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增长和结构优化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居民消费论文,结构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8)08-0036-10
一、研究回顾与启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消费结构优化的研究进展，主要反映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研究中。在消费结构到产业结构的模型构建研究中，曾提出的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产业关联度的设想，对于消费到产业的传递机制研究很有启发，但因潜在需求和各种投入产出系数多变，未能得出有解释力的结果(林白鹏等，1993)。在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王云川，2002)等方面间接地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的关联分析认为，在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消费结构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同时，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共同影响经济增长。近几年来，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去定性研究消费问题的成果较为丰硕，而消费结构优化所需要的定量研究比较难得。通过运用消费函数分析消费内部构成对消费—收入关系的影响，已发现耐用消费品支出与暂时性收入增长显著相关(藏旭恒，1994)，居民资产构成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
西方学者很早就采取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消费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的消费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之后，韦伯的社会地位分层理论，西美尔、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竞争、模仿不断促进新时尚的现代消费理论模式，都源于保持和提高个人社会地位的心理需要；截至20世纪70-80年代，布西亚把消费上升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把个体行为动机定义在生产和驾驭特定社会符号而成为社会结构中特定群体中的一员，而布迪厄则论证了形成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的实践行为或消费口味，怎样在习惯的引导和资本占有结构的塑造过程中，区分出教育水平和社会阶级的机制(赵卫华2007)。西方经济学家也在不断推进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19世纪恩格尔定律揭示出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库兹涅茨在其重要代表作《现代经济增长》中，探讨经济增长的总量、速度、结构及其传播扩展机制，认为产业结构趋势和最终需求结构及消费结构高度相关，他同钱纳里等一样用丰富的数据证实了恩格尔定律同配第—克拉克法则的内在相关性，指出了产业结构同消费结构的相互依赖关系。马歇尔则从微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把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引入经济理论体系。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学派又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把消费因素引入经济理论体系，设定消费需求结构随人均收入提高而出现相似变化。卡莱茨基从微观经济分析角度进一步用消费结构来估计产业结构，但在远景规划中又只能把消费结构作为不变因素来考虑。
上述这些研究虽然没有解释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消费增长的结构关系，也没有提供如何通过消费量和结构的调整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但却为在一定经济增长目标下的国内居民消费及其结构优化研究，提供了三方面有益的启示：消费不断增长与投资和进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社会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之间有相互建构的关系；居民消费结构随居民平均收入提高而出现相似变化。
二、回归正常消费率的新增长路径分析
我国居民受到压抑的消费正在回到正常消费的过程，为国内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消费的新增长方式提供了可能。当前我国已进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出现投资过热、信贷过多和价格上涨过快，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居民消费量的提升和结构优化，而长期受到压抑的居民消费总量和消费级别的提升正在形成更大的经济推动力量。因此，积极引导消费增长和结构优化，是培育国民经济内生增长机制与改善民生和衷相济的一个持续发展路径选择。2006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已降低到36％，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相比，下降了31.5个百分点，与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国家相比，则相差25个百分点左右。其实，连续10多年来居民消费已被压得很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如果偏重投资膨胀和出口去弥补需求不足的路径，又潜藏着生产能力过剩的隐患，过分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则会进一步压低居民消费水平，进而会紧缩增加需求的消费路径。可见，尽管目前工业化、城市化正处在加快进程中，对钢铁、水泥等建材和化工材料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目前居民消费从万元级上升到几十万级，也需要一个储蓄的过程，但是，居民消费受到压抑而形成的需求缺口终究只能以居民消费增长去平衡，走向消费型国家的正确路径显然还是回归正常的居民消费率并相应降低投资率。
对我国正常消费率应该如何看待？如果说自然经济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可由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而开放型市场经济小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出口拉动为主的话，那么，我国与美国、印度、俄罗斯等消费大国的经济增长则以国内消费为主，“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因此，需要弄清楚我国居民正常消费率究竟比实际的居民消费率高多少？对这个问题的比较分析可有4条路径选择：
1.横向比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62％，我国当前实际是36％，与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与当今美国、英国高达90％以上的居民消费率相比，我国的消费欠账更是一笔惊人的数字。有学者提出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应达到60％或接近东亚国家65％的水平。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是正常而非“偏低”。经济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阐明不同经济体间的消费率差异。由于我国城乡差异大，体制缺陷和机制上的不成熟，导致投资回报率较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不畅，加上历史形成的低层次储蓄方式对消费产生的综合影响，一般国际横向比较难以测定我国消费率的适当水平。
2.纵向比较
能否通过纵向比较测定适当的消费率呢？27年来，我国经历了消费率持续下降，储蓄持续上升，投资持续增长，投资的边际产出率持续走低的总体趋势。对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在这期间的不同年份加以比较后，反映出消费率较高时，投资回报率也高，但GDP总量、人均收入水平则较低。如边际资本产出率最高的1996年和1999年相比，居民消费率都在47％左右，最终消费率都是61％，而GDP的环比增长速度则分别是16.8％和4.6％，这表明不同年份消费率相等，经济增速和规模存在很大差异。再以边际资本产出率最低的年份来看，2003年居民消费率低至41.67％，虽然GDP增长率为9.1％，但投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5倍以上，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能源、交通“瓶颈”制约已经十分明显，消费率持续走低已经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再通过纵向比较或趋势预测都只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即比我国当前正常的消费率更低的消费率。
3.运用消费函数模型测算
根据莫迪利亚尼和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假定当期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受到当期可支配收入、上一期储蓄和上一期消费支出的影响，并运用1990-2006年的统计数据，模拟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模型，两个模型计算结果的一致性是：居民消费支出都只是部分地受到当期可支配收入影响，当期消费并不取决于当期收入，而是更多地服从于上期消费习惯性支出。这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杜森贝利·莫迪利亚尼假说的印证，对凯恩斯关于当前消费取决于当前收入的观点的否定。但两个模型计算结果的差异性是：城镇居民的上期储蓄减少了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而农村居民的上期储蓄则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当期消费。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可以较快地转化为滞后消费，而城镇居民储蓄存款则是降低消费的原因。根据消费自变量在1990-2006年的平均增长水平、GDP和城乡人口的短期预测，在目前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所估计出的居民消费率依然没有显著升高的态势。
4.运用“生命周期储蓄率”概念测算
如果人在一生中消费完全部的个人收入，那么，一般个人消费动机，就是以总收入为限来安排当前消费和预期消费，并力求使近期、远期消费的效用总和极大化。每一轮消费支出的变动总是服从于收支总额相等的稳定趋势。确定适当的消费率，首先应找出这种趋势，然后根据短期波动加以修正，才是比较可靠的方法。莫迪里亚尼提出过一个“正常的储蓄率”概念是M/L。其中，M是工作期长度，L是工作期加退休期长度，这个概念大体解释了理性生活消费的长期趋势。我们试用莫迪里亚尼的概念，更改其量值分母L(工作期加退休期)为C(个人全部生命周期)，并计算我国城镇和农村一般应该达到的正常储蓄率约为44％，正常消费率约为56％。其实，早在“六五”时期(1981-1985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年均水平就已经达到51.7％。钱纳里曾提出，人均国民收入达1000美元的国家，其正常消费率应该达到61％。钱纳里把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状态联系起来的想法却有其独到的价值。他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阶段的消费率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已达到人均国民收入2456美元、社会保障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当前的居民消费率应不低于61％才算正常。
当前，由于我国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和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级差大，拥有多数社会财富的高收入层的储蓄倾向高、人口少，这种特有的情况使得我国总消费率要比人均收入在同等水平的其他国家低一些。但是，适度提高消费率，是一个需要逐步创造条件去完成，并且是不可替代的重大任务。
三、实现居民消费总量巨额增长的路径分析
国内广大的消费市场为实现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而扩大国内消费，优化国内消费结构(不含港、澳、台)的途径很多。在目标层次高低不同、相互传递的立体路径网中，可以发现三层路径：一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对降低投资和净出口的比例，突出消费拉动经济的内生性增长；二是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总量水平，达到正常消费率要求的居民消费总量；三是遵循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的最新变化规律，依据居民恩格尔系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步改进的目标，使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并最终确定达到这些要求所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年增长率等指标。通过这三层路径就可以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达到消费量与结构的优化控制，从而避免误入提高消费率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盲区。
1.以居民消费增长为主的“三驾马车”协调拉动
国内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在一段时期属于恢复性增长，其增长幅度就是实际消费率逐年回升到正常消费率的幅度。在目前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偏小的情况下，消费总量结构优化至关重要，其实质性含义是增加消费、减少投资，提高居民消费并达到正常消费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增长的三大贡献率(含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及其构成的变化幅度大(国家统计局，2001-2007)，“三驾马车”的作用既相互替代又相互补充，特别是1995、1999和2003年，“三驾马车”的贡献率构成差异大，既有消费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又有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同向或异向拉动型；投资贡献为主时，总是伴随着进口大于出口；而消费贡献为主时，总是伴随着出口大于进口。有些年度间消费贡献率波动很大，居民消费与投资比例极不稳定，近年来随着消费率持续下降，今后几年大力增加消费拉动的需求是合理且可行的。
1995年以来，我国政府消费保持在13％—16％左右，假定政府消费率为14％，城乡人口及其消费比例在2003年基础上不变，要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我国曾在1978年和1990年达到过的62％的水平，即日本1987-1995年的平均消费率，在2003年仅有41.67％的居民消费率基础上，今后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率至少要逐步达到48％，居民消费总量需要相应提高。如果全国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GDP总量每年按10％增长，要力求达到居民消费率62％或74％的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总量应该达到多少？对此，需要设定高中低水平下不同的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总量，如表1。
表1 不同消费率水平下居民消费量及其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相关数据计算。
2.分步达成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目标
居民消费总量优化采用模型为：
＝(1＋γ)
，t≥1。式中为年居民消费总量，γ为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目标函数，为年居民消费率不同目标函数，为国内生产总值基期水平。通过设定的模型计算，可以确定后一段时间(2004-2006)居民消费量和结构(见表2)。这里，当γ的取值为1995-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数9.04％时，将2004-2006年的分别确定为44.91％、46.08％和47.25％(其中2004年的定为1995-2003年居民消费率的平均数44.91％，2005、2006年的数字是在上年基础上分别加1.17％，便可以使最终消费率在2006年达到62％)，已知1995-2003年政府消费率的平均数为14.75％，这样2004-2006年的最终消费率取值为59.66％、60.83％和61.99％。于是，2004-2006年的HCE[，t]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量就可以计算，如表2。
表2设计的2004-2006年最低居民消费总量高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居民消费总量，高出的百分数分别为8.22％、9.63％和9.51％。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消费率在2003年的基础上未发生较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设定的GDP年增速高于实际统计的增速。若以表1所计算的2006年的低、中、高消费总量与2006年实际消费总量(以居民消费定基价格指数计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相比，其比值分别为1.095、1.159和1.437。换言之，来自当年消费的需求可增加0.76万亿元、1.27万亿元和3.50万亿元，这就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巨大作用。进一步分析，当消费率在50％以下时，消费总量的增幅仅仅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相当，而当把消费率提高至50％或62％时，消费总量还要比实际消费总量增加15.9％或43.75％，消费总量的大缺口才可以补上。从GDP层面看，2004-2006年全国实际完成的GDP分别是159878.3亿元、183867.9亿元和210871.0亿元(国家统计局，2001-2007)，扣除2003年以后的物价上涨因素后同期的GDP为154581.2亿元、175990.2亿元和200820.1亿元，实际完成的GDP又高于同期设计数的3.9％、8.5％和13.6％，这也说明实际消费总量可扩展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实现国民经济消费型增长及其结构优化，可以不突破消费总量的边界(赵卫亚，2003)，反而会减轻GDP高位增长的压力。
表2 居民消费支出及消费率估算结果
注：2004-2006年城乡人口及比例采用同期《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但未来年份需用预测数；居民消费总量由本文公式计算；在居民消费中城乡居民消费各自所占比重来自1978-2003年统计数据回归预测结果，2004年为0.7204︰0.2796，2005年为0.7353︰0.2647，2006年为0.7502︰0.249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根据城乡人口和各自消费总量计算。
3.提高消费率后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消费量的分解
2004-2006年城乡人口采用实际数，假设计算期的城乡人口及城乡消费比例暂不发生变化，根据表2可以分别计算出相应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消费量(见表3)。
表3 城乡居民消费量
这里，按三个消费水平将居民消费总量分解为农村居民消费量和城镇居民消费量，划分比例因年度而变化，取值在：1︰2.57—3.00，略低于1999-2006年1︰1.87—2.80的实际水平，明显低于1995-1998年1︰1.44—1.71的实际水平，这个取值出自实际的城乡人口和比例数据，对于城乡居民消费量增长只提出恢复性增长的要求，应具有可行性。因此，下面城乡居民消费的内部结构优化依照此比例进行。
四、优化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量化路径及比较分析
目前，对于消费的全部研究可以一分为三：研究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研究生命周期与消费的关系；研究金融资产与消费的关系。在将收入与消费关联的基础上，研究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优化，其最大价值之一，是可以把消费调控转化为人均收入调控，从而可以把个人消费行为的引导融入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目标。只设置人均收入控制指标就可以达到在一定消费结构下的消费量目标，这比再单独设立一套扩大消费的政策目标更简便，同时也可避免经济调控多种角度、多种政策的“木桶效应”。
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发现，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居民消费率等指标间有互补性，且这些指标可由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计算，这就使国内消费结构调整、优化方案不仅可以计算，也确实便于进行宏观管理。这里采用的结构优化方法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参照国内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定水平上的消费率，以国内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高年份的居民消费增长量为基础，再依据近些年来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计算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的不同档次上的新的消费结构。本文主要针对2004-2006年的居民消费进行总量和结构优化并将优化结构与过去结构进行对比，确定已形成的结构性差距。
根据表3可知，2004-2006年的城乡居民消费量设有低、中、高三个档次，人均消费量也可根据人口数据计算出三个档次，同时恩格尔系数、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每年都设三个档次；本次计算是以低对低、以中对中、以高对高来分别计算表4中的数据和指标的，如果采用全排列，计算的方案将会更多，但考虑到简化和说明方法更紧要，只选择9个组合就可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新的消费量确定后，居民人均消费中食品消费按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计算，其他的各消费支出项目的绝对数，是根据各支出项目1995-2003年的年平均增长水平值计算的。考虑到每次消费结构变化后有一个稳定期，就可以将低、中、高同档次的2004-2006年的消费支出结构设定为3年基本不变。下面，分别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和比较。
1.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的优化及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8619和0.8995，而1995-199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降至0.7904和0.4637。也就是说，80年代居民增加的收入中可有90％左右用于即期消费支出，而1995-1999年已降至46％左右(门可佩等，2004)。居民实际收入的低幅增长使居民收入预期呈下降趋势，1995-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处于5％—6％左右，这与GDP增长相比，处于低位徘徊。这种状况随着政府对居民消费的重视而出现转折，2004年GDP增长9.5％，而可比社会消费率、零售总额却增长10.2％，据此可以期望今后消费增长加快并可与GDP增长同步。2004年居民收入预期的边际消费趋向为0.6640，但由于多数年份的居民收入预期降低，迫使居民放弃高收入幻觉消费，因而消费更加理性化。实际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趋向为0.5305(1995-2003年)，这个数字宜作为边际消费倾向低水平指标的依据。
食品和其他支出的比例按一定的恩格尔系数计算，非食品支出的比例按1995-2003年的平均发展速度计算。总消费支出按不同的消费率确定。城镇居民人均年总消费支出根据城镇居民各年消费总量与城镇人口计算(表3)。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结构初步迈向享受型。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达39.18％，首次低于40％，2003年更降至37.12％，按照国际经验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历史规律，这一恩格尔系数水平是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信消费为标志的消费升级的临界点，也是消费升级的起点。考虑到过去发达国家在相同的人均GDP水平上的消费水平和我国逐步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等因素，我们确定恩格尔系数在中、高消费水平上应为0.30和0.25。
根据以上对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相关系数的分析和设定，对2004、2005和2006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了优化(如表4)。计算结果是：①低、中、高三个消费层次的各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百分数为：52.99、49.29、69.00、52.65、44.95、64.39、52.90、40.63、59.80；②低、中、高三个消费层次的各年度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及服务的支出结构各不相同，其中食品消费占30％时各年度非食品支出结构百分数为：10.05、6.60、8.70、13.03、16.17、11.91、3.54；9.24、6.19、9.28、13.72、16.35、11.83、3.39；8.48、5.79、9.86、14.41、16.49、11.73、3.24；③低、中、高三个消费层次的各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绝对数(元)为：8816、9815、12170、9785、10617、13165；10862、11495、14253。
表4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优化方案
为了将消费支出和结构优化与收入水平控制相联系，特别设计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计算模型如下：
＝
(HCE[，t]/AC-
)×(1＋
-
)/(t≥1)。式中，为居民人均年总消费支出计划数，为平均消费倾向，B为边际消费倾向，
为第t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数，i为第t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当t＝1时，
为基准年居民可支配收入，这里，我们取2003年为基准年。
的含义是：要使下一年居民消费率达到要求的目标(45％—62％)，在可支配人均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0.72≤≤0.85)和边际消费倾向(0.53≤≤0.85)的约束下，在消费结构根据近年的趋势继续变动的新情况下，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增长率在高、中、低三个消费水平下各应达到的水平。控制系数(1+-)表示在一定消费水平下一个基期内居民平均消费与其增收用于消费之间的相对差距，即可发掘的消费潜力。如果平均消费倾向大于边际消费倾向，就表明居民收入需要增长更多一些才能达到同量的消费目标；反之亦反。
在消费结构优化后，城镇居民2004-2006年的消费支出增减控制目标可以确定为：2004年增长15.79％、13.09％和40.22％；2005年增长4.94％、12.83％和39.9％；2006年增长4.86％、10.97％和37.59％。由于支出增长要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比例是：2004年增长52.99％、49.29％和69％；2005年增长52.65％、44.95％和64.39％；2006年增长52.9％、40.63％和59.8％。而2004-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实际水平仅达到：11.21％、11.37％和12.07％。通过对已经过去的3年的消费结构进行优化，我们发现，如果可以把消费率提升到发展中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一般国际水平，同期的消费需要量和相应的收入增长控制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的很大差距就可以量化，而如果需要用后几年时间来填补这些差距，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还需要在已有增长的基础上继续调高增长幅度。仅以2006年看，要实现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总体目标，该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在2005年基础上再增长40.63％—59.88％，但实际上该年度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12.07％，这就已经高于GDP的增速了，由于没有特别的收入调高措施，过去多年积累起来的增收差距或消费量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达到优化消费量与结构的目标要求，估计2007年及以后3年人均居民收入要有成倍加速，才能尽快达到优化水平(李爽，2002)。
2.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优化及比较分析
以低、中、高三个水平对2004-2006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进行优化，结果如表5：
表5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优化方案
在消费结构优化后，农村居民2004-2006年的消费支出增减控制目标可以确定为：2004年增减-2.53％、8.53％和34.57％；2005年增减-7.20％、0.70％和24.85％；2006年增减-21.00％、-16.00％和4.08％。由于支出增减要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减的比例是：2004年增长37.84％、32.49％和46.54％；2005年增长32.14％、23.82％和37.00％；2006年增长26.62％、15.77％和28.09％。而2004-2006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情况是：11.98％、10.85％和10.20％。通过消费结构优化可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基数低，增长的速度还远远不够，需要在已有增长的基础上继续有加倍地增长。仅以2006年看，要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总体目标，该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需要在2005年基础上增长15.77％—28.09％。因此，在2007年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任务很重，仅仅保持常年增收的幅度难以达到该优化方案设计的水平。
五、提升居民消费量的现实路径及综合对策
在投资率已经居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量提升的首要条件是收入提升，因为一定的收入水平和保持收入能力的预期，决定居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提升或增加消费的货币支付能力。在实际可支配收入较低的阶段进行高消费的情况毕竟是暂时性的消费行为，从高收入转向低收入后仍然保持高消费习惯的行为也不能长久，随着消费者心理趋向成熟化和消费行为趋向理性化，消费社会的层级结构最终由人们的收入层级来决定。因此，根据经济增长的水平和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消费量对居民收入水平加以判断并在收入分配中予以调控，这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基本路径。但是，居民当期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形成当期消费增长，居民消费还受到许多体制因素和个体行为因素的影响，给启动消费带来困难。实际上，决定消费的还有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流动性约束等，这些因素在消费者行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使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因素，仅仅寄希望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为了扫除在居民收入增长基础上实现消费增长过程中的障碍，还要重视采取促进消费的综合性对策。
1.应以居民消费为主统筹三大需求的增长
1995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的轨迹显示，在进出口大体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以1995年的消费结构类型计算，2004年的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9.02％和62.48％；而在净出口正值较大的情况下，以1999年的结构类型计算，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对GDP的贡献比例反过来变成65.18％和22.48％，同时净出口贡献12.46％，表明消费、投资、净出口之间存在着对GDP的特殊贡献关系，此消彼长，尤其在消费与净出口同时增长的多数情况下，投资的贡献退居消费之后。因此，要重视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净出口的联动关系，近期应扩展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孙国锋，2003)，远期要全面放松对消费增长的供给约束，才能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
2.促进服务消费等新的消费领域和消费质量增长
优化后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较之目前有较大的改变，以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交通通信、住房和医疗保健等为代表的新的消费领域增长很快，其对一些传统消费领域产生挤出作用，特别是消费质量提升(朱诗娥，2007)将使国内产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以2006年城镇居民中等水平的消费优化结构与2003年实际结构相比(如表6)，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服务这三项下降8.9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消费比例下降占80％，同时，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居住等上升8.93个百分点，其中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及居住消费都有明显增长。同期，农村居民的消费增减结构与城镇有很大不同，家庭用品与服务消费增长11.66个百分点，食品消费下降4.41个百分点，而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都有明显下降。可见，优化后的城乡结构变化具有差异性，应高度重视农村居民因收入水平低而不能实现消费升级的问题(李时华，2004)；城乡消费共性在于非食品消费比例上升，这既有利于人民生活全面小康和人的全面发展(尹世杰，2004)，又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适应居民消费增长的大趋势标明了路径。
3.引导和提高城镇中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根据优化方案计算的未来3年城镇居民应达到的消费量是农民居民的3倍，扩大农村消费对优化整个经济结构具有更高效率，同时又必须继续推进城市消费的稳定增长。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可在储蓄率过高的条件下减轻收入增长的压力，更好地发挥扩大消费的政策效应。由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优化方案可知，达到不同的消费水平对居民消费总量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消费总量上升，一方面要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这两个方面的措施有相互替代，在目前储蓄过高的情况下，普遍加强居民社会保障，设计和维护居民放心消费和增加可持续消费价值的市场环境等相关措施，不仅可稳定提高消费倾向，而且可代替部分居民收入增长而对经济发展起到同样拉动作用。
4.创新消费增长的供给路径
围绕新型消费者推进科技文化产业化。利用居民文化娱乐支出增长带来的创意文化产业化机遇，不断优化文化产品的供给结构。生产经营者不但要进行产品的创新，更需要进行科技文化消费者的“生产”，培育年轻、受过良好教育且高收入的新产品和新文化的消费群体。他们分别对现代技术、休闲、时尚、美感、情感、自恋、自由浪漫、生态环保等不同的科技文化有着强烈的消费欲望，新款手机、汽车、广告、美容、影视、书画、服饰、餐饮等都可成为“生产”新的消费者的“无形工厂”。这就要求建设与消费文化相容的企业文化，它是最重要的企业资本(李海舰，2005)。
利用高储蓄和资本相对过剩，有针对性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将融资能力、信用消费与信用管理和保险服务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改变消费生活方式，充分发挥消费者的社会资本和信誉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相应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途径可以选择：开拓保险产品消费，融资、证券、彩票、咨询等金融产品消费，康体、旅游等体验性消费，快捷物流运输服务性消费等。
借助对产业群的带动力更大的新型耐用品“趋高消费”的升温，推进电信、汽车等快速成长的制造业发展。大多数居民的储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未来突发状况的不时之需，另一方面是为将来的“趋高消费”进行储备。由于居民“趋高消费”所针对的产品具有价值大、技术集成度高和消费不可分性强的特点，这类消费深刻影响着可望更快形成我国新兴骨干产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和服装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