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183;自由竞争#183;垄断竞争——当代中国新闻媒介集团化趋向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竞争论文,自由竞争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新闻媒介产业性质的确定，竞争，构成了当前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而自1996年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成立以来，集团化又成为近年新闻媒介竞争中的一大特点。可以预期的是：在今后数年内，以突出规模效益为目标的新闻集团的组建与发展必呈蓬勃之势；集团化的垄断竞争也将逐步取代自由竞争成为中国新闻媒介竞争的主流。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就必然产生垄断。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新闻传媒集团化趋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经济规律的印证，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意味着新闻媒介一方面在逐步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垄断造成的重重壁垒，一方面又在改变市场经济过渡期分散、无序的相对自由竞争状态，以联合、兼并等方式向更为成熟的、规范的、现代意义上的垄断竞争方面发展。它不但会改变旧有的媒介结构和竞争格局，还将进而引起媒介从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到管理模式、制度规范等一系列的变革，从而深刻地影响中国新闻媒介未来的发展。
一、现状：行政垄断与相对自由竞争并存
建国后我国新闻媒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完全行政垄断阶段（1956年至80年代初），行政性垄断与相对自由竞争并存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从相对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阶段（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不但是中国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体制变革和整个社会媒介观念更新综合作用的产物，其根本核心则是满足、协调党和政府宣传需要、社会对信息需要和媒介赢利需要。由此而展开的动态发展过程，形成了我国媒介从回避竞争到展开竞争再到走向规范竞争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直至1956年，通过公私合营，合并改组完成了对中国私营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纯商业意义上的新闻媒体的竞争。国家以行政手段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统一的国有新闻事业，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这种体制的确有利于政策宣传上的集中管理，保证国家政令畅通，凝聚社会的力量从事国家的复兴，但也从此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中国新闻媒介体制的行政性垄断。它以行政权力配置媒介资源为实质，以区域划分，系统划分为基本特点，具体表现在：媒体结构划分与国家行政等级相同，按中央、省、地（市）、县四级办报、办台；媒体批准建立权从属于相应各级党政机关，并与之始终保持行政隶属关系接受其领导；媒体受众定位、功能和风格定位以及指导方针均由上级行政领导机关确定，媒体自身一般没有自主决定权；媒体品种也相对单一，基本上由非赢利的宣传性的党报、电台、电视台垄断。局部地域上也大致形成一报（党报）两台（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垄断制，这样就在媒体内部构成了相当严格的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彼此各司其职，等级分明，不存在竞争。
这种完全行政垄断的媒介机制和格局直到8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媒介观念的转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需求变化，垄断壁垒才逐渐被打破，媒介开始走向市场，竞争体制初步形成。我国新闻媒介内部在仍旧保有行政垄断特性的同时呈现出相对自由竞争状态（所谓相对，是强调我国媒介市场准入和退出有严格限制，媒介资源只在行政体制内相对开放，不同于西方媒介市场的纯粹的自由竞争）。直到90年代初，市场体制和市场作用一步步强化，正渗透至各个领域。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目标，我国进入全面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为媒介走向市场展开竞争奠定了体制基础。
在媒介观念上，起突出作用的是信息概念的两度引进和强化。1983年的首度引进使媒介传播信息的服务功能得以承认，后又发展到提供知识、娱乐等；媒介功能的多元使媒介结构多元成为可能，而结构多元正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之一。90年代初信息概念再度引入，使媒介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信息产业的性质界定，为走产业化道路，在经营上步入市场奠定观念基础。媒介一旦走向市场，竞争就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以有限财力支撑日渐庞大的媒体规模，实在不胜负荷，媒介在经营上步入市场，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媒介既能有效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自负盈亏，一举两得，因此主动给予媒介更多的政策扶持，加快媒介进入市场的步伐。
从社会需要看，市场体制下社会决策主体多元，社会决策权趋于分散随着市场作用强化和企业改制的加速运行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信息需求，这使得媒介走向市场，展开竞争，以信息服务为自身赢利具备了实际的社会基础。同时，伴随体制转轨的社会结构转型，群体分化产生了多样信息需求从而促进了媒体发展的多样性，为市场竞争奠定结构基础。
综合这数方面的新闻媒体的条件，中国新闻媒介走向市场终于具备了必要和可能，而走向市场的必然结果就是竞争的产生和发展。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种竞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旧有的系统内部垄断被打破。在全国，是报纸、电台、电视台三分天下；媒介内部，原先的一个区域内一报两台垄断格局被彻底冲破，呈多元化竞争状态，报纸主要是综合性日报、晚报（包括新兴都市报）、专业报之间的竞争；电台主要是综合台、经济台、专业台（交通台、文艺台）之间的竞争；电视台则是无线台、有线台、教育台之间的竞争。
2.旧有的区域壁垒初步被打破，媒体的地域拓展趋势和欲望日益强烈。出于走向市场为自身赢利的需要，拓展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成为媒体很自然的欲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媒体都出现了冲破区域壁垒拓展地方市场的趋势，报业上表现为中央报纸地方化、地方报纸全国化和专业报纸社会化趋势。电视业方面卫星电视的发展使地方性电视台也拥有了在更广阔的地域内甚至全国范围内争夺受众和广告市场的可能。尽管行政垄断下的区域性壁垒今后仍将长期存在，但随着竞争激烈度的增加，它还会被逐步削弱。
总的来看，这十余年间，全面的、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给媒介带来明显和深刻的变化，如媒体规模扩张，品种结构多样，报道内容和模式的丰富多样，媒介管理机制的改进等。
但这毕竟是刚刚打破行政垄断壁垒的初始化的媒介市场，一方面发展迅猛，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行政垄断与分散自由竞争交织下的弊端，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媒体数量庞大，竞争过度，市场分割破碎，规模效益较低。如前所述，在向市场机制转轨过程中，国家行政权力整体上也从集中走向相对分散。这就意味着以行政权力建立和管理的媒介资源在行政系统内部逐步开放。我国媒体数量在十余年间呈爆炸性增长。报纸从1980年的382家增至90年代中期的2000余家；电视台由80年的38家猛增至3000家左右（包括无线台970余家，有线台1200多家，教育台1000家左右），电台从80年代初的114座增至90年代中期的1200座左右。增幅少则十余倍，多则数十倍。然而这惊人的增长速度并不是完全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由于是行政内部的资源开放，不少地方领导部门单纯看到社会信息需求带给媒体的可能的经济效益，或仅仅出于部门、地方扩大影响的需要，不从长远的规模经济角度考虑，轻率地批建报、台，造成媒体数量过快增长，导致结构上的滥、散现象。市场是有限的，过量的市场竞争者拥入，势必造成市场被严重分割，从而使媒体规模效益降低。至今，全国仍有近三分之二的报纸不能自负盈亏，这不能不说是市场被过度分割的后果。从电台电视台情况看，虽然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效益较好，但在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大量存在着广告收入不足以支撑媒介运作的情况，亏损仍很普遍。在过度竞争的情况下，竞争虽然激烈，但规模效益较差。
（二）媒体数量结构“滥散”，造成竞争无序和媒体品位低俗化倾向。由于计划体制下残留的行政配置的随意性，忽略市场需求和规模效益，造成媒体数量急增和结构上的滥散，这就导致媒介市场竞争的无序和混乱。众多媒体为争夺有限市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促使不正当竞争，如给回扣、变相出卖版面等越演越烈。
从社会效益看，突出的负面效应就是加重了媒体内容低俗化的倾向。媒介市场竞争不同一般市场竞争，它生产的是特殊的精神产品，如媒介过于追求发行量和收视、收听率，很易一味片面追求满足受众“共同兴趣”以扩大市场覆盖率。而“共同兴趣”点在一个成熟的现代性分化型社会中，内涵会越来越小，集中于日常生活、奇闻逸事等软性内容，结果造成媒体不分类型和情况，纷纷往通俗化方向发展，甚至大兴煽情之风，出现低俗化倾向，趋向令人忧虑。
总之，从完全行政垄断到走向竞争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相对分散、自由的竞争又会产生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促使媒体从自由竞争走向更高级的垄断竞争。
二、趋向：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
从世界新闻业历史来看，19世纪末期起，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各国媒介都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发展的过程。特别是二战后，趋势更加明显，成为媒介发展的主流。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几乎都隶属于一定的产业化的新闻集团。撇开所有制的因素，这种共同趋向的内在原因就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
一旦新闻媒介作为产业走向市场，就要遵循市场规律，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营。有市场就有竞争，任何一个企业都想扩大市场份额，其中一个最重要手段就是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实力，求得规模效益。也就是说，市场体制下，新闻媒体和其它企业一样也会存在扩大经营规模的自然倾向。扩大规模的方式，或是通过内部积累或是通过外部扩张即兼并、联合方式，尤以后者居多。反映到媒介上，就是新闻集团的产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成熟的媒介市场必然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集团形式包括单一传媒集团（如报团、广播集团、电视集团），横向交叉的综合传媒集团（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等多种新闻传媒在内），纵向联合式传媒集团（如报刊公司和广告公司、印刷公司等相关产业的联合），混合交叉式传媒集团（多种传媒业和相关产业以及其它许多非相关产业的联合），组合方式呈现多样化。而从发展过程看，最初以单一传媒集团居多，中期则以横向交叉和纵向联合式集团为主，近期则以混合交叉式为发展趋向。媒体的高集中，大规模和多样化集团式经营代表了当今世界媒介发展潮流。
诚然，我国新闻媒介不同于西方纯商业性的媒体性质，但其产业性质的确定，使媒介产业化发展方向已不可逆转，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亦不可避免。西方新闻集团的集约化经营经验无疑是颇具借鉴价值的。而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发展新闻集团，促进媒体集团化垄断竞争，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
（一）从政府宣传需要出发，有利于宣传上的集中统一管理，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
我国新闻媒介是在事业和企业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发展的。任何时候，它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程度不同地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而目前过于庞大的媒体数量和种类，一面造成市场分割，冲击主流媒体市场，一面又易形成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和信息污染，甚至在重大、关键问题上造成舆论上的误导。由于我国媒体自上而下纵横双向上的多重行政隶属，数量过多，牵涉部门和地方利益关系更加繁杂，给宣传领导部门的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造成相当的困难。尤其是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期，适当控制和减少媒体数量，组建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和以综合台为龙头的广电集团有助于增强其经济实力，强化其政治上的舆论影响力和导向功能，切实有效地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
（二）从社会信息需要出发，有助于媒体分层次竞争，以实现分向发展，更好地满足分化社会的多元信息需求，避免低俗化倾向。
从目前媒体竞争整体看，所有媒体几乎都面临和争夺同一个市场，而市场又过度拥挤，使媒体处于不分层次、类型的混合竞争状态，这对主流媒体发展尤为不利。它们一方面要承担严肃的宣传任务，保持高品位、高格调，一面又要走向市场，与通俗媒体争夺同一片受众市场。曲高和寡与市场挤压的矛盾使其举步维艰。
市场经济发育得越成熟，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越深入，多元和分化趋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就会表现得越充分。对于严肃的决策参考信息需求在影响力较强拥有决策权的中上层或曰社会精英层表现得更强烈；对于服务性，娱乐性等信息的需求在覆盖面更大，但影响力较弱的普遍受众群中表现得更普遍。任何媒介都很难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充分满足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需求，应对之策就是分流、分向发展，发挥各自所长，拥有并争夺各自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适应市场信息需求的层次性，不同类型风格的媒体在各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对各自不同的受众群的争夺，使得各种不同的风格特性在不同市场上展示得更为充分。
以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新闻媒体可以发展为两大层次，一个是各级党报和大部分综合台所组成的严肃的高级媒体，它们以宣传政策、提供硬新闻、探讨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以机关干部、各行各业各层次的决策层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保持高品位、高格调，强化其社会权威影响力；另一个是由晚报、都市报、专业台所组成的大众化通俗媒体，它们以提供服务、娱乐为主要内容，以普遍居民为主要对象。这两大层次并不存在谁高谁低，仅仅是回应现代社会雅俗分赏的需要。
这种分流、分向发展，分层次竞争，对于减少过度竞争带来的媒体低俗化倾向，遏止越来越严重的煽情主义浪潮会很有助益。
（三）从媒体赢利需要出发，有助于提高媒体的规模效益，培育并发展中国未来的媒介经济。
从经济效益角度出发，企业由分散走向集中追求规模收益递增是必然倾向。高集中，大规模不一定必然产生高收益，但前者却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所以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媒体发展都表现出数量减少、集中度增加、规模扩大的共同特点。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新闻媒体集中度低，自然规模收益差，即便是刚刚起步的报业集团在国内可谓佼佼者，但要成为走向世界的大规模高收益的真正的媒体集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这种形势，及时组建，发展新闻集团有效促进集团内部人、财、物的资源共享，实现媒介资源合理化配置，以提高媒体规模收益，更好地满足信息化时代的社会需求，适应世界媒体竞争趋向，培养中国新闻媒介的巨子，培育并发展中国的媒介经济，最终使之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充满活力的增长点。
三、目标：走效率竞争之路
市场经济根本目的在于追求高效率，而要实现高效率就必须有竞争，竞争层次越高，强度越大，效率相应也越高。市场竞争由分散走向集中，也是企业追求和实现高效率的自然结果。垄断是形式，竞争是前提，效率才是目的，核心在于以集中垄断式的集团形式展开竞争，关键是使垄断与竞争并存，在市场上保持和实现效率竞争。对于刚刚起步走向市场竞争的我国新闻业来说，就是要使用必要和适当的行政手段，形成适度的媒体规模，优化媒介市场结构，以高水准、大规模的新闻集团为市场主体，确立有效竞争机制，提高竞争的层次和强度，发展并健全现代中国媒介竞争机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当着力强调：
第一，以兼并、联合等形式确立适度媒体规模，减少数量，优化结构，形成垄断竞争占压倒主体的市场竞争模式。
效率竞争意味着垄断不是目的，而只是新的竞争形式，在建立和发展新闻集团过程中，必须清醒意识到：这决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相走回到过去只有垄断没有竞争的老路上去。要看到竞争的压力（现实或潜在）才是媒体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取消竞争就是遏制发展。实行垄断只是为了解决竞争下的无序和低效。减少数量、促进集中只是为了优化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重复、低效的投资和建设，而决不是消灭竞争；相反，竞争会更激烈，水平会更高。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减少媒体数量的同时，让竞争在具备相当实力和规模的竞争者之间展开，使集团竞争成为市场竞争主流，形成新的垄断竞争态势。
我国现有垄断竞争情况，主要形成三种模式：
北京模式：混合竞争模式。在已成立的报团和尚未挂牌、但已具备实际报团实力的大报集团之间存在竞争，同时由于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已成全国报业必争之地，市场分割严重，集团竞争与众多大小报纸的分散竞争并存，竞争起点高，激烈度高，但集团还没有成为绝对市场主体。
上海模式：两两竞争模式，集团竞争已初步成为主体。在报纸和广播、电视系统内部已呈现两两竞争态势，即两家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两家晚报（《新民晚报》和《新闻晚报》），两家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两家电台（上海台和东方台），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竞争者本身已具备集团性媒体实力，其余分散竞争者较难对之形成竞争威胁。集团竞争已占据媒介市场主体地位。
广东模式：全方位的开放型集团竞争，在报业市场上，是《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团和《人民日报·华南版》4家大报之间的集团竞争，同时与渗入的港台报纸展开竞争。电台、电视台相互之间以及与港台电子媒体之间均存在较强烈的竞争，比较而言，集团竞争市场开放，强度更高。
由于垄断竞争市场初步形成，很难说哪模式日后会成为媒体竞争的主导模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实现和维持集团垄断竞争，必须做到对媒介市场准入实施一定限制，减少数量，尽量只准许达到一定规模的媒体集团进入，鼓励效益基础上媒体间的联合、兼并，同时又要维持局部地域内集团竞争者达到一定数量，防止新的独家垄断产生，提高竞争效率。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优化媒体市场结构，塑造新的媒体市场竞争主体中可以考虑采取如下措施：
1.在报业方面：
A、紧缩行业系统类报纸。在我国报纸中数量众多的行业报目前普遍存在社会化的倾向，内容越来越失去本身行业的特色，有向通俗报发展的趋势。它走向市场，加剧了报业市场分割和分散竞争态势。由于它管理难度大，而且本身实力所限，发展前途不大，反而很大程度上冲击主流报纸市场。建议适当保护一部分有影响的全国性的行业报，大部分地区性行业报应是逐步关、停、并、转。
B、逐步取消县（市）级报纸，恢复至从前的三级办报制。我国大量存在的县级报发行量多在一万份左右，经济效益低，又由于地域限制，报道内容十分有限，为维持刊行，经常出现拼凑、填塞版面的情况，甚至50%以上的内容与上级（中央、省、地）报重复。以有限地方财力维持这种信息含量低的报纸，无疑是资源上的极大浪费。可以尝试分期分批逐步取消县（市）级报，或由地（市）报实行兼并，节约人、财、物，实现媒介资源合理配置。至于反映当地情况，可在当地设记者站向上发稿或由地（市）报采用加页形式增刊当地专版、专页来解决。
C、优先发展地（市）级报业集团。目前已成立的6家报团除《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两家外，都是省、地（市）级报团。我们认为，就实际状况看，地（市）报最适宜发展为报团：一是由于我国固有的媒介体制的区域性行政垄断仍很普遍。兼并大量县级报，地（市）报从行政隶属性上更直接，操作更容易，二是地（市）报地方接近性强，在局部地域内发展潜力最大，而且一旦普遍形成强有力的地（市）报团，将对原来实力就比较强劲的中央和省级大报、报团在地区内形成更加强有力、也更加激烈的竞争。实力的接近，真正使竞争达到一定强势，也更为公平，对三方都形成较大的压力，以压力促发展。
D、审慎尝试跨省报业兼并。近十余年来，我国报业区域上的行政垄断在省内已相对松动，但在大的行政权力分割下，跨省兼并一直是禁区。从报业发展长远考虑，是否可考虑谨慎试点，审慎尝试跨省报业兼并。尝试由报团跨省兼并一张服务性的都市报，信息报，探索报团跨省发展的可行性。这一方面对提高报团拓展积极性有利，另一方面有利先进的报业管理、运行机制的推广，对加快报业整体发展速度也会有所助益。
2、广播电视方面：
鉴于广播电视独有的特性，可尝试逐步取消县（市）和地（市）级电台、电视台（适当保留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市级电台、电视台），着力发展省级广电集团，建立二级广电集团制。
近十余年，广播电视台的数量增长惊人，但相比之下，却普遍存在节目制作能力低，节目需求不足和经济效益低的状况（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地（市）级和县级广电系统表现更为突出。许多台广告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系统运作，勉强维持，自然造成节目粗制滥造和乱拉广告的现象。广播电视台投资大，节目制作和播出成本高，仅基建投资就动辄数百万元，上千万甚至可达亿元。以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而言，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实在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即使以反映本地情况需要出发，地（市）级报纸更为详尽、深入，足以满足需要。而且，广播电视播出收视、收听有时段的特殊限制，以新闻节目来说，其黄金播出时段已为中央和省台占据，当地节目的收视、收听率低，广告源少，现实意义不大。由于制作能力和经济实力限制，其它自制节目水准也较低，很难满足需要。因此建议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可逐步取消地（市）级广播电视台，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县（市）级广播电视台，形成二级广电系统。在有利于节约财力的同时，又有助于扩充地（市）级报纸容量，在媒介内容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至于当地新闻可定期或不定期在省台节目中插播。
与此同时，为维持竞争者的数量和竞争的强势，可考虑扶持实力相对较强的省会所在地的市级电台、电视台建广电集团，同时扩充省级有线电视台容量，在一省范围内形成3台（2家无线，一家有线）并立的集团竞争态势，在制度和条件上着力鼓励并维持3家竞争制。
第二、运用必要和适当的行政手段，促进集团化进程，并在集团内外建立有效竞争机制。
纯粹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大吃小，强并弱是常事，无论兼并或联合都是通过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自发和自主选择来实现的。由于我国媒介特殊的事业性质和一以贯之的行政垄断性，使新闻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在媒介内部，通过媒介自主行为来实现，而必须借助和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或者可以讲，我国媒介垄断竞争今后仍将是带有行政配置色彩的行政垄断下的垄断竞争。走西方媒介市场经由纯粹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的道路，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没有现实可能性。
因此说，在新闻业集团化过程中，行政手段的介入和运用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干预存在着天然的可能忽略市场实际的随意性倾向和可能，因此运用要适当、谨慎。我们认为，在消除和减少行政分割带来的集团化的困难（如跨区、跨省兼并等）和解决集团建立后遗留问题时（如媒介兼并、联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批下岗、转岗人员安置），行政干预份量可以加重；而在新闻集团的个体运作上，直接的行政干预应该减少，给媒体以适当自主权，使其按照市场需求，从效率前提出发，实现集团内部的品种、经营结构和人、财、物资源的合理配置。特别要注意两点：一是避免组建集团化过程中，以行政手段强迫媒体不顾一切条件实现合并的“拉郎配”现象，要在尊重市场实际和媒体需求基础上，以行政促联合（兼并）；二是避免在集团内以行政干预减弱竞争性。垄断竞争者的竞争不但对外，在集团内部也要实现，也只有竞争才能在集团内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维持集团整体的竞争积极性。相反，在集团形式下，在集团内部用行政手段强行拉平收入差距，“劫富济贫”无助于以竞争促效率，反倒很大程度上挫伤内部积极性，削弱集团竞争实力，这是应当努力避免的。
除上述两个主要方面外，在媒体外部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制定相应的竞争规范，使集团化媒体竞争能更为有序和公平，防止垄断之下出现垄断信息源，擅自抬高报价以及其它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当务之急。只有体制和规范都逐步健全，媒体竞争才会沿着健康的方向，顺利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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