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十五小豪杰》的“豪杰译”——兼论章回白话小说体与晚清翻译小说的连载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豪杰论文,晚清论文,小说论文,白话论文,五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忠实原著的程度而言，梁启超、罗孝高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合译的《十五小豪杰》（注：《十五小豪杰》连载于1902年的《新民丛报》第2号～第24号。以下凡引《十五小豪杰》都不再加注。 ）不能算成功的翻译之作，增加、删减、改写之处比比皆是，是晚清翻译界“豪杰译”的典型。也许由于这样的原因，这部翻译作品一直没有能够成为研究者们认真考察的对象。但是，《十五小豪杰》曾经在晚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注：《十五小豪杰》的翻译文体对近代白话翻译小说的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外，在拓宽翻译小说的题材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如冒险题材《地底旅行》（《浙江潮》1903年第10期）、《海底旅行》（《新小说》1902～1905年第1～18号）、 《水底渡节》（《新小说》1905年第18号）等，少年题材的有《二勇少年》（《新小说》1902年～1903年第1～7号）、《少年军》（《浙江潮》1903 年第1、7、9期）等。在创作方面，刘颚著《老残游记》（1903年）的第一回也明显受其影响。）在近代翻译史和近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里都决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本文将对照原著分析译文，并根据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杂志的出版状况探讨章回白话小说体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得失。
一
《十五小豪杰》原名为《两年假期》，是法国近代著名科幻作家凡尔纳写的一部冒险小说，讲述了漂流到一荒岛上的15个少年在那里顽强地生活两年又重返故里的故事。孩子们在岛上所经历的种种冒险构成小说的主要情节。《十五小豪杰》是根据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而这个日译本又是从英译本重译的，因此几经重译的《十五小豪杰》与法文原著相去甚远。但限于本文所设定的题目，在此只着重考察中译本和日译本的关系。
日译本的译者森田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翻译大家，早年学过英语，后来又游学于欧美各国，英语根底颇深。他的翻译活动始于明治19年，正值日本翻译界向“周密译法”转换的时期。日本明治初年的小说翻译大都粗糙不堪，往往只有故事梗概的介绍，文体一般采用汉文直译体。但是随着翻译作品数量的增加，一些译者渐渐不能满足于故事梗概的介绍，想极力传达原文的风格韵味，于是采用了逐字逐句地翻译原文的方法，即所谓的“周密译法”。森田积极地实践这种“周密译法”，且在翻译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文体的要素，将汉文直译体、欧文直译体、和文文体揉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清新的文体，为日本近代翻译小说质量的提高和文言一致文体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五少年》是森田于明治29年翻译的作品，在文体上相当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新文体的特色。（注：山本正秀：《近代文体发生的历史研究》，岩波书店1965年。）
梁启超采用“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除了与他作为启蒙家历来认为文言不利于启下的语言观有关外，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日译本这种文言一致新文体的启发。但是，中国的“白话”是伴随话本、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从叙述学的角度看与日本明治时期形成的文言一致新文体有着本质的不同。试比较日译本和中译本的开头部分，先看日译本。（注：据日本学者私市保彦的考察，日译本的第一段几乎是逐字翻译英译本的（《日本的〈鲁宾逊故事〉——思轩译〈十五少年〉纵横谈》， 载于龟井俊之介编《近代日本的翻译文化》， 中央公论社1994年）。）
1860年3月9日夜，满天黑云低低地垂压在海面上，四周一片漆黑，难辨咫尺之外。这时一只尚未扯起风帆的小船掠过巨浪，向着东方飞快地驶去。闪电不时划破天空照亮了小船的身影。（注：《明治文学全集95》，筑摩书房1970年，译文系笔者翻译。）
（第一回）
梁启超的中译本如下。
调寄摸鱼儿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漂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逢生处，更坠向天涯岛无归路，停辛伫苦。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客我两年住。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
看官，你道这首词讲的是什么典故呢？话说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满天黑云，低飞压海，蒙蒙暗暗，咫尺不见。忽有一艘小船，好像飞一般，奔向东南去。（第一回）
两相对照一目了然的是中译本增加了许多内容。这些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和章回白话小说固有的体制有关。比如，白话小说一般在故事开始之前有一段故事或相关的诗词作为进入故事的入话。梁启超在这里所加的词显然是为了满足白话小说体制上的这一要求。此外，为了在整体形式上更加符合白话小说的体制，在每一回里都编撰了对仗工正的诗句作为回目，在结尾处则附上概括该回内容的诗句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等等。也就是说梁启超选择用“白话”翻译，即意味着他不得不选择那一套使“白话”作为小说的叙述语言能得以实现的白话小说的旧体制。
在森田的译文里，叙述人和读者是隐蔽的，但是中译本用“看官，你道这首词讲的是什么典故呢？”将隐蔽的读者显在化，同时也将叙述人自己凸现化了，从而改变了整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在第一回至第三回里，凡涉及叙述故事背景或交代事情原由之处均用“看官”一语插入后再作介绍，把原文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改成由假想的“说书人”对假想的“听众”直接讲解的第二人称叙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凸现化了的叙述人不仅是原作作者凡尔纳的化身，还融进了译者梁启超的身影。这一点在紧接着的“话说距今四十二年前”一句里更是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西历的“1860年”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时间概念，因此梁启超加上“距今四十二年前”显然是为了便于读者准确地把握这一时间概念，但是从叙述的角度上看这样做显得十分古怪。因为译者本来应该是在贴近作者的视角上进行翻译，而“1860年”之所以“距今四十二年前”则显然是从梁启超翻译该小说的1902年推算出来的。在这一句里叙述人不是法国的凡尔纳，而是“1902年翻译该小说的梁启超”。在中译本里叙述人往返于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例子还有很多。（注：如在下面的句子中，叙述人均变成了中国人：“岂不像那楚霸王，陷于大泽之中么”（第6回）；“各人分头找去， 像个秦始皇大索那张良一样，几乎把洞的前后左右，都翻过了”（第8回）。）
叙述人在中译本里的凸现和身份的改变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发生变化，即写书的叙述人变成了说书的叙述人。这样一来，为了符合“说”的线性叙述的需要，对日译本作一定程度的增加、删减乃至改写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了。具体地说，中译本简化了日译本的一些细节描写。如：“不幸的是从三月一二日开始接连阴天，甚至常常下起雨来，使武安无法出发去探险”、“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注：《明治文学全集95》，筑摩书房1970年，译文系笔者翻译。）等森田的译文对时间的叙述是非常具体的，梁启超将其译成“不料连天阴雨，武安未能动身”（第四回）、“憩息片时”（第五回）这样简略模糊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译文里小说的故事性却得到了强化，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每一回结尾的处理。本来因杂志篇幅所限，每一次连载的译文常常不得不在日译本的一些章节中间停顿，于是译者乘机在这种地方增加悬念，有时不惜曲笔改写。译者称这样的“割裂停逗处，似更优于原文”（第一回附记）。比如，日译本的第四回结尾处是这样描写的：出去探险的四个孩子正当天黑找不到回路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伙伴们在宿营处点燃篝火发出的信号，于是朝着火光走去，并顺利地回到了住处。结尾处理得很平淡。中译本的第六回结束之处本来也可以将这一小小的插曲全部叙述完，但译者仅仅写到他们发现火光的地方就打住，故意留下一个关子，还添上“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忽见火光一道，上冲宵汉，可不害杀人么？”这样的句子，故意把读者的想象引向惊险恐怖的情节上，以逗引读者的兴趣。
《十五小豪杰》也有一些是因译者外语水平低而导致的错误，如望文生义地将日语的“怪我”（本意是“受伤”）直译成“怪我”，还有因时间紧迫造成的笔误和印刷错误。（注：如第一回目“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的“大地上”应该是“大海上”，第四回的“于是武安和俄敦一齐先上船”一句，按前后文看只能是“下船”。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由于这些是常识性范围内的错误，与外语水平无关，出于译者笔误和印刷错误的可能性都有。）但总体上看，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来翻译是造成对原作改动的最重要原因。
二
当然这个问题也要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尽管中译本的改动改变了日译本的叙述方式和整体风格，但也不可否认这些改动为《十五小豪杰》在晚清的广泛传播扫清了许多障碍。以题材而论，冒险小说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界还是颇为陌生的题材。在为数众多的外国小说中，梁启超偏偏选择这样一部冒险题材的小说来翻译是有其缘故的。戊戍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在反省失败教训时认识到，要想在中国推进社会改革，必须开启民智重塑新的国民，即他所谓的“新民”。作为“新民”的主要精神内核之一，他非常看重进取冒险精神，指出：“欧洲民族，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注：《新民丛报》1902年第5号。）在他看来， 《十五小豪杰》正是这样一曲宣扬进取冒险精神的颂歌。梁启超充分利用中译本叙述人凸现的便利引导读者从“新民”的角度来把握“冒险”这一新题材的政治内涵。（注：在小说的开首加进的词虽然为白话小说体制所要求，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引导读者把握小说内容的作用。第一至第四回后面附的译者点评更是直接对读者进行的阅读指导：“有竞争乃有进化，天下公例也。武杜两党抗立，借以为各国政党之影子。全书之生气活泼，实在于此”（第二回附记），“学生放假时，不作别的游戏，却起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第三回附记），等等。）尽管这是一种“误读”，但在当时无疑为具有“文以载道”传统文学观念的读者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十分有效的视角。
叙述人的凸现在帮助读者理解外国小说的新颖方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小豪杰》采用的是倒叙手法，梁启超在第一回附记里对此大加称赞：“此书寄思深微，结构宏伟。读者观全豹后，自信余言之不妄。观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其来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学气魄雄厚处”。但是，要传达倒叙手法的效果，对于企图用章回白话小说体翻译此书的梁启超来说是一个颇难克服的困难。因为以章回白话小说体的式样来说，是线性叙述，要保持线性叙述的顺畅进行，故事情节需按时间的先后秩序推进，即先交代故事的原由，然后才是情节的展开，因此“一起之突兀”，必然“使人坠五里雾中，茫然不知其来由”。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过份地感到“茫然不知其来由”，译者除了在附记里解释外，（注：“叙了两回，到底这船为何事欲往何处？缘何只有这几个孩子？读者闷葫芦已打得不耐烦了，第三回便当说明，先泄漏一点消息，以慰看官之望。”（第二回附记）。）还以叙述人的身份在译文中直接出面干涉叙述。
前回讲到武安绞下盘涡里去，连影也不见。看官啊，你不必着急。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这部书的主人公，死了他那里还有十五小豪杰呢？却是前两回胡乱讲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到底这些孩子是那个国家的？是什么种类的人？这胥罗船到底欲往那里？为何没有船主只剩这几个乳臭小儿？我想看官这个闷葫芦，已等得不耐烦了。如今乘空儿补说一番罢。（第三回）
三番五次的出面说明固然削弱了悬念感，使得这种倒叙手法的效果减半，但是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接受水平，以及半个月登载一回的连载状况，只能作出如此牺牲，不然读者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兴趣阅读了。以上这一大段叙述人的出面干涉是原作里没有的，但由于它的插入在很大程度上疏导了读者的顺利接受，使倒叙手法对于当时的读者不至于太唐突，无法接受，因此就这一点而言还是值得肯定的。凡尔纳的小说在同一时期也有其他译本，但影响均不如《十五小豪杰》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译者没有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适当的疏导。夏颂莱在《金陵卖书记》中说：“若《新民报》之《十五小豪杰》，吾可以百口保其必销”，而其他“小说书亦不销者，于小说体载多不合也”。（注：夏颂莱：《金陵卖书记》，开明书店1902年。）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十五小豪杰》畅销一时的奥秘。
当然在这里也需要指出，梁启超虽然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翻译，但并不是一味地更改原作来适应章回白话小说的体制，比如尽可能忠实地按原作的倒叙结构进行翻译，其实在叙述方式上就起到了瓦解章回白话小说体制的作用。在文体方面也作了不少探索。梁启超原拟依《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体裁，纯用俗话翻译，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到纯用俗话甚为困难，于是从第四回开始“参用文言”，加快了翻译速度，收到“劳半功倍”的效果。究其原因，文言对于梁启超来说是习惯了的书面语，而写白话则需要另外悬想一个“说书人”，因此倍感困难。从文体来看，文言混入白话使得行文更加紧凑，起到了由“说的文体”向书面语转化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第四回开始“看官”之类的套语锐减。可以这样说，这种文白相间的文体是现代白话文的许多源头之一。（注：参看拙作《文体的选择与创造——梁启超小说翻译文体对晚清翻译界的影响》，《国外文学》1999年第1期。）
三
采用章回体翻译《十五小豪杰》还有一个意义重大而又常为人忽略之处，即较好地处理了长篇翻译小说在报刊上连载的问题。
此前，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是严格按照原著的章节形式翻译的。由于每一章的长短不一，而《清议报》每期能提供给政治小说连载的篇幅又有限，因此有时不得不“语气未完，戛然中止”，“将就钉装”（注：《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从忠实原著的角度上看，这样做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从阅读的角度看，“语气未完，戛然中止”显然不利于读者的阅读。因此在翻译《十五小豪杰》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采用章回白话小说的形式解决这个问题。梁启超在第一回后记里说：“森田译本共分十五回，此编因登录报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数，约倍于原译”。中国的章回白话小说在体制上的最大优点就是以回为单位将长篇小说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若干章节，且每一回的字数大致相同。章回小说的这些特点无疑非常适合报刊杂志的长篇连载。
当时也有像《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那样使用白话（而不用章回体）翻译外国作品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叙述人的外露依然存在，但是取消了包括“话说”、“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语。表面上看，《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对白话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大，但是也有其致命弱点。因为现代白话文即便接近口语，也毕竟是书面语，在形式上不是靠表情和语气，而是用标点符号、章节段落等手段来控制文章的完整性。《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缺少的就是这种书面语意识。这一点从作者的署名处全部标示“某某演”、“某某说”即可以看出。（注：参看下列刊载于《杭州白话报》的文章的开头部分：“唉 现在的中国 要想同康熙乾隆年间 牢牢的紧锁海口 不许外国人进中国来 是万万不能的了”（突飞子说：《论中国人对付外国人有四种情形》第7期）。“唉 列位 你们都是有心肝的人
我有几句顶伤心的话 说把你们听听”（宜樊子演：《俄土战记》第11期）。）文章用演讲口吻或说书语气道出，不分章节，非常不利于连载。以《杭州白话报》为例，每期篇幅容量一万多字，除了“论说”一栏的文章能够一期刊完以外，其他的长篇小说和翻译作品均不能一期刊完，全是“语气未完，戛然中止”。
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之所以十分强调小说连载的完整性，与他在报社中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以往参与办报，他一般是主编，很少插手经营，但是办《新民丛报》，梁启超既是主笔，又是股东之一，其所持股份，比编辑兼发行人的冯镜如还多，占总股份的三分之一。（注：王中枕：《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考略》，《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作为股东， 他理所当然要考虑到销售的问题。 （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从这一角度看，小说连载的完整性可以说就是杂志作为消费品的质量指标之一。
梁启超在随后创办的《新小说》中也十分强调长篇小说连载的完整性：“本报所登各书，其属长篇者，每号或登一回二三回不等。唯必每号全回完结，非如前者《清议报》登《佳人奇遇》之例，将就钉装，语气未完，戛然中止也”。（注：《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新小说》的这种体例规定，从客观上对长篇小说的翻译使用章回白话小说体起到推动作用。因为要求保持每一回连载的分量大致相同，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采用章回体来分章断节。从《新小说》刊载的实际情况来看，长篇小说的翻译也的确几乎采用或融合了章回白话小说体的一些要素。反过来看，短篇小说由于没有篇幅上的限制，采用文言翻译的就占绝大多数。《新小说》的这些体例规定在报刊兴起之初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当时一般杂志的篇幅容量较小，不要说长篇，一般中篇也不可能一次载完，必须采用这种方式来保证每期连载的完整性。（注：当然，这样的问题随着刊物篇幅容量的增加，而逐渐消解。当《月月小说》（1906～1909年）每期的容量达到9万字左右的时候， 杂志已经能够给长篇小说的一章或一节的完整翻译提供足够的篇幅，也就是说采用文言和章回白话小说体两种方式几乎都能保持连载的完整性，因此《月月小说》的连载小说使用这两种文体的比例差不多。）
综上所述，采用章回白话小说体翻译长篇小说虽然改变了原作的叙述方式和整体风格，但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翻译策略，它不仅解决了长篇翻译小说的连载问题，其特有的叙述方式在输入外国文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外国文学的许多要素其实也渗透到中国传统的小说文体里，促进了章回白话小说体自身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