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五代论文,诗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1-0095-08
唐五代诗格中的“势”，与“比兴”、“气”、“风骨”、“神韵”、“境界”等许多术语和概念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其产生既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多方面的因素，运用范围又极广，内涵也就十分丰富，索解颇为不易，迄今尚无较一致的看法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五代诗格中“势”的语义来源、含义及其与兵家、释氏究竟是何种关系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希望能有助于对“势”的范畴的进一步理解和认识。
“势”最初的含义，当是指山川地理形势，即地形和地形的走向。《周易·坤卦·象辞》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曰：“地有上下九等之差，故以形势言其性也。”[1] (卷二)王弼注：“地形不顺，其势顺。”孔颖达正义：“地势方直，是不顺也；其势承天，是其顺也。”[2] (卷一)在这里，宋衷、王弼和孔颖达都是把“势”理解为地形和地势的。又如，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中有这样的话：“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3] (《屈原贾谊列传》)而六国攻秦之所以难以取胜，也是因为其所居“形不利，势不便也”②。文中将“形、势”对举，也是以“势”为地形、地势的意思。
由地形之“势”引申出的含义很多，其最常见的一个义项是指事物所处的位置、地位以及由此种位置或地位进而形成的事物发展的走向、趋势或态势。如《孟子·告子上》以水之就下比人之性善，谓“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4] (卷十一)《韩非子·孤愤》篇中说：“处势卑贱，无党孤特。”[5] (卷四)就是此意。当这一义项用于政治等方面的话语中时，更专指“权力”、“权势”、“时势”等。如《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中“简贤附势，实繁有徒”[6] (卷八)。《尚书·周书·君陈》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孔传：“无乘势位作威人上，无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6] (卷十八)。《孟子·公孙丑上》：“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4] (卷四)《荀子·正名》曰：“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形以禁之，故辨说也。”[7] (P422)等等，其例亦甚多。
“势”字又被先秦兵家所借用，成为兵法中的专门术语和概念。其含义有二：一是训练兵士的技巧、技能，类似于现代的某种体育活动；二是随机应变，掌握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它是常法之外因事制宜的变量。前者的意义是从“埶”(“藝”)到“势”引申出来的，后者则是从地形地势之“势”，再到事物所处的位置、地位和发展的态势、趋势，逐渐引申出来的。
“势”本没有“技巧”和“方法”的含义，只是在先秦多借用“埶”字来表达“势”的意思，而“埶”即“藝”，由“种植”的本义引申出技巧和方法的义项，所以“势”也有了此义。许慎《说文解字·力部》中有“势”字，他解释说：“势，盛力，权也。从力，埶声。经典通用‘埶’，舒制切。”[8] (P293)可见“势”字稍后起。而“埶”的本义是种植的意思。甲骨文象人持树木栽种之形，金文于木下加土。《说文解字·丮部》：“埶，穜也，从坴、丮，持亟穜之。《诗》曰：‘我埶黍稷’。徐锴曰：坴，土也，鱼祭切。”[8] (P63)“藝”字不见于《说文》，它是后起之字，先秦则借用“埶”字来表达“六藝”的“藝”，由此又引申出技能、技巧等含义。这就是“势”字之所以有“技巧”和“方法”含义的来源。
“势”作为训练士兵的技巧和方法，见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说齐宣王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苏秦提到临淄的“蹋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蹵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3] (卷六十九)至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遂于“兵技巧”十三家中列入蹵鞠二十五篇，并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颜师古注亦谓：“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蹵蹋之以为戏也。蹵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9] (卷三十)
“势”在先秦兵家著作中释为因利权变，也需略作解释。地理形势是兵家用兵作战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孙子兵法》中有《地形》篇，谓：“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10] (卷下)兵家认为，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还要重视敌我双方军队的实力对比。《孙子兵法·形篇》曰：“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10] (卷上)在地“形”、军“形”这些有具体形态的兵法概念的基础上，进而产生了兵家理论中的另一重要概念，那就是无形的“势”。如果说地理之“形”和由地形、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等因素构成的作战实力，即用兵之“形”，都属于常法、定数、不变的因素的话，那么，“势”就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各种利害关系而决定采取的计谋，是兵法中随时制宜、变动不居的因素。我们且看《孙子兵法·计篇》和《势篇》中对“势”的论述。《孙子兵法·计篇》云：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曹操曰：“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李筌曰：“谋因事制。”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梅尧臣曰：“因利行权以制之。”王皙曰：“势者，乘其变者也。”张预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10] (卷上)
又，《孙子兵法·势篇》曰：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
弩，节如发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10] (卷中)
仔细体会《孙子兵法》中这两段论述的含义，可以看出，孙子所说的“势”，实际上是因事制宜和善于变化的意思。用兵应根据敌我力量和战斗中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随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使自己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非有些论者所谓的“是事物运动显示的能量或者力的积蓄”[11] (P16)。其实，早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已对《孙子兵法》中所论的“势”，作过一个很准确恰当的解释，惜皆不为人注意。《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曾录“兵形势”十一家，并有云：“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9] (卷三十)正道出了兵家这里所说的“形势”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的意思。
孙武所论之“势”，在孙膑那里，又有进一步的阐发。《孙膑兵法·势备》篇曰：“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弩，势也。”在《威王问》篇中又说：“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所以令敌无备也；诈者，所以困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12] (上编)在《奇正》篇中，孙膑还论述道：“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奇正无穷，分也。”[12] (下编)像用弓弩射杀人一样，以“无形而制形”，莫测其神妙，正是兵家“势”论的真谛。
由“埶”的本义到儒家的“六艺”之“艺”和兵家的“兵技巧”，由地形地势之“势”到政治、军事话语中的“势”，尤其是兵家以“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和以“无形而制形”的势论，对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书论、画论和文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兵技巧”和“兵势”，首先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书论多取“势”为名；二是所论之“势”的内涵，大致都是指的字形和字形、运笔的变化所带来的字体结构和笔画之间相互照应、灵活飞动的态势，它包含了书法艺术中静态和动态的美两个方面。
东汉崔瑗的《草书势》，是现存最早的书法理论文章，其文即取“势”为名。此后蔡邕的《篆势》、《九势》，钟繇的《隶势》，成公绥《隶书势》(或作《隶书体》)，卫恒的《字势》，索靖《草书势》(或作《草书状》)，旧题王羲之的《笔势论》，刘彦祖的《飞白书势铭》等等，就其内容看，皆论各体书“法”，如崔瑗作《草书势》，文中即有“草书之法，盖又简略”云云[13] (卷三十六《卫恒传》引)。然而其所论不题作“法”，却径取“势”以为名，显然是受“兵势”一类著作影响的缘故。南朝梁任昉撰《文章缘起》，将文体细分为八十五类，“势”为其中之一种；《隋书·经籍志》把论棋势的文章，归入兵家书目，都反映了自东汉以后各种以势名篇的论文大量涌现的事实和此类书的命名与兵家的关系③。
东汉、魏晋时期的书法理论著作中“势”的内涵，主要是指书法中字形和运笔的变化。如崔瑗《草书势》曰：
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跱，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
點
，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栗，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蜩螗挶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揵毒缘巇，螣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
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13] (卷三十六)
汉字的产生，原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的产物[8] (P314)，是摹仿鸟兽虫鱼和自然物象的各种姿态、活动和变化的结果。所以，此处用动物屈伸动静的形象和姿态所加以描绘的，也无不是字体笔划和运笔、布局的变化，以及由此构成的各种美妙的形状和态势，是以有形而成无形和由无形以辅有形的统一。
蔡邕在《篆势》中描摹用笔的变化，也是形容其如飞鸟“延颈胁翼，势似凌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跂翾翾”。又在《九势》中列出用笔的九种方法，明确提出：“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14] (卷七十三)沈尹默先生解释蔡邕所用“九势”的意思，认为“是想强调写字既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但又不能死守定法，要在合乎法则的基础上，有所变易，有所活用。有定而又无定，书法妙用，也就在于此。”[15] (P52)可见他也是把“势”理解为字体和用笔的变化的。其他如钟繇在《隶势》中认为，书法“体象有度”，“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13] (卷三十六)。又，卫恒评汉人杜度书法“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瑗“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称赞本朝书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引笔奋力，若鸿雁高飞，邈邈翩翩”[13] (卷三十六)。卫夫人称道王羲之书法“笔势洞精，字体遒媚”等等[16] (卷一四四)，皆可证其所说之“势”，与崔瑗一样，是指字体和运笔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灵动之势。六朝以后，论书法之笔“势”者亦甚多，如唐人张怀瓘《书断》等，其看法大致与此相同。
以“势”论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最为代表。其所论则是合兵家和书家之势论而来④。刘勰论道：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乗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镕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踰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襄陵。[17] (卷六)
一方面，刘勰受书家结字、运笔成势说的影响，认为文章创作应“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体决定势，“势”谓“体势”，这就使“势”这一概念具有了文章风格的含义；另一方面，他既认为文章因“体”成“势”，非常自然，“体”不同，“势”亦随之改变，同时又认为“势”的内涵丰富，作品风格多样，“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主张作家在创作中应不失本色，而兼融群势。这显然又是从兵家论“势”中所得到的启发⑤。
至于以“势”论画，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也有许多论文，其用义多自论书生发，颇有相通。如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条曰：“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后，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18] 已道出其中奥妙，此亦不再费辞。
弄清楚“势”的渊源和发展，现在可以讨论唐五代人诗格中的“势”论问题了。
唐五代诗格类著作，据张伯伟先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现存二十九种⑥，其中比较集中地论述到诗“势”问题的，主要是王昌龄《诗格》、释皎然《诗议》、《诗式》、僧齐己《风骚旨格》和僧神彧《诗格》等数种。他们对“势”的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虽有差异，然大致都是沿着由形到势的思路(像书法中的结体运笔成势，文章的即体成势等)，而融以兵家之“势”的因利权变来立论的，具体地说，“势”的含义就是指诗歌的运意用思和含意的流转变化。兹分别讨论如下。
先说王昌龄《诗格》。王昌龄《诗格》中所列“十七势”，其取名同于书论，直接承袭兵家之书，讨论作诗的技巧和方法，其用意亦承刘勰文章体势之说和兵家、书家之说，是论诗歌的运思或意脉的流转、向背和变化⑦。此点其实王昌龄自己早已道破。在《诗格》“论文意”一节中，王昌龄说：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后书之于纸也。高手作势，一句更别起意。其次两句起意。意如涌烟，从地升天，向后渐高渐高，不可阶上也。下手下句弱于上句，不看向背，不立意宗，皆不堪也。[19] (卷上)
以立意高下来衡量其“势”，特重立意。又，十七势中的“下句拂上句势”(第八)、“含思落句势”(第十)、“理入景势”(第十五)、“景入理势”(第十六)等，在其“论文意”一节，亦曾有所论述。这也可证明王氏所论之“势”，应属“文意”的范畴。再看其所举的十七势，像第十一势“相分明势”：
相分明势者，凡作语皆须令意出，一览其文，至于景象，恍然有如目击。若上句说事未出，以下一句助之，令分明出其意也。如李湛诗云：“云归石壁尽，月照霜林清。”崔曙诗云：“田家收已尽，苍苍唯白茅。”[19] (卷上)
认为诗意的表达应当清晰明白。再如第十六势“景入理势”：
景入理势者，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凡景语入理语，皆须相惬，当收意紧，不可正言。景语势收之便论理语，无相管摄。方今人皆不作意，慎之。昌龄诗云：“桑叶下墟落，鹍鸡鸣渚田。物情每衰极，吾道方渊然。”[19] (卷上)
以为诗中的议论说理既要与写景相契合，语意分明，又不宜直言，不必相互统摄。也是着眼于命意。其余亦皆大致如此。涂光社先生论述王昌龄《诗格》，曾指出其所列十七势，“涉及格律诗的起句、落句，以及一联上下句之间和整个诗篇前后意蕴的递进、转折、映带、对比、呼应、互补等出意方式”[11] (P190)，是很正确的。惜未明其渊源，又每多参差⑧。
再看皎然《诗式》中关于“势”的论述：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翠焉不群。气胜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雅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矣。[20] (卷一“明势”)
其华艳，如百叶芙蓉，菡萏照水。其体裁，如龙行虎步，气逸情高。脱若思来景过，其势中断，亦有如寒松病枝，风摆半折。[20] (卷一“品藻”)
古今诗中，或一句见意，或多句显情。王昌龄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谓一句见意为上。”事殊不尔。夫诗人作用，势有通塞，意有盘礴。势有通塞者，谓一篇之中，后势特起，前势似断，如惊鸿背飞，却顾俦侣。即曹植诗云：“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因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是也。[20] (卷二“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积雪”评)
第一段文字“明势”，即明“文体开阖作用之势”。皎然运用山川自然景物的“千变万态”，形象地描绘了“文体作用”的开阖变化。所谓“作用”，指用以烘托渲染事物的意味、情状、气氛的具体物象[21] (P27)。这些物象的运用，千变万化，构成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的不同意态，即此便是“势”。可见，皎然所说的“势”，也是指的诗歌立意、构思与意脉、文势的流动变化以及其所造成的态势。第二段文字认为好作品应当用词与遣意并美。“体裁”的含义是运思裁制[22] (P84)。运思裁制应意脉流畅，一气贯注，不落凡俗，纵使意脉转换，前后句意仍要有联系。如皎然所举左思《咏史》八首其三“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正属于抒情达意酣畅淋漓的一类。而其所举谢灵运《岁暮》中的两句：“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则显然落句用意是从两个既有不同(“势断”)又仍联系(“半折”)的方面着眼的。第三段文字意思较为显豁。皎然并不完全赞同王昌龄以“或一句见意，或多句显情”的观点来判定诗格的高下，然从其对“势有通塞”的解释和所举例证看，他们对“势”的认识，又是一致的，即都从诗歌运思的变化来论势。
皎然在论述“诗有四深”、“三不同”时，曾将“势”与“意”并举。他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又说后人学习前贤，有“偷语”、“偷意”、“偷势”三种不同[20] (卷一)。似乎“意”与“势”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二者是既相区别而更有联系的。“意”主要指诗歌中所要表达的意蕴、内涵，而“势”则说的是如何很好地表达这些意蕴和内涵。对烘托渲染事物情状、气氛的物象有深入的体悟，算是“意度盘礴”；如果能进而把这种“意度”再加以巧妙的裁制，并将其顺畅地表达出来，便能够营就氤氲的诗歌气象。再看他所举的“三不同”的例子。“偷意”，主要指内容上的因袭。唐人沈佺期《酬苏味道》诗中的两句：“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取意于南朝梁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同写暑去秋来景致。“偷势”，则偏重于学习前人表情达意的手法。嵇康《赠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塑造了一位高情逸致、洒脱绝尘的名士形象。“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直接用来表现人物形象。王昌龄《独游》诗：“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是通过鱼贪饵食罹患与鸿雁高飞免祸的对比描写，悟出不应为功名仕宦所羁的道理。二者取意不同，然都从归鸿以见人、见理的思路或脉络则又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来看僧齐己《风骚旨格》中的“势”论。其论“诗有十势”曰：
狮子返掷势。诗曰：“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
猛虎踞林势。诗曰：“窗前闲咏鸳鸯句，壁上时观獬豸图。”
丹凤衔珠势。诗曰：“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边。”
毒龙顾尾势。诗曰：“可能有事关心后，得似无人识面时。”
孤雁失群势。诗曰：“既不经离别，安知慕远心。”
洪河侧掌势。诗曰：“游人微动水，高岸更生风。”
龙凤交吟势。诗曰：“昆玉已成廊庙器，涧松犹是薜萝身。”
猛虎投涧势。诗曰：“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
龙潜巨浸势。诗曰：“养猿寒嶂叠，擎鹤密林疏。”
鲸吞巨海势。诗曰：“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23]
张伯伟先生指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曾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因为齐己本人出自沩仰宗，而仰山门风的特点就是以若干势以示学人的。再者，佛教讲家论势，也偏于上下语的搭配。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似乎还可对此作进一步的思考。
齐己以“势”论诗，尤其是以“狮子返掷”、“猛虎踞林”、“丹凤衔珠”、“龙凤交吟”和“鲸吞巨海”等禅宗话头名“势”，是受禅宗的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然禅宗所谓“势”，实是“状”的意思，即指人物的某种动作、架式、姿态等，借以破执悟道，启迪僧人。如所谓“接泥势”、“进泥势”、“吃饭势”、“洗衣势”、“脱帽势”、“覆钵势”、“拔剑势”、“弯弓势”、“背抛势”等等[24] (卷九《沩山灵佑禅师》等)，既非限于沩仰一宗，其名目也不一而足。而之所以称作“势”，如果追溯其渊源，显然也出自兵家势论中的技巧、方式或样式一义。
“狮子返掷”等名目本身，其含义在禅宗话语中也并不复杂，多是取其字面而已。如“狮子返掷”，意谓“南北东西且无定止”[24] (卷十二《琅邪慧觉禅师》)。“毛吞巨海，芥纳须弥”，是说佛法的“神通妙用”[24] (卷十一《临济义高祥师》)。“踞地狮子”，形容威力巨大⑨。“龙衔海珠，游鱼不顾”[24] (卷六《洛浦元安禅师》)，“龙吟”、“虎啸”等[24] (卷十四《芙蓉道楷禅师》)，似亦无甚深意。这些名目都只是在特定的禅宗语境中才具有扭转心机、使人顿然颖悟的作用。
因此，就禅宗之“势”与诗家之“势”的关系看，前者对后者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似并不深刻。故对齐己等人以“势”论诗的索解，借助于释氏语本身的含义，固然不失为一条探索之路，但我们认为更应该从“势”这一理论范畴本身发展的进程去认识，即从诗思的构成和意脉的流转方面去认识。
如上文所引，“狮子返掷”有“南北东西且无定止”的意思，再验之以齐己所举“离情遍芳草，无处不萋萋”的诗句，二者意旨正相契合，且后句又为前句之补充，照应前一句，皆形容离情别绪之多，如同遍及天涯海角的芳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再看“猛虎踞林势”。猛虎踞林本与狮子踞地相近，形容威猛，然用于论诗歌之“势”，又增加了一层有志而赋闲的意思。齐己所举之诗，一句写闲，一句写用世之心，因而此一“势”也着眼于诗意。“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边。”意脉衔接而下，如丹凤衔珠，故以之名“势”。“毒龙顾尾势”，观齐己所举诗例，乃是一问句，将出仕后与出仕前相较，前后相应，“势”名与诗意也相合。“既不经离别，安知慕远心。”也是一问句，独处之怨颇深，故以“孤雁失群”状之。“洪河侧掌势”，“洪河侧掌”本谓水流峻急，势如侧掌。故此势所举诗例“游人微动水，高岸更生风”，上句写游人“动水”，而下句竟至高岸“生风”，想象奇特，句意跳动也很大。“龙凤交吟势”，谓诗意一句写人，一句属己，故称“交吟”。“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是杜牧《早雁》诗中的名句。以失群离散的孤雁，喻边地百姓的流落异乡。月明灯暗，影孤啼哀，气氛极为清冷孤寂，与猛虎投涧的悲哀相近。“龙潜巨浸势”和“鲸吞巨海势”，其名目与所举诗例的语意都显相切合，此不再具论。
五代徐寅的《雅道机要》和僧神彧的《诗格》，分别论及诗之九势、十势，然大多杂取王昌龄、皎然和齐己所论，较少新见，然神彧曾举一诗而论四势，与他人有所不同。其“论诗势”条曰：
《贻潜溪隐者诗》：“高情同四皓，高卧翠萝间。”此破题，是龙潜巨浸势也。“大国已如镜，先生犹恋山。”此颔联，是龙行虎步势也。“钓矶苔色老，庭树鸟声闲。”此颈联，是惊鸿背飞势也。“未省开三径，何人得往还。”此断句，是狮子返掷势也。观此一诗，凡具四势，其它可以类推矣。[25]
首联开门见山，点出隐逸者的高情逸志，如龙潜巨浸。颔联承上，进一步抒写潜溪隐者的超尘脱俗，而所取“势”名，用《宋书·武帝纪》所载高祖“龙行虎步，视瞻不凡”之语，正与此切合。颈联意脉变化，由写人转为写景，烘托渲染，诗意相对，恰如惊鸿背飞。尾联则以问句收束全诗，照应开头，又似狮子返掷。可见神彧这里所论四势，已涉及整首诗的运思和章法。
其实，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已意识到“势”与“意”的关系。《薑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有云：“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26] (卷二)又论五言绝句曰：“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从“势者，意中之神理”，到“无字处皆其意”，皆着眼于诗歌创作的用意运思，适可与本文所论相参证。
总之，我们以为，“势”在先秦以通用“埶”字而具有种植(此亦被借用为“六艺”的“艺”)和地形、地势两义，其引申遂有技艺、技巧和趋势、态势等等含义，并运用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专门的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东汉以后，兵家的“势”论开始被书家和文论家们引入书法和文论之中，有《草书势》、《飞白书势》、《四体书势》等多种论书法的名目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其意义皆由体(字体和文体)到势而分别指结体的形状、结体的态势和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认为诗有“四深”、“三不同”，“势”即其中之一。同时，他又提出了“十七势”的概念。其取意皆来自兵家、书家和《文心雕龙·定势》，而意义则为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用意的流转变化。至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彧《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注释：
①如饶宗颐先生曾注意到兵家所论之“势”与文学中“势”的关系(参其《澄心论萃》第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詹锳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定势》篇所论之“势”，源于《孙子兵法》，并谓“‘定势’的‘势’，原意是灵活机动而自然的趋势”(参其《〈文心雕龙〉的定势论》，载《文学评论丛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涂光社先生曾较全面地讨论过“势”与中国艺术的关系，他以为刘勰所论之“势”，“侧重于文学语言的风格特征”，而“唐宋人的‘诗势’则强调句法的前后安排和结构意象的艺术匠心”(参其《势与中国艺术》第2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伯伟先生亦曾撰《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一文，认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讲的实际是诗歌创作中的句法问题”，其基本含义乃是“由上下两句在内容上或表现手法上的互补、相反或对立所形成的‘张力’”，并对佛学影响唐五代诗格的途径及其若干问题，作过深入的讨论(参其《禅与诗学》第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其后汪涌豪先生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时，也曾涉及到“势”的诠释问题(参其《范畴论》第4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萧驰先生则曾将王夫之所论之“势”提升到“以诗境虚涵宇宙的众动之化”的高度(参其《船山以“势”论诗和中国诗歌艺术本质》，载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势”，无疑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然其中许多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②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苏轼《形势不如德论》谓：“以地为形势者，秦汉之建都是也。”也是认为“势”的含义之一为地势。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诗文评类《文章缘起提要》指出任氏原书至隋已亡，今所见《文章缘起》乃唐人张绩所补，所论可据，然并不影响本文的观点。又，其批评此书将“势”单列为一种文体，“不足据为典要”，似不妥。因为，受兵家之书的影响，东汉以后，不仅论书以“势”名篇，而且论文、论棋、论画等亦皆标以“势”字(如《崇文总目·艺术类》即著录《棋势图》一卷、《棋势》一卷)，可知在当时将“势”单列为一种文类，并非无由。
④詹锳先生认为刘勰所撰《定势》一篇，主要是受兵家势论的影响，尚不确切。详参其《文心雕龙义证》，此不赘。
⑤黄季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论《定势》一篇，已认为刘勰所论，“一言蔽之曰，体势相须而已。为文者信喻乎此，则知定势之要，在乎随体。譬如水焉，槃圆则圆，盂方则方；譬如雪焉，因方为珪，遇圆成璧。焉有执一定之势，以御数多之体；趣捷狭之径，以偭往旧之规，而阳阳然自以为能得文势，妄引前修以自尉荐者乎”(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所论甚是。然黄先生又引“臬”字说“势”，则反嫌深曲。
⑥是书收诗格二十九种，然其中僧保暹《处囊诀》、僧景淳《诗评》、旧题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佚名《诗评》等四种，大致知是北宋人所为，故似不应列入。
⑦一般认为诗格所涉属句法问题，然句法的概念实较为混乱。它多指句子结构的变化(详《诗格》内容，所论包括起结等多种作诗方法，皆非句法所限。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曾谓作诗“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将起结与句法并列，可见起结等皆不属句法问题)。不过有时也涉及内容方面的问题。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四“风骚句法”所列名目，有“独鸟投林(幽居)”、“孤鸿出塞(旅情)”等。所以我们认为这里不宜采用句法的概念。
⑧王昌龄《诗格》中还有论及诗“势”之处，然据张伯伟先生考证，当以《文镜秘府论》中所收者较为可靠，故此处只论其十七势。
⑨如《五灯会元》卷十九《华严祖觉禅师》僧问：“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师子？”师曰：“惊杀野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