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模型的东道国利用外资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利用外资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7）06—0080—06
一、引言
为快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海外资本来华投资；外资以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在获得一定的利益的同时，中国也获得所需技术和资本。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并未探讨海外直接投资（FDI）。[1] 随着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学者对传统理论加以修正，[2] 以便解释这种现象。然而，修正后的传统理论基本上都是假设投资收益分配既定条件下，研究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流向，且都是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东道国只是作为理论分析的背景和前提。即使在区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1] 将东道国的区域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状况和外资政策等）纳入分析框架，却无法影响投资的决策和改变投资的行为。
鉴于现有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解释能力的局限性，[3] 吸引和利用外资过程存在的外部性问题多以利益分配为核心，如所有权、市场、技术转让条件等问题。利益分配格局最终会影响交易双方收益，如何协调双方利益矛盾则需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决策和行为都会影响对方收益，任何一方的收益都是由双方决策共同来决定，这种收益和决策的相互依赖过程是典型的博弈过程。基此，笔者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为分析工具，从东道国的角度切入，主要关注投资收益的分配，将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的行为选择纳入研究对象，尝试建立基于利用海外投资理论分析模型并讨论其一般均衡及政策含义。
二、静态博弈分析模型之构建
本文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主要关注，当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的行为选择均纳入研究范围时，投资规模应由供求之间的竞争决定，投资的决定取决于海外投资者的收益最大化决策，且受制于东道国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假设东道国和海外投资者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其博弈策略均为：优惠政策B和投资规模Q[,W]，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描述和分析利益主体间的博弈行为，确定外资优惠政策和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其中，完全信息即博弈的双方对博弈过程的各方面信息都很清楚；而静态博弈模型则强调双方同时行动，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假定对手完全理性，通过估计对手的策略选择来确定最佳策略。海外投资者是指具有明确的投资动机和资本与技术优势，投资行为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包括已投资与潜在投资者）组成。投资规模，是海外投资者一定时期内在东道国的投资总额。
（一）投资规模的反应函数
海外投资者的最大化问题可简化为：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选择最佳投资规模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由此，其反应函数满足：
其中，a和b为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对投资者相对的重要程度。在不损失基本信息的前提下，可定义b为1，通过a值的大小来反映a和b的相对状况。a＝1表示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同样重要；a＞1表示更看重优惠政策，或优惠政策对投资收益的贡献更大些；a＜1则表示更注重投资环境。由此，上式化简为：
式（1）表明，博弈分析中，若不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的其它影响因素，给定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外资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决策由式（1）进行投资规模决策。即外资的反应函数。
（二）利用海外投资的收益函数
忽略东道国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博弈，假设其是独立的、具有完整的利益目标和完全理性，重点分析东道国与海外投资博弈过程中最基本的行为特征方面。当东道国的博弈策略限制为优惠政策时，其决策可简化为：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选择最好的优惠政策（最佳的优惠程度）实现引资收益的最大化。
利用外资的成本角度，外资规模越大，东道国的经济独立性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景，将受到很大程度损害，东道国利用外资的总成本C[,d]是随着外资规模递增。另外，当外资在东道国经济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定限度，尤其是外资侵入一些国民经济生活的重要领域后，东道国所承受主权方面的损失将迅速增加，所以，随跨国企业投资规模的增大，东道国的成本是边际递增的。
所吸引的外资超过了本国经济的利用能力，由于承担了过大的引资成本，最佳策略是对海外投资给予严格的限制，减少投资规模，使其与本国的实际需要一致。
（三）均衡分析
博弈中双方同时行动，首先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预期对手可能选择的行动，然后以此为前提选择使自身利用最大化的行动。在信息充分条件下，双方都可以准确了解到对手的反应函数，其决策过程表现为在对手的反应函数曲线上，选择自身利益最大的策略点。由于假设两方的信息是对称的，两方所选的策略点必然重合，该点即博弈的均衡点。数学表述求取由双方的反应函数所构成二元方程组：
图2 东道国与外资的博弈均衡
对以上博弈均衡的分析可得结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为保证引资收益的最大化，外资政策最优水平应随着资本缺口的增大而增大，增大程度取决于东道国利用外资的成本系数和收益系数，及海外投资对东道国投资优惠政策的偏好程度。
图3 投资规模对优惠政策的偏好程度
如图3所示，
：东道国的等收益曲线从原点向右上方，收益水平不断提高，说明随着资本缺口的增大，从海外投资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不断扩大。原因在于：资本缺口越大，外资相对于该国的资本需求越稀缺，单位外资投入的边际产出就越大，相应利用外资收益也有所增加。另外，可得到资本缺口与最佳优惠政策水平的曲线B＝f
从动态角度解释这一命题：随着资本缺口不断减少，东道国应该逐步降低海外投资者的政策优惠水平，反之也成立，这就为我们外资政策的调整，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保证引资收益最大化，东道国外资政策的最佳水平应随投资环境的改善而降低，随投资环境的恶化而提高，东道国的收益水平随其投资环境的改进会明显提高。
图4 东道国投资收益分析图
概言之，在抽象的假设条件下，通过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论证了东道国外资优惠政策的最佳水平这一均衡点的存在，并得出基本结论：在其他条件下不变的情况下，外资优惠政策的最佳水平应该与其外资需求的迫切程度或资本缺口的大小成正比，与其投资环境的优越程度成反比。另有，从引资手段看，东道国对海外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与投资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两个因素间的替代率由利用外资的成本系数、收益系数、投资者的偏好特征等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投资环境对优惠政策的替代作用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这种替代关系是刚性的，即投资环境的改进，要求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向下调整，否则，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改进不仅不会改善其收益水平，甚至会使其收益水平下降。
三、对我国外资优惠政策调整的建议
我国推行的利用海外投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外资优惠政策。其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开放初期我国较差的投资环境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二是信号传递作用。海外投资的政策定位，表明了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决心，增强了投资的信心，为后来进一步扩大开放做了必要准备。此后，外资优惠政策在进行了小范围调整和修正情况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合理的政策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用外资实践的不断深入，外资优惠政策的规范和完善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而且随着我国海外对投资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累积，我国外资优惠政策调整在所难免。根据笔者的理论分析，外资政策的调整取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我国经济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政治稳定。不仅投资的收益率有了较可靠的保证，投资风险也明显降低，所以对外资的吸引力有了很大提高。此时，适度降低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水平，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可以提高我国利用海外投资的收益水平。
2.外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是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必须有效地引导和管理外资的产业方向和地区布局。从这个角度考虑，应减少普遍性的优惠政策，加强产业导向、地区导向和技术导向的“差别性”的政策安排。这种调整提高了政策实施过程的灵活性，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从而改善外资政策自身的质量水平。
3.从我国国内储蓄累积水平的提高、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以及内资近年来的“外溢”现象等事实中可以知道我国资本缺口正在缩小。这种变化使我国对海外投资的优惠水平应逐步降低。
总之，我国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应逐步减少，政策优惠水平也应适度调低，逐步向国民待遇靠拢，逐步取消一些“普适性”的优惠政策，加强对以产业、技术引进和地区发展为导向的“差别性”优惠政策，以降低对外资的“绝对”优惠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应改善本国企业的政策待遇，在不少领域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政策，降低对海外投资的“相对”优惠水平。
四、结论
本文探讨了完全信息条件下东道国外资优惠政策最佳决定模型。在高度抽象的假设条件下，静态博弈分析论证了这一最佳点的存在。沿着本文的假设与思路，可以进一步建立海外投资类型和质量的决定模型，并通过建立投资环境与东道国改进投资环境的努力之间的函数关系，将外生于模型的投资环境内生化，这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外资政策的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统一，贯穿外资政策实践的每个阶段，也是我们今后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7—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