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幼年时期的可贵探索——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7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幼年论文,上海论文,可贵论文,工人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3月23日，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已传遍四方。市区街头出现一片新景象：一队队工人纠察扬眉吐气地在马路上巡逻，维护社会秩序；商家门口挂出各种旗帜和标语，庆祝工人起义胜利，欢迎北伐军入城；人们面带笑容，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从四面八方涌向南市公共体育场，这里将举行50万人的市民大会。这是多少年来上海人民难得的一个盛大节日，全市人民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和欢乐的气氛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把大革命的洪流推向最高潮。然而，胜利是如此短暂，以致人们还来不及稍微冷静下来进行思考和筹划未来，反革命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惨遭杀害，革命倒入血泊之中。
今天，当我们回顾70年前这场革命起义的悲喜剧时，仍不能不为革命先辈们的英勇悲壮的业迹所感动。在这些历史场面中，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为寻求中国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作出的牺牲和取得的经验，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领导武装斗争的演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演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与国民党关系上的右倾思想，对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认为，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不需要掌握军队，共产党人参加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也仅仅是做政治工作，即使在北伐战争中因英勇善战而闻名的、由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独立团，也是作为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在国民党的统率下参加北伐的。在当时不少人的观念里，似乎军事斗争是国民党的事，共产党只能起某些辅助作用，搞工农群众运动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职。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一带的时候，上海组织起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武装，先后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最终胜利地占领了上海，是不寻常的。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6年10月，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组织了一支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准备发动工人武装起义。由于此时全党没有确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思想，轻信了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等，把武装起义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而自己甘当配角。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认真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初步认识了掌握武装起义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着手重新组织工人武装队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927年2月19日举行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经过4个月的准备，工人纠察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新的提高，武器装备也有所增加。上海工人阶级吸取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对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代表掌握的武装有所警惕，而对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最高司令的蒋介石却未加防备，结果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干预和反动军警的联合镇压下，起义又一次遭到失败。40多名工人烈士的鲜血，进一步激起上海工人阶级对军阀统治的仇恨，他们革命意志更加坚强，斗争热情更加高涨，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起义的决心。罗亦农说：这次起义“是上海工人阶级领导民众革命的一种更坚决、不投机的有力的表现。”[①]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改变了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消极态度，历史推动他走上领导工人起义的岗位。众所周知，大革命期间，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的滋长，曾使各地工农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然而，他的一些错误言行受到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和批评，他力图通过妥协退让来争取蒋介石“左倾”的努力又屡遭失败，他逐渐认识到，通过工人起义以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无疑会提高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实力和地位。所有这些，促使陈独秀转变对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态度。
在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加强了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迎接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建立市民政权”的口号，并制订了周密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计划。21日晨，当北伐军前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时，中共中央特委正式作出了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定，上海80万工人立即举行总同盟罢工。中午12时，罢工工人转为武装起义。经过了近30小时的激战，终于取得了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全歼了北洋军阀反动军警2000多人和奉鲁联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近4000件。在起义中，200多名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上千名工人纠察队员负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上海人民的新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对创建不久又缺乏武装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证明了，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和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原理。
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每次起义都准备建立一个新型的上海市民政府。这个新型的革命政权，与旧的军阀政府有着本质的不同，也与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国民政府有重大的区别。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革命政权的最初尝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在二大通过的最低纲领中，提出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但这个共和国是怎样的一个政权，当时还是很模糊的。
大革命开始后，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中共中央和陈独秀采取了不参加国民政府的方针，因此，从广州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的成员基本上是由国民党包办的。当时，中共领导人误认为政权建设问题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对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不但提出来了，而且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同时，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发动民众，建立上海市民政权的任务。但一开始党中央就向中共上海区委发出指示：“上海非商人执政不同”，“在组织上我们不能去占多数，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②]。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上海区委公开声明，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为了争夺政权，而是拥立一个以虞洽卿为领袖的“商人政府”，只要求让市民获得自由，让上海总工会、学校、妇联等革命团体取得合法地位，让中国共产党得到公开活动的权利，党组织可以公开发展，等等。显然，这些要求，既反映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也反映了党的幼年时期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不成熟。
在准备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中共上海区委提出了“民众与武力相结合”的口号。为此，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多次讨论，联络工商学各界代表，共同协商，终于在2月22日达成协议，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它是未来上海临时革命政府的雏型。临时革命委员会有共产党、国民党、总工会、其他各界代表共11名委员组成，其中有6名共产党员，罗亦农以共产党正式代表的公开身份参加政权，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全国从来未有之创举”[③]。赵世炎说：“这一革命委员会是过渡到‘市民代表政府’之革命参谋部。这一革命委员会的历史的与革命的价值，由这次总同盟罢工与群众的革命行动中产生出来，将永垂不朽！”[④]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党对政权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2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提出“召开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的号召，通过市民代表大会，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广大民众支持的民主革命政权。共产党不仅是市民代表大会的组织者，而且是未来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3月20日，在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发动前夕，举行了第一次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0多人，其中工人代表100多人，商人代表近50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代表50余人，会议通过了剥夺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洋奴等反革命派的民权的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由罗亦农、钮永建、虞洽卿、林钧、汪寿华等3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占15名。会议通过宣言指出：“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公民之意志，接收上海政权，建设民选市政府”。[⑤]3月22日，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在武装起义胜利的欢呼声中召开，选举产生了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19名（其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共10名），宣告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诞生。次日，临时市政府开始履职，提出“要努力创造一个新上海”作为奋斗目标。临时市政府建立后，制定了《市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市政府临时公约草案》、《市政府政纲草案》等重要文件，充分说明了上海临时市政府体现着各阶层人民的意志，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临时市政府的施政纲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型，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民主革命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出现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和临时市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早创建的政权形式。虽然这个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和完善，就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所扼杀，但是，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幼年阶段政权建设的一个创举。
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的初次实现。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由于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统一战线形式。当时，毛泽东等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曾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可是在大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机会主动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反对，另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去力争领导权，对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不能不影响着全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认识和运用。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中共上海区委不断总结经验，比较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共上海区委在具体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对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既尊重他们，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又抵制了他们的消极影响，独立自主地开展斗争，争取一大批同盟者，为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
中共上海区委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武装斗争方面，坚持以工人纠察队为主体，联络各派武装力量，利用北伐革命的有利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还不严密，武器也很缺乏，为了扩大起义力量，中共上海区委主动联络两支有反对军阀倾向的武装，一支是以上海总商会名义组织的，由虞洽卿掌握的资本家保卫团，另一支是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依靠黄金荣、杜月笙组织的帮派武装。中共上海区委派汪寿华多次与这两支队伍进行联络，争取一致行动。当发现钮永建等人反过来企图控制工人纠察队时，又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这次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着工人武装的领导权，为后来独立地发动工人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武装起义时，中共上海区委把联合武装力量的统战重点放在争取北洋军阀驻沪海军上。中共上海区委在海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在建威、建康等4艘军舰上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党员，并通过他们联络了6艘舰艇上的海军士兵，准备与工人武装起义同时发动。只是由于起义前夕泄漏了消息，才造成了海军与工人起义脱节的结局。
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共中央特委和中共上海区委一开始就把准备起义的基点放在工人群众和工人武装身上，以80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为后盾，以工人纠察队为主力，联合其他武装力量，汇成一支武装起义的大军。首先，争取农民同盟者的配合。周恩来派遣浦东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沈良为去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指导农运，在那里造成浓厚的“革命空气”，3月22日，三县农民联合举行暴动，夺取了三县政权，有力地配合了市区工人武装起义。其二，争取部分北伐军的支援。白崇禧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延缓向市区进军，上海总工会派代表去东路北伐军司令部，向军官们申明大义，态度诚挚，终于感动并争取了第一师师长薛岳，他违令率部向市区进发，支援正在战斗中的工人纠察队。尽管该部进入市区后未与军阀部队交火，但对鼓舞工人斗志、瓦解敌军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三，争取部分资产阶级保卫团参加起义者行列。
第二，在政治斗争方面，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召开市民代表会议，建立民主革命政权。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个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所以国民党的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的领导机关成员主要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所组成，他们坚决贯彻三大政策，为准备工人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上海区委与国民党两个党部之间的合作，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堪称为国共合作的模范。在中共上海区委的统一部署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临时市政府，并确保了代表的广泛性和工人代表的优势地位，说明运用统一战线中联合策略的成功。
中共上海区委在运用联合策略的同时，对国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行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当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针对当时钮永建、吴稚晖、虞洽卿等头面人物攻击共产党“包办”组织“工人政府”，赵世炎据理力争，指出这些人是“畏惧工人势力的右倾分子”。而“上海工人现在的目的，并不是工人政府，而是市民政府——民主主义的市民政府，属于国民政府的市民政府。”[⑥]当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钮永建等人又提出要由国民党“以党治国”、反对市民代表会议时，中共上海区委旗帜鲜明地加以反驳，指出“以党治国”并非“一党专政”，而只是由某个政党在会议中，由其党团员发挥作用，贯彻其政治主张，“而不是一种直接的命令式的关系”。[⑦]市民代表会议正是体现这一原则。从以上这些言论和做法中，说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及大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已经初步实现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
革命精神永垂青史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把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这是不难理解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谋求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因此，党一成立，就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一批活动家深入工厂和棚户区，创办工人夜校，组建工人俱乐部，在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的同时，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开展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深重，表现出特有的革命坚决性和彻底性，所以，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工人运动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上海五卅反帝大风暴，此伏彼起，震撼了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工人运动有着光荣的传统。北伐战争开始后，各地工人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支援北伐军胜利进军。北伐革命的声浪，使五卅运动后暂时处于沉寂状态的上海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被军阀取缔的上海总工会不顾禁令，自动挂牌，重新公开活动。工人、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罪恶和黑暗。面临末日的军阀统治者惶恐不安，变本加厉地加紧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的。
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工人发扬了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表现了工人阶级无私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慨。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工人们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轻信了国民党代表钮永建等人的许诺，把起义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而当起义发动时，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却临阵脱逃，使起义工人陷于孤立的境地，遭致起义的失败。但在起义过程中，工人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是十分感人的。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浦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陶静轩相继被捕，这两位来自基层的工人活动家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奚佐尧坦言自己是共产党员，“临刑时神色不变”[⑧]，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陶静轩就义前还怒斥军阀罪行，他唯一的要求是在行刑时面向沪西，他心里还惦记着沪西千万个阶级弟兄。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表现特别突出。在攻打闸北第五警署、天通庵火车站、北火车站的战斗中，商务工人都立下了功劳，分队长徐文思、青年女工陈安芬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3月21日晚间，闸北巷战激烈，据守北火车站的敌军用猛烈的炮火向居民住宅区袭击，造成宝山路、虬江路一带大片民房起火，顷间酿成一片火海。居民号哭呼救，扶老携幼，逃离火区，混杂在居民中的不良分子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此时，起义总指挥部下令工人纠察队一面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不让敌人转移目标，一面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组织力量，维持秩序，进行救火。许多工纠队员不顾个人安危，冲进火网，抢救居民的生命财产。担负起义指挥重任的周恩来、罗亦农也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组织灭火，直至黎明。
在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工人表现出来的那种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纪律严明，团结奋战的精神，以及在激烈战斗时刻仍不忘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称颂，也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博大胸怀和百折不挠地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英雄本色，为后人留下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批共产党人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实践，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运动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可是，这个胜利很快就失去了。究其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主客观条件均未具备，革命遭致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从客观上说，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了大上海。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半壁江山，尤其占领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江浙一带富庶地区以后，革命队伍内部必然会发生分化。蒋介石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野心家，一到上海，就玩弄其反革命两面派伎俩，他一面信誓旦旦，赞赏工人起义的业绩，表示要同工人“共同奋斗”，一面磨刀霍霍，准备一场反革命大屠杀。同中外所有反动派一样，他把工人武装看作“心腹之患”。恩格斯说过：反动派的第一信条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⑨]。蒋介石很快同上海、江浙一带的财阀、地痞势力相勾结，沆瀣一气，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革命倒在血泊中。
从主观上说，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党对理论、国情和革命规律均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停留在相当粗浅的理解水平上，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观察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阶级结构、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研究甚少，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一句话，没有做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尚未找到一条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可以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内的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都是寻找革命道路的一种探索。这一时期革命运动受到挫折和磨难，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工人阶级及其儿女表现了无比的英勇气慨，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如果不立足于广大农村，单靠大城市中工人阶级的行动，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幼年的党和早期的工人运动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探索革命的新路中作出了贡献。
70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留下的革命精神和经验教训，对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国人民来说，仍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发扬和借鉴的。
注释：
[①][③]《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12号，1927年3月4日。
[②]《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记录》，1926年10月17日。
[④][⑥]施英：《上海总同盟罢工的纪录》，1927年2月27日。
[⑤]《申报》1927年4月9日。
[⑦]《中共上海区委每日通讯》第13号，1927年3月12日。
[⑧]《申报》1926年10月27日。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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