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综述——纪念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年论文,近三十年论文,四川保路论文,来四川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0)05-0074-05
记载四川保路运动的资料主要集中在报刊、方志、史料汇编等方面。依据这些方面的资料，近三十年来，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主体涉及川汉铁路国有、立宪派问题、革命派问题等，在这些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不足之处。笔者拟对近三十年来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的相关论著文章，依时间为序进行系统梳理，以便理清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现状与不足，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四川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前影响甚大，因而学者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也很广泛，成果颇多。其研究主体涉及川汉铁路国有问题、立宪派、革命派等。
(一)川汉铁路国有问题
在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当中，川汉铁路国有问题是研究的焦点，它涉及到路权所有、股款处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等问题。
1.路权所有
路权即国有还是民有，官办还是商办，这里涉及到的核心是铁路国有政策问题。受传统革命史范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学者更多的是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给予严厉抨击，而认同铁路商办。
对于路权问题，保路运动史研究专家隗瀛涛在《四川保路运动史》中指出，“清王朝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行‘借款夺路’侵略政策的产物，也是清王朝实行‘借款筑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的一纸卖身契，即帝国主义杀人政策与清王朝自杀政策的混合物。”[1](P191～192)陈景华所著《晚清巨人传盛宣怀》一书认为，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2](P245)。王萍在《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中指出，“全国一切爱国人士都支持铁路商办，反对清廷假官办国有之名去推行官卖铁路的政策。”[3](P19～27)张金莲的《走出夔门——论清末四川留日学生》[4](P32～34)和向秀兰的《成渝铁路建筑分析》[5](P10～12)两文对于铁路国有政策有共同的看法：这一政策将铁路拱手送给了列强，政策出笼，人心大为激愤。
否定铁路国有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在铁路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上，萧功秦的《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6](P1～13)一文重新研究和反思保路运动这段历史，认为“中国处于长期与外世隔绝、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要通过商办方式独立建造遍及全国各地的数以万计的铁路绝非易事”，“铁路工程这样的大型事业，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政府来统一经营。因为只有政府，才具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集中并协调使用各种资源，而且，也只有政府有权利要求私人出让建设铁路所需要沿途所经地区的土地”。该文认为干路国有政策是应有之举，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一文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对此论点予以辩驳。周衡在《保路运动的历史启示——兼与萧功秦先生商榷》中认为“晚清皇朝迷信中央集权、政府垄断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认识到肯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所必须。”[7](P36～41)针对萧文，章玉钧在《关于保路运动若干问题的辩正——与〈重新认识保路运动〉一文商榷》中认为“由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讨价还价等因素，还款期、利率、抵押物有所不同，改变不了侵犯、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民族权益的实质。”[8](P122～125)
肯定国有者还有邱永文的硕士论文《盛宣怀的铁路思想研究》，该文认为清政府的干路国有政策是无可非议的，清政府对于这一政策的出台经过长期的论证和准备，是符合客观实情的[9](P19～22)。苏全有在《邮传部研究100年》一文中认为评价铁路国有政策要考虑到当时的满汉矛盾、资产阶级革命等因素以及国有政策的正面作用。该文对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对于研究铁路国有政策颇有借鉴意义[10](P100-106)。陈晓东在《清政府“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一文中认为“清政府实行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11](P46～56)这样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为什么失败，并且遭到人民反对呢？该文指出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封建专制惰性的桎梏，加以推行新政的内在变力不足，使其无法利用制度改革的成果，把好的动机转化为好的效果”。他在充分肯定铁路国有政策的前提下，指出失败原因是清政府没有把相关铁路事宜交与谘议局，没有遵守《公司律》，没有听取川省都臣的谏言，而是按照封建专制制度，君权至上，行政权统揽一切，最终导致事与愿违。成锐航的《析清末“铁路国有”政策》对于这一政策指出，“各地之所以强烈反对，主要是因为清政府还钱不公，再加上立宪派借机争权而大肆鼓吹，这并不能说明铁路国有政策是卖国的或错误的。”[12](P113～115)
从上可知，对于川汉铁路国有政策是否合宜，官办还是商办，是研究保路运动的重点所在，对此学界存在严重分歧。史学研究是一个由浅及深的过程，有关铁路国有政策的研究已经逐渐趋向于摆脱革命范式的影响，只是尚需进一步发掘史料，方能形成科学、客观的评价。
2.股款处理
川汉铁路的股款牵涉到保路运动的起因等相关问题，美国学者周锡瑞(J.W.Esherick)在其《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认为，“四川公司一方把自己的大部分金钱储存在上海钱庄，卷进了一九一零年的橡胶投机。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13](P108～109)此文提出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真正原因，并非史学界主流认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驱使。张克宏的《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对于以往学者认为川变由铁路国有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盛宣怀参与策划的铁路国有政策并不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是盛宣怀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的正式签字。”[14](P70～77)他的这一观点切合当时实际，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川民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当得知路款相应问题时，才一片哗然，誓死不从。钟穗的《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析论》一文认为，在宣布铁路国有时，股东只求照数归还路款，并没有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但清政府拒还已用款项，还以“国家股票”方式夺取现存路款，于是股东针对政府与四国银行的借债合同提出了拒债破约[15](P136～144)。川汉铁路股款问题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保路运动发生的根源。由于清政府对股款采取不当措施，而导致保路运动的发生，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3.邮传部尚书盛宣怀
铁路国有政策的制定颁布、四国借款合同的签字、处理川汉铁路路款、镇压川变等一系列与保路运动相关事件，盛宣怀都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成为研究保路运动当中的重点人物。刘恩格的《辛亥革命与盛宣怀》一文认为铁路国有政策是在盛宣怀主持下的卖国政策，并且劫夺路款以饱私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他采取唆使爪牙收集情报、严惩为首者、打进内部分化瓦解、武力镇压等卑鄙手段，是十恶不赦的魁首，一无是处[16](P82～91)。张克宏之文《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对盛宣怀和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铁路国有政策的策划和制定过程当中盛宣怀主动积极是因为：一与其身为清王朝的阁臣密切相关，二与其官阶升至最高点息息相关，三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相互倾轧不可分割[14](P70～77)。对于保路运动，他却采取镇压，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受到唾弃。对于四国银行的借款合同，萧功秦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中认为盛宣怀付出了相当心血，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与四国银行谈判中，发挥了讨价还价的经商谈判才能[6](P1～13)。盛宣怀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之前张之洞与三国银行签订的草约和之后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订的善后大借款相比，其条件都是十分有利的。夏东元的《盛宣怀传》一书在保路运动方面从盛宣怀支持铁路商办到铁路国有的原因，以及如何对待保路运动进行分析，认为他对路权由商办到国有态度转变是因为个人的垄断权，对保路运动做过一些让步，但基本政策不变，用兵镇压的主张不变[17](P383)。邱永文的《盛怀宣的铁路思想研究》—文认为无论铁路商办还是官办，盛宣怀都是从路权和修路的实效两方面来考虑的[9](P19～22)。路权就是盛宣怀本人要控制铁路大权，同时也提到他时刻提防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路权，实效就是他建成铁路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盛宣怀是为私的，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中国路权并产生良好效果。
总体来看，保路运动中盛宣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方面，因此，拓展领域显得十分必要。
以上是川汉铁路国有及其牵涉问题的研究状况，从中可知，有关川汉铁路国有、借款合同、盛宣怀等问题如何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值得思考。
(二)立宪派
立宪派是四川保路运动前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主要内容涉及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重要人物、立宪派发起保路运动的原因、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等方面。
1.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重要人物
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张澜、邓孝可、蒲殿俊、罗纶等。针对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产生过反清思想的论点，康大寿之文《张澜在辛亥保路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初探》认为“张澜等人领导的股东会议决罢市、罢课，停止上缴捐税乃是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所迫，出于万不得已而为，张澜的思想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18](P32～36)其实，张澜的这种政治思想在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当中有着广泛的存在。康大寿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中，著有《张澜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一次精彩演讲》，主要根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相关内容，以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张澜的演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的鼓舞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19](P10～11)。鲜于浩在《邓孝可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中对邓孝可从留学日本到四川军政府成立这段时间参加的保路活动进行阐述，认为邓孝可“对四川保路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P85～87)。陈文研究了保路运动中蒲殿俊和罗纶的前前后后，在《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上)》中认为“蒲殿俊留学日本期间就十分关注川汉铁路”[21](P133～135)，《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下)》一文从蒲殿俊任咨议局议长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再到保路同志会成立，分析了蒲殿俊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22](P42～44)。《罗纶与保路运动》一文介绍了罗纶参与保路运动的过程[23](P50～53)。陈文在一系列文章中给予立宪派人士高度的评价。因四川保路运动中大多立宪派领导人都曾留学于日本，赵纯清写有《川籍留日学生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从川籍留日学生宣传、领导、推动运动，到武装起义进行一一分析，认为“四川留日学生在火热的反清革命斗争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24](P103～107)。谢增寿在《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25](P62～64)中，对于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在学术界存在的三种不同观点进行考证，得出正确“时间应是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
2.立宪派发起保路运动的原因
清朝末年，为什么立宪派组织和领导了具有一定反清性质的保路运动？蒋晓丽在《试析四川立宪派能够倡导保路运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然要首先争取民族独立，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于是，立宪派不得不暂时把争取阶级的前途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着四川路权的问题，同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26](P58～62)而立宪派能够把运动推向高潮，不自觉的为革命创造条件，是因为“具有两面性特点的立宪派被人民这股革命力量和清政府这股反动力量的正反作用，一逼一推的结果”。陈国勇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27](P64～69)一文中则认为，“四川的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条件——铁路商办，以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从而发展资本主义。”该文指出立宪派是为了其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具有爱国性质。立宪派为什么能够成功发动保路运动，符和积在《试论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中认为“立宪派在政治上控制咨议局，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经济上掌握了事关全川人民切身利益的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大权”[28](P75～80)。他从政治经济两方面阐述，点出了立宪派能够成功领导保路运动的关键所在。
3.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关于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的文章有谢忠梁等人所著《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该文认为“四川立宪派虽然没有鲜明的革命意识，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革命的”，“保路同志会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29](P53～57)。对于这一论断，似乎作者有些夸大其词。冯玉荣的《论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30](P47～52)认为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对群众从利用、限制到叛卖，使他们从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保路运动的绊脚石，客观上也为四川全民起义起过启蒙作用。牛济的《清末立宪派与四川保路运动》[31](P48～53)认为四川保路运动规模大、影响深，与立宪派的倡导和宣传是分不开的。符和积认为立宪派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一、立宪派组织的保路同志会，它使自发性的群众斗争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二、立宪派倡导组织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把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三、立宪派成为全川性的武装起义革命烈火不自觉的点燃者和催焰者。”[28](P52～58)他对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判。
通过对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研究的梳理，看到在研究立宪派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史学家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三)革命派
革命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推动者和后期的领导者，学界在这一领域从革命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罗泉井会议等方面进行研究。
1.革命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中革命派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作用方面。蒋晓丽认为，“就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而言，他们把革命排满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26](P58～62)，并未重视领导群众进行保路运动，唯有注重武装起义而已。林成西等著《试论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32](P15～18)一文认为，同盟会在保路运动前期“利用保路，导以革命，积极地从立宪派手中夺取对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在后期“发动和组织了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该文对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给予很高评价，对于立宪派与群众则认识不足。张克宏认为在成都血案之后，“革命党人趁机鼓动，领导群众一道，冲破立宪派原来设下的种种限制。”[14](P70～77)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四川各地起义还会爆发吗？许多学者对于革命派在四川保路运动的作用，似有夸大之嫌。
2.罗泉井会议
对于同盟会在资州组织的罗泉井会议，学界也有所研究。宋国英之文《试析罗泉井会议在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33](P76～78)，对于革命派在罗泉井召开的会议做了充分肯定，认为此会议做出“以保路为名，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这一重大决定，迅速改变了保路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性质”。这一论断显然夸大了罗泉井会议的作用，有悖于历史事实。杨鹏程的《“资州罗泉井会议”考辨》一文，一改以往学者对此次会议的肯定，通过考证认为根本就没有罗泉井会议[34](P139～144)。可见，学界对该问题观点对立，尚需深入分析。
通过以上对四川保路运动中革命派相关问题梳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传统革命范式对史学的影响，出于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就要肯定革命派，从而也对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的作用进行了过分的肯定，无形当中忽视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有悖史实。“历史学家的追求便是为了追求客观实在的历史追求”[35](P76～78)，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评价体系。
(四)其他问题
上述之外，学界还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究，著有相关论文。如通过对四川和其他各省保路运动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有《川鄂两省的保路斗争述论》[36](P26～33)、《从清政府的对策看湘蜀两省保路运动不同走向的原因》[37](P103～109)、《川鄂两省保路运动的不同之处(上)》[38](P28～30)和《川鄂两省保路运动的不同之处(下)》[39](P46～49)等文章。学界也从多元化的视角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研究，如《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羌藏人民反清斗争》[40](P19～20)、《保路运动前十年四川灾荒及其影响》[41](P20～21)、《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42](P4～9)、《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43](P100～109)、《试从组织体制探讨哥老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与不足》[44](P169)等文章分别从少数民族史、灾荒史、近代化、哥老会的视角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研究。
综上可知，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诸如国策、立宪派、革命派、辛亥革命等，具体从保路运动自身的原因、过程、意义及影响研究者甚多。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如清政府视角、立宪派视角、革命派视角、民众视角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二、问题与不足
通过笔者对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在四川保路运动方面涉及广泛内容，如铁路国有、立宪派、革命派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问题与不足却仍然突出。
(一)理论及视角单调
传统革命范式的制约。如在研究清政府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时：在领导者和组织者方面，很多学者强调人民群众和革命派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在运动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刻意弱化立宪派作用；在官办商办问题方面，对官办持批判态度，为铁路商办高唱赞歌，一味指责政府。研究历史，需要剖析史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给予客观公正之评价，得出科学结论并使后人以史为鉴。
分析视角的单一。学界对于保路运动的研究方法大多从历史学角度分析，其实，角度的选取可以多元化，如铁路运营状况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参加保路运动的各派人物方面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清政府对待保路运动的举措可以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保路运动中立宪派领导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群体，可以从教育学方面分析……总之，不再局限于从某种视角进行的分析，而是多角度进行审视，得出的结论将更加科学合理。
(二)资料挖掘不足
记载保路运动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四川保路运动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辛亥革命前后》、《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编》等书籍以及地方志、人物回忆录、日记等，其他资料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之中，如《申报》、《大公报》、《西顾报》、《四川商会公报》等。
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素材，另外由于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电子文献及其检索技术为文献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我们应该利用它，是电子文献能够与文本文献两条腿走路”[45](P77～80)，使得专家学者能够在不同领域不同方向对保路运动进行更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目前对于保路运动“贫乏”的研究却与浩瀚的资料不成正比，学者还需要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挖掘，向着保路运动这一研究领域更精更细方面进军。
(三)研究内容局限
研究状况不平衡。学界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国有政策和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革命派方面，对于铁路经营状况、商办铁路公司等方面涉及甚少。由此可知，通过对资料的研究整理，保路运动未涉及领域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与现实联系不够。对于历史的研究重在以史为鉴，但学界对保路运动的研究与现实联系不紧密，对后人启发性的思考方面欠缺，难以体现历史的借鉴作用。
综上可知，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还需要我们革新认知和思维模式，扩大史料征引范围，朝着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方向发展。如此，方能在研究保路运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