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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日本政党发展史上，有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前者是藩阀官僚与政党由斗争走向有条件的合作的体制，标志着所谓“1900年体制”的成立；而后者则打破了藩阀官僚与政党的合作，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崩溃。可以说，在1945年以前，如果没有大政政变，日本政党就没有单独组阁执政的机遇。本文试就大正政变在日本近代政党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大正政变
大正政变始于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瓦解（1912年12月），中经继之而成的第三次桂内阁和以打倒第三次桂内阁为目的的宪政拥护运动（第一次），而终于第一次山本内阁的成立（1913年2月），历时两月余，内阁三度更迭。
第二届西园寺内阁执政期，正值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开始之际。当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西园寺政府所采取的不干涉态度，引起了支持清王朝、反对国民革命的山县有朋一派势力的不满。同时，该届政府排除藩阀官僚干涉，整顿行政与财政，以及克制帝国主义性质的外交政策等举措，也加深了与藩阀官僚的对立。明治天皇的去世，更使官僚集团焦虑不安，于是两者的对立之战，终由所谓增师问题而一举爆发。
所谓增师问题，系指陆军鉴于1910年日韩合并后防卫范围扩大，中国的辛亥革命引起形势变化，以及俄国军事运输能力增强等情况，把从前曾被否决的增设两个师团的议案再次提交内阁审议。但西园寺内阁在1912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否决了这一议案。翌日，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辞呈，奏文说陆军不能容忍拖延增师案。①日本史上的所谓“大正政变”便由此拉开了序幕。陆军此次滥用帷幄上奏时权弹劾内阁，并在山县有朋控制下拒绝推荐后任陆相，导致了西园寺内阁的垮台（大正元年〈1912年〉12月）。从日俄战争到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之间交互执掌政权的所谓“桂园时代”，亦就此出现破绽，政局围绕着后继首相问题而陷入一片混乱。
继西园寺内阁之后，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桂太郎在大正天皇继位之时已入宫担任内大臣兼侍从长，仅仅4个月就弃去内大臣之职，再度出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借用天皇诏敕的力量，克制“海军罢工”，要求海军大臣斋滕实留任，其后又几次奏请天皇下诏敕压抑民论。他的这种乱发诏敕的非立宪行为导致了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发生。
护宪运动的口号是“打倒阀族”，“拥护宪政”，②意在推翻藩阀元老政治，实行政党内阁制。政友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这场政党与藩阀的斗争，逐渐扩大到以知识分子、学生为首的大规模全国性民众运动。《万朝报》、《东京朝日新闻》等率先仗义执言，支持运动。作为实业家俱乐部的交询社也开始拥护宪政运动，并于12月19日（1912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拥护宪政大会，提出“坚决排斥妥协，根绝阀族，以期拥护宪政”的主张。面对声势渐大的护宪派势力，桂太郎亲自出马组织新党，自任党首，企图渡过议会危机。尤为甚者，在1912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30届议会上，他曾三度下令休会，同时还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友会总裁西园寺下达“匡救时届”的敕令。桂太郎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政友会等在野党，民众也因其打乱宫中府中之别，背离立宪政治之常道而愤怒。护宪运动日趋炽烈，民众包围国会后，政府出动二千余名警察镇压，酿成了流血事件。社会骚动向东京、广岛、大阪、神户、兵库等地蔓延。这时，桂太郎想以蛮横手段解散议会。众议院议长大冈育造劝告说：“倘解散国会，则必发生内乱”。③桂太郎见大势已去，只好被迫辞职（1913年2月）。第三次桂内阁上台仅两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其后由萨派的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和政友会提携收拾了残局。
以上就是所谓“大正政变”的概况。它是明治初年以来的藩阀政府与政党，超然内阁主义与政党内阁主义对立的顶点；也是作为两大势力代表的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及其后继者的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对立的顶点。而这场对立之战，由来已久。
藩阀官僚超然内阁主义与政党的政党内阁主义的对立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界就有所谓自由民权与“有司专制”的斗争，《明治宪法》颁布后，这种斗争又表现为民党（在野党自称）与藩阀官僚在早期议会的斗争。
藩阀官僚采取的超然内阁主义，源于黑田清隆内阁总理大臣在地方长官会议上的训示：“政府按一定之方向，以超然之态度立于政党之外，居于至公至正之道”。④从明治18年12月的第一次伊藤内阁，到明治31年6月的隈板内阁之前，共7届内阁，总理之职始终在萨长藩阀之间授受，阁僚也大半是萨长出身。但民党在议会中占有优势，明治23年（1890年）11月的第一届议会，在300名议席中，民党占171名，吏党只占84名。民党利用《明治宪法》赋予议会的预算审议权，对国家预算案的成立问题，屡屡给政府制造“麻烦”。其实质是利用宪法侵分藩阀的权势。这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至六届议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一届议会讨论明治24年度预算案，决定大幅度地削减预算，就“露骨地表露出对藩阀政治的不满”。⑤其后，议会每年开会，在野党都猛烈抨击政府，多次削减预算。政府为了获得予算案的通过，则采取怀柔政党、解散议会、暴力干涉选举、天皇诏敕等种种不光彩的手段。
在1894年5月的第六届议会上，伊藤博文不堪议会的攻击，再度解散众议院，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政党不仅对预算案提出修正案。还对官吏的薪俸（第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第五届）大加抨击，双方较量难以调解，以致到了使人疑虑“宪政之前途”的地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国内斗争趋缓，政党与政府转为“和衷共济”，抗争暂告停息。
甲午战后，政党力量大增，活动也日益活跃。藩阀为了顺利组阁并推行其政策方针，不得不修正自己以往的“超然主义”立场，而向政党局部让步。第二次伊藤内阁在第九届议会上与自由党妥协，通过了以扩张军备为目的的预算案。议会闭幕后，作为自由党支持政府的“附带的希望条件”，其党首板垣退助入阁担任了内相。伊藤之后的第二次松方正义内阁也与大隈重信率领的进步党提携，组成联合内阁，被称为“松隈内阁”。明治31年伊藤博文第三次组阁时，大隈、板垣同时入阁，不过，此时双方虽互通声息，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政党只是“妥协性的协作者”⑥带有明显的屈从藩阀官僚的倾向。
1897年6月，一向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党自由党与进步党实行联合，称宪政党，提出“一举打倒藩阀政治，建立政党内阁”。⑦于是，战时的“和衷共济”局面不见了，官僚、政党间的斗争再起。政党势力的大联合，震惊了官僚集团，尤其是伊藤博文。他痛感“佣兵不足恃，非亲兵不可也”。⑧决心放弃超然主义，组织政府党和在野党相对抗。
1898年6月24日，伊藤博文在宫中举行的元老会议上提出两点打算：一、以总理大臣身份组成新政党，图谋实现官政一途，摆脱议会中的官民之争；二、如果前一项做不到，就辞职，尝试下野组织新政党。⑨伊藤的这一构想，遭到了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顽固派官僚的反对，经过多次激烈辩论，在金子坚太郎、西园寺公望、井上馨、黑田清隆等人支持下，伊藤展开了一系列建党的准备活动。1900年9月15日，立宪政友会在帝国饭店宣告成立。恰在此时，民党中也产生了变“藩阀打破”为“藩阀政党化”的思想主张，两者不谋而合。
立宪政友会的创设，标志着藩阀政府开始放弃“超然主义”立场。同时，它的创设，也标志着伊藤博文的政治改革思想终于成为现实－－“1900年体制”形成了。同年10月，伊藤以立宪政友会总裁身份第四次组阁，阁员中除陆、海、外三相外，均由政友会党员担任。政友会是在众议院中拥有155名议席的大党，因而政府的所有重要议案，都能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不过，由于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建立政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且矛盾日深，因而以山县派议员为基础的贵族院，对众议院议案往往持否定态度。
1900年至1912年，日本历史称这一时期为“桂园时代”，亦称“桂园体制”，由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交替执政而得名。其特点是以桂太郎为代表的藩阀官僚同以西园寺公望为总裁的政友会互相协作，互相推荐，二者交替执政，势力均衡发展，以此达到一种政治上的安定。桂园时代政权的授受已脱离了老一代大官僚的直接干涉，政党势力亦开始进入权力中心，成为执政者之一。但桂园时代仍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是藩阀官僚政治向政党政治转变的漫长过渡期的开始。双方精心构筑的这一均衡态势，一直持续到1912年大正政变始被完全打破。在这12年里，桂太郎三次出任首相，西园寺公望二次出任首相。
人所共知，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后继者，西园寺公望是伊藤博文的后继者。桂太郎和山县一样，坚持保守的官僚主义，对政党素无好感，坚持超然内阁主义。相反，西园寺公望和伊藤一样，坚持进步的政党内阁主义，对政党政治怀有好意，并以政友会总裁身份担任首相，还让少数政友会党员担任阁员。因此，西园寺与桂虽然发表了“情意投合”的宣言，达成妥协。但双方根本立场不同，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这一点从下述情况就可以看出来，明治40年，西园寺经桂推举出任首相，他完全承袭了桂的政策，阁员人选亦仰承山县意志，纯粹政友会党员仅有二人，于是他顺利地渡过了第22、23届议会。然而，西园寺后来忽然受到了山县控制的贵族院的“包围”，西园寺在议会虽然有占多数议席的政友会的支持，却于明治41年7月突然提出总辞职。舆论哗然，认为这是由山县和桂“毒杀”造成的。
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大正政变，政党达到了推翻藩阀统治的政治目的，藩阀官僚面对日益壮大的政党势力，终于无法维持其至尊无上的专制地位了。从此，桂园时代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被打破，“1900年体制”开始崩溃，而迎来了政党内阁时代。
第三次桂内阁总辞职后，元老会议推荐萨派的海军长老山本权兵卫大将为继任首相。山本以政友会的支持为条件接受了组阁任务。这届内阁不仅以政友会主张为内阁的施政方针，而且阁僚中除总理、陆相、海相、外相外，余者皆由政友会担任或加入了政友会。所以，被称为阀族的山本内阁，实质上已成为政友会内阁。(11)在山本内阁因“西门子事件”下台后，后任首相的推选发生了困难。元老会议先推荐贵族院议长德川家达，后又推荐枢密院顾问官清浦奎吾，但都未成功。经过长期考虑，最后决定由老牌政党政治家大隈重信出任。大隈内阁以立宪同志会家为与党，并拉笼国民党和中正会，以三派联合来牵制众议院的第一大党政友会。大隈辞职后，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上台。寺内内阁是一届由军人和官僚霸占的超然内阁，它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在走向政党政治过程中的一次倒退。大隈内阁的与党宪政会（由同志会、中正会、公正俱乐部合并而成）宣布与新内阁断绝关系；而政友会总裁原敬则标榜“是是非非”(12)，站在了拥护政府的立场，并在第13次选举中恢复了自身的势力，重新成为第一大党。寺内内阁因“米骚动”事件下台后，元老会议立即授命西园寺公望组阁，西园寺辞而不就，反而推举政友会总裁原敬。这样，大正7年（1918年）9月29日，日本历史上最初的政党内阁－－原敬内阁诞生了。原敬政友会内阁的阁员，除陆、海、外三相外，均由政友会党员出任。外相内田康哉虽非政友会党员，但他对政友会一向表示好意，并加以援助；而陆海两相之所以未由政友会成员充任，则系由内阁官制的限制，不准由政党党员担任。故原内阁可称为日本最初的纯政党内阁。原敬是没有爵位的政党总裁，因此被称为“平民宰相”。1921年11月原敬被刺身亡，藏相高桥是清受命组阁，并接任了政友会总裁之职。继高桥内阁之后先后上台的分别是加藤友三郎超然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超然内阁和清浦奎吾官僚内阁。清浦内阁全部阁僚都由贵族院成员组成，引起了政党和人民的愤怒。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在原国民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联合开展了强大的拥护宪政，打倒特权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13)面对护宪三派的进攻，政府以解散议会的手段进行抵抗。但大选的结果却是护宪三派获得大胜，宪 政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而迎来了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内阁（1924年）。从此时起直至昭和7年（1932年）犬养毅内阁垮台时止，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
大正政变的意义
纵观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史，不难看出，政友会的成立和大正政变是两大转折点。政友会的成立，标志着“1900年体制”的形成，是藩阀官僚与政党从斗争到妥协，到有条件地合作的体制；而大正政变，则标志着政党力量日渐壮大，经验日渐丰富，政治性格亦日趋成熟，并开始从与藩阀政府的提携状态中脱却出来，走上了确立自己指导地位的政途，而终于赢得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大正政变以后的政党政治，同以往的政党政治有所不同。首先，“桂园时代”两大势力代表的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私下授受政权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大正政变之后，历届首相的上台，都改由元老推荐，经元老会议审议，再上奏天皇批准。而且历届内阁也都改变了超然主义立场，积极寻求与政党的合作，甚至以政党的“提携”为上台的条件。这无疑加快了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
其次，在桂园时代，政府完全以政友会为与党，政友会以外的政党势力无缘介入政权；大正政变后，宪政会崛起，开始与政友会相对抗，双方轮流作为政府的与党登台。自此，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的格局已初见端倪，1924年至1932年，政党内阁时代的两大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即以此为预演，标志着政党势力已步入成熟期。
再次，元老自大正政变后完全退居幕后，再未上台组阁。而新一代藩阀官僚逐渐抛弃明治初年以来“官尊民卑”的心理，尤其是经过第一次护宪运动的教训，他们认识到了与政党合作的重要性，而不再固守前期藩阀官僚的超然主义立场，这对政党内阁时代的到来也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总之，大正政变绝非仅仅是一次政局的变动，更重要的是，它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党在政治斗争中终于因此而摆脱了伊藤博文设计的轨道（即官民同调的1900年体制），得以在政治抗争中展露头角，并最后执掌了内阁。
注释：
①②③《日本内阁1》，白马命编，新评论，1981年，第74～75页；83页；90页。
①⑩《大正政变前后》京口元吉著，东京白杨社版，1940年，第7页；7页。
⑦⑧《现代政治史年表》，信夫清三郎著，三一书店，1962年，第77页；77页。
⑤(13)《日本史概说》，坂本太郎著，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37页；463页。
⑥⑨《近代日本政党史》，铃木安藏著，河出书房，1954年第135页；137～138页。
(12)《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今井清一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9页。
(11)《日本史小百科－－政变》，奈良本辰也著，近藤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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