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经文论文,文体论文,思想论文,经史一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8-0140-05
郝经是元初有重要影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四库馆臣在《陵川集》提要中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者也。”[1](P1422)高度评价郝经的人品、学问，并以其诗文与元好问相提并论，足见推重之意。可是，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郝经极少引起学界的关注。直到近30年来，才开始出现一些关于郝经的专题论文，论题则主要集中在其理学思想、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成就上，而对其文体学成就，几乎无人涉及。①实际上，郝经有《原古录》、《文章总叙》等重要文体学论著，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体学思想，理应得到文学与文体学研究者更广泛的关注。
一、经史一体说
郝经家世儒业，是元初最早接受程朱学说的北方儒者之一，又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家。因此，其读书治学重视实用，力图把儒家理论与治国安邦结合起来。早年作《志箴》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愚。贤则颜孟，圣则周孔，臣则伊吕，君则唐虞。毙而后已，谁毁谁誉？讵如韦如脂，趑趄嗫嚅，为碌碌之徒欤？” [2]（卷21《箴》）足见其经世致用的儒学旨趣与理想抱负。
郝经一生信奉儒道，推崇六经。在他看来，道是具体可感的，存在于天地万物中，而总萃于人，尤其是圣人。六经则是道的形器，是圣人载道、传道的工具，“故《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礼》、《乐》道之用也。至中而不过，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远以惑世者”，“谓夫虚无恍惚而不可稽极者，非道也。谓夫艰深幽阻高远而难行者，非道也。谓夫寂灭空阔而恣为诞妄者，非道也”，“至易者乾，至简者坤。圣人所教，六经所载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谓尽人之道，则可以尽天地万物之道”。[2]（卷17《论八首·道》）可见，郝经的道，不同于天道、性理、象数等抽象、玄虚、高远的观念，而是以人事为归依，明而易见，近而易行的。六经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道的内容和精神，是客观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表现，而非至高无上的神圣教条。
六经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史的性质。《春秋制作本原序》：“《春秋》以一字为义，一句为法，杂于数十国之众，绵历数百年之远，而其所书虽加笔削，不离乎史氏纪事之策，而无他辞说。”[2]（卷28《序》）明确指出《春秋》纪事的史体特征。又《一王雅序》：“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备乎《诗》，而兴废之端明；王者之事备乎《书》，而善恶之理著；王者之政备乎《春秋》，而褒贬之义见。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而王道尽矣。”[2]（卷28《序》）这里把经与史更密切地联系起来。首先，在起源上，六经中的《诗》、《书》、《春秋》是圣人“因其国史之旧”修订而成的，可谓经、史同源；其次，在内容上，三部经典分别反映了王者之迹、王者之事、王者之政，换言之，即王者之史。六经所传王道，是通过王者之史体现出来的。合此二端，则经、史本为一体，分疆划界，实出后世。《经史》曰：
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经者，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莫能作。史即记人君言动之一书耳，经恶可并？虽然，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2]（卷19《论》）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古无经史之分”，明确倡言并具体论证“六经自有史”。汉代以后，经史由同源而分流，已不可逆转，经主阐发义理，史主记载事迹。尽管如此，两者依然互相渗透，互为依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不仅因为二者同源，更因为经和史，义理和事迹，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形器，是道在不同内容与性质上的不同表现形式。
郝经的经史一体说在宋元时期并非空谷足音。南宋末叶适《徐德操春秋解序》曰：“盖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工也。”[3](P221)虽仅就《春秋》一经而论，对郝氏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叶适为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天理性命，这与郝经也是声气相通的，由此不难窥见经史一体说的深层动因。又元延枯戊午（1318年），集贤殿大学士奏郝氏《续后汉书》于朝廷，仁宗诏江西行省付梓，江西学正冯良佐董其役，且为此书作《后序》曰：“人有恒言，曰经史，史所以载兴亡，而经亦史也。《书》纪帝王之政治，《春秋》笔十二公之行事，谓之非史，可乎？盖定于圣人之手，则后世以经尊之，而止及乎兴亡，则谓之史也。”[4]（卷首）这里的“经亦史也”，自是对郝经“六经自有史”的发挥；而以学正身份推衍此论，足见这种观点在当时绝非惊俗之论，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现代学者多注意到“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首创，隋代王通，明代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代顾炎武、袁枚等，都曾直接或间接提出类似观点。元初郝经的“六经自有史”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提醒我们，至少在宋元时期，人们已开始较多关注经史性质异同、源流分合以及经书文体与史书文体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其中郝经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论述也颇系统，与章学诚“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5]（卷1《内篇一·易教上》）等论断最为接近，贡献也最大。可是，长期以来，这种贡献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笔者更关注的则是这种学说对郝经文学观念以及文体学思想的影响。
二、对“文本于经”说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以史观经，把经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郝经在论述经书的不同内容与性质时，已涉及经书的文体分类，如“《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等。在《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文艺·文章总叙》中，郝经进一步发挥这种观点，把历代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10体，《书》部有书、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 23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14体；《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11体，总计古今文章58体。②每部之前有总序，论述其分类依据。如《易》部序曰：“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夫繇、彖、象、言、辞、说、序、杂，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4]（卷66上上《文艺·文章总叙》）《诗》部序：“《诗经》三百篇，《雅》亡于幽、厉，《风》亡于桓、庄。历战国先秦，只有诗之名而非先王之诗矣。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4]（卷66上上《文艺·文章总叙》）分别论述各类文章的功用、性质、发展流变以及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集中反映了郝经的文体分类思想。
从表面看，郝经把各体文章归入四部经书，是受了“文本于经”传统的影响，从儒家经典追溯文体的源流。然而，细究各部总序，则可发现，郝经的观点，并非传统的照搬，而是融进了经、史一体的学术理念，极大地丰富了“文本于经”的思想内涵。如以《易》言义理，“即史之理也”，《书》载王言，即“史之辞也”，“《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等，都贯穿着经、史相通的思想。既然如此，那么，由经书衍生出来的各体文章，自然也有史的性质。这在《一王雅序》中有明确的表述。序文在提出“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之后，论述战国以来的文章流变说：“战国而下，逮乎汉魏，国史犹存。其见于词章者，如《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余。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而当世之政不备，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续正变大小风雅之后。汉魏而下，曹刘陶谢之诗，豪赡丽缛，壮峻冲澹，状物态，寓兴感激，音节固亦不减前世骚人词客，而述政治者亦鲜。齐梁之间，日趋浮伪，又恶知所谓王道者哉？隋大业中，文中子依放六经，续为诗书，骋骥騄而追绝轨，甚有意于先王之道，乃今坠灭而不传。李唐一代，诗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韩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为之冠冕。如子美诸《怀古》及《北征》、《潼关》、《石壕》、《洗兵马》等篇，发秦州，入成都，下巴峡，客湖湘，《八哀》九首，伤时咏物等作；太白之《古风》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圣德诗》，乐天之讽谏集，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声盛烈，止乎礼义，抉去汙剥，备述王道，驰鹜于月露风云花鸟之外，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当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2]（卷28《序》）把“《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余”作为“国史犹存”的体现，正是以史家眼光来看待词章；而他对历代文章的评价，也确实是从史家标准出发，推崇表现“当世之政”、“王者之事”、“先王之道”的作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体现了经书的精神。这些内涵，是传统的“文本于经”说所不具备，因而也无法比拟的。
郝经以史观经，是为了强调六经并非章句训诂之学，更非空谈义理之文，而是社会历史的生动反映，是王者之道与王者之迹的统一，是圣人经世致用的产物。在《文章总叙》中，郝经已对此再三致意，如《易》部序称“吴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书》部序称《书》类文体“皆代典国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样体制之文也”，《春秋》部序称“凡后世述事功，纪政绩，载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余”。这种将文章与政事紧密联系，强调文章济世功用的观点，使郝经反对一切无用之末学和无用之虚文。《上紫阳先生论学书》曰：“经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问学。世有科举之学，学之无自而入焉，蜡乎其无味也。有文章之学，学之无自而入焉，蜡乎其无味也。退而叹曰：‘利禄其心，组绣其辞，质日斲，伪日翔，何区区尔也！’而狃于俗，陷于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经而读之，虽亦无自而入，而知圣之学，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学也。”[2]（卷24《书》）自述求学经历，天性不喜科举之学、文章之学，故“学之无自而入”，而于圣人之学，则心领神会，并由衷赞美六经使“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真有用之学也”。又《文弊解》曰：“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自为己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狃于习而陷于利，是以背而驰之，力炫而为之譟，援笔为辞，缀辞为书，藉藉纷纷，不过夫记诵辞章之末，卒无用于世，而谓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于其间，文武之道坠于地，而天下沦于非类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观于大庭氏之先，而不见夫文之质也；不幸而不游于孔氏之门，而不见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穷夫六经之理，而不见夫文之实也。……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 《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文实法而《乐》文实音也。故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夫惟无文人，故所以为三代；无虚文，所以为六经，后世莫能及也。”[2]（卷20《杂著》）提倡为文要追求“文之质”、“文之实”、“文之用”，严厉抨击“事虚文而弃实用”的风气，斥之为“文之大弊”。在郝经看来，六经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务于实，周于用。而他之所以把诸体文章归入经书各部，正是为了强调各体文章不同的实用、济世功能，在立论宗旨上，与“六经自有史”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宗旨，与刘勰、颜之推等仅从五经追溯文体源流，或为推尊文体而倡言“文本于经”，自不可同日而语。
三、文体分类谱系
在《续后汉书》成书前六年，郝经已编纂成文章总集《原古录》，惜后世失传。从《原古录序》看，此书分体编排，也将古今各体文章归入《易》、《诗》、《书》、《春秋》四部之下。[2]（卷29《序》）由此可见，这是郝经成熟、稳定的文体学思想。在序文中，郝经介绍自己的分类依据，大旨同于《文章总叙》，而更为明确地概括出各部文体的功能特征，如称《易》部为“义理之文”，《书》部为“辞命之文”，《诗》部为“篇什之文”，《春秋》部为“纪事之文”。在此之前，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首次把纷繁复杂的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郝经的分类当受此影响，表现了文体学研究开始重视综合归类，执简驭繁以起纲举目张之效的新风气。所不同的是，郝经把四部文章，分别纳入经书体系中，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分类谱系。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把古今150多种文体分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完备、充实了郝经的谱系，可谓实践“文本于经”文体学理念的集大成者。
在《原古录序》中，郝经介绍《原古录》编纂体例说：“凡四部，七十有二类，若干篇，若干卷。部为总论，类为序论，目为断论。凡立说之异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浅深，致理之醇疵，遣辞之工拙，用字之当否，制作之规模，祖述之宗趣，机杼之疏密，关键之开阖，音韵之疾徐，气格之高下，章句之声病，麤凿巨细，远近鄙雅，皆为论次。”可见这部文章总集根据文体类聚区分，以部统类，以类系目，部有总论，类有序论，目有论断，共同构成一个集文选与文论为一体的，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文体学研究体系。这样严密的体系，此前大概只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才具备，可惜挚书久佚。郝经之后，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不少著名文章总集，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多采用了类似的体系，其接受郝经的影响，应比早于郝经近千年的挚虞更直接、更具体。
由于《原古录》失传，今天已无法见到此书各类文体的序论，所幸六年之后成书的《续后汉书》至今保存完好。此书所载《文章总叙》的文体分类方法与《原古录》完全一致，所涉文体名目及排列秩序也大致相当。也许《文章总叙》本身就是总结甚至摘录《原古录》总论和序论而成。因此，这篇总叙应可大致反映郝经的文体论内容及特征。
《文章总叙》对源于经书的58种文体一一论其体性，内容相当丰富。如《书》部“檄”类序曰：“檄者，传布告召之文。自丞相、尚书令、大将军、藩府、州郡皆用之。或以征兵，或以召吏，或以命官，或以谕不庭，或以讨叛逆，或以诱降附，或以诛僣伪，或以告人民。皆指陈事端罪状，开说利害，晓以逆顺，明其去就。其文峻，其辞切，必警动震竦，撼摇鼓荡，使畏威服罪，然后为至已。其制以木简为之，长一尺二寸。若有急则插以鸟羽，谓之羽檄，取其疾速也，故亦谓之羽书。初汉高帝谓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又谓可传檄而定，则三代先秦已自有之，而其文未见也。至孝武遣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始见《喻巴蜀》一篇。首曰：‘告巴蜀太守。’终曰：‘咸谕陛下意，毋忽。’盖古制然也。至三国之际，益尚事辞，其制愈备矣。”详细介绍檄的起源、性质、作用、使用场合、体貌特征、书写工具、递送情况等，在阐述角度与研究方法上，大体继承了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卷十《序志》）的文体学研究传统。在刘勰之后至明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体系严密、内容丰富的文体论专著寥寥可数，因此，《文章总叙》的序论便显得弥足珍贵。
郝经论文体体性，注意揭示相关文体的共同特征。这在四部总论中概述每部文体特征时已有所表现，而在具体的文体分析时，更是时时关注这一点。如《易》部“评”类序曰：“先秦二汉所未有。桓灵之季，宦戚专朝，学士大夫激扬清议，题拂品核，相与为目，如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许劭在汝南而为月旦评，评之名昉此。至陈寿作《三国志》，更史赞曰评，而始名篇。然特论之异名也”。“辩”类序曰：“辩者，别嫌疑，定犹豫，指陈是非之文也”，“故凡论说之文，皆辩也。先秦二汉犹未以名篇，后世始与论别而为题矣”。指出评、论、辩三种文体都有议论曲直，辨别是非的功用。又如《书》部“疏”类序曰：“疏者，疏通其意，达之于上也。凡政有所未便，事有所未当，宛枉有所未信，壅蔽有所未达，臣下为之论列奏上，则用之，亦三代先秦之故有。至汉高帝五年诛项羽东城，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疏之名始见。其后臣下往往上疏，同夫书矣。”“封事”类序曰：“汉制，表、书皆启封。其言密事，则皂囊重封，谓之封事。其文亦书疏也。”“奏”类序曰：“凡进言于君，皆曰奏书，谓敷奏以言是也。汉世，凡劾验政事，特有奏请，乃特作奏。其文亦书疏也。”指出疏、奏、封事诸文体，都是臣子向君主陈政言事的文体。这些共同特征，是文体分类得以实现的基础。郝经以经书四部统帅众多文体，必须具备这种提纲挈领、敷理举统的功夫。
除了善于把握共同特征外，郝经还善于区分相关或相近文体的细微差别。如《诗》部“吟”类序曰：“吟，亦歌类也。歌者，发扬其声而咏其辞也。吟者，掩抑其声而味其言也。歌浅而吟深，故曰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论吟与歌的区别，切中肯綮，发人之所未发。又《书》部“书”类序曰：“至战国秦汉，不可胜载，而体制多矣。臣子之于君父，小臣之与大臣，布衣之于达官，弟子之于师长，小国之于大国，皆谓之上书。名位相埒，则谓之遗书。平交往反，则谓之复书。上之于下，则谓之谕书。告戒论列，则谓之移书。躬亲裁制，则谓之手书。天子下书，则谓之赐书。用玺封题，则谓之玺书。敌国讲信，则谓之国书。吉庆相贺，则谓之贺书。胜敌报多，则谓之捷书。丧师败绩，则谓之败书。无礼相陵，则谓之嫚书。叛君指斥，则谓之反书。死丧凶讣，则谓之哀书。”论述“书”这种文体，因使用场合、对象、目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衍变，可谓细致入微。这些区别，是各种文体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前提，也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总叙》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颇为引人注目。
宋元时期，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辨体批评。这种批评，在理论形态上多以诗话、序跋、书信等形式表现出来，显得零散、随意，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文论与文体论普遍存在的问题。郝经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倡言“六经自有史”，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以这种学术理念为指导，郝经撰成《原古录》、《文章总叙》等文体学研究专著，初步构建了一个以经为本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系统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郝经文体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及体系，上承六朝的挚虞、刘勰，下启明清的黄佐、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不仅在宋元时期别树一帜，在整个文体学发展史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注释：
①据笔者所见，目前只有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一文提及郝经《文章总叙》的文体分类。文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在郝经的文体谱系中，没有《礼》、《乐》的地位。这一方面由于《乐》经自古无传，更重要的是，郝经以《礼》、《乐》为“道之用”，即儒家伦理道德的实践，而非以文载道，故不能成为后世文章的文体渊源。详参《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十七《论八首·道》、卷十九《论·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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