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与团结斗争的政治学——瓦窑堡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知和政治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窑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政治论文,求同存异论文,政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2-0063-09
政治是什么，这是思考政治问题抑或政治学最基本的命题，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政治是什么，又是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问题，是一种将具体问题上升到一般认知的逻辑。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政治逻辑演进中，瓦窑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或者说，通过这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以什么样的政治认知做出的政治选择，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理解它“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1](P481)尤其是把团结纳入自己的政治逻辑，的确是在瓦窑堡会议前后这段时间实现的，这在中共认知政治是什么的整个理路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德国政治学家施密特曾说：“只有通过解释和界定特定的政治范畴，方能获得政治的定义。”[2](P106)本文拟对这段政治历史进行政治学的思考，通过梳理瓦窑堡会议前后统一战线的决策及构建过程，检视中共对中国政治尤其是自身政治的认知及其选择的变化。
发现差异：政治认知转换的逻辑起点
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前后这段时间中政治认知和政治选择的变化，或者说政治逻辑的转换，尤其是从斗争的政治学发展为团结斗争的政治学，具体时限大体上是从1935年夏到1937年夏两年左右的时间。关于这一点，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过具体的说明，他说：“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步骤之所由来。”[3](P253)而这种变化和转换的逻辑起点就是发现差异。显然，这里的差异，一方面是指中国社会各种势力在“九·一八”事变以来尤其华北事变以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与此前即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不同；另一方面则是具体指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种势力之间因地位和利害不同而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不同。
中共对政治的认知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论述。在革命的初期，拘泥于或僵化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政治的内涵也是正常的。所以，那时中共同其他党派仅限于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联合，并且是极为谨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应当说主要是共产国际推动的结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两党由友党与合作者变成了敌党与对立面，包括在这两党所代表的基本力量之间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也似乎一夜间变成了中共的敌人，阵营和阵线是泾渭分明、红白对垒的。对此，毛泽东总结说：“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3](P252)中共重新开启的革命，其基本力量就是工农，不仅把国民党(虽然也知道其内部有矛盾)看成是整个的敌人，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农甚至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也都视同一律，都被认为是反对革命的，即革命要反对和打击甚至是消灭的而不是联合的对象。政治认知形成一种对分状态，革命也就成为简单的事情，那就是领导工农向这些对象进行斗争和再斗争，这就是中共此时的政治逻辑，即斗争的政治学。
事实上，将政治生活对分的逻辑遮蔽了政治的差异性、复杂性和真实性。正如美国学者萨克森豪斯在其《惧怕差异——古希腊思想中政治科学的诞生》中所追问的：“政治生活的对分状态是否恰当，诸如男女、老少或者公共与个体这样的区分是否过于生硬地划分了形形色色的差异，这么做是否在城邦中制造了无谓乃至错误的界限。或者说，这些界限——不论是自然界限还是法律强加的界限——对于政治与知识秩序而言是否必不可少？”[4](2)“当我们被置于一个差异繁多的世界中时，我们的双目怎么能让我们——事实上，它们能吗？——发现那些差异？”[4](P224-225)发现差异不容易，但又是必需的。非常时期差异易于显现，也就是说更容易发现差异，因为环境逼迫人们表态和行动。从1935年夏季以来，在中国社会因日本侵略华北而发生急剧的变动后，中共不断发现了社会各种主体的差异，不再仅以阶级划分和区隔，阶层、群体、集团、派别甚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成为中共发现差异的视阈。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起来反对革命的，那末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仅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惊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虽然这些人民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5](P21)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的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5](P45)决议分析了日本侵略华北对整个民族、国际列强之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共及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社会各阶级阶层、日本国内、苏联等各方面的影响及变化。并强调：日本的侵略行径“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5](50)
这里，中共不仅发现中国社会各种势力在华北事变以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与此前的差异，而且也看到各种势力抗日态度和行为的具体差异。指出：“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P51)1936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强调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方面，要应特别注意在各党各派影响下的群众及其领袖，并具体的分析各党派的特点，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实际的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如历来同我们的党，处在最尖锐对立地位的最右倾最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中的进步分子，现在竟把他的两个口号，加以新的解释，即‘外抗强权’不是指苏联而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内除国贼’不是指共产党，而指的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贼，如果他们实际的真象这样的话，国家主义派将不是我们的政敌，而是在抗日战线中的同盟军……又如国民党的三个字，表面上似乎是代表全国的国民党，存在着差异，就是南京内部各派别如冯玉祥派，蓝衣社、少壮派、亲日派、欧美派等等，亦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至于国民党的嫡系，与已加入国民党为妥协条件的各部队各机关，用名册加入挂名的国民党，和满洲的以至华北的国民党，与暂时在南京政府统治下的国民党，更存在着实质上的不同。秘密结社的青红帮、在家理、哥老会、红枪会等，与公开的群众组织，亦有差异，已经在行动上事实上表现诚意参加抗日战线的，如女中的社会民主党，陈铭枢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同盟等等，和仅在口头上表示要抗日，要联俄联共的西西(CC)，更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与不同，正是我们决定策略的出发点。”[5](P188-189)在此，中共不仅把各种政治差异具体细致地缕析出来，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这种差异的价值——政治认知及其选择的“出发点”。
发现差异也就发现了政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发现差异是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变化的起点，并对此前看不到差异，不承认差异，惧怕差异的思想以及僵化、教条和简单化的政治行为方式与倾向进行了反思和清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关门主义的批判即是。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5](P64)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总结了“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认为党内既有正确的传统也有“某种错误的传统”，即“‘左’的传统”，“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1](P507-510)
求同存异：政治选择的现实目标
政治认知乃至政治选择的逻辑起点是发现差异性，而其现实目标则是要达到一致性，在充满着差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求同存异是达成一致性最现实的目标，实际上，也只有发现差异性才能真正达成一致性，因为发现差异，也就更清楚同的方面。“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来，中国社会各种势力尤其是被中共在1927年后曾视为敌人和非同盟者的国民党内各派势力、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新变化——主要指抗日的态度和行为，这些与此前的差异，应当说恰恰是与中共的同。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5](P46)毛泽东随后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也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行动，“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3](P143)至于这些势力抗日态度和行为上以及对待中共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上的种种差异，则是中共应当和必须承认、包容与接受的。萨克森豪斯在谈到亚里士多德发现和研究差异时说到：“亚里士多德把他观察到的差异当作值得研究的对象，这些差异相互间存在复杂的联系，它必须接受这些差异。尽管我们可以始于我们所共有的东西，但我们必须承认存在某些并不共有的东西。……政治技艺不在于抹去各部分的差异，而在于融合它们。”[4](P273)而对中共而言，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两年也是在不断发现差异的基础上，选择了新的政治生活，与原先的敌人、反对者一起的政治生活：抗日救国。
求同主要不在于尽量去发现他人和自己的同，存异也并不是完全不改变异。而是在不改变自身和他者根本属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改变自己和推动他者改变，尽可能地扩大同缩小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同存异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一方面，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两年，不断改变自己过去的某些面貌和政策，尽量去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环境和新目标。1935年12月，《中央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1929年以来执行的“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也已经不适当了”。[5](P38)瓦窑堡会议决议决定：“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5](P56)并宣布了对各个方面的新政策。1936年8月，彭德怀在《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中解释说：“现在许多小的问题的放松也正是为着大的获得，我们应估计到各阶层有他的不同的观念，各人有其不同的环境。”[5](P247)同年9月，《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靠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5](P260-261)至此，仅对自身政权的改变，就实现了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体现了中共改变自己、求同存异的真诚和勇气。
另一方面，求同也要求甚至迫使他者改变他们的面貌和政策，要求国民党各派改变对中共对工农和对日本的态度，尤其要求蒋介石集团改变内外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5](P15)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5](P30)抗日反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集团，在相当的时间内，一方面是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的继续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对蒋介石的仇恨很难短时间内完全释怀的体现。但是，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和蒋介石集团自身变化的共同作用下的中共新政治逻辑中，在要求他者改变上，很快把原来的仇敌——蒋介石集团也纳入进来。1936年2月中共中央就改变了抗日反蒋并提的口号①。至6月，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篇即谓：“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还是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的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5](P167)字字句句表达了中共与国民党“求同”的赤诚。并进一步吁请：“我们相信贵党有不少的军政领袖与党员，同样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女，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能够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战。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民族英雄与忠诚的爱国志士，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5](P170)这里虽没有将争取的对象直接点出蒋介石的名字，但三个“任何”中的后两个无疑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这是谁都能读懂和读出的意涵。再到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承认了此前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5](P251)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定义为可以说是一切抗日和有可能抗日的中国人。事实上，中共也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做一切中国人走向团结抗日的工作。
并且，对此政治目标的实现，中共当时就充满信心。1936年8月，毛泽东在致章乃器等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相信，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在一切细小问题及一切其他问题上的不一致，彼此互相宽容，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是一定能够成功的，是有光明伟大的前途的。”[5](P203)事实也是如此。
团结斗争：并行不悖的政治策略
实现求同存异的政治目标，团结和斗争两者缺一不可。在政治生活中，团结和斗争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和行动方式，对二者的运用及其之间的关系处理，体现着主体政治认知的水平和对政治的理解程度。如前所述，1927年后，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中共以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作为自己政治行为的主要形式，也由此将政治与斗争画上了等号，形成了斗争的政治学甚至是片面的绝对化的斗争逻辑。1936年春，刘少奇在《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中，对这种斗争逻辑的具体表现及特征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点：(一)斗争的急躁性。(二)斗争的机械性。(三)斗争的“高慢”(清高和傲慢)性。(四)斗争的冒险性。(五)党内斗争的过度性。总之，归结为一点，即斗争的绝对性。正如刘少奇指出：“我们同志常常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同志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6](P28-29)当华北事变使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和急剧变化后，这种片面的绝对化简单化的斗争逻辑和方式已走进了死胡同。政治逻辑及其行为和行动方式的转换和改变势成必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求同存异的政治目标，中共在这两年中实现了从斗争的政治学到团结斗争政治学的转换，使团结和斗争成为并行不悖、互为目的和手段的相互促进的两大机制。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总括性说明，他说：“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3](P261)在此基础上，即使斗争，方式方法也要相应的调适和改变。毛泽东就此指出：“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3](P263)
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两年，中共竭尽全力所做的就是争取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一方面是要解决国共两党从仇敌到盟友的问题，解决各阶级阶层各党派的团结的问题，这是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关键。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又发表了《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再一次郑重号召：一切同胞们，一切爱国志士们，一切我国的军队，不分信仰，不分派别，团结抗日，一致救国”。呼吁说：“现在是我们全中国人团结一致起来救国的时候了”，“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迅速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能挽救我们的祖国。”[5](P74、75)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书，即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5](P385-386)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1](P490)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国共两党内部的团结问题，这是最终实现全民族的大团结的最重要的基础。中共党内的团结尤为重要。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5](P68)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提出通过实行党内民主，“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关于团结问题，他说：“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们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3](P278)而对于国民党内的团结问题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团结，中共也给予关注和尽可能的推动。正因如此，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对事变的性质和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也同时指出：“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5](P326)折射出中共此时把团结看得是何等重要。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对此谈到：“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1](P499)
就斗争而言，从此时开始，斗争的含义和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斗争的最大对象就是日本侵略者，成为真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过去的主要斗争对象成为团结的主要对象，与团结的对象虽然还存在着斗争，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你死我活，不再是为斗争而斗争。1936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记住：我们是为保护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斗争，不是为斗争而斗争。”[5](P190)从此，斗争形式和方法也发生改变。1936年1月，《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指出，目前的宣传工作不适应建立最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存在着宣传工作落后于形势发展、口号不适用、不善于区分宣传对象和清高等弱点”。[5](P82-85)在这样的反思基础上，提出了适应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任务的宣传工作的转变：(1)“一切文字的口头的宣传都应该以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强盗及其走狗蒋介石而出发。”(2)“必须以最痛切、最警惕的宣传去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经近临在全中国民众的头上，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派别、团体、队伍，都应该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共同的主要敌人。”(3)“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4)“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5)“要分别群众的觉悟程度，分别宣传的对象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千篇一律的平均主义的宣传工作须迅速的改正。”同时，在宣传的方式与方法上，“也必须力求迅速的转变”，如“一切的宣传必须普遍深入，通俗简明，改正过去一些高谈阔论使人烦厌的宣传”；“一切的宣传工作中须与组织上的团结紧密的联系起来。从宣传鼓动中，不失机会的及时的去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到党的任务上来。”[5](P83-85)
所以，将团结纳入自己的政治逻辑，竭力争取全民族的团结并不表明中共放弃原则和斗争，有些斗争恰恰是实现全民族团结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说，斗争是为人民，为抗日，斗争以团结为目的。1936年9月，《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指出：“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5](P262-263)1937年毛泽东在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答史沫特莱时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1](P483)但无论如何，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为团结，为抗日——最根本和最紧迫的斗争，包括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更是如此。1936年9月，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说：“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对蒋“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7](P70)
可见，两种斗争的目的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对团结对象的斗争，终极目的是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及胜利；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以武器来批判，对于团结的对象尤其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般情况下则仅以批判作武器。
瓦窑堡会议前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从发现差异到求同存异，实现了从斗争的政治学向团结斗争的政治学的转换。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转换，除了客观上外部环境的剧变使然之外，主观上主要源自于此时自身的自信，即对自己的生存与安全有了基本的预判，相信在未来联合与团结原来的异己和敌对势力之时，至少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在政治生活中，联合和团结他者的基本前提就是自身能够存在，当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发生严重问题抑或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时，联合和团结他者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反复强调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有了落脚点的意义也就在于此。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就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一切空前的困难，消灭了敌人许多拦阻的队伍，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取得了会合，击溃与消灭了不抵抗将军卖国贼张学良的部队，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中心。”[5](P31)瓦窑堡会议决议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十一省区二万万以上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的革命种子。中央红军与二十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他同目前的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合，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并吞，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5](P47-48)
同时，中共十几年来尤其是1927年后的近十年来积累的政治经验，也增加和强化了这种自信。1936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到：“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1](P400)同年10月，毛泽东等《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也表达了这种经验和自信：“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中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1](P458)
同自信和以往经验相比，归根到底，为拯救国家民族出水火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是实现这种转换的最强劲的动力，在主观上，中共及其政权的代表性从工农扩大到整个民族就是最好的说明。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明确写道：“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5](P56)
从斗争或阶级斗争单方面来定义政治到从团结斗争两方面来定义政治，表明中共对中国政治及自身政治认识的深化。团结和斗争是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革命时代两个基本的政治策略。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民族危亡的环境下，中共谋求党内团结、国内团结、民族团结、同过去的仇敌团结，表现出其政治认知及选择的高度和理性。此前一味斗争的偏向则是对中国政治实际的复杂性缺乏认知的表现，而不断扩大团结的对象，成为中共革命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大体在这前后，团结，不仅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越发成为中共政治词典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果说斗争是中共革命的一个当然的核心命题和内容，那么，团结就是在实践中发现并不断清晰化的一个同斗争具有同等甚至是更为重要价值的核心命题和内容。斗争是政治，团结更是政治，选择团结和选择斗争并重，甚至团结更重要。团结的政治学和斗争的政治学由此构成了中共革命的两大策略支点，也是互动的两大机制。这种转换，表明中共的政治逻辑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转变，从政治的实践中懂得了政治的逻辑，学会了如何思考和选择政治，对政治是什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自身从事的政治是什么有了较过去更明晰的认识。从政治实践中实现了政治理路的转换和政治理念的创新。正是靠着这种转换和创新，靠着全民族的大团结，才赢得了抗战的彻底胜利。但这种转换尚不是终点，以后继续发展并更加成熟和完善，到40年代后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斗争的对象越来越小，团结的对象越来越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使中共最终赢得了国家政权。
因此，比较而言，团结的政治学更具有中国化的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化敌为友的政治学，友爱团结的政治学比斗争的政治学更为重要。化敌为友，友爱团结有时就是最为有力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窑堡会议不仅在当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阶段”，而且将团结纳入了自己的政治逻辑，作为自己一个基本的政治理念，在中共近90年的历程中也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或许是75年前的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统一战线构建与全民族走向大团结的历史留给今天所有中国人最应珍视的宝贵财富，并与今天和谐的政治学有着内在的关联。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和一个具有显著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超大型社会来说，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友爱团结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学，而和谐的政治学就是团结的政治学在今天的新发展。
注释：
①1936年9月，毛泽东等在给朱德等的信中明确提到：“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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