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的效益观_市场经济论文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的效益观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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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存在一个劳动消耗和劳动成果的关系问题,即效益问题。档案工作自然不能例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不同,因而也就存在着不同的档案工作效益观。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社会变革,究竟对档案工作效益观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树立一种什么样的档案工作效益观?这些已成为摆在广大档案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

一、转轨时期档案工作效益观的误区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档案工作者正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毫无疑问,每一个新的视角,都会有其新的发现,也都有其无法避免的“盲点”。市场经济的冲击,一方面使单一的价值观发生裂变,从而使档案工作效益观趋于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从而使档案工作效益观趋于片面化。

转轨时期档案工作效益观的误区的形成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常态偏好密切相关。所谓社会常态偏好,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重复出现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某种目标及其价值取向的选择。[1]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那种“一大二公”、“大锅饭”和“算政治帐”的社会常态偏好,压抑了档案工作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档案工作及其效益的正确认识。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过程中,社会常态偏好中的消极面,诸如社会行为短期化、价值取向功利化等也同样在“排斥”着档案工作,影响着人们对档案工作及其效益的正确认识。由此可见,档案工作效益观误区的形成,是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常态偏好这一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

当前,档案工作效益观的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片面追求档案工作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求经济效益是一种时代性的要求。但如果人们在讲求经济效益时只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不及其余,那么,这种追求就难免会滑向片面化的岔道。

片面追求档案工作经济效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服务中的错位。近年来,人们十分强调档案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提出“经济建设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关注的是在这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现象:过分强调和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从而弱化和轻视为其他各项工作服务。这点显然与档案工作服务社会的宗旨不相符。档案工作服务社会的内容和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还要为社会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服务。

片面追求档案工作经济效益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部门档案工作的错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档案工作固然要体现这一时代的精神,相应重视和加强经济部门的档案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在重视加强经济建设部门的档案工作的时候,却相应忽视了非经济部门的档案工作,甚至是采取一种应付了事的态度。这样做的结果,非但不能获得高的档案工作经济效益,反而会从整体上降低了档案工作效益,削弱了档案工作。

(二)一味纠缠档案工作的局部效益。

纠缠档案工作的局部效益有两种主要表现:一种是纠缠档案部门本身的收益而不及其余;另一种是以自己或本部门能否从中得到利益去衡量档案工作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习惯于从某一部门本身的收益情况来衡量该部门的工作成绩的大小与社会地位的高低,这种衡量标准对于全方位参与市场竞争的营利性部门来说是完全适用的。但把这种衡量标准不恰当地移到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的评估上就行不通了,甚至会把档案工作引入歧途。档案工作具有服务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其效益只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来实现,因此这种效益不可能直接体现于档案部门,而是包含在广大利用者的收益当中。如果一定要纠缠档案部门本身的收益,那么,档案部门只有通过办实体,搞创收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了。但在事实上这种做法的效果并不好,甚至造成本未倒置,对档案工作的发展不利。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有时还表现出一种十足的本位实惠主义的态度:如果没有亲自从档案部门获得好处,就不会承认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档案工作效益。我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切身利益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档案工作来说,这种心理是极为片面的。我们的档案工作者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味去迁就这种社会心理和“需求”的话,那就难以摆脱被愚弄的局面。因为这种以对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是否有好处来衡量档案工作效益的做法,永远不可能在认识档案工作效益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它只能导致“千人千面”,使档案工作者无所适从。

(三)急功近利思想。

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速度惊人,追求高速度本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是,如果不顾档案工作本身的特点而不择手段地追求“高速度”,那将会走向违背档案工作规律的另一个极端。遗憾的是,当前“社会如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行为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急功近利,平庸短视”。[2]并且,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已经蔓延到档案部门。

档案工作中的急功近利,其表现之一就是提早收集,馆藏泛滥。馆藏档案是档案部门服务社会的物质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期间的“轻装”、“精减”,造成了我国档案馆馆藏的贫乏局面,并且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贫乏的馆藏中尤以反映经济建设的档案更为稀少。现在,有些档案馆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的不足,就急于提早收集,似乎反映经济建设的档案收集得越多就越好,甚至恨不得把某些经济部门的档案室工作全盘包下来。

急功近利的另一个表现是档案服务工作向“短平快”项目倾斜。人们往往热衷于在短期内能获得明显经济效益的服务项目,诸如土地、房产纠纷的凭证服务以及其他经济纠纷的凭证服务等。由于这类服务一方面是服务对象所获经济效益明显、快捷;另一方面是档案部门收取服务费也较为顺当、可观,因此,对双方来说都是见效快的。当然,重视开展这些服务是应该的,但因此而忽视为其他方面服务,显然是档案服务中的急功近利行为。

二、树立档案工作的全面效益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必然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追求高效益。但我们所追求的不应是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那种片面效益,而应是一种受市场经济积极引导并能体现档案工作特点的全面效益。

(一)全面考察档案工作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并注重对其进行边际分析。

市场经济有一条重要规律,那就是要求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计成本,算得失。因此,档案工作者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环境,首先就要实现从单纯的档案效益观到档案工作效益观的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多从档案的价值和作用的角度去谈论档案的效益,而真正从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关系来谈论档案工作效益者较为少见。这是导致档案工作只着眼于档案本身而不计较成本消耗和利用收益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它的集中表现就是“重藏轻用”。现在,我们要从比较的角度来考察档案工作的效益问题,强调档案的有用性与档案工作的“盈利”性(此处仅是借用“盈利”一词,指档案工作追求收益大于花费的价值取向)相统一,既重藏又重用,并且讲求从收集到利用的整个档案工作过程的高效益。应该说,这种效益观是符合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精神的。

另外,档案工作的每一单位投资与所带来的收益又是不均等的,因此,讲求档案工作效益不能简单地看总收益与总费用之间的关系,而要具体考察分析总投资中每一单位投资与所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增量分析或边际分析,以寻找档案工作投资的“盈亏”临界点。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投资不足是不行的,但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认为档案工作投资越多就越好,事实上,不经过边际分析的不切实际的投资目标是难以获得高效益的。

(二)档案工作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要讲求社会效益。

档案工作的服务内容和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档案工作的效益也是多方面的。档案部门为社会提供档案服务,既可使其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起重要作用,具有社会效益。因此,任何片面地追求一种效益而忽视另一种效益的倾向都是欠妥的。

为了使档案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整体上达到有机的统一,经济部门的档案工作和其他部门的档案工作应同样受到重视,不能因为搞市场经济就重视经济部门的档案工作而另眼看待其他部门的档案工作。另外,档案服务要做到全面,尽可能地做到一视同仁。当然,在某个历史阶段,为经济建设服务可以成为档案服务的重点或中心,但这毕竟只是档案服务诸多内容中的一项。档案工作还要为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服务。从经济建设需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角度来讲,档案部门为政治、科技和教育服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再说,档案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贯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只不过今天的服务环境、内容、方式、手段等比过去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不应把经济建设服务推向绝对化。

再从档案工作经济效益的特点来看,它与其他工作的经济效益有所不同,它只能在档案部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来实现。这表明,档案工作的经济效益包含于社会效益当中,是一种社会性的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从社会的高度来重视和考察档案工作的经济效益,而不应用狭隘的纯经济的观点去看待它。从某种意义上说,讲求社会效益是档案工作经济效益的题中之义。

(三)档案工作既要讲求局部效益,又要讲求整体效益。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档案工作的局部效益与其他部门的局部效益不同。在有些部门,其局部效益是通过本部门的获益情况来体现的,而档案部门的局部效益,只能通过为社会上不同部门服务来实现,对于这种局部效益,档案部门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当然,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存在着有偿与无偿,收费多与少的区别。我认为,档案部门讲究局部效益,不应把眼光盯在有偿服务和收费较多的服务之上,因为这样做已经超出了讲求局部效益的界限而滑向了唯利是图的岔道。

档案工作的局部效益应该是指档案部门为具体的服务对象提供档案服务而使之获得的效益。由于在档案服务对象当中,既有重点,也有一般;既有“常客”,也有“稀客”。因此,档案部门多为一些重点的“常客”着想是允许的。讲求档案工作的局部效益应从这方面做文章,因为这种局部效益是构成整体效益的基础。但说到底,局部效益必须服从整体效益。

档案工作的整体效益,主要是通过“先入为主”和区别轻重缓急相结合这一服务原则来体现的。档案工作在通常的情况下对档案利用者应基本上奉行一视同仁的原则,按次序提供档案服务,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应有轻重缓急之分,即要优先考虑急需者和发挥效益明显较大者。“比如说,有一份档案,既对一般性的研究有用,又对正在冲突中的某一外交事件有凭证作用,那就应该优先安排提供给外交上使用”。[3]那怕是前者对档案部门来说有利可图而后者对档案部门来说无利可图,档案部门也只能这么做。只有明确这种整体效益原则,人们才能摒弃那种一味纠缠档案部门的收益情况和拘泥于本部门或本人的得益情况来评价档案工作的片面观点,去追求档案工作的整体效益。

(四)档案工作既要讲求现实效益,又要讲求长远效益。

档案工作是一项造福子孙的事业,它既要为现实工作服务,更要面向未来,着眼长远,为后代谋福利。因此,期盼档案工作充分发挥其现实效益,这是档案部门和社会的共同愿望。但人们不可企望投资档案工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惊人的收益,更不能给投资档案工作硬性规定一个“回收期”。

档案工作效益具有滞后性特点,这一特点不会因为现在推行市场经济而改变,因此,我们只能在尊重档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前提下而能动行事。档案工作效益虽然是滞后的,但又是长效的。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档案今天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而今天保存的档案将来还会发挥其作用。江泽民同志曾讲过这么一句非常中肯的话:“档案工作有它的特点,就是平时不起眼,也不引人注目,但是,一旦当你需要时,如果平时工作没做好,临渴掘井,就悔之晚矣!”[4]正因为档案工作有这么一个特点,因此,不克服急于求成的心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不着眼档案工作的长远效益,就无法正确认识档案工作。对于档案部门来说,平时做好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利用者需要的时候提供及时而周到的服务,去充分实现其现实效益。

总之,市场经济强调以利益为导向,一切按经济原则办事,这一方面有利于强化档案工作的效益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片面追求效益的短期功利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不仅要讲求效益,而且要注意克服各种片面的效益观点,讲求全面的效益。

注释:

[1]徐宽:《论社会主义企业的短期行为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晨一:《评80年代中国病:社会行为短期化》,《学术研究》1989年第1期。

[3]拙稿:《论档案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全面效益原则》,《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4]江泽民:《切实加强档案工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1987年8月27日),《上海档案》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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