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患者在同一条船上”———位上海医生的医患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船上论文,上海论文,医患论文,同一条论文,患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震是上海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是整形外科医生，从医十年，6年前开始兼任医务处职务。这身份决定了他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纠纷之中。杨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便于跳窗。办公室外张贴着国家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但几无震慑作用，手上留下的伤疤似年轮一般。 桌子是厚重的，恨不得都固定在地上，才不至于被掀；椅子是联排的，才不容易被抱起来砸；给家属倒的水必须是温水，因为曾发生过倒热茶，反被泼在工作人员脸上导致烫伤……“都是血的教训”。 如何制约“恶基因” “但是我不记恨任何一位‘医闹家属’。”杨震始终会加上这个转折。 “医院里从来不缺悲伤……”以前在医院，杨震出于职业习惯，看到有抽烟的，都会立刻上前制止，但一次看到一位家属在楼梯上抽烟，边哭边抽，他迟疑了。而对方看到他，却默默地灭了烟。 看到视频里家属撕心裂肺地哭喊，杨震相信那种哀伤不是假的。“这种人之常情，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对于家属打砸医院的行为，杨震认为，“用学术一点的语言概括，就是人性恶基因在无序时期的奔放表达”。 借用老本行的知识，杨震用“原癌基因”比拟恶基因的角色：原癌基因是维持机体正常生活所必需，但在各种致癌因素的影响下、体内抑癌因素减弱时，原癌基因就会发生变异并启动，细胞过度增殖，从而形成恶性肿瘤。 “人人都有原癌基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得癌症，受很多外部因素所影响。”从中，杨震联想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动物自私的恶基因，但通过各种后天的学习以及社会制约，我们不一定表达着恶。” 所以，更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制约恶基因。比如，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就应更公正，有章可循。 别让戾气传递 “我们总在说医患，究竟谁是医，谁是患？”杨震反问。 杨震认为，医生们受到恶性事件的影响，受到戾气的传染，也会变成“患”。“他受病人骂，白大褂一脱，回到家里，他可能就是那个骂城管、骂教师的人。” “现如今，每十位医护人员里，至少有五六位一提到‘媒体’便咬牙切齿。这种行业间的仇视，甚至已波及‘下一代’。”在沪上某大学讲座时，一位新闻学院女生向杨震诉苦，医学院的同学很仇视她们，两个学院的学生之间经常在“网上交锋”。 杨震同时也牵挂那位“李芊非法行医传闻”的始作俑者。这位某市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助理尚某，因认为法律相关条文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不够充分，为发泄不满，编造了一位医生在火车上助产而被判非法行医的故事，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后被大量转发。 当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在谴责其不良用心时，杨震认为“很少有人去剖析其中更为深刻的原因”。心理创伤的人，需要的是安抚。但是这两年，越是在心理需要安抚的时刻，医务人员却始终没有得到安抚。 “其实，我觉得应该给这位医生进行心理辅导。可能，他被社会现实伤害太深。这个假新闻的传播，有深刻的社会因素。”杨震说。 难道医患纠纷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医患互信是否有好的机制可以借鉴？“以一百多年前的广济医院作比，尽管患者多却井然有序；医生与患者相互鞠躬作揖，平等尊重的文化氛围油然而生。”杨震说。 媒体人柴静讲述“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的一篇博客，正是从网上广为流传的苏格兰医生梅藤更在广济医院查房时与中国小患者行礼的照片开始，“这一老一小，一医一患的相敬相亲，在今天的背景下，让很多人感慨。不过，作为西方医生，1881年来到中国时，梅藤更要面对的医患冲突，其实远大于今天。因为传言梅藤更用的药是取病人的内脏制成……” 最近，杨震根据史料整理出中山医院的老院长沈克非遭遇的医疗事故，也颇令人深思： 数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沈克非主刀一位16岁的女孩。女孩“全部腹直肌有显著紧张，右下腹有高度压痛，并有回复痛，但无传达痛”，结合病史，诊断为“急性盲肠炎”。“诊断确定，即劝告手术，在患者母亲签字同意后，患者于当晚六时五十分送入手术室。” 麻醉不太顺利，刚开始就出现了麻烦，“先给1.5 cc 10%的奴勿卡因（今译：普鲁卡因）腰麻”，但“当下肢有麻木感觉时，病人恐怖非常，辗转反侧于手术台上，脉搏每分钟骤增至126，呼吸30”，麻醉师遂“复予以少量以脱（今译：乙醚）吸引麻醉，使其安详”。 手术操作尚且顺利，切除了都快要穿孔的阑尾。手术完成时，患者“一般状况佳良”。但是，两个多小时之后，出事了。“十时二十分，忽有剧变，口唇及手指均呈紫蓝色，脉搏微细”，紧急抢救“均归无效”，“遂即身死”。医院讨论死亡原因：“其病变酷类肺动脉栓塞”。 再看后面的发展，令杨震颇为感触的是，当时家属没有“拉横幅、摆花圈、设灵堂”，而是起诉了。当时的地方法院，以“过失致死”罪立案。法院派出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鉴定陈允之系割症后肺栓塞而死”。检察官向刑庭提起公诉。沈克非到庭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 一审判决，宣告沈克非无罪，民事诉讼则移送民事法院审判。诉方不服，上诉至高等法院。二审控方提出“麻醉过量致死说”。法院最后根据法医研究所出具的更详尽说明，认定患者系“乙醚中毒”而亡，沈克非并无明显不当之处，因此仍然宣判无罪。 两年后，此案的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终结，法庭判决沈克非赔偿死者丧葬费。 杨震说：“医患纠纷自古就有。是不是所有的医患纠纷都必然搞得一地鸡毛？咱们用不着去看国外，看看沈克非的案子就知道，不是。” “当年沈克非的这件案子，同今天一样，媒体也是连篇累牍地‘跟踪报道’。但不同的是，当时的他们是有序地尽了本分。医者可当庭辩护，患方有上诉主张，理越辩越明。” 两年前，杨震在给年轻医生们做培训的时候，讲到“宽恕”，听众们很不能理解。他们反问：“为什么不让我们生气？为什么不让我们仇恨？” 杨震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医务处的工作人员天天经受着“饱和式冲击”。如果习惯于愤怒和仇恨，那么，上班吵8个小时，下班回家心情不好再吵8个小时，这样的日子过上两个月，基本上就能跳楼了。 他给年轻医生们看医务处的工作照片，一个细节最令观众触动——办公桌的透明塑料垫下，压着纸片：“学会感恩和感谢，不要抱怨，善待自己，善待他人……”接待之前，工作人员都会先默读一遍。 “在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自己。起码，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学会宽恕。在当下，宽恕就是医者的自救法宝。”杨震的说法，越是年纪大的医生越赞同。 2009年9月，中山医院启动了“巴林特小组”（得名于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巴林特，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一种教医务人员增进医患沟通能力、缓解职业压力的方法），即由一组医务人员与经过专门培训的精神科医师围坐成一圈会谈，主要讨论在医患关系方面令医务人员“耿耿于怀”的案例。通过呈现诊治过程中观察到的事实及内心感受为依据，通过提问、讨论、建议等方式，集众医生智慧来共同处理该案例遇到的难题。 杨震原本很少把这些信息和医学院学生分享，但两年多前哈尔滨医生王浩遇害后，在一次“巴林特小组”讨论中，一位研究生尚未毕业的女住院医师提到，她的室友听到消息后，在被窝里哭了一夜。 杨震觉得，必须干预，所以加大了去学校讲座的频次。“这些学生们实际决定了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医患关系，能救一个是一个。”他在开场白就强调：“我们和患者不是敌人，我们和患者在同一条船上，共同的敌人是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