大科技的突破，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重塑着社会力量， 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进而引起文化的重大改变。 如面对网络科技、 智能手机、 生物科学、 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引起的人类社会的深刻改变， 学者们对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安全、 权利侵犯、 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展望。
（二） 古今文化间的传承创新
一般来说， 文化总是在矛盾运动过程中不断更替、 变化， 基本上都要经历产生、 稳定、 危机、 再生、 稳定、 危机……的不断循环的过程， 以实现文化代际间的传承、 转型、 发展。 原因在于， 每一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精神文化， 总是依附于该社会具体的社会实践状况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 是与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态、 政治运行体制、 社会管理方式、 人们的生活样态等相适应的， 一旦这一特定环境发生了变化， 人的需要发生改变， 文化必然随之改变。 由此， 我们看到， 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下，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化的改变。
1.2.3 观察宫颈扩张应以宫口直径厘米数计算宫口开大程度,以坐骨棘平面作为胎头下降程度的标志,在胎儿颅骨最低点平坐骨棘时,标记为“0”;在坐骨棘平面上1 cm时,标记为“-1”;在坐骨棘平面下1 cm时,标记为“+1”,依此参照[4]。
社会整体的实践活动， 包括国内的、 国外的社会实践状况， 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源泉。 首先，人类实践活动下社会现实发生改变， 原有的思想理论、 文化观念难以解释社会现实、 难以指导社会实践， 需要完善发展旧的文化观念以适应现实需要，或创新创造出新的思想理论以指导社会实践。 其次， 社会实践的变化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行为习惯、 生活方式， 文化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 再次， 人们通过实践不断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但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催生出新的矛盾和难题， 需要思想文化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引导人们不断探索、 努力克服。
由此， 要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取决于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程度， 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 文化制度、 社会制度、 生态制度，取决于是否形成具有主体意识、 主体能力、 主体权利的现代公民。 一旦具备相应的“现实社会土壤”或“历史条件载体”，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将是一个自然选择、 自然发展的过程， 如小脚、 长辫子、长衫马褂、 男尊女卑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相反， 如现代化还未完成， 不具备相关的社会条件，即使政府花再多的力量进行宣传、 倡导或灌输， 也难以奏效， 反而会迫于外在现实压力或“政治正确”， 造就出表面上附和、 内心里反对的道德上的“伪君子”。 鉴于此， 新的时代条件下， 要杜绝等级尊卑、 专制特权、 人治奴化、 思想禁锢等传统糟粕的沉渣泛起， 要真正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要让优秀传统文化观念、 核心精神走进现代人的心灵， 根本之路在于： 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落实依法治国，切实保障公民各项权利行使；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激发社会活力， 扩大社会自由； 加强生态保护， 建设绿水青山。 在此基础上， 文化领域积极跟进， 开展切实具体可行的建设工作， 才能真正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三） 中外文化间的交流借鉴
开放、 交流才能使文化在优胜劣汰中保持生命力。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没有国界， 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 无法禁锢” ［7］。 文化的多样性、 丰富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社会常态， 它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彩， 来源于人们多层次的需要和不同的品味、 多元的价值观， 由此， 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多样性、 层次性、 差异性。 鉴于此， 保持文化的自由、 开放， 人们才能自由创造、 传播、消费， 以满足不同的文化需求； 人们才能对某种文化作出真实的评判、 选择， 形成优者胜、 劣者汰的发展机制以保持文化的生命力。 任何人为的控制、保护， 力图竖立一道文化的“防火墙” 来维持文化生命力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虽能取得一时的成效， 但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其脆弱的生命力一旦到自然的环境里注定不能生存。 葛兰西就曾强调过： 刻意构造、 维持的某种意识形态， 在各种有利条件的支撑下虽然能流行一时， 但必然在竞争中消逝。 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真正为群众所信奉和接受的意识形态， 才能经受考验并得以长存” ［8］。
中外文化间的交流、 学习、 借鉴， 是激发中华民族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 纵观中国历史， 凡是开放、 包容的时期， 各民族间、 中外间的文化就能自由交流、 学习借鉴， 文化就繁荣发展， 典型的如唐朝时期中日、 中印间的交流盛举，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思想论争，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 百舸争流； 而封闭、 狭隘、 专制必然造成文化的“近亲繁殖”， 必然导致文化乃至国家发展的停滞和倒退， 如明清两朝的中国即是如此。
开放、 交流才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 文化的开放、 交流， 才能博采众长， 不断创新， 各种文化才能共同发展， 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 百花齐放、 百舸争流。 从历史来看， 中国文化是汉文化不断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如印度文化、 西方文化） 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壮大的， 与此同时， 各少数民族文化也获得了发展，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发展趋势。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来看，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开放、 自由的社会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外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相互激荡、 相互促进， 形成了不同派别、 不同思潮交错纷呈、 借鉴融汇的文化发展生态。
通过理论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概念隐喻与概念整合是不同的：概念隐喻理论涉及两个概念域之间的单向映射，而概念整合理论则是一种多空间网络模型，整合过程的跨空间映射不是单向性的；概念隐喻主要针对常规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关系，而概念整合则着眼于非常规的、动态的或实时的概念构建，且意义构建过程中会生成层创空间。
开放、 交流已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下， 凡是推动改革或主动适应这一趋势的国家或地区， 经济、 社会、 文化等都获得了发展， 抢占了先机， 占据发展的有利地位。 相反， 抗拒这一潮流， 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国家和地区， 与世界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世界， 学习先进， 奋力追赶， 经过40年的努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作为经济、 政治、 社会等的反映和表征的文化， 其发展也必然要求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 对外交流、 学习借鉴， 以保持活力， 获得发展。 尤其是信息社会中， 知识、资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 只有主动开放、 积极学习， 才能知己知彼， 取长补短； 才能对比竞争， 学习赶超； 才能掌握主动， 取得先机； 也才能提升文化的竞争力、 生命力、 创造力， 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在交流互鉴中文明才充满生命力 ［9］。 反之， 一味的排外、 抗拒、 “神经过敏”， 必然衰弱，最终丧失发展活力。
三、 社会整体实践状况对文化的强力支撑
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各历史时期里一直承担着培育价值观念、 维护社会秩序、 塑造民族精神、 建构精神家园、 传承中华文明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近代以来， 面临内忧外患的古老中国不得不作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社会整体的危机、 变革， 必然带来文化的变革和转型。 但这样的变化呈现出复杂的态势。 一方面， 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优秀理念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新生并发扬光大， 如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民贵君轻、 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阴阳互补、 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 知行合一、 躬身自省的学思方法， 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 诚信友爱、 推己及人的处世理念，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 等等。 另一方面， 一些先辈们痛斥、 批判的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不时死灰复燃， 改头换面后粉墨登场，正如黑格尔所言： 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会重复出现， 第一次是喜剧， 第二次是闹剧 ［6］， 例如， 有学校要求学生磕头读经， 有“国学馆” 开设“女德班” 以培训现代女性守妇道。
晚清时期， 西方列强以武力强行叩开中国的大门， 并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由此， 中国有识之士以“救亡图存” 为出发点， 在创办报刊、 组织学会、 开办学堂、 翻译传播西方著作等活动中反思、 自省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 进而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从最初视西方为“蛮夷” 到把西方作为主要学习对象， 并在实践中主动放下身段开始学习西方， 通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通过维新运动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例如， 严复翻译、 评介《天演论》 《原富》 《群学肄言》 《群己权界论》 等著作， 引进、介绍西方的哲学、 自然科学、 社会学、 政治学等到中国， 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 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 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是当时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最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
传统的国内考核测试，由于它涉及到试卷命题的组织，打印试卷，考试流程安排，集体阅卷等诸多方面，考试组织时间很长，效率不高;人为阅卷等主观因素，对考试公平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传统的考试方式已经无法满足高校教育教学的客观要求。
北洋政府、 国民政府时期， 现代化的探索仍然是实践主题，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进行了宪政、 民主国家建构的有益尝试， “五四” 爱国主义运动拉开了民众启蒙的序幕， 伟大的抗日战争谱写了保家卫国、 抵抗侵略的壮丽诗篇。 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深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文化创造活力，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各种社会思潮、 文化观念喷涌勃发， 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景。 人们纷纷办刊创报、 著书立说， 文化运动此起彼伏、 辩论论争热闹非凡。 据统计， “至1937 年各种民营报纸有1031 家， 各种民办刊物有1518 种， 公、 私营电台78 家， 公、 私营通讯社520 家” ［10］。 其间， 各种文化运动此起彼伏， 如新文化运动、 科学化运动、 新社会科学运动等； 各种文化论争蓬勃兴起， 如孔教之争、 东西文化之争、 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 科学与玄学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等。 文学艺术方面， 群星闪耀， 名家辈出。 文学家如巴金、 老舍、 鲁迅、 徐志摩、 郁达夫、 沈从文、 钱钟书、 张爱玲、 丁玲等， 戏剧家如曹禺、 田汉、 梅兰芳等， 画家如徐悲鸿、 齐白石、 张大千、 丰子恺等， 音乐家如聂耳、 洗星海等， 科学家如李四光、 华罗庚、 竺可桢、 茅以升、梁思成等， 影视艺人如阮玲玉、 金焰、 胡蝶、 周璇、 王人美等。 教育方面， 蔡元培、 张伯苓、 梅贻琦、 陶行知、 蒋梦麟等教育家宣传民主、 科学精神， 注重人格培养， 倡导自由个性， 其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理念影响深远。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社会实践的主题， 但僵化的苏联式政治经济体制极大限制了人们的自由， 压制了社会活力。 这一时期， 文化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教育方面， 创办了很多中小学校， 各地开办了夜校， 广泛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 科学技术方面也获得很多重大突破， 如“两弹一星” 获得成功、 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陈景润攻克了数学难题等； 文学艺术方面， 围绕“回顾革命史， 歌颂新社会” 的主题， 也产出了一大批作品， 如柳青的 《创业史》（第一部）、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等长篇小说， 郭沫若的《新华颂》、 胡风的《时间开始了》 等诗歌，老舍的《龙须沟》、 曹禺的《明朗的天》 等戏剧，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 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 等儿童文学， 等等。 但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泛化， “运动” 不断， 各种“批判大会” “批判小会” “游街” “武斗” 不时上演， 文化生产创造一度停滞， 文化的消费传播也受到控制， 文化生活总体来说是单调的、 贫乏的。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实践的主题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心一意谋发展， 经过40 年的奋斗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期间， 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 推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 放松了社会控制，社会自由初步扩展， 个体的活力被释放出来。 相应地， 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大变革， 刺激了文学艺术的生产创造， 流派纷呈、 应接不暇。 “70 年代末的‘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 ‘寻根文学’ 相继登台亮相， 80 年代中期以莫言、 苏童、 余华、 格非等为代表的‘先锋派’ 小说大行其道。 90年代， 现实主义成为文坛主流， 直面现实中的‘打工族’ 和弱势群体的‘底层文学’ 崛起， 揭示反腐倡廉的官场小说受到人们的追捧， 展示生存生活困境的文学作品也呈井喷之势。 ” ［11］ 总体来看， 这一时期得益于经济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 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条件、 政治改革塑造的宽松环境、 社会开放带来的观念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化的生产创造、 消费传播中来， 形成了文化的生产与需求的良性互动， 激发了文化发展的长效活力。
进入21 世纪，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以更大的决心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设立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 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明确， 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敞。 新的科学技术正急剧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 成为新时代竞争的关键， 如3D 打印、 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 基因技术、 机器人、 大数据、 物联网、 区块链等。 社会实践面临的问题激发了文化发展的活力， 社会实践的改变也促成了文化发展的转变。 首先， 新时代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 把文化发展创新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从政府到民间、 从高校到科研院所、 文化企业， 无不强调加强教育、 推进文化创新、 提升文化软实力， 形成了人人谈文化创新， 人人促文化发展的良好局面。 其次， 文化发展观念正逐渐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使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大家庭， 相应， 世界主流价值观念如自由、 民主、 公正、 法治等也越来越为我们所接受和认可， 反映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以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中。 同时， 近年来， 民间掀起了“国学热” “传统文化热”，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回归， 从历史来看应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为基础，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吸收、 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批判借鉴， 进而兼容并蓄、 吸收融合、 创新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文化发展形态在未来可能成为现实。 再次， 日益开放的、 逐渐强大的中国， 带动了文化的发展繁荣， 开始为世界提供精神产品。 如国家、 政府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一带一路” 全球化方案等； 个体层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身影走进世界舞台中心， 为世界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如刘慈欣、 郝景芳获“雨果奖” （科幻小说《三体》 《北京折叠》），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说）， 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 （儿童文学） 等。如此来看，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政治影响力的扩大， 正在复兴的中华文化将在世界文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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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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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中国60 年文学发展历程与贡献［EB/OL］.http：//www.china.com.cn/culture/wenhua60/2009- 09/28/content_18618536.htm.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1-0050-07
收稿日期： 2019-10-24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 219BSXM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活力研究”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查建友（1984-）， 男， 云南昆明人，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化哲学。
［责任编辑： 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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