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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前缘，因毗邻港澳而占有很大的地缘、它拥有百多个岛屿、广大的海域和宽阔的海岸线，主要陆地面积比香港大1/3多，是新加坡的2.64倍。有广泛的海外人文关系；享有海运通商的便利；有发展仓储、海洋养殖、捕捞、旅游和工农业的良好条件。地方政府倾囊建造的高栏港、三灶机场和正在兴建的铁路、伶仃洋大桥，将使珠海拥有全方位的交通便利优势。一旦这些工程完成，珠海便占有了既可沟通中外，又可统领珠江三角洲甚至西南内陆的龙头地位；并因此由一个封闭性环境转变为可以大规模利用环境外资源的开放性区域，而珠海做为内地与港澳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汇点，即使没有特区优惠政策，对内对外都仍然很有吸引力，这也对交通便利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可能，使珠海具备了发展成为大商埠的条件。
显然，珠海要想发展成为新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致力于交通优势的营造，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以市场带动珠海发展
虽然珠海具备有诸多发展成为新的区域经济中心的潜在条件，但是只有准确的定位和发展方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从都市定位来看，如果把珠海定位为货物转运中心，因有深圳、广州、湛江、香港、澳门这些更为优胜和成熟的都市在先，输往内地或港澳的货物并无非经珠海停留转运不可的足够理由，最多只能是个路经的地方，如果没有其他的条件配合，要成为转运中心不太可能；再说澳门市场不大，可供直接利用的好处相当有限。
从工业布局来看，无论对澳门、中山还是珠江三角洲来说，珠海都是边缘而非中心。珠海人曾兴起大办工业的热情，企望以工业带动珠海发展，但珠海除了交通便利的潜在优势之外，并没有可以促进工业发展的有较大开采价值的工业矿产资源；在交通优势的营造完成之前，也不具有大规模利用环境外资源的条件和工业与文化科技基础；并受国内政策的干预约束。虽然劳力与地价比发达地区便宜，却远高于近邻中山以及内地；更重要的是珠海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业品销售市场，人口密度太低、消费量太小、市场过于松散，对制造业不具吸引力；社区生活对投资者亦欠缺吸引力。就是说，如果珠海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大市场，充其量只能是港澳经济的延伸和补充。
那么，唯有把珠海作为中心场来考虑。中心场理论认为，都市的存在是为了向周围地区提供服务，当中心场都市所拥有的商品和专门服务能满足周围地区人们的需要时，周围地区就成了它的服务领地。在理想条件下，中心场都市应居于它的服务领地的中央。早先的人文区位理论也认为，人文区位中心是由于“贸易和服务的需要”形成的，尽管珠海做为特例，并不具有规范的中心场的主要自然特征，并且前有澳门后有中山；但正因为这一点，珠海成为两座各有不足的城市的交汇点，又是特区，便于向两边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只要珠海能及时把握住机会，利用有利于市场形成和工业发展的特区政策，象古人说的“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把大量的经济活动人口和财富（货物、设备、资金）吸引汇聚到珠海，形成一个密集的大市场，让大家都有生意做、有钱赚、消费方便开心，那么珠海就能同时弥补两地不足和汇聚两地优势于一起，成为新的区域经济中心；也就是说把两地变成珠海的服务对象，这就符合了做为一个中心场的最主要条件。深圳就是充分地利用地缘和特区政策优势，吸引大量人口和资本汇聚成为新的大都市，同时为内地和香港提供互相所需的服务。实际上珠海也是这样形成的，只是由于珠海人对本身条件和发展机缘的理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吸引经济活动人口与汇聚财富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以致人口政策、城市规划与经济、文化发展目标不相适应，延缓了发展。
由以上议论可见，把珠海定位为一座由商业和服务带动的综合型城市是比较可取的；也就是说珠海应以“贸易和服务的需要”为轴心来制订发展策略，致力于培育一个以商业贸易和服务为主的大市场，以此带动百业兴旺，带动珠海发展成为有吸引力的区域经济中心。
人口数量、密度与市场
珠海是由最初的发展旅游业为主，到发展轻工业，然后到有意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着力发展高新技术和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再到喊出“大办工业”的口号，甚至这期间在国家号召大办第三产业的时候，珠海一直以一座人口稀少的花园式海滨城市自居；直至珠海人把自己的城市定位为一座综合型城市，企望凭借地缘和营造起来的交通便利优势，成为华南贸易、交通运输、制造业、渔业和科技产业重镇的时候，仍然以一座人口稀少、空旷、宁静、松散的城市为荣；但恰恰这一点，延缓了珠海成为一座有吸引力的综合型城市目标的实现。
以珠海和深圳的比较为例。深圳仅人造旅游景点就有“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野生动物园”，这些项目都是需要巨额投资又仅以门票收入为生存条件的，但不仅投资者获得了丰厚回报，深圳的交通、零售、酒店、饮食及其他服务行业和整个经济都获益良多。而珠海，凡是稍大一点的文体娱乐活动和投资项目，便十有八九要面对窄小市场的尴尬；就是珠海最大的公园是想养三几只猴子、黑熊招徕游客都有困难；仅仅一个飞机场便已倾尽了珠海经济之所能。虽说深圳的繁荣与其依托的香港市场有关，但其本身由358万多人口构成的市场具有的吸引力与支撑能力，是无可否认的主要因素。
珠海铁路与伶仃洋跨海大桥的艰辛，已证明了珠海现有的市场不足以支撑这些区位优势的营造。即便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筹资与投资的策略来勉强实施并完成这些“命运工程”，但最终仍须有足够强大的本地市场的支撑才能得以维续。否则，这些刻意营造出来的“区位优势”不仅不可能带动转口贸易的成长和促进仓储与工商各业的发展，更可能成为弱小的地方经济的负累。例如已经建成的现代化机场，每天得派出许多车辆到周边市县揽客并给予六折以下的大幅度票价优惠，如果铁路建成后，势必摊薄原已不足的客、货源，并与已基本满足珠海目前市场需要的公路运输形成很大的竞争，延缓投入资本的回收；而政府急于向市场筹集资金和回收投资的各种直接行为则势必加速投资和市场环境的恶化，大量厂商的外迁已证实了这并非耸人听闻的臆测。
由此可见，人口是一种资源，足够庞大的人口对于城市和市场的形成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没有这一前提，一切区位优势的营造和产业政策导向的成功，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亦如此。
有着1630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珠海，到1996年末全市人口（包括斗门、海岛和暂住人口）才104万；其中户籍人口65万多，暂住人口39万多；按全市陆地面积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641.5人，比日本全国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24.6人高不到一倍。而市区户籍人口只30多万，暂住人口35万多，共66万不足。1993年珠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编辑出版的《珠海生活指南》介绍，珠海市区居民主要分布居住在四百平方公里区域内，若以此为参照计算市区人口密度的话，每平方公里为1670人；1996年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67.5亿元人民币，若换算为美元的话仅有8亿多；全市预算内财政收入14.09亿元人民币，换算为美元只有2亿元不足。如此细小、松散的市场，何以能支撑得起珠江三角洲的“龙头”地位；何况铁路、机场、大桥、港口每一项投资都是需要百亿元左右的大手笔！
此外，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持不同观点的人也许会以日本、美国许多发达城市的市区人口数量为依据。不错，珠海现有市区人口（包括持暂住证人口）已超过80年代中期日本83个主要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城市；也超过美国73个主要城市中的57个。以其中相仿的波士顿为例。波士顿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所在地，是全美的学术文化中心。80年代中期，市区人口64万多，与现在珠海市区的65万多差不多；但这64万多人口集中居住在有1/4水域面积的123.8平方公里区域内，若除去海域，实际面积不足93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近6900人，其密度远远大于珠海的1670人。这还是大量有钱人迁往郊区后留下的市区人口；也就是说除了市区人口之外，私人交通极其便利的郊区还有210多万更具消费能力的人口支撑着波士顿的繁荣。而珠海则只有40万不足的年收入仅3100元的郊区人口，且分散在一千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交通又极不方便。由此可见两者所依托的市场之悬殊。
无可否认，在欧、美、澳门等发达地区确有不少人口稀疏优美的小城镇，但这些小城镇首先不是作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而是作为私人交通极其便利和富足的居民居住聚落而存在的，是作为区域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的延伸和补充；与希望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珠海不同。
显然，珠海人口数量不足和密度太小，影响了市场和有吸引力的社区文化生活的形成，以至市场过于弱小，不足于支撑其交通优势的营造与维续。究其原因，应当是松散的城市结构与计划经济式的人口管理方式使然。笔者认为珠海仍需以人口的机械增加方式来加速扩大市场和促进都市成长阶段，应调整政策，增加人口数量至250万左右，并且加大市区人口密度，促进一个有足够能力支撑珠海作为新兴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市场形成。
大办工业、高科技与市场
珠海人希望以大办工业、高科技来带动都市发展，倾力招商引资，更以重奖科技人员名闻天下，但是无论工业还是高科技的发展都显得底力不足，与相邻的深圳差距甚大，甚至不如紧邻的中山市。原因显然是市场规模太小，基础太差、产品配套能力不足。
就劳务与租金价格而言，在珠江三角洲珠海已无太大竞争力。所以，珠海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同时，应致力于一个由小企业构成的有足够产品配套和服务能力的、有吸引力的市场营造；否则，稀疏的人口加上昂贵的地价，珠海的工商业如何繁盛得起来！
发展高科技产业也同样需要一个有支撑能力的市场为背景。高科技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高素质的高等教育为基础的，而高素质的高等教育只有在足够庞大、繁荣与成熟的市场中才有可能做到。高科技需要系统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为基础，而发达的高等教育则需要繁荣的市场来支撑。但珠海目前的情形是由于市场过于单薄弱小，无法支撑起自己有效的教育与科研体系，主要靠引进高技术企业与人才来发展高科技产业。这种做法看似坐享其成，但由于本身没有一个相应的环境，引进的人才根本无法形成系统、稳定的科研和技术力量，以至引进的高科技企业欠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一个个走马灯似地，昙花一现。结果引进的高科技企业究竟能否形成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力量，给珠海带来持续稳定的实际效益也颇令人思量。
其实，世界各国引进高科技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促进本国或当地工业的迅速升级，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只能产生对外地科技的长期依赖。以这种依赖方式为基础而经济能持久稳定发展的成功例子尚鲜为人见，所以，笔者以为政府在大力引进高科技企业的同时，应尽力去构筑一个繁荣的市场和工业基础，高科技才不至于成为随时会干涸的“无源之水”。
培育、构筑一个大市场
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方式。珠海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由政府规划控制和推动的过程。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虽然对珠海的起步起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也阻碍了珠海后来的发展；尤其抑制了一个有支撑能力的市场的自然形成和繁荣。
特区设立之初，最先给珠海带来市面繁荣的是服装生意。在香洲、拱北自然形成的一些极有可能成为珠海地方特色的服装市场，吸引了大批广东本省和全国各地的商贩蜂涌而至，满街熙熙攘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珠海极有可能成为服装零售、批发、转运、流行色彩、服装制作与信息汇聚中心。但这些尚处雏形的自发市场，被政府视为只是小商贩们自己的生意，与政府无关，以至他们常常被工商、税务、公安们追得满街乱跑。“有识之士”们还时不时疾呼“要加强管理”、“要规范化”；更常常以“超前”的规划，把他们一会赶到这里，一会赶到那里，全然不考虑其经营的连续性与环境是否适合，更不顾忌商贩们的经营成本，以至由于限制过多、成本过高以及诸多不便，使这些自发的市场根本不可能有逐渐发育成熟的机会，加之政府采取的经济发展策略，不是想办法让市民赚钱，繁荣市场，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有意排挤包括制衣业在内的劳力密集型产业，使珠海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有传统意义的服装市场。现在的珠海人已不得不倒回中山、东莞、顺德、广州等内地去进货，虽然毗邻世界最大的服装交易与成衣制作中心香港、澳门，却再无开风气之先的骄傲。后来市场热兴起时，曾有人在报上著文建议设立服装市场，但因是官方一厢情愿的事，终于只是说说而已。
此外地方政府也曾试图繁荣商业，以期带动整个城市发展，并不遗余力地协调场地，亲自拜集数亿资金以民办名义创办了一个大型商业广场，企图一统零售业天下。其规模之大在广东省内屈指可数，加之政策倾斜，理应蒸蒸日上，但实际结果却未尽人意。
还有官办或者督办的珠海建材市场、斗门布匹市场等也无一成功。
从服装市场的事例中，我们看到政府视自己的职责为管理。统治型的管理方式对市场自发倾向的抑制和超前的“规范化”，是造成珠海无法形成一个有吸引力的传统市场的根本原因；而后边的事例，则让人看到政府的行为方式是抓刀代笔，自己上马，把促进市场繁荣变成了一统天下与民争利。事实证明，政府对市场一抓即死，一放即活。一个百业俱兴的市场不是由官办可以做到的，繁荣应来自遍布各个角落的民办工商业的蓬勃兴起。笔者认为政府的职责应当是服务，不是管理；功能是调节，不是参与。其职责与作用，就是想办法让居民创业更容易，挣钱更容易、更方便、更有保障。城市的一切规划、构造、政策导向皆应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给市场按照自身规律逐步成长的机会。全世界发达国家无不是这样繁荣起来的。
吸纳新移民，构筑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珠海设立特区之初，市区只有几万人口，现在已增加到65万多，但这其中除了正式迁入的20几万人口之外，尚有35万是持暂住证人口，占市区人口的54%左右，他们对于珠海的重要性，已让人无法设想如果没有了这一部分人珠海会是什么样子。可是由于他们不被这座新兴的城市完全认同而欠缺归宿感，大都处于身在外乡的心态，以挣钱寄回内地为目的，因此每年从珠海汇回内地的资金数以亿计。这是对珠海经济发展的巨大“漏出”。如果他们能够较易或者是有希望获得这座新兴城市的认同，把珠海做为第一居住地而乐不思蜀的话，很大一部分资金无疑会滞留在珠海市场。这些数以亿计的资金对市场的作用，如果以货币的乘数原理来计算，相当于每年对珠海市场“注入”数十亿的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持暂住证人口对珠海欠缺归宿感而缺乏责任心，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社会治安负担，亦使珠海难以形成和谐的社区文化。所以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发展方面来考虑，稳定这部分人口对珠海都是有利的。
从社会与经济负担的角度来权衡，稳定这部分人口对珠海亦同样是有益无害。珠海市区现有的实际负担主要来自原居民和以“人才”以及各种理由调入的30万户籍人口。这部分人的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生活补贴、社会保障等，均需要地方经济予以负担，但持暂住证人口基本上都是做工或经商的自食其力者，他们除了缴交各种管理费与税费之外，并不敢期望这座新兴城市对他们会有更多承担，即使迁入户籍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太大改变。而事实上，无论珠海是否接纳他们为正式移民，他们早已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并不会因为允许他们迁入户籍而真正增加多少社会治安和城市配套费用；甚至可以因他们增加或有了归宿感更加安分守己而减少社会管理的负担；何况这一部分人口比那些高价调入的“人才”更加吃苦耐劳、更少依赖性和更易归化这座他们向往的城市。
基于上述理由和珠海现有的人口数量与密度尚远不足于支撑其做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显然需要调整过去实行的人口政策，增加吸纳已归化的新移民。具体做法可以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管理经验。比如，规定凡是在珠海连续工作、生活满一定年限者，如五年以上，按年计分，达到相应分数者，只要缴交三千至三万不等的费用，即可迁入户籍；凡从事工商业者，包括小商贩和小手工艺者，投资三几万元并有连续三五年以上纳税记录者免征城市增容费；凡投资达一定数额者，即可享受免费迁入户籍资格；把购房入户的优惠政策扩大到一切投资领域，包括在珠海连续存款达一定数额年限者。这样做，既可以稳定暂住人口，有利社会稳定，减少治安与社会管理压力，创造一个和谐的社区文化，增加珠海的吸引力，又可以吸纳更多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都市成长。
大力发展小企业，鼓励资助居民创业，构筑一个百业俱兴的市场。有报道说，我国政策将向小企业倾斜，计划大幅度增加对民办、私营小企业的贷款资助，即使影响对国有国营企业的资金投放亦在所不惜。珠海不应错过这个重构市场的机会，应利用特区尚未完全消褪的吸引力和优惠投资与入户政策，吸引更多中小企业主，包括小商贩等自食其力者，同时鼓励市民自己创业。完善所有一切保障和鼓励私人创业的法律法规，开放所有一切渠道为创造性的劳动、投资提供机会。
比如，利用珠海的立法权，取消一切对民办、私营、个体小企业和小商贩的歧视性、限制性管理措施，按照世界通行的惯例，本着公平竞争、自由发展的原则，在逐步减少国家专营和特许经营项目的同时，取消所有其他经营限制；取消所有国有、国营、集体、内联、联营、私营、个体等企业类别，所有企业一律以“独资、合伙、有限责任”注册；取消对不同性质类别企业的税制区别；取消对注册资金的限制性要求，鼓励创业；最重要的一条是严办骚扰创业者的不法官吏，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空谈。
总之，构筑一个社会和经济赖以生存的繁荣的市场基础，应当是珠海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城市规划建设应以促进市场繁荣和社区进步为宗旨
希望成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珠海，城市建筑却以低矮的楼房为主，不适当地强调有碍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的保留，市区被分割成零零碎碎的条块分布在群山之间，不仅结构松散，甚至以刻意抑制城市的商业气氛来营造一个宽松、舒适、优闲、恬静的居住环境。这实际上使珠海更象一个城聚落类型的居住型城市，而与希望做为区域经济、文化中心的工商聚落类型城市目标相去甚远。
显然，目标与方法相反，结果自然不可避免地使城市由于过于松散而至城区无为扩展，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建设（包括道路、交通、排污、排水、照明、绿化、水、电、邮政、环卫、公共设施、社区管理、医疗保健等）的成本投入，降低了投资和土地的利用效率，也降低了社区的服务质量；更使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业贸易与服务业因人口密度太小、市场过于松散而无利可图，同时阻碍了对经济、社会具有促进作用和对工商业、消费者都具有吸引力的社区的形成。并且山林的阻隔不只造成居民对市场的心理障碍，更使居民的城市活动常常不得不绕道而行，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给客货流通和消费造成不必要的阻滞，影响经济发展；而交通发展起来后，则无端地增加交通的负担，大大加重废气污染。山林既可滞尘调节气候，亦可加重污染，美国的洛杉矶市之所以成为举世著名的空气污染重灾区，被世界称为“蓝色雾都”，就是由于都市被山分割为几大块，无端增加了交通负担和废气排放，并且废气为山阴滞无法消散所致。污染更为严重的墨西哥城也是由于空气被山阻滞无法迅速流通而致。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首先珠海应当尽可能避免市区的无为扩展，除了在人口较集中和交通污染较重的中心部分适当保留一两座象广州的越秀山公园和澳门的炮台山公园一样的山林公园之外，应尽可能搬掉环绕市区阻碍空气流通和交通的山，把市区连成片；在基本上不增加建筑密度的情形下，市区内以高层建筑群为主，增加人口密度。高层建筑较高的建筑成本，可以通过降低土地使用收费和城市建设配套费用，大幅度提高低层低密度住宅用地（包括郊野私人住宅用地）和配套费用来补贴。在城市绿化方面，商业区尤其当街店面不可强行规定种植树木（尤其乔本植物），应以草木和灌木类花草为主，其用意仅限于点缀美化；居民住宅区和非商业区则应以乔木和灌木类植物为主，主要是加大植物的履盖和绿化、滞尘、调节空气作用。同时放松对商业广告、招牌的苛刻限制，降低成本，提高工商信息对城市的覆盖效率，增加城市的商业气氛，刺激消费。
此外，除了交通区位优势的营造必须超前规划之外，应尽可能避免对市场过于超前的规划建设和“规范化”。交通、商业、工业、居住等功能区应紧密联系，互相促进，不应以“超前”为由，将各功能区截然分开，使其失去现实的功能意义。工商业和城市的成长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市以滚动的方式由中心向周围扩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简陋向现代化过渡，都市的结构和各种设施随着不同发展阶段不断地调整更新。这样造成的所谓多次重复投资，是都市发展必不可少的成本支出；过于超前的规划虽可避免这种“重复投资”、“一步到位”，但突然把城市和工商业置于一个过于超前的和高成本的起点上的规划建设，必定使城市的成长“过程”被窒息。没有必要的过程，任何理想规划目标的实现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同时也必定导致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及秩序的建立常常缘于传统、习惯、情感等非理性的人文因素，而理性的规划则偏重理想模式。事实证明，合理的都市发展结果往往与人们当初的规划预期相去甚远；理想模式也往往因为缺乏人情味并不适合人们生活和居住。所以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只应做为城市发展的辅助手段，不应以规划来抑制城市发展中的自然人文取向，规划应当只是对于发展的适当预期，应随着都市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整，其作用在于趋利避害，方法是因势利导，以促进都市功能的最大程度发挥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