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思想论文,世界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在继承的前提下，不同程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国内学者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思想称之为“传统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传统战略最主要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其中包括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国际化。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战争和革命”是一个不变的时代主题。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形成了所谓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从19世纪到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苏东发生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最严重的挫折。苏东剧变后，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进步，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看好中国，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当代的一个热点话题。邓小平所开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内容，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这个新战略思想进行总结，是科学社会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针对20世纪后半期国际形势的特点，邓小平抛弃了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战略“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明确了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和平与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
在对世界形势的估计上，社会主义传统发展战略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世界无产阶级应利用这些形势发动革命，夺取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思想，并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中，“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憾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1]（P298）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俄罗斯在战争中所形成的革命危机，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它们后来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事实一再证明，“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是正确的。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危机和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在50至70年代前后提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思想。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现在世界各国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2]（P238-239）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和中苏对抗事件后，我国长期强调战争的危险和世界革命的临近。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积极备战，在国际上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到了70年代，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毛泽东对“战争和革命”这一国际环境的认识始终没有变化，这个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新情况和新变化，认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基于这个认识，邓小平一直将和平与发展联系起来分析和思考国际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反复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其它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1985年3月，他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现在世界上真正重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3]（P105）“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定，标志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的开始。它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和平与发展”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和21世纪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二是，揭示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的特点；三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四是，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条件下，从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共同话语中，重新审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邓小平正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出发，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科学地阐述了当代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关系，揭示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趋势与发展方向。
二、邓小平重新审定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涵，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设定未来社会时都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历史任务，但将发展生产力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看到了20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曲折，即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国内的政治动荡，经济发展缓慢，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状况。早在1980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障碍，明确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P312）第一次从社会主义体制层面上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邓小平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本质，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下，从社会主义如何体现其优越性的层面上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义的。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4]（P314）他还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P128）关于这一点他还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3]（P10）
将社会主义优越性理论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化标准改变为超意识形态的“生产力”标准，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深刻、更准确。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恢复到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
如果说“生产力”观点，具有“普遍化”特点的话，邓小平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时，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共同富裕”。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3]（P364）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完整、更准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真正的“人民标准”与“社会发展标准”的统一。它不是“平均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均贫富”，而是特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小康社会”。
邓小平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两者联系密切，共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述，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发展）提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重新界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调整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邓小平抛弃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速胜论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否定了社会主义“一个阶段”的传统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地把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设想，私有制被废除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整个生产资料，并有计划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商品生产、货币流通以及市场竞争已不存在。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与完成，19世纪就可以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
十月革命前后，在无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对于如何在一个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思想，并着手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构想应用于实践。例如，在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并对资本进行剥夺之后，列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准备消灭商品和货币，并进而消灭银行。1921年俄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列宁重新认识了苏联的国情，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概念，将其与“发达社会主义”相对应。认识到了“初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社会主义，并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列宁对“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期限估计得过于短暂。他曾设想，只要俄国实现了电气化，社会主义就具备了经济基础，俄国社会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阶段，这大概需要10—20年时间。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斯大林开始全盘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采用强制手段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实行农业集体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25年中期，斯大林公开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36年，他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提出苏联已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阶段。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认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宣称通过20年的努力，在1980年就能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与苏联相同或相近的提法，基本认为处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过于简单与理想化，在实践上超越生产力水平，不断人为地调整生产关系，从而造成了苏联内政外交战略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毛泽东从两大阵营的较量出发，提出15年赶超英国，50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的设想。195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宣布说：15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中国赶超英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体战略构想。总而言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长期都从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一国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继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这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多次提出，中国要搞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国情，认识中国的特点，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3]（P25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探索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理论成果。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十五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的特点，突破了所谓“一个阶段”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各个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说：“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3]（P261）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谈话中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3]（P373）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中所表达的思想，不是否定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选择，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做为一个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不是人为的结果，不是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而是与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相结合的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服从一个国家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条道路”、“一种模式”，它具有多样性和民族特色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四、邓小平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市场经济”的话语中找到了调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关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真正放到了全球的舞台上。
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但直到上个世纪才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也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言的。在资产阶级的文献中，一般把西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截然对立的两种制度。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发表的一番议论，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4]（P236）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困扰人们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P37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变革，跨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中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鸿沟。彻底突破了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真正地放到了国际市场的舞台上，这就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要与国际接轨。市场经济做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或某一个限定的局域性国际市场，必然要求扩展到世界市场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和交换中获得益处。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价值判断标准，做为“一球两制”共同发展的契合点和对话点。
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中，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并成功地实践了这一思想。“一国两制”不单纯着眼于主权统一问题，即不仅仅着眼于政治，同时也着眼于经济。“一国两制”的构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形式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使我国成为带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单一制主权国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和“复合制”国家结构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国际争端的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5]（P349）它不仅成功地实践了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也为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五、邓小平抛弃了世界社会主义“一个中心”的传统战略思想，确定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新战略。
面对20世纪末期动荡的国际局势，为谋求长期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邓小平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战略中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理论，在外交战略中首先提出了“不结盟”的战略思想。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3]（P3）邓小平真正的不结盟思想，指中国既不和任何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会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一些中小国家结盟，自己当盟主。
邓小平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个中心”的理论，在1990年提出了中国“不当头”的思想，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P363）“永远不当头”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邓小平讲的“不当头”，并不是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首先要着眼于把本国的事情办好，同时又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积极地有所作为，为中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地位。
在“一球两制”现象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邓小平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传统战略的口号，在宣传工作中，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3]（P383）关于社会主义与霸权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3]（P112）他还说：“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3]（P157-158）邓小平把在国际事务中“不称霸”，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做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既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思考的辉煌一笔，体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理念的思想精髓。[6]（P41）它将引导中国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的不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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