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治理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不懈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沿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锐意进取，总揽全局，指挥若定，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受住了国内外一系列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了具有驾御全局，善于治国理政的卓越才能。13年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两代领导人治国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勇于创新，在治理国家的方向性、全局性的问题上，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指导原则，形成了新的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呈现出了新的治国特点。
一、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确立为立国治国的根本
治理一个大国，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历来重视理论指导的党，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第三代领导集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组成之初，正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空前低潮、国内出现“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之时。因而，用什么理论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什么旗帜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继续深入，关系到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充分发挥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并力促这一理论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从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到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再到十五大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主题，并在随后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行动的指南。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江泽民特别强调，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其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科学的概括，用邓小平理论来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体现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的高度成熟。
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江泽民强调：“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注：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党中央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现代化发展战略、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用新的思想和观点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党的十五大根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系统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对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展开，从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二、治国先治党，把党的建设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9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入空前的低谷。从我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这些新的时代特点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能否抓住机遇，经受住挑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续推向深入，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抗风险的能力，始终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时刻牢记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的政治观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一以贯之地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还在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就着重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任务。此后，从1995年江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到2000年初，江泽民在对国际形势和党的建设任务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后又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注：江泽民：《视察广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再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表明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已经成熟。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我们党自身的状况，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建设领域，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科学地揭示了执政党建设的客观规律，赋予了党的建设以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特征。它不仅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为我们判断党的建设的得失成败，以及判断治国理政的得失成败，提供了根本的标准，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三、坚持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在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新经验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了再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不仅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基础，需要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先进的科技文化，还需要完善的政治体制，需要发展人民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为了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代领导集体全面正确地把握了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一再深化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党中央在规划“十五”发展目标时，强调了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十几年来，为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党中央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为促进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注意从大局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注意从宏观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突出的关键性问题。因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揽全局的首要的基本关系，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三大支点。三者关系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否则，就会付出代价，这是一条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把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它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关系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江泽民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基础上，深刻论述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发展是目的，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而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他还强调，我们的稳定，不是消极的稳定，而是积极的稳定，即在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保持改革和发展活力基础上的稳定。稳定的本质在于不能丧失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机遇。要求全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统揽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个治国新方略
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新方略和新理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物，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各项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治国方略的历史性进步。“依法治国”，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确立，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的确立，在理论上完善和创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理论，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体系，在实践上，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它们的实施，必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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