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采写新四军纪事
孟 红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和中国大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美国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她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里,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事实的确如此,史沫特莱的一生是和中国结缘的一生,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在中国灾难深重时真诚地帮助过自己的杰出女性。这一点,从她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新四军抗战主阵地皖南进行采写的经历,即可管中窥豹。在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期间,她不停地采访与创作,及时报道并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以大量事实向全世界公布了新四军抗日的真相,粉碎了国民党炮制的新四军“游而不击”“封建割据”等谎言。
20世纪30年代,史沫特莱(后排左10)在安徽受到军事小组的热烈欢迎。
(一)
1938年10月汉口失陷后,史沫特莱以随军记者身份与另外6人,乘坐一辆新四军的救护卡车,从武汉出发,经过长沙、南昌等地,沿着长江的江岸前往皖南。来到皖南后,先住小河口,后住云岭……直至1940年才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离开皖南。
云岭的新四军军部设在一个大门上雕有“种墨园”3个字的大院里。这里原是土豪陈冠群的旧居,坐落在罗里村东首,房屋造型土洋混杂,有古老的八间一合、四水到堂,又有洋式小楼和花园。抗战初期,叶挺军长和军部参谋处就住在这里。
叶挺卧室的隔壁,有个面临晒场的小楼房,原是他洗印相片和卫士排放哨的场所,史沫特莱来后,叶挺特地腾出来让她住了。叶挺十分敬重这位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处处给予照顾。叶挺家里有个广东厨师会做各种中国菜和外国菜,史沫特莱的一日三餐都由他做;叶挺爱好照相,家里有全套洗印设备,史沫特莱采访时所拍的许多照片,都是利用这些设备洗印后及时发出的。史沫特莱工作非常勤奋,她白天翻山涉水出外采访,夜晚在屋里写文章,打字机总是“的答的答”响到深夜。她在皖南写的稿件,一般由李一氓、黄源等同志编译,向外发的短稿用电报发出,长稿则由沈其震转交军部首长阅后打印,缝在女交通员的衣服里带出封锁线,送到上海发表。
史沫特莱与新四军的负责人相处得十分友善和融洽,俨然成为了新四军中的一员,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叶挺精通英语、德语,史沫特莱可以经常与他直接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问题讨论得十分深入。史沫特莱与叶挺一家人相处得都很亲密。叶挺家偶尔烧了好吃的菜,便请史沫特莱一起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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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泽东、朱德和史沫特莱(右)在延安。
史沫特莱与副军长项英的交往也很多。她到达军部的当晚,便与项英一起站在军部的巨幅地图前,听项英介绍新四军的作战形势。此后,她经常去看望项英,一起谈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她了解到,项英成年后的全部岁月都是在革命运动中度过的,并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他所受的教育全部都是在党内得到的,社会革命运动磨炼出他严肃而倔强的性格。虽然她也听到一些对项英的微词,但是她始终认为,项英是负责把新四军组织和训练成为敌后最有效、最文明的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之一。史沫特莱与陈毅、粟裕的关系亦很友好。1939年春,他们两人曾与史沫特莱和其他几位外国友人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前合影留念。
在皖南期间,史沫特莱十分关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的妇女群众运动。史沫特莱看到:在新四军政治部女战士的发动下开展起来的云岭地区的妇女运动,尤其是令人瞩目、卓有成效的妇女抗敌协会,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年的三四月间,新四军教导总队成立了文化队,为了提高文化队学员编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表演水平,演出结束后经常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评论活动。史沫特莱常常参加这种评论活动,发表一些切中要害的意见。她热情赞扬新四军文艺工作者运用文化艺术这种武器,在军队内部从事抗日宣传,鼓舞反侵略的士气,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希望新四军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打倒日本侵略者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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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下旬,史沫特莱在宣城境内采访,亲眼目睹了日军劫掠后留下的罪证,为此她在其著名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一书中专门以“日军的铁蹄”为题,报道了侵华日军在皖南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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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史沫特莱在皖南采访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战士,立即着手写成《二年来的一个青年》这篇特稿,真实生动地报道了这位小战士两年来的成长过程,热情地歌颂了新四军取得的巨大进步,从而得出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英勇斗争的中国人民的科学结论。她无比惊异和感慨地写道:“新四军的两年间,在这一个农村青年的一生中是多么伟大的时代!这二年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是最丰富的二年了。”她希望别的地方的青年也能有这样一种经历。
史沫特莱经常抓住各种有利时机进行深入采访,并且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她在延安争取到了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随八路军到华北前线作战地采访的机会,并且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期间,她的采访工作更加广泛深入。史沫特莱的足迹遍布皖南新四军的各个支队。有一次,罗炳辉将军因高血压在军部医院住院,史沫特莱便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与他作了多次长谈。为了结合实际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罗炳辉把她带到附近一个山坡上实地讲解如何利用地形指挥战斗。史沫特莱十分敬佩罗炳辉运用游击战术取得多次抗日作战的胜利,称赞他“是个天才的军事家”。
(二)
史沫特莱在日军飞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救下中国孩子的事迹,则更为感人。
1939年7月1日这天早饭后,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正忙着张贴标语、布置会场,纪念党的生日。突然,天上出现4架敌机,咆哮着飞了过来……
1939年9月底,史沫特莱到达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后,对大别山区的妇女运动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她在大别山区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和演讲中对妇女解放运动作了精辟的阐述。抵达立煌的第二天,她便接受了安徽省动委会妇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及省青年抗敌协会的访问,应邀对安徽的妇女工作进行评论。史沫特莱从她近一年时间对皖南各地妇女的了解尤其是近一个月对皖中及大别山区妇女现状的考察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为封建习俗所束缚的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和苦难遭遇,为此,她深表同情与激愤。同时,史沫特莱从云岭和立煌的妇女工作者身上也看到了安徽妇女解放的曙光。史沫特莱在给妇工会主办的《妇女月刊》的题词中写道:“中国得不到自由解放,则妇女就不能如男人一样地进步和发展”,因而,对于争取抗战胜利这个问题,“男子和妇女双方都负有责任!”她希望妇女将结婚推迟到抗战胜利之后,以便将全部身心献给神圣的抗战。史沫特莱还热情地称赞战斗在大别山的妇女工作者,为了“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她们全部的心力”。
村里的军民听到号声,都已进入防空洞,一个叫章小明的孩子却吓呆了,仍然手牵黄牛,立在军部门前不动。这时,史沫特莱正一手抱着英文打字机,一手拿着望远镜,隐藏在村边深沟里,观察敌机的动向。当其中两架敌机俯冲下来时,她突然发现呆立着的章小明,随即扔了打字机跳出深沟,跑到军部门前,一把拖住章小明往回飞奔。他们刚跳入深沟,“轰”地一声巨响,一颗炸弹落在军部门前,叶挺的住房被炸毁一角,那条黄牛也被炸得骨肉横飞,而章小明却死里逃生了。
事后,乡亲们到处传颂着她的这一事迹。由于乡亲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便根据她灰白色的头发称她为“外国老太太”。一天,叶挺路过此地,听到人们在谈论“外国老太太”,便笑着说:“人家还是个未成亲的大姑娘,怎么喊她老太太,下次不要瞎说呀!”接着,他告诉大家:“这位外国人,是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国记者。她思想好、良心好,不怕苦、不怕死,我们都应该向人家学习。”
史沫特莱是个坦率而乐观的人,脸上一天到晚挂着爽朗的笑容,嘴里时刻不停地哼着歌曲。她为人谦逊、不摆架子,到医院参加救护工作时,替伤员换药、喂饭、洗绷带,样样都干,从不嫌脏怕累。她助人为乐、公而忘私,到中村教导队时,见女生八队学员洗澡有困难,便马上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全部稿费,为她们建造了一个淋浴澡堂。当她得知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朱镜我胃出血不止,马上四处奔走,终于从上海买来一种进口的鹿茸精注射剂,使朱部长的病情得到好转。
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皖南。史沫特莱十分高兴与他再次重逢。半年前,正是周恩来在即将沦陷的武汉为她安排了去新四军的事。故人相见,格外欣喜。他们一起散步,一起观看了新四军服务团演出的大型话剧《一年间》和《魔窟》。史沫特莱还在演出结束后为工作人员题写了“为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作为纪念。
80后、90后是互联网的主要使用者,这一批人最早接触互联网,对互联网的认识和理解程度较高,更愿意在互联网上体验各类金融服务。随着80后、90后步入工作岗位,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已经成为了汽车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对购买汽车的需求较大。同时80后、90后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会更多地采用负债消费的方式。互联网汽车金融的出现恰好迎合了这一部分人的需求。
史沫特莱(后排右3)参加第五战区的妇女座谈会。
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探索从建业里嘉佩乐酒店开始,老上海情调和欧式时髦风情扑面而来。此时,开一辆优雅而不凡的新英伦至美跑车最为合适不过:黑金风格的日料店“arashi岚匠”凌厉夺目,与拥有雕塑感轮廓、力量感优美线条和突出腰线、独特比例的F-TYPE拥有不相上下的存在感,在弄堂风格的街头如同两座现代主义作品。
史沫特莱
事后,史沫特莱一直在想:日本军队里是否真的有反战的军官和士兵,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过于武断了?这个问题,她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三)
在一间用农村小学校临时改造成的野战医院里,一排排用砖石和木板搭成的病床上,躺满了新四军的伤员。当他们知道有一个重伤的日本兵也躺在这里的时候,低沉的呻吟声立即变成了高亢的怒吼。几个伤势较轻的战士冲到日本兵床前,挥起拳头瞪着仇恨的眼球子要打死这个在战场上杀害过自己战友的日本人。“对,快揍这东洋鬼子,揍死他!”伤员们的愤怒难以抑制,吼声越来越大。
10月5日,史沫特莱应省妇工会妇女问题研究会之邀请,在省动委会大礼堂作了题为“世界妇女动态”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的现状及其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各种斗争和发展历史,她着重报告了苏联妇女在政治上、教育上和社会上取得与男子平等权利的大量事实,向中国妇女展现出一幅美好前景的画图。她希望中国的妇女们进一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学习自力自主自发的能力”“参加社会活动,并且担负起男人所担负的职责与义务”。后来,史沫特莱将这篇演讲稿改写成文章《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向》,由振风(刘芳)翻译,和她给《妇女月刊》的题词一同刊登在该刊的创刊号上。
在豫鄂挺进纵队,史沫特莱很快就跟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成了朋友。她热爱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大家也热爱她。每天晚上,她的住处都集中着许许多多的人,有战士、有农民,更多的是全国各地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当时20多岁的吴强,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新四军的文艺宣传工作。一天晚上,史沫特莱看了一个国民党军队演出团体演的一幕短剧,剧中有一个情节,表现了一个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军官对中国抗日的同情。演出结束后,大家请史沫特莱上台讲几句话。史沫特莱就日本军官的相关情节提出意见,她坦率地说:“表演是无可挑剔的,但是我反对把一个日本参谋官表现成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军队里?为什么还要上前线打仗?”她刚说完,剧本的作者上台了,他说,他写的是真人真事,在安庆的战斗中,他确实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日本军官。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个头上扎着绷带的新四军军官急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等一等,这家伙确实是一个可恨的法西斯强盗。但是,你们先听我说几句,我现在就把他的日记念给你们听。”这位军官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政策和纪律(包括怎样争取和宽待俘虏等)理解得更为深刻,知晓不能感情用事、莽撞行事,他拿出一本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本子,声音低沉地念了起来:“……堑壕里渗满了水,我昏沉地睡着了。我又梦见了美奈子。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被那一张红纸(指征兵通知书)召到中国来卖命?我要回不了家,年老的妈妈、孩子和那两亩水田,就全拜托你了……我走的时候,淳子紧抱着我的腿,大声哭叫着,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呀!……叫儿子长大了安分种地,别当兵,千万,千万……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们挨家挨户地搜查,在一户农家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子,两个人正躲在那里瑟瑟发抖。我没有料到,当我打着手势告诉老太婆,我也有这么大的孩子时,她松了一口气,给我倒了杯热茶……”
在不少企业中存在着会计信息虚假的现象,财务信息不实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相关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有些人因利益的影响和驱使,而做出违背法律和道德,伤害企业利益的事情。有些拥有会计相关资格证书的财务人员却缺乏专业知识,缺乏先进的财务理念,对于有效进行成本控制的先进财务管理手段更是无法理解和执行。
听完日本兵的这段日记,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这个被迫到中国来打中国人的日本兵,竟然和新四军的大多数战士一样,是受苦的庄稼人,他本来可以好好在家里种地,是那些把他驱赶到中国来的人,把这个劳动者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新四军伤病员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挥起的拳头都默默地一一放下来了。
其次,这部小说的结构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福斯特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将隐喻和转喻两种修辞手法糅合于整部小说的结构中,因此,《印度之行》这部小说就具有了双重结构。《印度之行》这部小说结构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小说的表层结构是直线型的,这种结构形式能够促使小说情节按照时间顺序发展;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循环型的,这种结构形式能够深化小说的主题,揭示其主题思想。
虽然这个重伤的日本兵后来还是死去了,但幸运的是,他在弥留时刻享受到了人道主义的照料,并被埋葬在新四军医院后面的山上。
史沫特莱当时也在医院里,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深受感动。她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不杀放下武器的敌人和伤兵的纪律。她记得有一次朱总司令曾因为战士枪杀日本伤兵而大发脾气,亲自订了“缴枪不杀”的纪律。当时史沫特莱对这条纪律理解不透,现在,她才真正感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正因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斗争才具有化敌为友的伟大力量。
不久,新四军后方医院又送来了5个被俘的日本伤兵,其中一个名叫伊藤武志的伤兵非常年轻,只有十六七岁,是个渔民。他浑身血肉模糊,衣服全都被血凝住了。史沫特莱想给他把衣服剥下来,他痛得直打滚。史沫特莱便叫人弄来一盆温水,把伊藤整个人浸在盆里,轻轻地把他的衣服一片片地撕下来,然后用被单裹住把他抱到床上。史沫特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洗澡,这完全是一个可怜的、不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孩子。伊藤睁开眼睛,感动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着。伊藤伤好后就留在新四军里,帮助新四军对日军作反战宣传,教战士们学习简单的日语。他逢人便说史沫特莱像是他的母亲:“我当时就像躺在母亲怀里一样;就是亲生母亲,也不一定会这样细心地护理我呀!”另外4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史沫特莱给他们5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
有一份美国出版的杂志《今日中国》持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担任其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5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5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对比图8中不同连梁截面、墙肢下联肢剪力墙的位移曲线可知,当大墙肢、连梁截面一定时,刚度比(大墙/小墙)越大则整体的刚度就越小。墙肢刚度一定时,连梁刚度越大则联肢剪力墙的整体刚度越大。连梁刚度越大,墙肢截面变化对联肢剪力墙整体刚度的影响越小。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党史研究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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