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高考能否与新课程同行——关于“课程改革与语文高考”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课程论文,课程改革论文,语文论文,同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一个并不遥远的年份里的一场考试，可能会决定很多教育理想的现实命运。
对于已经在四省区进行实验的高中新课程，老师们的一致疑问是：“新课程好是好，就是高考会不会改？怎么改？”我知道，只要高考方案一天不明朗，老师们的迟疑就一天不会消除，课程改革也难以真正地“深入人心”。
最现实的问题是，下一学年，代表了高中新课程最大亮点的选修课程，会不会因高考未决而处于徘徊状态？
箭已在弦上。
高考到底会怎样改革？能怎么改？我们除了等待、观望，能不能拿到桌面上来大胆想、大胆说？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政府的事，是课程改革者、教育专家、考试研究人员的事。而实际上，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社会里，像高考这样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民间舆论与智慧”往往是重要的决策力量。
3月的上海，就先有了一场在高校中文系的学者们，包括率先实行高中新课程的3个省的有关人员之间的讨论。话题就是：“课程改革与语文高考”（注：此次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承办。本文为发言摘录。顺序有调整。）。性质是：“民间立场”。希望是：“反思、批判、争鸣、建设”。
这将只是一个序幕。
“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高考的改革”
——高考改革的现实背景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在中学语文课程改革已经走到了节骨眼上。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高校在扩招，有的学校的招生数翻了一两倍。整个教育开始大众化。在这种态势下，中学语文必须改革。其次，汉语语言水平普遍下降，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这对语文教育改革是一个机遇。第三，我很看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尽管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实际上是前一段关于语文教育讨论的一个产物，也是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的要求的产物。因此，虽然有一些人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不同意见，但总的来说，要落实、要推进，不仅因为这是教育部的课程政策，也因为它确实可以为我们中学语文教育提供机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方向应该肯定。
现在有高中选修课怎么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我最担心的是，第一，怎么让普通的中学把课开起来？教师的水平能不能达到开选修课的水平？我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第二，这次课改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正视高考。如果我们的课程和高考是脱节的，那肯定要失败。对高考的批评足够多了，我们可能不喜欢高考，但目前它还要存在，就必须与它挂钩。有些问题是非常实际的，比如，选修课怎样考试？在高考中如何体现？从理念上讲，选修既然提倡的是个性化学习，那就不应当再和高考挂钩。可是如果在高考中不体现，那很可能就得不到重视了。课程改革当然最好能带动高考的改革，但也不可能就颠覆了高考。课程改革是新的探索，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怎么成功，但走到这一步，必须坚持实验，不要就是一顿批评。批评是必要的，但只是批评、颠覆，我们无所适从。多少年来我们翻来覆去做了很多事，浪费了很多时间，跟这种思维方式都有关系。语文，谁都可以批评，不像物理、数学，一般人批评起来比较困难。可见语文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比较密切。但要考虑一下，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无休止的争论上面。要多实验，多总结，多做些务实的工作和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来。
方智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也谈点我的想法。第一，从课程标准实施以来，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教育理想的实现是多么不容易。越到教学层面，越到考试评价层面，现实的考虑就越压迫教育理想。爱德加·莫兰就讲过一句名言：“现实抵抗观念。”这个观念是指先进、正确、理想的教育观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有人说它是语文教学的宪法，它的实现恐怕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这个标准里有很多要求，我认为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也不是每一个地区、每一所学校、在每一个学生身上都可以落实的，但是我们要追求。关键是，怎样在理想和现实、现实和观念之间寻求平衡点。关于语文高考改革，目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课程标准、新教材、教学行为和考试评价之间的落差。课程标准的理念转化为教材时，中间有一个落差；由教材到教师的教学行为，最后到教学评价，中间也有落差。这种落差是客观存在的，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消除的，也许只能求“最大公约数”。承认这个落差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减少急躁情绪。我的意思是，要有改革的思想，但是不能急于求成，要逐渐过渡，逐步到位。这样就可以既积极又谨慎。特别是考试评价的改革，相对于课程标准的制订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力，它对社会的震动、对于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导向作用都是非同小可的。因此，我的观点是，要注意到各个层次的落差，尽量寻找平衡点，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高考的改革。
“不要让那些书读得多的学生在考试当中没有发挥的机会”
——高考应该怎样引导教育
雷实（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今天大家提到了语文素养，这是一个概括性很强的词，但内涵比较模糊。在高考当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一些基本的出发点，然后再想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让学生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字，喜欢学语文、爱语文，不要让他们在乱麻一样的选项中去寻找所谓正确答案，在无休止的习题中感到烦躁不安，不断地败坏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的成绩是班里的第一名，与第二名分数差距达40分，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他每天不停地做习题，做得老师都感到痛心了，班主任找他谈话，说你不要再做习题了，他的眼泪马上掉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这样的导向就不好。
第二，要让学生有大量的阅读积累。简单的现代文，不要出那么复杂的题目，不要让那些书读得多的学生在考试当中没有发挥的机会。还有选修课，我们将来也要注意。美国《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个报告里说，美国选修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生都不愿意选择学术类课程，都愿意选“甜点课”，就是那些比较容易拿到学分的课程，比如化妆、风俗等。因此，美国人在他们的课程标准里说得很清楚：学好学术性选修课，对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谋取一份好的职业有利。这就把评价和标准结合起来了，以此来促进课程改革。我们的语文要注意引导学生读点先秦诸子百家的书，学点《论语》《孟子》等。台湾的高中生每周有一节国文课来学中国基本文化，一共有六册书，第一册到第三册是《论语》选读，第四册、第五册是《孟子》选，第六册是《大学》《中庸》选。教材很薄很精，我们可以借鉴。
第三，如何引导学生写出的文章文从字顺，逻辑比较清晰，不要有什么错别字，就此而已。不要期待学生在考试中写出什么好文章来。历来的状元文章中就没有留下多少名品。
巢宗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高考试题要能够引导在校的高中学生掌握好语文课程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高考命题除了要研究学科内容与目标的分布、试题的信度、难度、效度和区分度以外，还应当考虑试题会对高中语文教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引导学生在语文学科中学什么、怎么学。例如，我们在语文高考试题中提出了关于默写名句的要求，这些名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审美的享受，对语文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这些试题引导了众多学生去背诵成千上万条名句。但是这种零散句子的背诵，对于培养语感（包括对诗文篇章的“感觉”）起的作用还是不够大；而且，要求默写的名句没有给定范围，有的考生背熟了几千句可能还是得不到分，许多在校的学生见此情况就会失去信心，干脆放弃这几道题。所以，从“引导”的角度看，语文高考试题中的“默写”题还需要调整命题思路。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是要他们织一块锦缎，还是选一块锦缎”
——主客观题与语文素养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必须改革，就是作文与客观题的分值比例。作文目前只占40％，从我们国家考试的历史来说，把最能代表一个人语文素养的作文分值比例降到40％，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汉武帝开始，我们国家有两千多年的考试史。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考一篇文章。民国以后考大学，根据我不完全的涉猎，语文只考作文的次数基本上占绝大多数。我们1955年前后考大学的时候，语文试卷中作文的分值比例达80％。1957年语文试卷就是考作文。为什么后来会产生这些所谓客观题的考试形式呢？因为用作文来考，可比性比较差。于是在科举考试中有了分科。分科还不好比，怎么办？形式上限定八股文，但可比性太强了就变成束缚。后来又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办法，比如，填空题、问答题、选择题等。尤其是后来托福式的客观题，有利于评分，但是不利于学生素质的考查。这是一个商业化运作模式，产生于1964年。由于让学生用英语来回答英语，不好评分，不好赚钱，于是想出了选择题。这实际上是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变成了非常简单的是非题。这个模式的最大问题是高分低能。现在美国人自己也觉得有问题。2005年他们把客观题减少到15％～10％，把口语的问答和作文增加到85％～90％。可见，40年的客观题、标准化是短命的；从董仲舒应考开始的作文考试形式是长命的，为什么？因为它最能显示人的素质。如果有人把四块锦缎放在你的面前，让你从中挑一块最好的，我相信这不需要多高的智商。但是要求你织一块锦缎给我看看，看谁织得最好，这需要相当大的创造性。问题是在高考中，我们是要他们织一块锦缎，还是选一块锦缎。
实际上，我们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高考改革，是受了美国强势文化的影响，是把他们的东西教条主义地加以使用。用美国考低级英语的模式来考我们的高级汉语，到最后，我们的古典诗歌都拿来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没有水平的。这个模式定下来以后，成为了官方的一种模式，统治了我们二十多年，问题出了很多。我在大学教一年级，学生入学时的语文分数越来越高，可是作文水平越来越低。托福模式不改变，课程改革就会被消解。一个作文水平只有60分（作文总分100分）的学生，水平是比较低的，而一个得80分的学生，其水平是比较高的，这其中要花多大的努力呢？假设方法正确，路子也对，最多只有15％的学生可以从60分水平提高到80分水平，而且难度相当大，需要语文素养的大幅度提升。按照现在的高考体制，总分150分，作文占40％，那么其间分差为12分。可是在其他总分为90分的客观题里，要提高12分，可能只要几个月或半年就可以达到。所以这种标准化的客观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如果从进入高中起，就告诉学生，练习中有一个绝对的对的和绝对的错的答案摆在那里，这样还能有什么多元对话？还能有什么想象力、创造力？这是严重的形而上学。你让学生自己来写一篇作文，首先要形成观念，看学生有没有独立思考、独立形成自己看法的能力；其次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然后对观念加以发展；最后由观念形成一条逻辑线索，不断加以丰富，不断组织语言，防止思路徘徊，还要防止走题。这需要很高的智商，比简单判定四个答案要难得多，水平要高得多。托福模式，就是一窍不通也不会得零分；有的人即使答对了，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人想多了，但是却没有做对，知其然而不然；有人不懂，但可以蒙对，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这不是鼓励“蒙”吗？如果不改革这60分的作文模式，我们的素质教育最终就会如鲁迅所说的：空欢喜一场。现在允许各省自主命题，我们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可是，如同毛主席所说，习惯和现状往往把我们捆得死死的。标准化考试搞了二十多年，你把它拿掉，不行啊！有的人不能接受、不习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要解放，要打破美国强势文化带来的教条主义和文化自卑感。如果能把作文的分值比例放大到80％，那么我们的中学语文课堂就会发生大变化。
雷实：我赞同提高作文分值的比例。让一般的作文都能拿到基本分，真正有思想的、有自己观点的，可以把距离拉大一点，给他一个高分。这将有利于选拔人才。以前一篇文章就可以分出好坏，为什么现在就没有这个水平了呢？如果好好分析一下，主观题命题水平和评卷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目前语文高考现代文阅读中的简答题多半是复述、概括文章的基本内容，赞扬原文的写作长处和观点。客观题的假设是有一个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判断存在，可现在，很多的主观题也成了这样。例如，在给出一篇现代文后，有这样一道阅读题：“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吉卜赛人，装一个猎户”，世界上的人还有很多，作者为什么偏偏提到这几种人？为什么用“扮”“装”这两个字眼？对后一问，学生只要答这两个字眼用得多么好就可以了。有的试卷提供的现代文，事实有误，观点经不起推敲，仍然要考生按命题者的理解去“赞同”，去“发挥”，这是让学生“尽信书”。如此考下去，学生还能有什么判断能力？有什么批判能力？这样的主观题显示的是文化的悲哀。
从教育评价学的角度出发，对于主观题的编制，应该考虑有一定的层级标准。但我们现在一般达不到。中国人阅读的标准古代有，我们需要总结。布卢姆对认知目标的分类可作参考：具体知识与理论结构的知识是不同的；复述、解释的能力与分析、综合、评价（内在证据判断、外在准则判断）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语文高考考查高认知能力的题目不多，这是一个大问题。要提高命题水平，必须对评价者的命题工作进行建设性的再评价。另外，作文命题上既要避免背文章就可以应付的题目，也要避免学生拿空话、套话来应付，什么“诚信”“心灵的选择”之类的题目，是很容易应付的。而有些题目则值得考虑。比如，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招生，有一道题：“孔子言上智与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旨异同，盖举其大义以对。”考的是国文基础、对教育的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当然，这类考题具有专业取向，像法国高中会考分“文科、经济科和理科”，每科有3道作文题，极有挑战性。例如，2001年的试题要求分析休谟、尼采、卢梭文章的哲学意义。去年，江苏语文高考中的“水的灵动，山的沉稳”话题作文（有人说此题很难，但如果出两题，另一题容易些，那么这样的作文题就可以拉开差距）；浙江的题目中先介绍什么叫人文素养，然后以“人文素养与发展”为话题要求学生作文，重新认识自己与他人；湖南以“家庭教育”为话题；福建的作文有10道选择题，5个人物，5个文学形象，由学生任选1个为话题。这些题目看起来都还比较好。但到底好不好，还要看样本的分析。
王土荣（广东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我们的思路也是希望把作文提高到75分（总分150分），最好是分大小作文，大作文50分，与现在的高考差不多，小作文25分。作文的命题方向，一是基础性，重实用；二是个性化，在防止宿构后重开放。根据我们的阅卷经验，有些学生在考场上写的是背好的文章，如果只是考一篇大作文的话，有失公平。另外，我们还想延长作文的时间。现在学生在考场上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写作时间，太紧张。提高作文分值后，要有3个～5个人来评一份作文试卷，使公平性有保障，而这一点也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提高作文的分值比例是可行的。
对于减少选择题，大家都达成了共识。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拿了某年高考卷的48个汉字来组成选择题（总分100分），让语文水平比较低的学生来做，发现他们中最高可以蒙对52分。把这些词换成填空题再给他们做，差距就可以拉得很大，最高可以拿到92分，最低的只有5分。这说明原来的选择题区分度是比较低的，如果可能的话，选择题还可以减少一些。
“高考方案设计的难点是如何覆盖选修课程”
——语文选修课程该怎么考
苏盛葵（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教研员）：因为自己工作性质的缘故，每天都要面对教师们的询问：2007年高考到底怎样考？所以对高考思路我们也做了很多探讨。总体考虑是：一是指导思想要和新课程的特性、结构匹配。二是要有利于高中课程的开设。三是要有利于引导教学。四是要有利于考务的操作。五是要有利于高校的选拔。具体想谈两个方面的想法。
首先是关于试卷结构。这与考试的次数有关系。我们海南初步有这样的设想——将基础考试与选择考试分开考，高二的时候考基础考试，高三的时候再考选择考试，分别对应必修和选修科目。由于语文到高三才能修完，我们初拟采用一张试卷、一次考试的办法。这一张试卷分两部分：卷一和卷二，分值150分。卷一全部都是必修的内容，分值100分，占总分的67％左右。对于这个比例争议比较大，我们主张保守一点为好，不能比例太小。卷二全部是选修课的内容，50分，占33％左右。卷一为综合卷，题型多一点，准备借鉴中考的经验，客观题限制在15％以内。作文占50分左右，不高于60分。卷二主要以简答和分析题为主，覆盖5个选修系列，采取超量给题的办法，每个系列给2至3道大题，总共给出12道左右的大题，学生可在其中任选5道作答，多答只以前5道为准计分。每道大题10分，其中的小题不能太碎，最多3道小题。在分值上采取原始分相加的办法，不设等级制。
其次是关于命题，重点还是围绕语文素养。具体来说，就是从三个角度展开命题。第一是突出应用、审美和探究三大能力。第二是围绕四个特性：一是生活性，注重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考查学生语文运用的能力。二是人文性，体现试卷的教育价值，给学生人文关怀和人文滋养，同时也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所选的材料，所给的语料要美、要雅，不要钻牛角尖。三是综合性，就是要体现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综合运用语文的能力。四是探究性，考查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特别是独立思考、个性化表达的能力，分值可以少一点，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中考中做了一些尝试，现在想坚持做下去。第三是顾及课程标准中提到的五大目标。
命题技术上，难度系数考虑控制在0.65左右，大大低于目前高考0.5的水平，为什么要考得相对容易一些呢？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目前高校招生的数量增大了。2004年海南考生大学录取率是87％，而全国平均录取率也达到60％，这个比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高考的资格考试的功能实际上在增强，而选拔的功能在削弱。目前高考这么难，实际上就成了几百万考生竞争几所名牌大学的平台。在恢复高考之初以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录取率只有2％到5％，所以试卷要有一定的难度。但现在时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高考的难度一直没什么变化。第二，现行高考因为难度太大，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压力，使我们的教学陷于机械训练、猜题押题之中，人为提高了学习难度。第三，现在的高中新课程追求的是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学生在高中学习期间，是对某些模块初步接触、了解，不是深入和专门化的研究，我们课程标准提出的是最低要求，不是最高要求；而原来的高考对学生是最高难度的检测。这不符合新课程的理念。第四，高考难度大，势必带来平时学习难度的提高，容易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缺乏成就感，厌倦语文。目前中考难度系数也是在0.6左右。
在题型上要增大开放题或半开放题的比重，题量适中，增大选择性，卷一、卷二都要超量给题，这当中我们考虑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难度相近、分值相同，由学生选择答题。第二种情况，难度不同、分值也不同，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选择。第三种情况，提供适量的备选题，你答得越多，得分越多。现在正考虑拟出一两份样卷放到网上征求全省教师的意见。
海南省中考已经全部实行了网上阅卷。作文基本上由3人～4人阅卷。两位老师阅卷结果相差5分以内的，取平均分通过。相差5分以上的，由第三人再阅卷，如果3人中每两人评分相差5分以上，再流到第四个人评阅。这样的流程已经实现了。我们希望2007年的高考阅卷也是如此。
王土荣：考试形式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原来的一张试卷为两张或者更多张试卷。必考和选考结合是大趋势。高二上学期前半段，必修课程就全部结束，理论上剩下来的时间都属于选修课程，因此选修课程应该在分值上占40％比较好。但我们还是认为控制在30％比较合适。完全不考，选修课容易流于形式。如果先是三七开，后是四六开，这样的步子比较稳当。一方面是考了，另一方面，必修和选修有区别。我们希望选修课能在原来必修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和升华。
将来我们的试卷可以分两张试卷。选修试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每个选修系列都有题，由学生自己选择。还有一种，就是把学生选过的模块组成几个系列，比如，可以在学生选择诗歌、散文、小说的基础上设计一个文学系列，提取具有共同点的模块内容作为考试内容。这样对教学会有好处。
学生对选修课的态度与我们原来的设计有很大的出入。我们调查了多所学校，这里是其中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在看到课程名称后立即做出的选择：最热门的课程是说话艺术，有186人（学生可能觉得说话艺术很重要）；电影欣赏有150人；唐诗宋词元曲有100人；常用文体写作有98人；短篇小说欣赏有93人。第二热门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散文选有66人，中外戏剧欣赏有53人，新闻的阅读与写作有84人，传记选读有49人，语言文字的规范与运用有68人。第三个层次，也就是较为冷门的，唐宋散文选有16人，中国现代诗歌选读有19人，《论语》选读有6人，先秦诸子百家名著选读8人。这是在没有任何导向的情况下所作的调查结果。后来我们作了一些引导，说其实唐宋散文选和《史记》是差不多的，都是高考命题的热点，马上选的人就多了。作文几乎人人都选了，因为大家觉得作文是最重要的。我们后来又在一个市作了一个模拟调查，让老师来选，结果选开“写作”课的人最多，选开古代诗歌、古代散文类课的人最少，原因是老师们觉得教起来太辛苦了，花的精力太多，而学校是不会因此增加报酬的。同样是开选修课，当然选容易的开。因此，在高考当中，选修课的考法十分值得研究。
另外，我们感到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平时的考试中体现三维目标？口语交际非常重要，但是如何考？
总之，如果高考这一关能通过，课程改革一定能够成功。现在大部分教师还是希望高考能为课程改革服务的，希望继续沿着课程改革的方向往前走，因为新课程确实为语文的教与学带来了质的变化。只有一小部分教师认为，如果高考改革不能配套的话，那就回头吧。
郑国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目前高中新课程的评价有两个难点，一个是学分认定的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就是高考怎么考。相对来说，必修课程的学分认定比较好办，现在老师们最困惑的是选修课程学分的认定。从四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学业的评价基本上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形成性评价，一部分是试题测试。一般的做法是把）形成性评价折算成分数加上试题测试的分数，就是最终的学业评价。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是否体现形成性评价的价值，值得商榷。
对于高考的问题，从目前几个实验区的想法来看，设计的思路基本上是必修课程占一定的分数，选修课程占一定的分数。对此，我提出一些想法和问题供大家参考。首先，现在实验区高考方案设计的难点是如何覆盖选修课程。如果高考仅仅是针对必修课程的话，高考方案的设计就变得较为简单，可以直接将课程标准里的必修课程目标分解，变成考试说明就可以了。目前各实验区高考设计的思路，都努力想将选修课程纳入其中，并做出了不同的探索。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设计选修课程的目的是让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能够选择不同的课程，但目标还是一个：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换句话说，如何发挥选修课程的基础价值、共同价值，这是高考方案设计的难点。按照目前一些实验区的设计方案，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分别对应一定的分数，那么在实际的操作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如果高考试题明确赋予必修课程60％、70％的分值，那么就有可能引导学校将60％、70％的时间用在必修课程上，这样就至少要占用高中三年语文教学三分之二的时间。但是，按照高中课程方案，一般情况下，学校在高二上学期的前半学期就会结束必修课程。如果高考方案出台，“指挥棒”的作用就会使本来已经完成的必修课程，还会延长或加重，以达到与高考方案中所规定的分值比例。否则，肯定觉得不放心、不踏实。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原来苦恼的是考什么教什么，现在又陷入一个新的困境，就是教什么考什么。“选修了什么课，就得考什么课”，这是否是一个误区呢？众所周知，选修课的价值是，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通过选修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孩子的发展打下基础。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让孩子通过不同的路径，都能够爬到山顶上来，而不是规定所有的学生都走一条路。如果语文高考对于选修课程考的不是学生是否爬到了山顶，而考学生走的是哪条路，或者是怎么走的，我觉得这种导向是极其危险的。一方面，有那么多的选修模块，高考试题不可能全部覆盖；另一方面就会造成一个地区只开设与高考方案相对应的极其有限的选修课程，一般不超过两个系列。因此，我认为高考应该“打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强调选修课程的基础价值。例如，有的孩子就是喜欢《红楼梦》，而有的就是喜欢《三国演义》，高考应该针对的是他们学习了不同的内容之后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只要能够把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水平考出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考查的是基本素质。作为一个妥协的想法，如果语文高考方案还是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部分，我建议要处理好如何在必修课程评价中体现选择性，如何在选修课程评价中体现基础价值的问题。
苏盛葵：想回应一下郑教授。他提出在选修课程的考查中体现基础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我们也有几个困惑。第一，就是现在高中新课程由“整合”走向“切分”再走向“细分”，总体特点就是短时间、小容量、快节奏、多板块和个性化。如果把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打通来考查的话，在形式上有没有与高中新课程的大方向相冲突的地方？第二，怎样命题？能不能把5个选修系列的模块都融合进去呢？第三，学校可不可能开齐所有的选修模块？出这样的题，学生能不能作答？第四，如果还是大一统的传统考试结构，老师们就会觉得高考还没有变样，就看不到选修课程的价值，对教学也会有负面影响。
王土荣：我补充两句。郑教授所说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操作当中很难实现。首先，学生的负担会更重。现在广东省高三的学生要考9科，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科，如果语文当中又有12个～16个模块，这些模块学生都必须学习，教师都必须教，那么课程改革马上就会遭到抵制。东莞是广东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全市38所高中，有18所学校每所每年级不到6个班，也就是说，一所学校语文老师只有2人～3人，甚至只有一个人，这样的话，怎么去把12个～16个模块都开起来？命题也不可行。
方智范：现在的焦点、难点就是选修课程的考试评价问题。大家都谈了自己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个问题，我觉得，继承性可以相对强一点。在这些年高考改革进展的基础上，尽量按照课程标准来进行。
第一个想法，选修课的考查，无论是合卷还是分卷，我觉得应该基本上立足于三大能力（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来分叉。我主张打破5个系列，因为不管是几个系列，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设置的。坦率地说，这5个系列，我们课程标准组的人也并不是都很满意。比方说，“新闻与传记”，我们也曾经想：不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系列，而是纳入到诗歌、散文中。散文并没有说一定是文学性散文，还可以包括别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把“新闻与传记”单独拿出来了。再比如，“文化论著研读”，我们原来的考虑是既有论著的阅读，又有大量的文化专题的研讨，让学生从实践的层面去关注、参与文化建设，在这里面提高一种探究能力。而现在的设计，更多地倾向文本研究。5个选修系列本身是否尽善尽美，要打问号。《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主张学生语文素养主要体现在应用能力、探究能力和审美能力上，因此，我主张粗一点，根据三大能力来分叉。比如在阅读上，选修课程的命题可以三分叉，就是文学类文本的阅读、实用类文本的阅读和论述类文本的阅读。这是我个人的考虑。
第二个想法，选修课的命题思路不要与具体的模块扣得过紧。防止刚才郑国民教授提出的，这个学校开了《红楼梦》，没有开《三国演义》，那考试的时候就考《红楼梦》？如果考《三国演义》，学生能不能对付啊？所以，我觉得命题内容不能拘泥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课程知识，命题的材料，假如出自《红楼梦》，但是学过《三国演义》的学生，也能来回答有关的问题，四大名著都有可能成为考试的范围。可是一所学校要把四大名著都列为选修课，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我想命题考的应是阅读、欣赏小说的基本能力，比如情节的问题、人物的问题、叙事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以及环境和人物、情节的关系问题，就是分析小说的一般能力，既可以对付《红楼梦》，也可以对付《三国演义》。这很重要。如郑国民教授所说，选修课也要体现基础性价值。它不是要培养红学家，不是培养《三国演义》专家，他学的是《红楼梦》，不是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培养的是小说阅读的一般能力。这个思路应在命题中有所考虑。
第三个想法，选修课处在尝试阶段，师资准备严重不足，素质有待大大提高。对选修课的评价，这是第一次，因此，我主张选修课的命题难度要适当降低，问题要粗化、浅化，要留下比较大的探索空间，使选修课和高考改革逐步到位。如果一下子钻到非常专业化的套子里面，就会非常危险。所以我觉得在命题思想上宁可粗一点、浅一点，来调动学生学习选修课的兴趣，调动教师开设选修课的积极性，也给选修课教材的编写留下发展的空间。
巢宗祺：我们设想，语文新课程的高考试题可以分“共同题”和“选做题”两大部分，跟《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必修课程目标和选修课程目标大致对应。“共同题”所占的比重可以在60％～80％之间，试卷的其余部分为选做题。选做题可以按照选修课程5个系列的目标设计5组题目，各组题目分量相当。
为什么要将语文高考试题分“共同题”和“选做题”两个部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开设必修课是为了让所有的高中学生获得必要的、共同的语文基础；开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因为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需求是有差异的，高中新课程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关注学生的差异，帮助学生有选择、有个性地发展。我们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方面走出了这一步，但是如果不能在高考这一环节上提供配套的措施，那么，“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最后只能是一句空话，结果仍然是全中国的学生考同样的语文，学同样的语文。而且，学生为了应付内容全面的共同的试题，必然会把所有的选修课一一学过来，学习负担会很重，甚至比过去更重。因此，语文高考试卷的设计应该体现语文课程“共同基础”和“多样选择”的原则。
要体现“多样选择”，在试卷上设计几个分叉为好？我们提出把选做题设计成5组题目，这当然是为了跟选修课程5个系列的目标相对应，同时也考虑到学生和教师的负担问题。如果把5个系列的课程目标归并成3组，如“文学类、实用类、论述类”，这也是一种办法，分叉减少，命题负担也可以减轻。不过这样做可能会碰到三个问题，第一，目前能开设的选修课，这三类之间不平衡，“文学类”的品种比较多，“实用类”的其次，“论述类”的最少，试卷设计的导向和学生的学习兴趣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第二，“文学类”选修课程包含“诗歌与散文”和“小说与戏剧”两个系列，要是把这两个系列合在一起设计一组试题，从学生的学习与应考心理来看，他们会把这两个系列的选修课和教材全部学下来，这个学习量还是不小的。第三，有的学校规模较小，教师人数少，力量较单薄，如果按5个系列的方案开设选修课并设置高考试题，那么他们略加准备，先集中力量开出一个系列的选修课，难度还不是太大。如果按那三大类的要求来设置，恐怕有不少学校会适应不了。
高考因为其肩负责任的多样性，改革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要体现课程改革的理念，要引导关注语文素养的培育，就应当对作文乃至主、客观试题进行研究和改革，但是一系列的问题也由此而生。比如，要提高作文的分值比例，那么阅卷人员的素质与评分办法的公平性必须得到保障，否则就是一句空话。同样，在更加具体的命题方面，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建议，诸如，可以引进“过程”“层次”的概念，不完全以结果为评判依据；考查语言的积累方式应灵活多样；应该进一步加大开放度，鼓励学生有个性地发展；文言文的考查要多从注重实、虚词的用法转到内容和意义上来，等等，但这些都需要有专门的、长期的研究和测试做基础，建立起比较科学的命题和评卷依据。在阅卷人员的选用、培训、待遇等机制上，还迫切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语文选修课程如何考，不仅是此次研讨会的争论点，也是2007年语文高考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是“怎样考”决定了我们下一学年里怎样开设选修课。但是，从上述讨论来看，实际上，也是“怎样教”潜在地影响着“怎样考”。这“怎样教”不是停留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上的课程设计，更是指我们现实条件下的课程实施状态。要寻找到介于两者之间的合理道路，仍然需要更多智慧的介入。
2007年高考会怎么考？——一个敏感而很有讨论空间的话题。
高中选修课如何进入高考的视野？——牵动每一个高中教师的节点。
我们期待思想的交锋让道路日益明晰，让教学不再徘徊。
讨论，还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