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东亚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新农村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中国大陆人均农业资源匮乏、实行小农村社制等基本情况类同的，主要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战后，东亚小农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进程中，也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农村凋敝、城市繁荣的二元经济（社会）并存景象。但相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地运动”和“对外殖民”式的农工关系调整而言，东亚在小农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尝试和推动农村发展的模式是一大创新。它的最大成就是减轻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无法避免的苦难，使农村人口有序、安全（有退路）地向城市转移，而留守在农村的小农并没有遭受歧视性的待遇。这一模式改变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工业榨取农业的一般规律，使东亚现代化的发展有了新的特征——小农制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工业对农业的剥夺与反哺”关系，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产权，工业化过程对农业的“榨取”只能十分有限。并且，农民依靠其占有的土地资源和组织性很强的农协组织，游说东亚各政府采取了扶植农业、保护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政策。比如，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和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分别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以工扶农”政策。
日本：节约土地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从明治维新开始直到战后工业高速发展之前，粮食问题一直是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面要谋求粮食自给，另一方面是农业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当时日本的农业调整问题十分突出。
早在1870年，日本就从欧美输入了农具、肥料、种子等农业现代化要素，模仿欧美设立了农具制造厂、育种场和试验场等。但实践证明，欧美“节约劳动型”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对于经济落后、人多地少、农田规模细小的日本并不适用。于是，日本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了一种多投入劳动和肥料的“节约土地型”经营方式，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推广优良品种，广泛使用化肥，使一种以劳动密集和土地密集相结合的小型经营耕作技术体系得以在日本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工业化的加速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但此时日本已具备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条件，于是就适时地借助工业化提供给农业大量机具，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日本的动力耕耘机和农用拖拉机从1955年的9万台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近40万台，基本完成了农业现代化。但是，在这一发展时期，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受到了工业、商业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后来当工业迅速发展时，国内对农业保护的抵制才消失。日本的农业团体成功地倡导并实施了世界上最高程度的农业保护，当然这也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
日本抓农业的做法跟中国毛泽东时代提出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有些类似。在政府主导下，投资两万多亿日元搞农村基本建设项目，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硬环境，水、路、电、电话等全部到户，初等教育完全免费，极大地带动了日本内需，打造了城乡良性互动的良好基础，基本上实现了均衡发展。
韩国：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唱主角的新农村运动
韩国政府在1962年～1971年间实施了第一、第二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扶持重点产业并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1970年4月发起“新农村运动”。政府为新农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构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
韩国新农村运动的主要做法是由政府主导并提供原材料，农协具体组织农民实施，通过20多年努力，实现了工业化和农村改造。新农村运动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1)以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为主的起步阶段(1971～1973)。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从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为农民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内务部不仅直接领导和负责组织实施了新农村运动，而且还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还组建了新农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出了大批的新农村指导员。
(2)从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向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为主的拓展阶段(1974～1976)。本阶段，新农村运动开始向城镇化方向扩展。继续强调修建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等公用设施，鼓励新建住房和发展多种经营，加强对新农村指导员、政府公务员、社会团体负责人进行新农村教育，等等。同时，对卓有成效的新农村建设提供贷款支持和各种优惠条件，动员教师、科研人员到农村巡回讲学和推广技术，从根本上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在这一阶段，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广大农民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
(3)以农村产业深化和开始淡化政府作用的阶段(1977～1980)。这一时期，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农业迅速发展。政府为农村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提供建筑材料，农村保险业和农村文化建设均获得较快发展。然而，随着当时韩国国内政局出现动荡，这种以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开始受到批评与责难，导致政府政策的调整。结果，韩国的政府主导型“下乡式”新农村运动开始向民间自发型农村现代化运动形态转变。
(4)以农民自发型建设为主并得到确认的阶段(1981～1988)。本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农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政策指导下自主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这个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并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农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培训、信息、宣传等工作转交民间组织，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等等。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引导农民主动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农民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5)以农民自主管理和实现发展为主的阶段（1988年以后）。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加强国民伦理道德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民主与法制教育，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早期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进一步弱化。让农民自主管理和发展，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
韩国通过实施新农村运动，普及了农村基础设施，缩小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振奋了国民精神，农民生活也达到了小康水平，农村跟上了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使得韩国国民收入最终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台湾：由“农业培养工业”到“工业培养农业”
到上世纪50年代末，台湾已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粮食问题解决后，台湾从1963年开始大力发展轻工业。但这时，台湾当局的一些官员开始忽视农业，从而导致1969年农业生产出现萧条，并进而导致了工业生产的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开始调整政策，即由原来的“以农业培养工业”转变为“以工业培养农业”。具体政策主要有：从1974年开始设置粮食平准基金，对稻米等农产品实行保证价格的收购政策；增加农村公共投资，包括水利设施、防风林、道路及乡村自来水等项目的投资；加速推广农业综合技术和农业机械化；加强农业试验研究与推广，充实人员与经费；等等。
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农业政策的背景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导致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使得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农业国际化与自由化的发展使得更多岛外农产品进入台湾，对台湾农产品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所有这些导致台湾农业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原来的单纯重视农业生产政策、市场与价格政策转向对农业生产政策、市场与价格政策、农业环境政策和农村社会政策的共同重视。
1982年，台湾开始组织实施第二阶段农地改革方案，旨在解决农地分散、农业经营规模过小而成本偏高、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力图突破土地管理制度僵化造成的瓶颈。农地改革的重点是实行农地重划，扩大经营规模，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1989年又开始实施农民健康保险计划，涉及农民的生、老、病、死等项目，费用则由当局负担70%。
台湾的经验证明：当可开垦的土地有限时，必须增加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伴随工业的扩张，农业劳动力开始大量转移出来；再随着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大幅度提高，从而使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尽管上世纪90年代台湾根据岛内供求状况实行农业零增长政策，但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1.25%。
基本经验与启示
综上所述，东亚新农村运动的基本经验就是，政府主导、结合农民协会来协调实施；而教训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欧美的大农场模式搞公司化的农业支持体系，新农村建设则难以推进。
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显著，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将是一个很长的非均衡发展过程，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实施，多种模式，分类指导，差别前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高就业、低成本的路线，而排斥劳动力、高成本的欧美农业现代化之路在中国不可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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