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对美与美感关系的批判性阐释——兼及其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批判性论文,美学论文,美感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曾是西方经典美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起点。在西方，美决定了美感与美感生成了美成为两种美学传统和理论阵营的标志，并从柏拉图开始，一直争论到近现代。但康德则发现，美与美感在现实经验中不仅不表现为二元对立，而且也无线性因果关系。实际上，美与美感共生于既非纯主观意识，又非纯生理物质的主体鉴赏判断力。康德对美与美感本源问题的阐释拨开了笼罩在美与美感问题上的形而上迷雾，解构了经典美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从而也为20世纪走向人本化、艺术化、日常化的西方当代美学建立了新的理论基点。表现主义美学、分析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美学等所有在当代西方有重大影响的美学理论无一不是在康德这一理论语境中获得启示，展开自身的。
将美与美感的关系确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始于柏拉图。20多个世纪以来，哲人文士们深沉地思考它、执着地解释它，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还为之热烈地争鸣。但是无论相信美是客观存在，美感是对美的特殊回应、观照，美产生了美感的人，还是否认美的客观自在性，视美为美感的投射、外化，认为美感创造了美的人，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的二元对立、线性因果的性质提出怀疑。唯富有怀疑精神与挑战意识的康德问道：如果美与美感存在着二元对立、线性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何以能够产生美与美感？指出人们不可能在经验之外真正理解美与美感的关系。而在经验中，美与美感既非二元对立又无线性因果关系。美学史上这个被视为美学基本问题的命题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谬误，是理论独断论的产物。实际上，现实的美与美感共生于既非纯主观意识，又非纯生理物质的主体鉴赏判断力。作为主体能力的现实和显现，美与美感不能用因果关系来理解，二元对立的主客观范畴对它也没有诠释的有效性。美与美感需要全新的阐释。这新的阐释使康德拨开了笼罩在美与美感上的形而上迷雾，解构了传统美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为重建20世纪走向日常化、艺术化、人本化的美学做好了理论准备。同时，对美与美感关系的新阐释也对当代西方许多重要的美学观点、艺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和文化启示。
一、主体能力与当代美学的人本位移
美学离不开哲学，美学理论家大多具有哲学家的身份。在回答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时，美学家们也总是期盼着能达到哲学的高度。传统哲学的阐释依靠普遍性原则，哲学中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最富普遍性。因此传统美学亦将美与美感的关系演绎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通过预设美、美感之间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机制，对美与美感的关系做出因果律理解，最终获得某种普遍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实质上只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的解释，它导致美与美感关系问题的争论必然地带有明显的哲学基本态度的意味，出现了美学史上美决定美感的唯物主义和美感决定美的唯心主义两大传统。然而哲学至康德发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对抽象的物质、意识的形而上陈述转向对具体的人的存在的本体关怀，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康德也正是在人本主义的哲学阐释中发现了美与美感的真正秘密。
在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康德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有理论构成中人与世界的建构关系源于人所具有的既非纯物质存在，又非纯主观意识的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知性能力使人成为认识主体，自然被设定为经验的客观对象，人与世界构成了认识关系；理性能力使人成为意志主体，人的社会活动被视为行为的客体，人与世界构成了实践关系。建构实践关系的理性能力的基本内核是自由意志。康德坚信自由意志是人的存在的终极本体。自由意志无法通过认识来把握，而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因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处于认识与实践这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中。但是人必须是完整的。人的存在的确有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式，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存在又应该相互联系、互动互补。所以一定有着某种既不属于知性又不是理性，然而能够将这两种能力统一起来，使人类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主体能力。 康德把这种具有中介功能的主体能力界定为判断力（Judgement）。判断力具有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无法取代的功能。 知性能力以一整套主体逻辑框架展开自身。杂多的经验进入知性时，知性能力的逻辑框架使杂多归于统一，建构出系统的认识结果——知识。知性能力用整体统摄个体、普遍包含特殊的方式把握对象。由知性能力构成的人类认识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以逻辑为中介的分析综合过程，并被严格地限定在经验界。认识活动一旦超越经验界就会导致认识的二律背反，认识结果将失去真理性。理性能力为主体建立理念原则，提供的是以自由为底蕴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法则。理性能力和知性能力都不能在特殊中显现普遍，在现象中包孕本体。相反，介于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的判断力却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来说，判断力是包容在普遍之下的对特殊进行思维的能力”〔1〕。判断力不能象知性能力那样提供概念， 也不能象理性能力那样生产理念，却能在特殊与普遍之中达成现象与本体、认识与实践的通联。判断力有二类。辨认某一特殊事物是否属于某一普遍规律的能力叫“决定判断力”。以特殊的事实去寻找普遍规则的能力则被称为“反思判断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哪类判断力都不是纯粹的主观意识、观念，而是产生意识、建构意识对象的主客统一的主体能力。
反思判断力是产生美与美感的最初基源。它从个别现象中寻找普遍本体时首先面对的是经验现象。反思判断力必须通过对感性经验的建构，昭示理性的本体。所以，反思判断力一定先于经验而存在。先验并非超验，反思判断力只有回到经验中，通过对经验的判断，才能将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同时这还意味着在反思判断力中，特殊与现象符合着普遍与本体的存在目的。反思判断力的这些特性都在一系列主体功能中介下成为美与美感的最基本的规定性。
康德视判断力为美与美感的本源就是将阐释美与美感关系的优先权赋予了现实人的主体能力，这是自古希腊以来至近代西方美学中人本主义最明晰的一次显示和确立。美学人本主义把现实的人作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通过对现实人的界定、阐释求得对美、美感、艺术等一系列美学问题的解答。这种美学精神和学术态度曾经是古希腊美学的传统，但自希腊时代以后的一千多年中，经院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形而上的学术态度在美学中逐渐占了上风。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18世纪哲学、文学中的人本主义有所恢复，但美学中的人本主义却一直未有明显的复兴。当时有影响的美学家夏夫兹别里、哈奇生等还在通过设定神秘的、外在于人的原形式（form）或神奇的“第六感官”来解释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而康德在解决美与美感关系问题时把人的主体能力做为理解美与美感的基点，并在论述美与美感何以能够产生这类重大理论问题中始终凸现人的存在和主体能力这个主题。更重要的是，康德执着地将对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的解答视为对人的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把对美、美感本质的揭示看成是对人的自由本质和生存价值的昭示，这不只是美学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影响在19世纪还是潜移默化的，但20世纪之后，康德美学人本主义的影响已成燎原之势，促进了当代美学的复兴。表现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都在康德怀疑、批判、重释的学术精神感召下，在主体、人本的美学倾向影响下，对几乎所有的美学问题进行了天翻地覆的人本主义重构，使得当代美学完成了日常化、功能化、艺术化的人本历程。
20世纪的美学人本主义在接受康德影响时有两个重要特点。（1 ）高举康德的人本大旗，批判黑格尔客观主义的感性论美学。黑格尔把美视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同时又把理念理解为远离人却又主宰人的客观绝对存在。在黑格尔美学中，美的本质（理念）是异化的，美的存在又是感性的。所以，连黑格尔本人也认为美是一种理念运动的低级形式。这是对康德建立的近代美学人本主义传统的背叛。当代美学纷纷返回康德的人本主义立场，通过批判黑格尔客观主义、继承和光大康德的人本主义来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克罗齐、科林伍德把康德做为自己的理论先驱，把主体情感、想象、直觉看成产生美、美感的根源，从而建立了全力张扬现代主义艺术、在当代有着极大影响力的表现主义美学。胡塞尔、杜夫海纳则从康德的先验方法论中得到了启示，开创了追寻本体之本、思维之思的研究美与美感的现象学方法。而海德格尔则又将现象学方法和康德的先验方法再度综合，建立了存在主义美学研究方法，在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执当代美学牛耳达40年之久的存在主义美学思潮。（2 ）康德影响下的当代美学人本主义的一个整体性倾向是反理性主义。美学中的反理性主义是一次脱胎于康德而又不同于康德的人本主义位移。康德将美与美感的根源视为主体判断力，判断力的外化是可经验的现象，其本质则是人的自由。自由不可为感知所把握，这正是美作为一种自由形式的超越性之所在。当代人本主义美学却力图洞达、诠释这不可感知的美之本体。因而只能从意志、直觉、潜意识、存在之在等方面把握美之本体，构成了反理性主义性质。反理性主义实际表现出20世纪美学人本主义对美与美感的独特见解，对美与人的现实关系煞费苦心的关怀，在美学史上具有一种积极意义。
二、鉴赏判断力与当代美学的表现论、分析论
康德认为，当目的由主体来设定并仅仅为着主体时，合目的便是主体需要的满足。主体需要的满足引起主体的愉悦情感。这种愉悦情感含纳着情感判断的对象存在，又显现着情感主体的本体价值，完成了“从自然概念领域向自由概念领域的转化”〔2〕。 康德将这种独特的反思判断力称之为鉴赏判断力（Judgement of taste）。主体的情感性质规定着对象合目的的程度，这表明鉴赏判断力既是行使职责的规范者，又是与判断关联的意识状态的生产者。它“只将客体的表象与主体联系在一起，不让我们注意到对象的性质，而只让我们注意到那决定与对象有关的表象能力的合目的的形式”〔3〕。即在鉴赏判断力把握对象时， 对象的内容与主体不发生意义联系，对象的形式则能向主体呈现价值意义，因为这形式契合着鉴赏判断力所具有的主体目的。
鉴赏判断力的核心是想象力。康德多次谈到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具有感性与知性之间的中介功能。在认识过程中，想象力将感性直观提供的杂多经验按知性的逻辑形式排列起来，使之具有获得规律的可能性。同时想象力又使知性的逻辑框架图式化。同样的想象力在鉴赏判断中却起着另一种作用。鉴赏判断力本是介于理性能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能力，想象力则具有知性能力与感性能力的中介功能。因而鉴赏判断力中的想象力与知性能力也就发生了某种关系。从这种关系引起的主体情感的愉悦可以断定，想象力与知性能力的关系就是这两种能力的和谐。和谐的外化即为对象的形式符合着主体的目的。正因此，鉴赏判断力在判定一对象美或不美时，“不是借助知性将它的表象与主体及客体相联系，而是借助想象力将它的表象与主体及主体的快感和不快感相联系”〔4〕。不仅如此，鉴赏判断力中的想象力还具有一种有效的综合功能。它将对象的形式与主体的情感创造性地组合着，既“从各种的或同一种的难以计数的对象中把对象的形象和形态再生产出来”〔5〕， 又将对象的形式“不作为思想，而作为心意的一个合目的状态的内在的情感传达着自己”〔6〕。可见， 鉴赏判断力中的想象力功能是鉴赏判断力在实施判断过程中产生美与美感的重要因素。康德所以断言美与美感共生于鉴赏判断力之中，就是由于想象力具有这种既关涉对象形式又联系主体情感，并将两者创造性地综合起来的功能。
康德对鉴赏判断力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当代表现主义美学和分析美学。可以说，表现主义美学就是以康德鉴赏判断力理论为依据，通过深入展开鉴赏判断力的直觉性和想象性，建构了其主要的理论观点。而当代分析美学则受康德通过分析主体价值意义来解释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的启发，进一步分析美与美感的语义，解构了美、美感这两个美学基本概念。
鉴赏判断力不同于知性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在下判断时不依靠概念运动、范畴演绎而借助想象力的中介功能突然快速地在对象形式与主体情感的和谐统一中实现其判断。毫无疑问，康德的鉴赏判断力中含有直觉的成分。表现主义美学鼻祖克罗齐则进一步将鉴赏判断力中的直觉视为人类主体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对直觉的功能、价值、表现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他认为人类有四种基本主体活动：直觉活动、逻辑活动、经济活动、道德活动。就直觉活动而言，直觉产生于主体的想象力。直觉与世界发生联系时，建构的对象是独立自足的个体。直觉既不关心个体所包含的普遍共相，也不注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而直觉判断的结果也只能是感性的、形象化的主观意象。直觉的对象与其结果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正价值即为美与美感，负价值则是丑与丑感。克罗齐的传人、表现主义美学的主要理论家科林伍德更深入地研究了想象力。康德在分析想象力特质时已经看到了想象力与主体某种情感愉悦之间的关系。科林伍德在此基础上指出，想象力的运作过程就是艺术过程，它追求的理想是美，美就是想象力的完满表现。在科林伍德看来，想象力为主体既提供了想象的对象——艺术（美），又为主体产生了对艺术的反映——艺术享受（美感）。由此可见，艺术（美）并非客观物质存在。听音乐的确能够听到音响，但音响决不是音乐美，音乐美由主体想象力对各种音响进行想象而产生。
与表现主义正面发掘、拓展康德的美学思想不同，当代分析美学的分析立场则是康德在分析美与美感关系时使用的先验分析方法在语义分析方向上的反面延伸。分析美学认为，美与美感如果有存在意义的话，那么美与美感应是自足的实体。事实上，美与美感都不是实体，因而它们也就不具存在意义。美与美感不过是形而上的虚构。在摩尔看来，美与善同为单纯性概念，就象不能向一个并不懂得善的人说明善一样，美也不能言说。一个定义要陈述的必定是构成某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美是单纯性概念，所以美根本无法界定。分析美学之父维特根斯坦则坚持“意义即用法”的基本信念，认为审美活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复杂的动态活动，整个活动又都由主体的审美能力来决定。由于主体的审美能力不同，审美能力所建构的对象（美）和产生的建构效应（美感）也就完全不同。根本不存在传统美学中界定的有着共同性质和统一基础的美与美感。具体的美与美感并无统一性而只有相似性，就象各种游戏之间并无一致性而只有相似性一样。既然美与美感只有相似性而无逻辑的共同性，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具有真实的关系。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幻和谬误。可见，分析美学把康德的先验分析方法在语义分析方向上用到了极致，彻底否定了美与美感的关系。尽管这未免过于极端，却为艺术成为当代美学的主角，为美学日常化、艺术化扫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许多障碍。
三、鉴赏过程与当代美学的主客观一体化
接受美学是本世纪60年代末出现在德国并对当今美学、文艺学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学思想。接受美学相信，在艺术过程中，读者的审美能力与作者的审美能力同样重要。从理论史上讲，接受美学强调在文本与阅读的一体化中把握艺术作品的思想和康德关于鉴赏过程中美与美感一体化的理论一脉相承。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导论》中曾论述到：鉴赏判断力的实际运用使得它不再是纯然先验的主体能力而成为进入经验世界、具有特殊建构功能的动态的主体文化过程。这个主体文化过程独有的机制又使得这个过程建构的对象成为丰富多彩的自由形式，而在建构对象过程中同时产生的主体效应则为普泛深刻的主体情感愉悦。不难看出，被建构的自由形式正是美，而与之同时共生的主体效应则是美感。
康德为何认为鉴赏判断力的过程化能共生美与美感并使美与美感一体化呢？秘密正在《判断力批判》的“美的分析”中康德系统论述的判断力主体契机。主体契机既是对美的界定，也是对美感的界定。更准确地说，是对产生美与美感的鉴赏过程的界定。
鉴赏过程为鉴赏判断力实施其判断功能的过程。因而康德从鉴赏判断的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主体契机方面对鉴赏过程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全面厘定。（1）判断的质方面。鉴赏过程是一个主体的情感过程。 但这个过程中的情感性质既不同于具体欲望满足所产生的纯感性愉快，也不同于道德行为引起的纯理性愉快。纯感性愉快和纯理性愉快都与对象的实存有关，关涉对象的具体内容。这两种愉快都在各自同化对象、使对象失去独立存在意义中实现。换个角度看，情感关涉内容必受到内容的限制，因而纯感性和纯理性的愉快都具有功利成分，也都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而在鉴赏过程中，判断只涉及判断对象的形式，这形式又契合着判断的目的，所引起的情感愉悦始终观照着形式自身，对象形式在鉴赏过程中处于自足的位置上，拥有独立的价值。由于只涉及对象形式而远离内容，鉴赏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自然不会受到实存的影响、内容的限定。所以这种情感是自由的。（2）判断的量方面。 鉴赏过程作为判断功能的实现，其判断是单称的。判断客体与判断主体的关联不以概念为中介却孕纳着普遍性。这是因为一般单称判断的对象是先于判断的实存，只有主体在同化它时引起主体反应后才能对它的性质下判断。显然在一般单称判断过程中，主体反应在前，判断在后。判断结果仅对判断个体有效。鉴赏过程则是先有了鉴赏判断，然后才在判断过程中生成了被判断的对象——形式和主体反应——情感。鉴赏过程的判断在先、快感在后，对象与情感的单称性蕴寓着鉴赏判断的先验性，表达着鉴赏判断力在想象力作用下产生的形式符合由想象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和谐所建构的普遍性。（3）判断的关系方面。在一般的判断过程中， 判断对主体的满足总具有直接而明确的目的。但鉴赏判断过程既与实用、欲望、伦理、实践无关，又无明晰的概念逻辑，从而也就与任何特定的目的无涉。仅仅是想象力与知性能力趋于一定的和谐自由才使鉴赏的判断过程具有了某种合目的性质。这种合目的性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性，只要我们并不把这个形式的原因归到意志，而只有通过溯源到意志，使它的可能性的解释对我们是可理解的，并且我们对于它的可能性并不总是要从理性的观点去认定它。我们至少可以依据形式，察觉到一种合目的性，而并不去把它归诸某种目的。”〔7〕（4）判断的模态方面。鉴赏的判断过程体现着合目的性，具有着普遍的有效性。所以这个判断过程不仅是感性现实的，也是本体必然的。
通过以上四个主体契机方面的考察厘定，康德确信：1.鉴赏过程不涉及对象的内容并与功利性质无关。鉴赏过程不是实践活动。2.鉴赏过程是单称判断过程，不涉及概念。鉴赏过程不是认识活动。3.鉴赏过程不涉及明确概念和目的，却使对象的形式暗合着主体的心意活动。鉴赏过程是无目的而又合目的的活动。4.鉴赏过程是一种具有合目的普遍性和传达有效性的观照活动。
对于当代表现主义美学而言，康德关于鉴赏过程的四大契机又成为其理论系统的支柱。克罗齐在被学术界视为表现主义圣经的《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一书中明确指出：艺术不是功利活动。真正的直觉和表现决不追求感性快乐和效用目的；艺术不是道德活动。直觉与主体实践活动无关，道德对直觉的表现——艺术不能判断，就象它无法判断三角形、正方形一样；艺术不是逻辑活动。直觉本身就不具有概念的性质，它的显现是表现而不是演绎。由此可见，克罗齐完全继承了康德的主体契机理论，只不过把这个理论搬置于文艺理论中，用来解释艺术问题。克罗齐对艺术的康德式阐释，为艺术的独立性、自足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现代艺术正是在表现主义指导、关怀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艺术中的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行动主义等流派都可视为在不同层面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对表现主义这一美学观点的阐释和确证。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应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普罗米修斯，他给现代主义艺术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四、自由形式与当代艺术的美学重构
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中，被建构的客体大致有两类。一类被康德称之为逻辑重构。即在逻辑运作中描述出一个被描述对象。这个客体对象与主体能力并无同一性，而只在描述的逻辑意义上与主体能力保持着解释的统一性，如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类客体具有着分析现象学意义。另一类被康德称之为本体论重构。因为客体由建构过程中主体的外化而产生，鉴赏过程所产生的客体——美显然属于这一类。对美而言，“表象的主体方面不能作为一个认识功能，它只与主体的愉快或不愉快相关联，所以我们在表象的客体方面也认识不到什么。”〔8 〕即美的存在性质纯粹与主体相关，是主体鉴赏判断力的外化，它与鉴赏主体存在着“显现”关系。美显现着鉴赏主体的全部底蕴，这底蕴即是人的自由。康德认为自由是人成为世界之主体的本质，它是非物质、反物质的。鉴赏判断力外化的美就是主体自由在客体形式上的创造性显现。
将美视为对本体存在的确证和本体意义的显现并非康德首创。柏拉图就把美看成世界本体的理念的“模仿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则将美阐释为存在终极——形式因的感性显示。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则将美释为造物主的恩施，是上帝存在的最好证明。但康德将美界定为本体的显现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所理解的本体再也不是神秘的理念、超自然的形式或异化的上帝，而是现实的人的自由。这一有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学本体不仅直接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当代存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思想家海德格尔在谈及美时就极为肯定地认为美是对存在者的存在的去蔽，因为美昭示了存在者所以能够存在的普遍真理——此在（Dasein）。此在正是能够赋予物化世界以文化意义的现实个人，美即对此在的显现。另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萨特则认为美的本质不可能被知觉经验把握，其本性似乎在“世界之外”。只有通过想象性意识才能洞察美，美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创造，它揭示了人的命运，表达了人的自由。
不过，当代存在主义思想家们在对待美和生存时，对人的生存状态更为关注。他们研究美是为了直悟以个体生存为核心的世界本体，从而消除这个世界的本体危机。所以存在主义对美本身顾及不多。然而康德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不仅对美进行了分类而且对纯粹美、依存美、崇高三种美的形态进行了仔细的、多方面的分析，同时不厌其烦地强调美在最终形态上的自由形式特征。康德的做法又影响了英国当代美学理论家贝尔。贝尔接受了康德关于审美对象是自由的形式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植入艺术领域以考察艺术的根本性质。贝尔发现，形式是特定方式建构的关系，形式是艺术的生命。艺术作为主体建构的特定关系，其背后积淀着主体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情感。被积淀的主体文化意蕴和审美情感又在艺术的存在方式中显现出来，所以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对艺术而言，意味是形式化的，而形式则又意味化。脱离形式的意味将是神秘的、飘忽的个人意识，既无法理解和享受，也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享受。不具意味的形式则只能是无生命、非自由的纯物质关系。禀承康德精神的贝尔形式主义美学一度成为当代绘画艺术的理论纲领，成功地指导了现代主义视觉艺术的发展。
在康德那里，自由外化为自由形式——美的时候正是主体鉴赏判断力中想象力与知性能力自由和谐的时刻。这两种主体能力的和谐统一正是生命力的漾溢、精神的升华、情理统一、身心叠合的美感的现实生成与被主体享受。所以，美感即是对自由的拥抱，即是投入美之中去，而美亦为美感之外化、肯定和赞扬。主客二元合一，物与我相生于鉴赏判断力、共谐于鉴赏过程之中。康德对美感的解释实际否定了美与美感关系的二元性。在更深刻的方面表明，美与美感这类美学观念由于其逻辑的形而上学性质不再具有理论的效用，已经到了意义终结之境地。美学必须寻找新的意义视界。康德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美与美感根本上就是一体化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只能是艺术。艺术过程完备地实现着美与美感的共生共谐。这是康德《判断力批判》在完成了“美的分析”之后详细论述被传统美学轻视的艺术问题的原因。
可以说，第一个使艺术成为美学的基本理论方向和研究领域的人是康德。这一做法在影响了黑格尔、马克思之后，又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美学。当代美学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一个全球性特征就是高度关注现实的艺术问题。许多当代有影响的美学思想都将艺术研究做为建立理论体系的大陆地。生命直觉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围绕着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研究，在直觉、想象、情感、快乐等概念范畴的建构下建立了各自的理论体系。精神分析美学、人类学美学则通过对艺术动机的解析建立了具有艺术心理学、艺术史学性质的理论框架。形式主义美学、分析美学、结构主义美学、解构主义美学则在对艺术的意义构成的研究过程中完成了理论建设。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更多地关注艺术的功能，把昭示艺术的社会价值视为美学理论建设的核心。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等则在为世人提供解读艺术作品价值的方法中树立了自己的理论权威。总之，由于康德批判性地阐释了美与美感的关系，使艺术成为当代美学的中心，美学从此走向了日常化、艺术化、现实化、经验化，美学与艺术一起共同成为当代人类人文精神不可缺少的支柱。
注释：
〔1〕《判断力批判》英文版，牛津大学1952年版，第18页。
〔2〕〔3〕《判断力批判》英文版，牛津大学1952年版，第17页；第70页。
〔4〕〔5〕〔6〕《判断力批判》英文版，牛津大学1952年版， 第41页；第79页；第154页。
〔7〕〔8〕《判断力批判》英文版，牛津大学1952年版，第60页；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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