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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31.3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3)05-0033-37
一、世纪之交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政府一直把争做世界政治大国和恢复国内经济增长作为两项最基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加以规划。其中争做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曾根首相在“战后政治总决算”（注：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大体分为国内改革和向战后“禁区”挑战两个部分，其中向“禁区”挑战就是要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改革中提出的。此后，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争做世界政治大国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1990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在未来的世纪里，“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1]公开表明了冷战后的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新动向。同年5月，日本外交部次官粟山尚一在《外交论坛》上发表《动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对策——为构筑新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一文。该文认为，由于欧美日三者拥有共同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建立90年代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的民主国家共同承担。美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支配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日美欧的协调体制将是支配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2]该文进而认为，“今后，日本必须积极地参与构筑国际秩序以确保本国的安全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必须尽快从中小国家的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3]可以看出，粟山尚一关于冷战后世界秩序构建的设想与海部首相的“美日欧三极说”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解体后，新上任的宫泽喜一首相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趋重要。但自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机构却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4]1995年，日本新任首相河野洋平在阐述日本的国际地位时，也曾经指出：“显而易见，在日趋依存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之安全及繁荣惟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和平与繁荣中方能得以实现。基于此，对于国际社会应该超越之共同问题，日本必须做出积极的贡献，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创造性的作用。”[5]此后每一届的日本内阁，几乎都一再发表并持有相似的观点。可以看出，以美苏两极为首的冷战体制结束之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发展和局部利益，而是竭力争做世界的政治大国。这是后冷战时期多极化的历史进程所诱发的，是日本在确立起经济大国地位之后的战略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现今以五大国为核心的联合国体制的挑战。这与日本在冷战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发展战略相比，已经具备了本质的区别。
冷战体制结束后，随着前苏联军事威胁的减弱，日美之间也失去了冷战同盟的战略支点。冷战时期，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扶持日本的目的是，把日本变成在亚太地区牵制共产主义阵营扩散的基地。然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又担心日本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威胁。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权威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署名文章指出：“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力量，是所谓的‘1+6’，也就是世界将是以美国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和日本、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发挥影响力的世界。”“美国惟一的弱点是在经济方面，在这一领域能够挑战美国的是日本。”[6]
与美国舆论相对应的是，后冷战时期的日本也出现了“嫌米”（对美国表示反感）情绪和“离美入亚”思潮。90年代前后，日本政界鹰派人物石原慎太郎（注：石原慎太郎：1932年出生于兵库县神户市。他所著《太阳季节》曾获日本文学界新人奖。1968年当选为自民党议员，曾任日本内阁环境厅长官、东京市市长等职，是日本政界的鹰派人物。）连续出版三部具有强烈“嫌米”情绪的书。石原在这三部书中认为，美国已经无力独霸世界，必须与日本携手构建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石原本来就是文学家，他的书极富鼓动力，对日本国民的“嫌米”情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后的日美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冷战后的美国仍然试图把对日结盟作为杠杆，一方面可以笼络和控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日美结盟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起到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作用。这种后冷战思维不免有“单极霸权”之嫌，与日本企图构建的“三极体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日美两国在试图控制亚太地区、进而主宰世界的战略上，却具有强大的亲和力。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向先进国家学习、并与世界上占支配力量的国家结盟的倾向性。二战以后，日本一直与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结盟。其结果是，在传统文化和地理位置上属于东亚国家的日本，对亚洲各国而言成为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地理上的“近”与文化上的“远”，使得日本这个没有“邻居”亲和力的国家，成了一个“非亚非欧”的文化孤独者。可以说，抛弃日本的不是亚洲，而是日本人自己。一个无人要的邻居，在文化上往往缺乏与其他社会平等的对话。可以肯定，如果日本在21世纪的发展战略上，仍然不能摆脱冷战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敌对思维框架，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文化孤岛”。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分析21世纪世界文明的融合与重构时指出：“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7]文化也许与其它物种一样，在长期的人为隔离过程中有变异的倾向性。近代以来，日本在“脱亚入欧”战略指导下，对于亚洲各国来说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
可以说，国际间文化和教育的对话和交流，如果不是建立在相互承认并尊重彼此区别的前提下，必然会成为一种乌托邦。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普遍性的教育价值。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有赖于对这些价值的相互承认、尊重和欣赏。日本在世纪之交制定的文化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是在冷战的思维框架下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强权和霸语特征，这可能是影响日本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
二、世纪之交的教育发展战略
近几年来，日本教育的发展与规划举措就其本质而言仍然属于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深化与延伸。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低迷状态，但是频繁更迭的历届日本内阁都把教育改革列为社会整体规划的重要议题。世纪之交，日本的教育改革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举措和特征。
1、修宪运动与《教育基本法》。目前日本实施的《日本国宪法》，是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和监督下制定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是否修改宪法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日本宪法实施55周年之际，日本的《读卖新闻》于2002年对参众两院的全体议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1%的议员赞成修宪。宪法规定，修宪必须获得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尽管调查的回答率为64.8%，但是71%的议员同意改宪，却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政界的鹰派和少壮派是主张修宪的中坚力量：赞成的比例中，39岁以下的为80%，40-49岁的议员为73%。[8]由于目前日本各党派正在逐步完善新老交替，因而赞成修宪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上升，也许在近几年内修宪活动将进入具体的政治日程。
在日本政界修宪运动的影响下，目前日本教育改革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试图对战后的《教育基本法》进行修改。日本的教育基本法是二战后根据美国教育中民主、平等和地方分权等基本精神制定并得以实施的。它具有“教育宪法”的统领地位，是教育中的“母法”，任何其它的教育法规都必须以此为准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基本法以及以此为准则一系列其它教育法规的制定与实施，才使战后的日本教育进入了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因而长期以来，就是否对教育基本法修改的问题文部省与日教组和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2001年初，日本将原来的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并成为“文部科学省”。首任的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认为现行的教育基本法是在战后特殊的年代里制定的，已经不适应21世纪的日本；现行的教育基本法可以说是一部“学校教育法”，对家庭教育和终身教育没有给予应有的法律地位；它仅仅强调个体的人格发展与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但却忽视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承继；日本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偏低，因而应该通过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改，提高公共教育投资。
日教组和学术界的学者们则认为，战后的教育基本法从根本上消除了战前的天皇教育诏书制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使日本教育跨入了以民主、平等和地方分权为特征的新时代；因而教育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应该得到尊重和贯彻。但是由于日教组和学术界既非决策机构又非执行机关，因而其斗争的结果往往是收效甚微。就目前日本政界和文部科学省对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决心和势头来看，具体的修改举措将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施。
2、“规制缓和”计划与教育地方分权。可以说，在中央集权制传统由来已久的日本，在其政治文化的遗产中，既缺乏民主观念的基础，又缺乏民主实践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在日本等级森严的封建道德伦理关系中，根本不存在不容剥夺的权利可言；日本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是高度的统一意识和民众对政府坚强的伦理基础。
二战以后，美国占领军就是在这样一个与西方政治观念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里进行民主和法制化改革的，其改革的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和监督下，日本虽然抛弃了战前的天皇国家制，也全套地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但是日本的官僚统治体制与西方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战后几十年来，日本虽然进行过几次简政放权的改革，但是收效甚微。20世纪90年代末，小渊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开始全方位地推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制定并实施了“规制缓和推进计划”和“地方分权推进计划”等改革措施。作为改革的一个环节，日本对长期以来倍受日教组和学术界谴责的教育行政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2001年初，日本将原来的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并对省内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革后，除增设两名副大臣之外，只设一个官房、七个局和一个厅。（注：文部科学省的七个局分别是：终身学习政策局、初等中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局、研究振兴局、研究开发局和体育青少年局。文部科学省下设一厅指的是文化厅。——作者。）改革后的文部科学省，不仅减少了以前过于庞大的人员编制，而且还避免了教育与科学技术在政策规划上实行条块分割、互不搭界和资金浪费等弊端。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日本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政策都是由专家集团——各种审议会制定的，即所谓的教育规划的“审议会决策”制度。教育决策一旦决定，政府和文部科学省就成为指导、执行和监督机构。为了加强教育规划的科学性，日本政府还决定从2001年起将原来文部省国立教育研究所改名为“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进一步突出了该研究所在教育政策研究与评估方面的职能。审议会制度的确立以及“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研究职能的转变，将对新世纪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3、深化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新举措。近几年来，日本在深化和完善第三次教育改革中的新举措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为了丰富学生的个性和提高教育质量，重新修订了中小学教学大纲，大幅度精简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加强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增加了生活体验学习、综合课程和选修课程等内容。在高中阶段，新设“学分制高中”和介于普通学科和职业学科之间的“综合学科”，推进高中学习方式的弹性化和多样化。改革高中和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选拔方法多样化，选拔尺度多元化改革。[9]其二，探讨并实行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呆板僵化的管理体制、严进宽出的招生和毕业制度、与社会相脱节的教学与科研体制等一直为政府和学术界所诟病。实行法人化改革以后，国立大学可望获得更大的运营自主权，有利于增强大学的办学活力，同时也将承担更多的自律和竞争风险。虽然这一改革尚处于理论探索和试行阶段，但从文部科学省和学术界的关注程度来看，这一举措将会在未来的几年里全面得以实施。其三，积极推进终身教育，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根据终身学习振兴法的有关规定，正规的学校系统，尤其是大学，要尽可能地开放门户以利于成人的学习。例如，设立“学分制”高中、实行高校科目选修生制度、开放高等教育设施、加强大学的继续教育和远距离教育功能以及促进各种教育机构之间的学分互换和学历认可等。政府、学校、社区和个人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中，齐心协力，整个社会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终身学习网络。
4、《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20世纪90年代末，小渊担任首相期间，成立了首相私人的教育政策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作为自“临教审”以来的第二个首相的个人教育咨询机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在新世纪之初提出了一些较之“临教审”更为富有进取精神的改革设想。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会议于2000年12月公布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这份报告的副标题是“改变教育的17个提案”。[10]这17条提案对于教育界中某些长期讨论的、敏感的焦点问题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例如，该报告明确提出：对“问题学生”要进行严格的教育；加强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教育；避免中小学生接触有害信息等。
长期以来，“问题学生”一直是日本教育界探讨并试图解决的热点问题。尽管学术界对“问题学生”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以下几类“不良”行为无疑是“问题学生”的主要特征：“不登校”（注：日语中，称逃学的学生为“不登校”者。目前，日本中小学逃学的学生有增加的趋势。在一学年中，达到一定逃学天数的学生称为“不登校者”。）、“援助交际”（注：“援助交际”，在日语中又称“援交”，特指初中和高中女学生卖春。据说，“援助交际”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初高中女学生们自己创造的，用来掩饰其卖淫行为。）、“学级崩坏”（注：“学级崩坏”指因学生不守纪律而教师无法维持正常的班级上课秩序。）、校内暴力等。由于战后的各种法规都明文规定不允许体罚和谴责学生，加之大众传播媒介中拜金主义、暴力和色情等“有害信息”的影响，因而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对“问题学生”无可奈何。近几年来，学生的“不良”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新世纪之初，《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明确提出，通过家庭、社会与学校的合作，毫不含糊地对“问题学生”进行严格的道德教育，说明日本对，“学级崩坏”和“教育荒废”等不良现象彻底根治的决心。
《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提交首相并向社会公布后，立即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文部科学省根据该报告的提案，于2001年2月制定了《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并将2001年定为“教育新生元年”。该计划主要提出了七项重点改革措施，并要求立即付诸实施。[11]其中一些新举措已经超出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范围，例如，在基础学科中实行20人的小班授课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学习成绩调查，对问题青少年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通过家长参与和信息公开等措施改善地方教育委员会的管理，培养作为教育教学“专家”的教师和修订教育基本法等。
总之，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对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即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以及恢复长期以来的经济低迷增长。日本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就是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框架下展开的。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尚处于试行阶段，但是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将会对新世纪的日本教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