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保守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的帷幕拉开，从此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对立国际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治“国内冷战”格局的形成、演变、解体的过程与这段历史时期基本一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美国占领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围绕这些改革措施，保守阵营与革新阵营的对立格局产生了。此后，随着日本国内外因素的变化，保革对立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钟摆式”的动态演化。1993年“55年体制”的崩溃，宣告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持续多年的保革对立格局的终结，日本政治进入“总体保守化”的新阶段。
一、日本政治“国内冷战”格局的形成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对立的基本原因。在这种大背景下，身为“前线国家”的日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国际上的冷战状态甚至导致了日本政治“国内冷战”局面的出现。这一点在作为保守阵营代表的自由民主党建党纲领和作为革新阵营代表的日本社会党1955年纲领中得到充分反映。前者宣称该党是“议会主义政党”，坚决排除将“土地和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社会主义”而实行“自由经济体制”，“彻底同共产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后者则声明该党为“阶级性群众政党”，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政权，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克服共产主义。可以说，战后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历史。正因如此，分析战后日本政治首先要从意识形态入手，要弄清“保守”与“革新”概念的内涵。
1.日本的“保守”与“革新”。
“保守”和“革新”是两个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人们往往采用左翼和右翼的标准来划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一般来说，左翼以变革现存政体为目标，右翼以维持现存处于主导地位的制度为目标。不过，左、右翼这一划分尺度，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西欧，从左翼的社会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派别差异很大，因而往往采用左翼和右翼的标准来确定政党及选民的位置；在美国，国内几乎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相对很强，因而使用“自由”和“保守”。
在日本，确定政党及选民的位置通常采用“保守”和“革新”两个概念。冷战时期，身为保守政党的自民党长期执掌政权，表明在日本政治中“保守主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政策是对日本传统制度的重大挑战，而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社会变化又给予日本传统价值很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内存在自觉化的保守主义成立的条件，而实际上在保守政党当中的确有人主张回归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但是，日本选民中支持保守政党的人们，并不能说都积极地支持保守主义，毋宁说是希望维持现状的感觉使保守政党长期执政成为了可能。在冷战时期，日本的保守势力主要是指自由民主党。它主张搞资本主义、修改宪法、坚持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军备等。值得强调的是，日本保守阵营在政治上虽然是保守的，但在经济、社会、教育等具体制度上却实现了很多“革新”。
在日本，与保守相对抗的势力通常被称为“革新”。这是一个比“保守”暧昧得多的概念。一般来说，革新是指左翼及社会主义或者与之相关的势力、主义、体制、制度。而日本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在他们意识的深处还存在着“现代化——都市化——生活提高”这种明治维新以来的对“现代化”的期待意识和从战争与战败惨祸中产生的对“和平”的期待意识。[1] (P232-233)最初，日本的革新势力主要是指长期在野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它们主张搞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反对日美军事同盟、“非武装中立”等。后来，“革新”概念中也包含“中道政党”等政治势力。
从“保守”与“革新”的概念和双方阵营的纲领来看，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的保革对立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必将随着两极格局的演化而不断发生改变。
2.日本政治保革对立格局的形成。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占领初期，在当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胜利、民族独立和民主化潮流高涨的形势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了既控制又利用日本的“两手”战略。一方面，出于控制日本、不使其成为竞争对手的需要，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措施。其中，于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为了阻止苏联及社会主义势力的扩张，美国将日本变成其在远东的战略堡垒，利用日本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
随着民主化改革的进行，为在新的议会政治中掌握主导权乃至国家政权，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组建政党。从革新阵营方面来看，先后重建了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由于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因而被视为革新政党。战后日本的革新政党主要由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组成。这两个革新政党的出现，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保守阵营方面来看，先后成立的有自由党、日本进步党(后改组为民主党)、日本协同党。日本自由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保守政党，而其他两党则分别为保守党中的右翼和左翼。
战后初期的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措施，特别是新宪法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性改革，使日本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为形成多元竞争性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保革对立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蔓延”的宣言，正式宣告了美苏冷战的开始。随着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调整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以便与其全球战略相适应。一方面，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大对日本经济复兴的援助；另一方面，从1948年起，逐步解除了对日本右翼政治家的“整肃”处分，使他们得以重返政界。与此同时，开始对日本共产党及其他革新政治势力进行镇压和打击。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战略性转变，使日本的政治力量开始形成亲美和反美、保守与革新的营垒。
从革新方面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给日本社会党带来强大的压力：社会党自身因媾和问题发生了分裂，从而给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带来诸多困难；随着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改造，经济逐渐恢复，农村传统结构解体，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价值观因战后民主改革而深入人心；同时，保守的各政党也正在走向联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左右两派于1955年初开始走向统一。同年10月，为了反对鸠山一郎内阁修改宪法、重整军备的企图，两派社会党召开统一大会，重新走到一起。在“55年体制”形成之时，除了日本共产党，所有革新势力都集结到日本社会党。
从保守势力方面来看，虽然围绕媾和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以及日本是否重整军备问题，各保守政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是各保守政党在修改宪法、重整军备、日美安保体制、日苏恢复邦交等问题的原则立场上，与社会党、共产党均已形成尖锐对立。面对这一状况，因经济开始恢复而急需“导航”的财界，紧急呼吁保守政党停止内部纷争，实现联合，建立稳定的保守政权。美国也希望日本政局稳定，保守党实现联合。于是，自由、民主两党在1955年11月组成自由民主党。自此，日本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保守政党自民党在议会中形成稳定多数，长期执政，而革新政党社会党成为主要在野党的局面，从而结束了战后10年的“小党林立”的多党化时代。日本政界把这种以自民党与社会党两大政党为主导、保守与革新相对抗的政治体制，称为“55年体制”。
从战败到“55年体制”的建立，是日本政治“保守—革新”对立格局的形成时期，而“55年体制”的建立则成为这一对立格局形成的标志。在这一时期，保革双方围绕媾和问题、占领政策修改问题以及安全保障问题等展开激烈斗争，实际上造成了日本政治“国内冷战”的状况。[2] (P110-165)概括说来，从战败直到1960年的“安保斗争”时期，日本国内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实际上是围绕着旧体制与安全保障这一对立轴展开的。同时，由于“保守”信奉资本主义，“革新”主张社会主义，所以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在当时还具有体制选择的意义。
二、日本政治对立焦点的演化
日本政治的保革对立格局形成后，在“55年体制”下，分别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围绕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修改宪法还是维护宪法，坚持日美军事同盟还是和平中立，加强军备还是“非武装中立”等政治焦点，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当然，两种政治势力的对立焦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日本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的消长而不断发生演化的。经过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了70年代，日本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出现了新的对立焦点。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安全与防卫问题是贯穿冷战时期的日本保守与革新间最大的政治焦点之一，它成为划分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右翼与左翼的基本坐标轴。[3] (P2-11)
1.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保守与革新。
日本保守与革新的对立，产生于被占领时期，激化于“旧金山媾和”前后，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达到最高潮。50年代后期，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向美国提出了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要求。此后，日美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1960年5月，岸信介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新日美安全条约，激起全社会公愤，引发了著名的“反安保”运动。截至1960年7月，日本共举行了23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统一行动，参加人数逾一亿人次。[4] (P134)“反安保”运动也成为全面反对自民党政府的民主主义运动。它不仅迫使岸信介内阁倒台，同时也使和平民主思想进一步植根于广大日本人民心中。
“反安保”国民运动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是保守政权始料不及的。保革双方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的对决，大有革命前夜之势。围绕旧体制和安全保障的保革对立，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重叠，严重威胁到自民党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围绕1960年安保问题而产生的保革冲突，对日本的保守政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面对严峻形势，保守阵营在压制运动的同时，整体态度也逐渐转向慎重，开始意识到自民党要继续统治下去，必须作战略性的调整。于是，接替岸内阁的池田勇人首相在“低姿态”、“宽容与忍耐”的口号下，暂时搁置了修宪及军事自立等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课题，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就是说，池田内阁放弃前任的“政治重点主义”，转而奉行“经济重点主义”，把政治斗争作非政治的解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池田此举，既容易得到财界的赞同，也容易为国民所理解。当时的日本国民，虽然通过不断扩大的“反安保”斗争把岸信介赶下台，但由于阻止修改安保的失败，被某种挫折感所支配。在此情况下，池田政府提出在今后10年内使收入倍增的计划，对国民来说是容易接受的目标。“收入倍增”的口号将日本国民的挫折感转向了经济增长。另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希望日本政权长期稳定发展，因而也支持日本的经济增长优先路线。池田政府这种把保革对立的焦点从外交转向内政，从政治转向经济，从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向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对应战术，不仅使自民党渡过了政治危机，更重要的在于使日本战后的社会发展从以占领、变革、调整为核心的“政治时代”转向以建设、发展、稳定为核心的“经济时代”。[4] 在这个时代，“55年体制”得以巩固，政权得以长期稳定，与此同时，日本也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从“政治时代”到“经济时代”的转换，暗示了革命和平过渡的可能，也迫使革新阵营采取新的对策。曾因1951年采取武装斗争方针而丧失国民支持的日本共产党，在1961年7月召开的党代会上，选择了尊重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路线。社会党也提出了以“结构改革论”为基础的新方针，把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作为目标。但因社会党内左派占优势，这一所谓改良主义路线遭到了批判。于是，社会党在1966年通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颇浓的纲领性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在70年代中叶走上了左倾路线，党势呈现长期低落倾向。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使日本从经济复苏走向全面振兴和高速发展，并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也呈现出新的面貌。普通国民不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文化娱乐也得到了满足。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的日本人，开始对政治运动表示冷淡。1968年以后，由革新阵营组织发起的学生运动，并未引起普通国民的共鸣。相反，过激的左翼运动反而引起国民责难。在1969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自民党大获全胜，社会党遭到惨败。而且，1970年到期的日美安全条约在没有掀起大的反对运动的情况下得以自动延长。由此看来，保守政权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人们对现有革新政党的失望，促使日本国民产生了远离政治的倾向。而这一变化，也使得此前在安保斗争中达到顶点的围绕旧体制与安全保障问题的保革对立大为后退。从此时起，日本国内“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也开始销声匿迹。
2.保守与革新间新对立焦点的出现。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在野党的势力开始强有力的反弹，保守与革新之间的对立显示出“保革伯仲”的新态势。这一时期，围绕“福利、参与、平等”问题的争论成为保守与革新间新的对立焦点。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日本，70年代是推进民主化的时代。这一时期民主化的发展，在政治参与方面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国民不再满足现有的参政模式，要求更广泛地参与各项制度；第二，地方自治体要求分权，利益团体增大。战后以来的民主化改革，使女性参政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国民通过投票进行政治参与的活动也增加了。可是，政治参与并不仅仅是通过投票把代表送进议会，日本国民希望出现和拥有更多、更高层次的参与形式，其中包括利益集团和大众运动等。利益集团通过将拥有既得利益的国民与政治相联系，从而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大众运动也是政治参与的手段之一，主要是通过举行活动来对政治进行反馈。不过，革新政党及其组织基础——工会领导的大众运动，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失去了产生的根基。与此同时，消费者维护权利等的市民运动，要求设立学校和保育所，改善恶化的生活环境的居民运动等新的大众运动形式都在日本出现了。这些大众运动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是国民想对政治给以一定的影响。这些运动的发生表明，在政党之外也存在着向政治精英们传达选民要求和利益的渠道。在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70年代，日本国民已不再拘泥于投票这种定期政治参与形式，不再固守“上意下达”的委任权力的传统惯例，而是采取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在问题发生时，积极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从政治与市民的关系来看，行政委任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对立出现了。这种对立，反映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就是出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而在革新自治体盛行的政治状况下，地方分权的呼声不断高涨。
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同时，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生的“阴影”也凸显出来。首先，面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导致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制度，提出了福利与平等的要求。其次，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城市化，使以农村为传统地盘的自民党面临根本性的挑战，自民党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就在自民党将战略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于1976年的选举中出现了“保革伯仲”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地方选举中，革新政党也连连获胜。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质下降、地基下沉、噪音等环境公害问题，在野党趁机不断向经济增长优先路线提出挑战，要求自民党政权充实社会福利。在地方政治中，实现这一要求的是革新自治体。在这种背景下，以东京、大阪两地的知事为代表，众多的自治体首长为革新势力所占据。截止到1975年，在革新知事治理下的人口已占日本总人口的39％，加盟革新市长的城市已达117个，占城市总数的18％。[5] (P354)这充分显示了革新政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可是，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7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日美经济摩擦的发生以及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高速增长时代结束，革新自治体遭受财政危机，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自民党采纳福利政策，使大城市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后，重建地方财政成为主要课题，于是地方政治专家取代了革新首长。由此看来，日本国民对革新势力的期待，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体制变革，不如说是对非意识形态的现状的改善。从维护战后改革成果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情况甚至具有“保守性”。
在70年代，除了上述福利、参与、平等这些保革对立的新焦点外，反对腐败、防止贪污也成为日本的焦点问题之一。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和“政、官、财”三位一体的结构，带来了深刻的政治腐败。1976年的“洛克希德”事件对日本国民的冲击很大，纠正腐败成为国民“意识一致的焦点”。
总之，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到70年代已经演变成为围绕福利、参与和平等的对立。在这一时期，尽管“革新”舆论占有上风，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甚至形成“保革伯仲”的状况，但执政党与在野党逆转的局面最终还是没有发生。这是因为，“革新”舆论并不想改变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应该吸收“革新”舆论的在野党发生了分化以及自民党的“总括政党”(catch-all party)化。[6] (P119-120)此外，选民的远离政党化现象也有很大的影响。
三、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
进入80年代，日本政治保革对立的格局很快由先前的“保革伯仲”转向“保守回归”，日本的保守势力再度走向兴盛，日本政治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化趋势。这不是“55年体制”的简单延续和发展，而是基于自民党对战后保守政治做出重大变革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其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从经济时代走向政治时代；二是在国家发展的政策上，从保守主义走向新保守主义。[7] (P155)这次变革并不是简单地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广泛的国际国内背景的考虑。
从国际方面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新保守主义政权相继诞生。其中，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是典型代表。从日本国内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日趋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同时，由于经济的增长，出现了90％的国民认为生活水平处于“中等程度”的“新中间阶层”。它的形成和扩大，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使日本国民的阶级和阶层归属意识发生变化，并且日渐模糊。这样一来，原有的阶级对立趋于缓和，意识形态政治衰退了。另一方面，新中间阶层反过来又对能完成“富裕社会”的执政党给予支持，致使以前传统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淡化，日本政治出现了保守化倾向。这种保守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从保守方面来看，在“新保守主义”潮流下，1982年底上台执政的中曾根康弘开始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旨在“消除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把日本建设成“国际国家”。中曾根政府从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在政治上，明确制定了日本作为西方国家一员，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新的发展目标；在经济上，削减财政赤字，导入“销售税”，积极推进市场自由化；在教育体制上，提出把“理解民族使命，培育报国精神”作为今后教育的目的，并借机向全世界宣扬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优秀论。[3] (P46-56)中曾根的改革，为日本确定了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增强了经济的应变能力，迎合了趋向保守的国民意识和日益滋长的大国思潮，使保守政权得到了巩固。中曾根政府倡导新国家主义，要求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建立日本国家的精神力量，致使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也借机重新复活。
从革新方面来看，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也加快了调整的步伐。1980年社会党发表了《社会党与公明党联合政权协议》，在斗争策略上注意同其他政党协调行动；1982年社会党又通过了《8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展望和社会党的路线》及《创造新的社会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两个文件，表明将采取现实主义方针政策；1983年底公开发表“自卫队违宪合法论”，开始全面调整政策；1986年社会党通过了全面改变路线的“新宣言”，放弃了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声称社会主义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1990年4月，社会党第55次大会将党章前言改为“选择社会主义最民主的方针——社会民主主义”，这是该党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承认社会民主主义。这些表明，作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已丧失自身特色，日趋保守化了。当然，革新政党的转变，也与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有关。
上述保守化现象表明：此前围绕福利、参与、平等的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已经淡化；80年代以后作为选民信念体系基础的意识形态“保守化”了。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约束力下降，保守与革新意识形态的构造多元化了。
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也使日本政治深受影响。在意识形态政治比重下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保守和革新双方也从对立走向协调。1993年8月6日，细川护熙当选日本首相，组成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从而宣告了长达38年的“55年体制”的终结。细川当选后宣布，联合政府是“与源于冷战结构的保革对立的政治诀别”。社会党作为最大的参政党，也明确表示继承自民党内外政策的连续性。1994年社会党又与昔日的冤家对头自民党等组成联合政权。为了进一步协调与其他执政党的关系，社会党在同年召开的第61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对该党的基本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修改。社会党除了在“护宪”问题上还有所保留外，其他基本政策已“趋同”于保守党的政策。这一事实表明，社会党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也标志着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1955年形成的“保革对立”为特征的政治格局，现以“革新”向“保守”的全面靠拢而告结束。当时，日本舆论也指出日本政治已从“保革对立”进入“保保竞争”时代。1996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了完全背离其初衷的第64次全国大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彻底改变了党的性质。自此，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作为革新势力代表的日本社会党衰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政治势力。
除了日本社会党，其他传统的在野党在冷战后也不断走向衰落。日本共产党面对冷战后的新形势，也对其政策进行了适度的调整，还在艰难地捍卫着自己革新政党的地位；奉行“中道主义”立场的公明党，在冷战后政治“砝码”严重右倾，也在艰难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在野党的日趋衰落和政策的调整，助长了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进程。
在冷战时期，安全与防卫问题始终是日本国内最大的政治焦点之一。但是，随着冷战的终结、“55年体制”的崩溃、特别是日本社会党的“蜕变”，它也失去了作为政党间对立轴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政治改革”。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在日本实行“新自由主义”，而与之相对抗的一贯议论尚未出现。也就是说，日本政治还没有形成新的对立轴。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日本政治在冷战结束后的确进入了“保守化”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和右倾化倾向进一步增强。小泉纯一郎当政以来，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更加活跃。小泉首相基于“小政府”的政策目标，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外则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强硬的外交立场。可以肯定地说，新保守主义在日本的再度盛行，预示着日本社会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将要出现更为深刻的变化，一个“告别战后”的“新日本”将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综上所述，从冷战时期日本保守与革新对立格局的演变过程来看，整个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是不断走向保守化的，在保革对立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日趋淡薄。这种潮流的发生，固然与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有关，而其中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更是不能低估。我们在分析了冷战时期日本保守与革新对立格局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后，就更不难理解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社会和日本政治的保守化现象了。换句话说，冷战后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是冷战时期日本政治保守化倾向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是日本保守势力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且还表现在日本传统在野党的变化上。正是后者的日趋衰落和政策调整，致使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倾向更加明显。今后这种保守化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并将对日本的未来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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