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X整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本土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倡导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积极响应，如用阴阳思想来分析国家文化价值的动态变化；用阴阳和势的概念来构建组织变革的理论模型。 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哲学基础这一重要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黄光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缺乏系统的科学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科学哲学，并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李平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不但可以指导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而且还比西方的科学哲学更好，因为中国传统哲学适合知识的创造，而西方的科学哲学只适合知识的验证。李平把中国传统哲学界定为智慧哲学，而西方科学哲学则为知识哲学，且西方科学哲学强调理性，从而不可能做出知识的创新；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悟性，所以能够创造全新的知识。 笔者基本认同黄光国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科学落后根源的分析，但不完全认同他关于本土研究必须采用西方科学哲学的判断。笔者承认非西方国家没有发展出或者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科学哲学这一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两种可能的选择：①如黄光国所说，完全采用成熟的西方科学哲学来指导自己的本土研究，这似乎是最便捷的道路，也是很多学者正在践行的道路，然而，西方科学哲学具有特定的哲学假设，而这些哲学假设可能和本土哲学假设不同，如西方主流哲学强调世间万物有不变的本质，中国哲学则强调万物变动不居。由此，西方科学哲学与本土研究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矛盾。②创建基于本土特定哲学假设的科学哲学来指导本土研究，这显然是一项充满挑战但同时也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也是笔者所要探索的路径。 对于李平的观点，笔者支持他将中国传统哲学引入本土管理研究的思路，但不认同其自创的智慧哲学诠释。笔者担心这种诠释可能误导本土管理研究，尤其担心暗含在这种诠释之中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可能诱发许多中国人的阿Q精神。 笔者试图在以上两位学者所指引的两条道路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通过融会阴阳思想、儒道哲学、波尔互补原理及黑格尔辩证逻辑等中西哲学元素，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道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即X整合主义。这里的X可以看成是两个符号(＞和＜)链接而成，即＞＜，象征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整合及动态循环。这个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思想将贯穿在整个X整合主义之中。 1 李平的智慧哲学诠释存在的问题 LI对中国的道家、儒家和禅宗的智慧哲学诠释，可概括为3个方面：①以“道”的概念为其本体论；②以“阴阳平衡”为其认识论；③以“悟”为其方法论。以下，首先指出这一诠释在内容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志趣为求善而非求真，故而不能直接用来指导(虽然可以启发)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1)本体论方面 LI认为中国儒、道、禅3家都以“道”为本体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3家虽然都谈“道”，但其所指却各不相同：①儒家虽然也谈“道”，如韩愈的《原道》，但“道”在儒家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实体，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更具体地说就是宣扬圣人之道。宋代以前的儒家不太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儒家真正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理”。②道家和禅宗的道也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张广保已明确指出。在禅宗和整个中国化佛教中，“空”这个概念可能比“道”更具有本体论意义。 (2)认识论方面 LI认为中国儒、道、禅3家强调“阴阳平衡”。姑且搁置“阴阳平衡”是否能够被称为认识论这个疑问，这里只探讨这3家是否都以“阴阳平衡”作为其认识世界的依据。诚然，中国哲学学者大都认同阴阳，但中庸平衡却只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儒家强调执两用中不走极端；道家讲究出世守弱促变，选择的是弱势一端所以并不中庸，而禅宗要求修禅之人要放下、不要执著于任何事物，更非中庸。换言之，儒家可以说是both-and，道家可以说是either-or，而禅宗则可以说是neither-nor(这从禅宗六祖关于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的表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3)方法论方面 LI认为，儒、道、禅3家都以“悟”为其方法论。这里暂且搁置中国传统哲学是否有过专门论述何为“悟”、为何需要“悟”以及如何“悟”的疑问，只探讨这3家所谈的“悟”是否都是关于认识世界和创造知识的方法。“悟”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思，如领悟、觉悟、感悟、悔悟等。儒家谈的“悟”主要是指教学方式，如孔子讲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张载讲的“学贵心悟”。与儒家不同，道家和禅宗的“悟”具有哲学或宗教意义，但二者又有根本区别。张广保指出，庄子曾用“觉悟”来诠释人的修道活动，而修道则是通过精神的磨炼消除各种人为的智巧诈伪，清除由于人的理性的膨胀而导致的人的存在状态的异化，从而最终返复到与道体契合的人体的原初状态。显然，通过修道觉悟到的人体的原初状态和李平所说的用“悟”来创造全新的知识完全是两码事，因为老子有“绝圣去智”和“为道日损”的名言；而禅宗(或佛教)的悟，是人生的终极解脱，也就是生命摆脱有限的自我的拘束，从而达到彻底的醒悟。禅宗的“悟”的最高境界乃是拈花一笑式的心领神悟，这和新知识的创造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修禅之人所要禅悟的其实是佛祖那一套早已成型的缘起性空的佛学理念，所以禅宗有“顿悟成佛”的说法，这和李平所说的用“悟”来创造全新的知识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笔者不认同LI关于西方科学哲学由于强调理性，因而不能用来创造新的知识，只能用来检验已被创造出来的知识的判断。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对理性这个概念有两个层次的误解：①将理性等同于演绎逻辑；②将演绎逻辑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其实，现代逻辑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三段论逻辑。如果西方学者所强调的理性仅仅是LI所理解的“理性”的话，那么他们自然不能创造出新的知识，然而，现实是，西方所强调和使用的理性是个比逻辑更加宽泛的概念，KALBERG就曾经区分过4种理性，即实践的、理论的、实质的和形式的。显然，LI所理解的理性只是理论理性这一种之中的一部分，即演绎逻辑。 LI将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智慧哲学，而把西方的科学哲学称之为知识哲学，显示出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优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心态，因为在他看来智慧要比知识更高深。笔者不认同他对中西哲学的这种界定和比较，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志趣(冯友兰称为精神)不在于求真求知而在于求善求道。换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哲学的三论包括道理论、体悟论和修养功夫论，而西方科学哲学的三论则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且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不愿也不能用来求真求知。 中国传统哲学不愿求真求知，是因为中国哲学从萌芽开始就把求善求道作为了自己的志趣。中国哲学的源头《易经》主要是通过八卦判断凶吉以帮助人们逢凶化吉，道家追求无为而治天人合一，儒家追求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如冯友兰所言，中国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老子说要绝圣去智，返璞归真，而孔子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西方，求真求知却是哲学的主要目的，求知是为了认识世界从而改造和征服世界；但中国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不能征服自然，知识反而可能成为求道求善的障碍，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可以说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很少会为了知识而知识。 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求善求道的志趣影响到了古代哲学家思想表达的风格，他们的著述往往言简意赅并惯用格言、警句、比喻和事例等形式。在西方哲学家看来，这种哲学表达方式不够专业也不够透彻，但其实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刻意追求的效果。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明确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既然大道不可道，哲学家若非要道之以教化大众的话，那么他们必须用简练的语言加上丰富的提示去引导人们自己去领悟那原本不可道之大道。既然常名不可名，所以也就不去刻意追求专业性地命名他们要谈论的事物。中国哲学的这种选择和志趣进而影响了中国的艺术风格，如冯友兰指出的，“富于暗示而不是一泻无余，这是中国诗歌、绘画等各种艺术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中国的文学往往是意在言外，所谓得意而妄言，因为语言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障碍或包袱。这就是为什么在悟道的方法上，道家强调涤除玄览、儒家强调心斋坐忘、佛家强调参禅入定。只有妄言忘我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我不分、心物不二、天人合一。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这种追求天人合一的求善求道志趣，导致了其不能求真求知。这里有3个主要原因：①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名可以理解为命名或定义。如果不去命名和下定义，那又如何能去求真求知呢(如做西方式的、机械论的、还原主义式的科学)。②西方哲学家或科学家对事物的命名或定义通常是符合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A≠—A)的，而中国的阴阳哲学反对将你我主客天人截然分开，认为那样做是孤立地看问题、看世界，是错误的，所以中国哲学传统是主客不分、心物不二、天人合一，要求整体地、联系地看问题、看世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科学(即有机论的整体主义式的科学，如中医学)。③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主客不分心物不二，所以它无法求真求知。这是因为，主客分离和求真求知是有必然联系的，也就是若要求真就必须主客分离，从而让主体有认识客体的本质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如果主客不分，那么这个主体客观认识客体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了，因为当主客不分或主客合一时，主也是客，客也是主，自己是无法客观地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另外，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而这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只能在“物我两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也就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因为你一旦有意识，你就知道自我的存在，也就是知道我是谁，而当你知道我是谁时，你已经区分了我与非我，那就已经心物二元而非心物不二天人合一了。正如DESCARTES所说，我思故我在，有意识知道“我在”就是和“思”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那种无意识的天人合一状态中，能够区分物我的思必然是停滞的，在这种状态中，很难想象新的知识可以被创造出来。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和追求主客(天人)合一，所以它注定不能成为求真哲学，而只能是求善哲学，因此它不可以用来直接指导(但可能启发)以求真求知为目的的当代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由此，李平的中国智慧哲学诠释不能成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本土哲学基础。 鉴于此，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所需要的道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方面提出一些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统称为X整合主义。 2 道理论 在西方哲学体系里，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西方哲学最高范畴“是”(being)的学问。从语源学角度来看，onto这个词根在希腊语中就是being的意思。俞宣孟指出，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特有的学问，中国哲学体系里有关于世界本源的本根论，但没有本体论。 笔者反对李平把道家的“道”这个概念视为中国的本体论的做法。很多人都认为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西方主流思想强调万物有不变的本质，而中国哲学则强调万物变易不居。显然，将基于万物永恒变易思想的道论和基于万物有不变实质思想的本体论捆绑在一起实在是牵强附会。 笔者认为，在建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研究哲学时，其实可以绕开本体论问题，原因如下：①在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日渐式微，知识论或认识论日益受到重视，成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②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没有本体论思想，但中国哲学并不缺乏形而上学，道家的道论和儒家的理学自成体系深入人心，虽然不能也没有必要将道论和理论比附成中国的本体论。更何况做本土管理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究管理实践的道理，而并非是那玄之又玄的本体，所以，完全有必要并有可能建立一套道理论，与西方的本体论相对，作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哲学的三论之一。 道和理作为哲学范畴最早出现在先秦哲学里，那时，“理”还不是一个和“道”处在同一层次的哲学范畴，即道高于理。韩非子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按照韩非子的说法，道是不可言说的，而作为存在于万物中具体而微的道的理则是可以言说的。庞朴指出，“庄子甚至说，道之在器，每下愈况(《庄子·知北游》)，即愈是下贱物器中，道之存在愈显著，盖以其更近自然不假文饰故。苏东坡论乐有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也是这个意思”。 “理”被儒家提升到与“道”同等的地位则是北宋程颢、程颐两兄弟之为，其目的是要抗衡道家和佛家思想，但宋明理学所提炼出来的“理”和道家之“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可以选择任用其一，或者也可以将两者并列使用为“道理”，以之来建构中国当代的道理论。 根据“道可道、非常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个基本命题，首先，将道理分为可以言道之道理和不可以言道之道理，这二者可以视作一对阴阳。其次，继续把可道之道理和不可道之道理再继续一分为二。借鉴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区别，将可道之道理一分为二为生活世界的道理和科学世界的道理。借鉴波兰尼的默会知识理论，将不可道之道理一分为二为我自己知道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和我无法用语言或逻辑来帮我获取的道理。 笔者借鉴WALLNER在他创立的建构实在主义哲学中将世界一分为三的做法，将老子的“大道”或朱熹的“至理”看成是wirklichheit，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却永远也无法知道和表达出来的，因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简言之，作为世间最终极的“道理”，它是客观存在的，却不能用语言把它说道明白；能用语言说出来的道理都是普通的道理，而不是那个不可道的终极大道至理。 至于为什么“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并没有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波尔的互补原理提供了一个解开这个千古谜团的思路。BOHR认为，可以观察到的事物的状态其实不是事物本来状态，而是被观察者和用来观察它的工具互动产生的一个状态。人类创造出来的语言其实也是一个工具，当运用语言来表达一个事物时，以语言描述出来的这个事物的状态其实也是这个事物与平日所用语言互动产生的一个状态。 由此，面临一个问题，即将道理一分为二之后，老子的那个不可道之大道或至理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这个“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这里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怎么化解这个问题？笔者的方案是把这个不可言道之道(unspeakable Dao/Li)转化成不可明道之道(unspeakable dao/li)，这两个概念的英文表达的唯一差别在于前者使用大写的Dao/Li而后者使用小写的dao/li。不可言道之大道是唯一的最终极道理，而不可明道之道理则可以是波兰尼所讲的默会知识，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另外一种不可明道之道理是无法用语言来获取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可能很神秘、很偶然，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于那些能用语言说道出的道理，可以将它们进一步区分为抽象的科学化道理和实在的生活化道理，分别对应WALLNER的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这两者可以看成是一阴一阳的关系，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之所以对立，是因为WALLNER所说这两个世界完全不同，这也是黄光国经常强调的，然而，它们又是统一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生活世界的知识作为“一种深层的非主题化知识，是一直都处于表层的视界知识和语境知识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因，因为这里的“道”是指可以说道明白的道，而非不能道的那个大道。 如果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世间的道理再一分为二为中西两种主流思维，即中国强调万物变动不居，而西方主流思想则是强调流变的万物有不变的本质，前者关心becoming而后者关心being。这两种哲学思维都是人类的一种认知判断，都处于可以道的道理这个范畴内，并不是不可道的那个道的范畴。中西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可以看成是一对阴阳，在X整合主义中，从认识论角度看，它们互相矛盾，但又都是成立的，这类似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从X整合主义道理论角度看，它们又都是半个真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X整合主义认为万物在本质上是being和becoming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如果没有具体的being，becoming从何处来又走向何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becoming，这种万事万物的杂多又如何能从老子的常无，巴门尼德的One，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演变出来。由此，正如黑格尔所说纯有与纯无是同一的，being和becoming实质上也是同一的。换言之，中西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其实是一体两面，都只是半个真理，这两种思维没有谁对谁错和孰优孰劣的区别。鉴于此，笔者反对那种认为中国的形而上(阴阳流变)哲学比西方的形而上(本质不变)哲学更好更高明的说法。
图1 X整合主义道理论 图1显示上述阴阳辩证的道理论思想。图中明确标识了哪些是阴元素哪些是阳元素，这是因为阳元素更容易显露出来，从而更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把握，而阴元素往往隐藏在事物和现象的背后，所以不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把握。或许人们能够发现并说出很多道理，但这些可以言说的道理并不是老子所说的那个不可言说的“常道”。不过，可以相信，虽然能够发现和说出的道理不是那个最终极的“常道”，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优化学问道理的，从而使之不断逼近那个终极的道理，如韩非子所说，那个不可言说的“常道”，会通过万物中具体而微的“理”体现出来，而朱熹认为可以通过不断地格物，即探求万物中具体而微的“理”，来追寻突然的豁然贯通顿悟的“天理”。 综上，X整合主义的道理论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有3点：①调和了实在论和建构论的矛盾。X整合主义的立场是，世界客观的真理可能有，但那是不可言说的常道范畴，而做学问做出来的知识是人为构建或编织出来的，是用以理解现实世界的可以言说的非常道范畴。虽然应该本着不断追求真理的心态去做学问，但一定不要误以为做出来的研究结论就是客观真理。②调和了生活世界知识和科学世界知识的矛盾。黄光国强调这两个世界的不同，常常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两个世界有天然鸿沟。其实不然，他认为，这两个世界是可以通约与互相启发的，所以笔者将这两个世界知识理解为一阴一阳，它们相生相克、相辅相成。③调和了东西方主流思维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ontology of being不好，而中国的cosmology of becoming技高一筹。需要指出的是，being和becoming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都只是半个真理。在做研究时，既要看到万事万物有变化的一方面，也要看到变化的背后还有本质东西的存在。两者不可偏废，只有准确地把握了这两个方面，才可以对研究对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相反，如果只看到变化的一面而看不到本质的一面，就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能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同样，如果只看到了本质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事物在不断变化，就可能故步自封而不能因时制宜权宜行事。 具体到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由X整合主义可知，既可以沿着西方管理学研究的传统来做基于being思维的理论，也可以突破西方管理学研究的传统，而开发基于中国becoming思维的理论。鉴于此，基于being思维开发出来的西方式管理理论和基于becoming思维开发出来的本土式管理理论，各自都完全可以是合理的，但二者各自又都只是一半真理，没有孰优孰劣。由此，如果要做出一个统一的完备理论，必须要分别开发出基于being和基于becoming思维的中西理论，然后将二者创造性地整合起来，如MARSHAK指出，在关于组织变革的理论研究上，西方的理论以Kurt Lewin的变革模型为基础，然而，该理论是基于being思维的，如果基于中国的becoming思维来进行理论建构，则可以得出一套和上述模型完全不同的变革模型(JING的造势应势变革模型就是基于becoming思维的理论开发出的实例之一)。MARSHAK指出，这两种模型各自都有合理的成分和适用的范围，且在这中西两套变革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做出一个统一的、更完备的变革理论。这种统一的理论创造性地将中西两套模型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对做中国本土研究有很好的参考和启迪。 3 认识论 受BO HR的互补原理启发，可以建构一套基于上述道理论的X整合主义认识论，即因为万事万物的道理有阴阳两面，所以无法一次性认识到它的阴阳属性的整体全貌，每一次的认识都可能只能是一个片面，是被认识的对象和认识主体互动的结果。不同认识主体由于其特性不同和所处境况的不同，其互动结果也会不同。认识主体特性的不同主要是指在文化背景、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阶层背景等方面存在不同，这些不同造成个体不同的世界观，从而造成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认识。认识主体所处的不同境况是指其所生活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个人所遭遇的不同生活境况等。 换言之，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做的研究本质上都是盲人摸象式的，只是有人摸到的要多些，描述的更贴切些。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认识要研究的对象？那就需要更多的“盲人”去摸出更多的不同部分，这样后来者才能看到更丰富的关于不同部分的描述，这些不同的描述将为后来者去做更加综合的认识提供了必要的素材，即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中，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认为谁就一定对或错，因为每个人的观点本质上都是片面的。 这样的一种认识论不承认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真实性，因为社会科学知识是人为构建的，是构建者与被构建者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产生知识的过程包含感觉器官和大脑的参与，至于这个互动过程产生的知识的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个人的理性和悟性能力的高低。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悟”和李平所讲的传统哲学的“悟”不同，笔者将传统哲学的“悟”称为体悟，是对那不可言道之大道的身心体悟，而这里的“悟”应该称作思悟，是一种大脑思维功能，其作用是借此获得那些不可明道之道理。 对于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过程的悟性思维，笔者与李平有很多共识，也有一些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认识过程往往经历3个阶段，即感性、悟性、理性，这和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有些类似但又有本质区别。笔者认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它们之间有清晰的鸿沟，如果没有第3种思维方式来沟通，那么从纯感性认识是不能跳跃至纯理性认识的。西方科学由于采用二元论，所以必须做取舍，理性主义认为要运用纯粹理性推演，而经验主义则要求基于感性经验。康德试图连接这两者，加入了知性这个过程，但康德的知性基本上属于理性范畴，所以他并没有解决如何跨越感性理性之鸿沟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西方科学哲学强调理性，但西方科学史学却认为很多重大知识创新并非理性的推演结果，而是借助了想象甚至猜测。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二元论的束缚，虽然很多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如POPPER等都强调想象的重要性，但他们未能很好地解决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想象究竟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哈耶克有个超意识过程的理论假说，认为它对于理性思维必不可少。这个超意识过程无法准确表述，它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大脑功能，其作用是用来促成有意识的概念化思考。它包含一套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规则，而这些规则是构成所有有意识思维基础的无意识大脑活动。哈耶克的这个概念有点类似这里的悟性思维(但并不相同)，且认为它是最高的思维形态，是用来指导理性思维的。笔者不认同哈耶克的这个判断，因为如果有这样一种思维的话，那它应该是个桥梁，它的作用是把从最初级的感觉阶段获得的感性素材转变成中级的感性知识，然后再把作为素材的感性知识转变成高级的理性知识。笔者认为这初级、中级、高级3个过程内部各有各的独特规则和过程，比如在感觉阶段中可能是本能反应在起主要作用；在感性认识阶段中可能是归纳总结为主；在理性认识阶段中则可能是演绎推理为主。这3个阶段之间是有鸿沟的，要靠类似哈耶克说的那种超级过程(可称之为悟性思维)才能连接。从动物本能地感觉到感性认识的过渡要靠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它也叫悟，则是一种低级的悟，因为不需要太多主动的联想，即使是这种低级的悟，一般动物也没有，所以它们不能从感觉过渡到感性认识，目前的科学认为只有灵长类动物可能才有这种低级的悟，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跳跃则需要一种高级的悟，这是人类特有的。 既然有鸿沟的存在，那么对于一般性的认识，这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需要较低的悟性思维能力；对于创造性认识，则需要较高级的悟性思维能力，那么，应该如何判断这种悟性思维能力的高低呢？笔者提出了一个CARE四维模型，这4个维度包括：①心领神会的能力；②举一反三的能力；③发现问题的能力；④寻找答案的能力。 (1)心领神会的能力C 有4个程度：第一个程度，悟性极高。这里可以分3种情况，可用师徒关系来打比方：师傅刚提到了某个或某些词语，徒弟已经领悟到了师傅的大体或全部意思；师傅明面上说的是一个意思，但徒弟已经听出了师傅这个话的潜台词或弦外之音；师傅正在说某个意思，而这个徒弟已经由此及彼想到了另外一个意思。第二个程度，悟性较高。如师傅的话已经讲了一会儿但还没有讲完，徒弟已经领悟到了师傅的大体或全部意思了。第三个程度，悟性一般。如师傅话说完了，徒弟才领悟到了师傅的真正意思。第四个程度，悟性很差。如师傅话已经说完了，这个徒弟还没有领悟到师傅的意思，或者这个徒弟只明白了师傅话的本身，没有明白师傅的潜台词和弦外之音。 (2)举一反三的能力A 这个能力和心领神会的能力是不同的，因为心领神会是理解别人观点的能力，而举一反三是应用他所领会的别人的观点去解释别的事物的能力。 (3)发现问题的能力R 有两种情况：①在师傅向徒弟传授学问的时候，徒弟发现了师傅所传授的知识的缺陷或问题。②在徒弟向师傅学习的过程中，徒弟能发现师傅并未发现或还未提出的疑难问题的能力。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因为学习提高其实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大学期间发现他的一个老师在讲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课程时，观点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因为这个老师在讲经济学时大谈市场的好处而贬低中央计划，而他在讲管理学时却大讲企业内组织协调的重要性，科斯显然比其他同学的悟性要高，因为他从这个老师的前后不一致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于是他主动去寻找答案，并最终创建了其交易成本理论。 (4)寻找答案的能力E 这里并不强调找到答案的能力，因为答案的寻觅往往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悟。悟性好的人，寻找答案的能力强，这体现在他能逐步逼近答案，有由渐悟到顿悟的可能性。 这个X整合主义的认识论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如下。 正因为任何道理都在本体上具有可说的一面和不可说的一面，如牛顿力学的内容是自然界可说的一面，也是确定的一面，而量子世界的内容则揭示自然界不可说的一面，也是不确定的一面，所以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和认识就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全面精确到位，而只能是部分的，由此，必须依靠悟性来把握那不可言说的部分。既然不可说出，当然只能自己去悟。另外，中国人的语言常常有言外之音，这也需要听者去悟。可以想象，不同的研究者通过访谈同样的人，即使受访者回答的内容完全一样，也可能做出很不同的研究发现，这是因为根据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文化理论，在高语境文化中，交流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依赖于语境因素的，如说话人的肢体语言以及对话双方的关系深浅等，对这些文化差别没有深刻理解的研究者，很可能只听见了说话人口头表达出来的明文意思，但悟不到言外之意以及需要情境决定的那部分意思。OSLAND等指出，美国人常常口头上讲平等的重要性，但内心的真实想法可能是希望自己获得更多的权势和影响力，因此研究者在访谈中并不一定能获得受访者最真实的信息。这说明社会科学研究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科学的部分依靠理性，而艺术的部分则需要悟性；同时也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客观的，有相当大的艺术成分在其中。 这里讲的可能是言者故意不说明白的情况，因为有些意思是不能摆上台面或不便直接说出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言者说出某句话，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还能被听者听出某些关联信息，如话语透露出说话者的心虚胆怯等，这是说话者本来就力求掩饰的。悟性高的研究者或许能听出受访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信息，如说上市公司披露出来的财务数据只是公司管理层希望让人们看到的信息，而并非公司最真实的财务信息，前者是用来公开的财务会计结果，而后者是高度机密的管理会计数据。当研究者去访谈公司高管时，他们偶尔也可能泄露出这两种数据有不一致之处，但这个信息是否能被研究者捕捉其实是需要一定悟性的。 4 方法论 这里讨论涉及方法论的3个问题： (1)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X整合主义强调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要平衡使用或整合理性和感性。西方科学哲学由于是二元论，强调理性和感性的分离，而X整合主义则强调二者的整合。综上对认识论的讨论可见，这里的整合方式就是引入悟性这个概念。如果用阴阳图来表示二者的关系，那么感性和理性即阴阳图中的分别两半，悟性则是中间的S分隔曲线，S曲线将两者既分开又拉拢，所以庞朴要讲一分为三，这个三就是中间的过渡地带，因为感性和理性之间是有鸿沟的，必须由一个中间件来沟通。阴阳图虽然画的是一个S曲线，但这个曲线如果用放大镜来看则可以被认为是有宽度的区间，因为正如线条是由点组成，可以无限分割，那么这个S曲线也是由无数条更细小的曲线(其本身是由更小的点组成)组成的，由此，S曲线既可以是一根线条，又可以是一个区间。既然引入了悟性，那么在理论建构中，研究者就不必也不可能只局限于纯粹理性的逻辑推演了，而完全可以主动地使用诸如想象、类比等非纯理性的思维方式。 (2)理论检验的方法论 西方科学哲学的方法论，从实证主义的证实到证伪主义的证伪都是比较极端的方式，且都是一劳永逸式的，也就是试图一次性证明一个理论假设要么是对要么是错。X整合主义选择第三条中庸式的道路，笔者称之为修善(rectification)，也就是对一个理论假设采取既不一次性证实，也不一次性证伪的方式，而是不断修正完善它的方式。由于已知的理论很可能是来源于生活世界，它跟科学微世界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即便是科学微世界的理论，它跟世界终极的真理那个大道至理还有一定的差距，且这个差距可能永远也不能缩小到零；而科学理论永远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它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或证伪，所以应该尝试不断的修善之，使之越来越完美。 从X整合主义道理论的角度看，任何经过一定思考的理论假设一定包含有合理的成分，也包含不合理或不完善的成分，那么试图一次性证实之没有可能，试图一次性证伪之也没有必要，应该做的其实是在证实和证伪之间进行中庸平衡，也就是要努力不断修正完善这个理论假设，使之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能够证实的部分找出来保留，并把能够证伪的部分找出来删除，使得创造的理论不断接近那永恒的大道至理。这一过程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①在该理论所处的文化和情境内修正和完善自己；②在第一阶段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将这个特定情境和文化下看似完善的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去做陌生化，以此来做更进一步的修善。 对于理论检验，这里涉及一个大家常遇到的问题，即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孰轻孰重。西方主流科学哲学由于受二元论的限制，往往把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对立来看，且强调学术严谨性优先，有些学者或许会加上兼顾实践相关性，但现实是，由于很多人盲目崇奉科学主义，不假思索地套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将严谨性变成了量化统计至上，结果造成其研究成果非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严谨，连实践相关性也变得微乎其微了。X整合主义强调严谨性和相关性的平衡使用或整合，不过，X整合主义不那么看重量化统计式的工具严谨性，而更注重分析推理的严谨性，也就是更看重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分析推理是否符合逻辑并通顺合理。修善法除了检验理论自身的分析推理严谨性和内在逻辑严密性以外，还要进行实践相关性检验，也就是看这个理论是否对应现实实践，或看它指导下的实践是否有效。 当然，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整合并不是要求两者都最高，这似乎不可能。由于这个X整合主义是关于本土管理研究的哲学，而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管理研究必须为管理实践服务，因此这里谈的严谨性和相关性的整合只能是平衡二者以防止过犹不及(即中庸适度原则)。这是因为，过于强调量化严谨会导致被检验的理论假设往往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这样细小的相关关系和管理实践所需要的理论指导相去甚远，所以管理实践者一般对这种研究漠不关心。PORTER指出，战略管理是面向实践的，所以战略理论建构采用框架式而非经济学模型式的，哪怕这种框架式的理论不那么严谨但却非常具有实践相关性，深受管理实践者的青睐。这好比中医的一些理论，虽然不严谨，但却有很高的实践价值，中国人用了上千年，不能说它没有价值。不过，值得提醒的是，这里并不是暗示本土管理研究可以不关注学术严谨性。如前所述，X整合主义强调分析推理的严谨性。 (3)推进学术进步的方法论 这里谈两个子问题：①如何推进单个理论的优化进步；②如何推进整个学科的知识进步。对于单个理论的优化进步，从修善的过程角度看，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其实并不是独立的，X整合主义强调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互为体用，上一轮的理论建构(理论检验)是为下一轮的理论检验(理论建构)打下基础。换言之，单个的理论进步是理论建构和理论检验的整合，其进步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式的。 关于如何推动学术进步或学科知识的深化这个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由于二元论而导致部分学者偏好细分，而另一部分学者偏好综合，X整合主义则强调细分和综合的平衡使用或整合。笔者认为，求知的过程是分分合合的，而且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学科知识的进步往往是从分散的个体知识走向综合的系统知识，后续的学者又打破这种综合以建立更深入的细分知识，之后又有学者来试图整合分散的知识，这种分分合合的过程循环往复永不停止。笔者认为，以战略管理学科知识的发展和进步为例印证了这个分合过程。 另外，从前述的道理和认识论出发，笔者认为，要更好地认识事物和现象背后的道理，就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即允许不同观点的表达。X整合主义认为，最有价值的不同观点其实是那些完全对立的观点，因为这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的交锋最能激发反思和灵感。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者反之动”，大概可以理解为在阴或者阳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时，要主动地去创建它的对立观点，从而“反对”它的主导地位。找主导观点的对立面，就是要实现一分为二，但这并不是目的；一分为二的目的是合二为一，当然，这个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过程要不断进行下去，才能修正完善既有理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断的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X过程并不是周而复始式的，而是符合黑格尔辩证逻辑讲的正-反-合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以上3个方面之间有个有机的联系，即都是整合导向的，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的思维从整体上来比较，中国人是整体观，而西方人是二元论；中国人讲和谐合一，西方人讲二元分离。这也就是NONAKA等提到日本和西方在对知识的态度上的oneness同dualism的区别。当然，这是由于日本传统文化深受中国心物不二的哲学思维和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oneness或者整合的哲学思维将上述3个方面有机地联结起来，成为一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X整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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