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889(2000)01-0020-04
走向21世纪的中国仍处在社会转型期，同时，中国的发展正不断融入世界的轨道，国内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背景。按照中共十五大报告的要求，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仅预示着走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将会有更为良好的现实条件，而且也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政治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将无法实现。可以说，政治发展已成为制约社会总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正如C·E·布莱克所言：“尽管现代化的每一方面因其代表着探索同一现象的不同角度，所以可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他各个方面，但能为一个社会提供组织基础的却是政治。”[1]中国的政治发展之路面临艰难的选择。按照G·阿尔蒙德的说法，“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按理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因为分享权力和福利首先要有权力和福利可以分享”。然而时过境迁，现“已进入了由政治上有能力和经济上发达的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参政和福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及期望。”[2]因此，它们不得不设法把权力集中、民主参与和福利分享同时进行。
中国面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原本相对有序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都成了互相制衡、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统一整体。在这一进程中，经济结构的变迁导致利益分化，产生了新的利益关系和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引起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和不断消长。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便是形成新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和政治文化。反映在政治领域，产生了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矛盾。
一、经济成长与政府行为
从一般的逻辑而言，市场经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动力机制，而公共政治则以保障公共利益为动力机制（该判断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这两者在基本逻辑上存在着某种冲突。但是，在后发展国家，政府行为又是经济成长中十分重要的因素，如何在它们之间找出协调的机制？
就中国来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政府单纯的行政干预势必减少，国家对社会出让权力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然而，政府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加强自己的能力，以保障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尤其是全球化的影响和渗透日渐增强之时，更要求全面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综合反应能力，政府无疑必须具备管理某些资源以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进行社会控制和协调的能力。问题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政府某些权力的出让和加强，在理论上是明确的，在实际操作和运行中却存在着种种困难与障碍。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解决好政府权力的出让与加强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国家与社会一系列权力的再分配问题，不仅制约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政治发展。
另一方面，政治不仅要成为经济的一种推动力量，而且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经济对政治的需求最先反映在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构件上，市场经济对政治的冲击突出地体现在政府的职能与行为上，滞后的政府职能与行为方式，必然会与经济活动发生矛盾与冲突。政府能否有效地在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取决于政府能否适时推出适应市场化客观进程的举措，而且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体制转型能否实现。政府职能与行为的转变，直接反映了政府管理体制模式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反馈与调整，在深层次上则引申出政府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革。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治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发展经济的手段，经济政治化与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不仅一国之内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全球范围中也是如此。[3]
二、利益变动与政治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深化，市场化的力量逐渐深入社会各层面，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不仅促使经济主体与经济机制发生变化，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利益格局，产生新的利益。利益的多样化必然产生多元利益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
从横向上看，经济改革已使利益主体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化，利益分配在各阶层中严重不均，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不仅工人阶级由于所有制不同、劳动方式不同、劳动对象不同、所属单位的经济效益不同发生利益分化，农民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迅速增长。进入90年代后，尤其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以来，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组合有明显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无疑使人民内部各不同阶层、利益群体间的利益矛盾空前复杂，从而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增添大量丰富多彩的内容。
从纵向看，利益关系的变化使得作为不同政治主体的中国国内各政府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以前实行计划经济，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附属物和权力载体，自身利益不很突出。改革后，作为以放权让利为主要思路的改革的成果，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地方政府必须承担满足本地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发展又使人们萌发出更多的利益需求。同时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如失业问题、环境问题、发展差距等问题日渐尖锐，迫使地方政府不能不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尽量优先满足地方的需要，由此产生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尽管中央政府在分税制、银行制度改革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却不很明显。再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十分明显，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发展差距加大，社会发展极度不平衡。正确处理和协调利益分化所导致的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利益变动与政治发展问题主要涉及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与不断消长，涉及不同政治主体的变革和调整，最终会表现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对政治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三、民主政治与政治系统整合
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和形成新的利益关系的过程，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取向经常发生矛盾并易于引起冲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在人们的自主性已发展起来的领域和事情上，人们便产生摆脱政府直接控制的要求。这样，政府的控制要求和社会的自主、自治要求之间又会相互作用。[4]这是社会权力上升的表现，也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尽管社会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劣势，但公众在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已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逐步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市场经济进程中激发的大量政治参与要求需要获得满足，这种满足必须建立在政治制度化的程序上，否则政治参与爆炸将会引起社会的急剧动荡。当政治参与增加时，应主动加强制度建设，将政治参与要求及时纳入制度化轨道，逐步化解各种矛盾，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一方面，要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更多地反映各种利益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发挥其建设性作用，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加强政治参与的立法和执法，形成制度的利益表达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与此同时，改革的深入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结构继续发生分化。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调整，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党和政府的控制范围在缩小；在保持控制的领域内力度在减弱，控制方式在变化，从过程控制转为原则控制；控制手段逐步法制化、规范化；社会管理模式也由政府主管为唯一形式向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三者配合管理的模式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执政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知识水平的领导能力的要求，党在市场机制日益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面临着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学习，提高能力，改进对宏观调控的领导，整合各种利益的艰巨任务。二是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也滋长蔓延起来，对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党内及政府内的腐败现象若遏制不住，就会丧失民心，对党的执政地位造成威胁。三是面对新情况与新形势，党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不很适应，尤其是面临着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实施党的领导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四是有的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几乎不能对政治及发展产生影响，其行政管理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在逐渐退化，其作用亟待加强，政治发展面临着基层网络重构的难题。
四、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政治文化的变革是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变化中最激烈的变革，它是社会变革的显示器，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及手段。政治文化的核心是政治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团体对自身在政治社会中存在的认识及关于政治现象的一般意义的评价，它对社会成员是否遵守社会规范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政治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利益的分化，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向个人利益的现实端点移动，由群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又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导致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体制摩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冲突、价值观念的嬗变交织在一起，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政治文化也由单一取向趋于多元，人的自主观念普遍增强，新旧政治观念的冲突激烈，社会成员普遍感到传统价值的漂浮不定，新价值观的不明确，体验到一种边际人面临的两难困境的痛苦。另一方面，西方的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经由各种渠道，不断对我们发生影响，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改变着公众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而这种离心力又会因我们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条件和因素所巩固。因此，罗伯特·赖克指出：“我们已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即将到来的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付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这种力量正在拆散把公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5]
与之相对应，政治文化的变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政治社会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前，人们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取向、政治意识正处于深刻的变动状态，社会公众十分重视经济利益，对政治普遍有一种冷漠感，政治信仰与政治认同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增强国家与社会的凝聚力，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建设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政治秩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维持更为广泛的政治共识的基本条件，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独特国情的大国，其政治发展必然表现出一种民族性和有条件性，必然会遵循自己的原则。
首先，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对自己的特殊本质及方位，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估计和认识，为深入分析中国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向确立一个历史起点。所谓特殊本质，是指相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而言，两者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不一致。中国政治发展只有在全球范围之内，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它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与西方国家的并不一样。所谓历史方位，指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处在初级阶段，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各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其次，必须明确政治发展的目标。政治发展的目标从总体上规定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目标的着力点是不同的，每一阶段的进展都是下一时期的前提和依据，每一阶段都根据上一段的发展来提出具体任务。发展同时又是一个综合概念，政治发展目标是一个目标体系，是发展目标的多元组合，是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政治发展各个目标在目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并相互制约、互相影响。片面夸大或忽视某一目标的价值与意义，将会造成政治发展目标的畸变。多元目标的合理组合及其内部的层次化，才能合理配置发展目标，有效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第三，注重政治发展中的力量结构分析。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必然会触动、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由于各阶级和利益群体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意识追求不同，对改革的态度也就不同。在调整变革时，必须考虑到原有社会政治力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般而言，我们把所有社会阶层当作改革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分析政治发展的力量结构，确定某些力量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对原有的平衡有何影响，对各种力量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全局、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等等。要研究各阶层与各利益群体所付出的代价结构，研究怎样避免受益主体与代价主体的过度分离。社会公众固然对改革应该有代价意识，但如果付出代价过重，且得不到补偿或补偿甚少，而另有利益群体付出很少却受益很大，形成代价主体与受益主体严重分离，必将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平衡，引起社会动荡。可以说，不经过细密的考虑、计算和预测，就达不到政治发展的目的，找不到政治发展的动力。
第四，必须明确政治发展的内容与途径。政治发展的特征、历史方位、目标及力量结构制约发展的内容与途径。政治发展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状况、中心任务和具体目标而确定政治发展的内容与途径。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家的总体领导，政治发展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其次，在现阶段，经济建设是各项工作的中心，政治发展亦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财富本身就是政治资源的要素之一，发展经济就是促进政治资源的生长，有利于推动政治发展。再次，要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综合反应能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使公众的政治参与有序有度，增强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又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增强政治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最后，要注重协调发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不同情况对政治发展进行控制和调整，包括对目标的调控，对途径的调控，对利益格局的调控，对发展力量的调控，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收稿日期：199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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