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4)06-090-(8) 在2014年5月21日的上海亚信第四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亚洲安全形势的新变化，着眼于根本解决亚洲安全中的重大问题，为亚洲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而提出的亚洲安全建设的新理念。由于亚洲安全观摆脱了西方传统安全观的旧思维，立足新的安全视野，设计新的安全思路，追求新的安全目标，实现了亚洲安全观念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安全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改变亚洲国家的安全思维，促进转型期亚洲安全的良性发展以及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一、亚洲安全的转型期特征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亚洲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安全格局也随之进入深度调整之中。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在地区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新兴力量快速崛起的催化下，亚洲安全形势的发展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转型期特征。 第一，安全态势从紧张对峙转向总体缓和。自冷战爆发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地区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对抗，亚洲安全也因此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上世纪50、60年代还爆发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结束以来，大国战略对抗的局面已经终结，相对和平稳定的大环境给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各国均把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作为基本战略目标。经过20多年的演变，亚洲安全的基本态势呈现出总体缓和的发展趋势。亚洲地区的力量发展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球力量和经济活力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①亚洲地区已经被视为与美、欧并驾齐驱的经济板块，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甚至构成了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引擎。②对亚洲地区而言，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态势，值得本地区国家倍加珍惜。基于此，加强地区安全建设，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宁，确保本地区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和突出。 第二，安全重心从超级大国激烈对抗转向大国战略竞争。冷战期间，遏制苏联在亚洲扩张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重点，美苏对抗成为亚洲安全的重心和牵动亚洲安全形势发展的敏感神经。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地区力量此消彼长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的转移，亚洲既有的安全结构正在经受强烈的冲击。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亚洲正在进入新旧安全秩序的转换时期，当前的亚洲局势的不稳定，主要是传统的美国霸权秩序和快速推进的一体化秩序激烈碰撞的结果。美国不愿意看到亚太一体化冲击其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③碰撞最为直接地体现在大国安全关系上。中美两国间安全利益上的矛盾逐渐加深，战略互信的基础不断遭受侵蚀。根据美国一些人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美国在大亚太是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中国在亚太反而是试图改变现状的“帝国主义”国家。④美国日益担心中国“挤占”美国在亚太长期积累、过分膨胀、不合理的“利益份额”，尤其担心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会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优势以及对同盟安全承诺的可信度。2009年以来美国致力于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陆上对中国进行牵制的同时，逐步加大从周边牵制中国的力度，防止中国从海上进入印度洋、非洲或是拉丁美洲。⑤为实现上述战略布局，美国近年来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关注与投入明显增强，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投棋布子，以压倒性军事优势为后盾，不断重申其对亚洲的承诺，让盟友和伙伴对其持有信心、分担责任和成本，并保持对华关系的适度紧张；⑥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改组、整合和完善太平洋美军作战指挥体制；加强以关岛为核心的战略基地建设，强化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借反恐名义谋求在阿富汗和中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强化与中亚各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制定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中长期规划等等。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着力调整原有安全结构，一方面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安全同盟关系，试图进一步发挥上述国家防范中国的功能，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美国主导的扇形同盟体系朝“2+X”，即“盟友加伙伴”的模式发展。为此，美国日益重视与越南加强安全联系，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强化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对印军售力度。美国上述举动无疑加剧了中美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削弱了中美安全互信的基础，并对地区安全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效应和扩散效应，严重冲击地区安全的稳定性。 第三，安全隐患由潜伏趋向激化。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领土争端最为集中的地区。日俄之间、日韩之间、印巴之间、柬泰之间，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国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与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在南海海域存在海疆划界争端；⑦与日本存在东海划界及钓鱼岛主权争端；与韩国也存在海域划界分歧。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超级大国的战略对抗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亚洲国家间领土问题被暂时搁置或被降至相对次要的位置。然而，冷战的结束使得领土矛盾的外部约束力不复存在，国家间领土争端日渐暴露。而超级大国利用亚洲国家间领土争端谋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则对上述国家间领土争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一些国家在领土问题上摆出强硬的姿态，亚洲国家间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矛盾日趋激化，加剧了亚洲安全形势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近年来，亚洲各国普遍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大量采购先进军事装备。亚太已成为国际军备竞赛的新灾区，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⑧ 第四，安全挑战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换。与冷战时期不同，当下的亚洲安全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大国间安全矛盾、地区热点等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日益上升，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纷纷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与传统安全一道构成日益复杂的亚洲安全环境。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亚洲安全中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新问题。“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将军事力量投放到中亚，引发地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巴基斯坦等国深受困扰，国内局势出现动荡，也构成了亚洲安全的新挑战。而以“东突”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更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洲国家的民族团结、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 长期以来，美国秉持西方传统安全观和冷战思维，虽然与部分亚洲国家间建立了双边安全同盟，但这种只是覆盖了部分亚洲国家安全机制，并未解决大多数国家的安全问题。事实上，没有普遍性的安全机制，亚洲安全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此外，亚洲国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力、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乃至历史认知等方面差异性较大，亚洲国家间安全合作尚处于低水平状态。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安全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唯有促进亚洲国家间安全合作，才能真正形成安全合力，有效应对转型期的安全挑战。而要实现广泛的安全合作，当务之急是转换亚洲安全观念。只有各国在安全理念上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才能制定出为各国接受的安全政策，形成可行的安全机制，在合作中共同维护亚洲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提出亚洲安全观是应运而生。 二、亚洲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上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多新的安全概念和安全理念。⑨中国领导人也曾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⑩中国政府还专门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11)并把落实新安全观作为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途径。(12)在继承我国新安全观基本理念和借鉴国际安全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着力推动中国安全观念的创新发展，不断赋予中国安全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2014年4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这一总体观念，他在亚信峰会上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亚洲安全观。与西方传统的安全观念相比，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在以下五个维度上实现了对国际安全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第一，安全主体：从单个国家到所有亚洲国家。西方传统的安全观着眼于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其本质是个体安全观。虽然对同盟体系中的国家而言，加入安全集团后必须对同盟的其他成员承担安全维护的义务，但国家此举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或追逐针对他国的权力优势乃至霸权利益。毫无疑问，西方传统安全观是典型的利己主义的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则是共同安全观。其理论前提是：在全球化的强力驱动下，“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13)“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期中国领导集体新的全球价值观。(14)既然是“命运共同体”，亚洲安全观的唯一指向只能是共同安全。正如习近平在2012年7月7日召开的“世界和平论坛”开幕致辞中所说的：“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15)具体而言，“共同安全”的含义体现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普遍性。在“命运共同体”时代，国家的安全结果只有两种：要么是普遍安全，要么是普遍的不安全。国际社会的明智的选择只能是谋求普遍安全。因为在“命运共同体”的状态下，国家间的任何“零和”安全诉求、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把控制和影响他国作为实现自身安全的手段，既损害他国安全和地区安全，也最终危及本国自身的安全。这就决定了享受安全成果的对象必须从单个国家扩展到地区的所有国家。即必须“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不能出现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16)其二，平等性。既然安全是普遍的，涉及所有国家的利益，其逻辑结论自然是各国在维护地区安全的行动中，都有权利参与安全事务，既享受权利，也履行义务。鉴于各国主权地位平等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体现在安全问题上，自然就是“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17)其三，包容性。亚洲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最为敏感、最为棘手的地区之一，影响安全的因素盘根错节，既有政治、军事因素，也有经济、文化因素；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亚洲安全形势新变化产生的新问题；既有本地区国家间安全矛盾，也有外部大国插手带来的地区安全难题。因此，处理亚洲安全问题必须转变思路，不仅不能让亚洲国家间差异性成为地区安全的负能量，相反，以包容的态度，在尊重各国的安全利益、理解各国的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把差异性转变为地区安全发展的正能量，“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转变的原则是：“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反对“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18) 第二，安全内涵：从军事安全到综合安全。西方传统的安全观聚焦于军事安全，把来自他国的军事威胁看成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但当今世界“安全”无论是内含还是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国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外，来自非军事领域的安全威胁不断增多。就亚洲地区而言，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一是指安全问题涉及领域的综合性。由于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亚洲问题产生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亚洲安全观只能是综合安全观。二是维护安全手段的综合性。即必须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手段，“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19)才能有效应对安全挑战。三是安全治理方法的综合性。即在推进亚洲安全治理时，“应该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既要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安全问题，又要统筹谋划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20) 第三，安全途径：从依仗武力到对话合作。西方传统安全观把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视作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为了获得武力优势，与他国结为军事同盟被看成是维护安全的理性选择。但在命运共同体时代，亚洲国家间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国家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越来越成为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鉴于此，亚洲安全观把合作看成基本途径，主张亚洲各国彻底摒弃冷战思维，把亚洲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各国通过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共同解决本地区安全问题，努力实现“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谐”。(21) 针对亚洲地区安全的现实，习近平指出，“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促进亚洲安全合作的具体路径只能是：其一，以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关系。由于亚洲国家之间在安全上存在众多分歧或矛盾，有关国家间安全上的互信基础还较为薄弱，较量和对抗只会损害互信关系，累积彼此间互信关系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对话合作。即便安全利益上的分歧一时无法通过对话合作得到解决，也可以将分歧和矛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鉴于此，亚洲安全观倡导各国“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22)让各国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其二，以对话合作处理共同安全议题。无论是面对朝核问题、东南亚恐怖主义、三股极端势力，还是面对生态恶化问题、打击跨国走私问题，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应对。尽管受制于现有的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亚洲国家间一时还难以开展深度安全合作，任何一国都不会把现阶段的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国际合作，但循序渐进地推进合作无疑是理性的选择，也是解决安全议题的根本出路。为此，亚洲安全观倡导，“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23)其三，以对话合作和平解决争端。针对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的超级大国加强军力部署谋求武力优势，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不断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动向，亚洲安全观提出，“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其四，以对话合作寻找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获得安全利益是参与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要让参与方均获得利益，就必须摒弃“零和思维”，形成“共赢思维”，通过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在合作中增进和扩大“各国共同安全利益”。(24) 第四，安全目标：从暂时性安全到可持续安全。西方传统安全观一味关注国家的军事安全，虽然也意识到一国的军事势力往往以其经济实力为后盾，要获得国家安全就必须发展经济实力，但这一安全观只是看到了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关系的表象，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发展与安全之间关系的本质，这就决定了它所追求的安全只能是暂时性安全，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而亚洲安全观将发展引入安全视域中，倡导在促进发展中寻求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安全。其一，关注发展。亚洲安全观高度关注发展与安全的统一，把发展与安全看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整体，既强调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又强调没有有效的安全保障也难以实现发展。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25)其二，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要实现可持续安全，就必须保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这就要求尊重亚洲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让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26)其三，倡导共同发展。发展不是单个国家的发展或者是局部地区的发展，而应是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经济实力的贫富分化，也会产生新的安全问题。亚洲安全观认为只有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才能消除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不安全因素，从而实现共同安全。其四，促进经济合作。地区经济一体化是维护亚洲安全的重要基础，它有助于拉近各国利益纽带，促进亚洲的共同发展与繁荣。(27)基于此，亚洲安全观倡导“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28) 第五，安全的维护者：从外部大国到本地区国家。二战结束以来，超级大国利用其构筑的同盟体系长期主导、控制着亚洲安全事务。超级大国每一次的战略调整都会对亚洲安全产生巨大的震动和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势力的壮大，亚洲国家逐步认识到，亚洲安全复杂化与外部大国的介入有直接的关系，只要外部大国在亚洲地区继续谋求自己的私利，亚洲地区安全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本解决。何况，亚洲国家才是亚洲安全问题的当事方和安全利益的直接攸关方，只有亚洲国家自己才能切身体会到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性，才能对解决安全问题思路的有效性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亚洲安全最终取决于亚洲人对本地区的自我认同以及对本地区安全事务的自我治理。这种地区认同来自对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和集团记忆的分享，并意识到彼此间存在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对作为一个整体归属感。这是一种在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将有可能成为共同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文化建构的基础。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中国有必要、也有责任在推动亚洲安全问题“亚洲化”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习近平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29)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超级大国美国与亚洲地区在安全上已经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亚洲存在安全利益也是客观现实。从战略上看，美国与亚洲的安全关系构成了其世界霸权地位的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柱。在亚洲力量格局快速变动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对美国在安全上还有不小的依赖。因此，当下要完全排斥美国的介入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在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和中国快速崛起出现战略焦虑的情势下，(30)有可能会引起美国更深的战略疑虑、警觉乃至反弹。鉴于此，亚洲安全观主张，亚洲是开放的亚洲。亚洲国家在加强自身合作同时，也要坚定致力于同其他地区和国家、国际组织合作。但亚洲安全观也强调，外部国家要“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努力与本地区国家一道“实现双赢、多赢、共赢”，(31)而不是相反。 三、亚洲安全观的现实意义 亚洲安全观是快速崛起的亚洲大国中国，根据当前本地区安全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着眼于构建亚洲持久和平的安全环境而提出的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国际安全新观念。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无疑有助于促进亚洲国家安全思维的转变，对亚洲安全建设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第一，引领亚洲安全建设的新方向。亚洲安全观是迄今为止关于亚洲安全建设的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观念和主张，也是亚洲地区大国提出的关于亚洲地区安全建设的首个重大安全理念，深刻回答了关于亚洲安全建设的方向、路径和原则等一系列基础性理论问题，为亚洲安全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亚洲安全观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安全观的新理念，实现了从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途径、安全目标、安全维护者等众多维度对西方安全观的全方位突破，呈现了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的国际安全新思维，因而大大地拓展了亚洲国家安全建设的视野和思路。更重要的是，亚洲安全观适应了命运共同体时代亚洲安全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了亚洲各国追求安全的普遍愿望，为国家间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可能。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接受这种于己有利、于整个地区有利、于亚洲长远和平发展有利的新观念。在亚信会议召开期间，亚洲安全观核心内容被写入《上海宣言》，上升为各成员国的共同认识。亚洲安全观所提出的亚洲安全归根到底亚洲人民来维护等观点就引起了与会各方的强烈共鸣，增强了亚洲国家的命运共同体意识。(32)人们有理由期待，亚洲安全观将引领亚洲安全建设的新方向。 第二，提供了亚洲安全机制建设的新理念。亚洲现有的安全机制主要是冷战时期安全机制的延续。由于这些机制明显针对第三方，以谋求军事优势为目标，对他国安全始终造成威胁，也不利于地区安全环境的整体发展。解决亚洲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架构，就国家间安全事务作出协调与安排，防范、规避国家间安全危机的发生和冲突升级，以共同维护亚洲安全。但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样的安全机制不能建立在零和博弈的安全观念之上，只能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两轮驱动为动力，以追求亚洲地区各国普遍安全为目标。从这一意义上看，亚洲安全观的提出为新安全机制建立提供了新思路。基于亚洲安全观，在上海举办的亚信会议上，中方倡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框架，并提出同各方共同探讨制订地区行为准则和亚洲安全伙伴计划，建立亚洲执法安全合作、亚洲安全应急中心，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得到了一些国家的积极响应。 第三，开辟了亚洲安全建设的新天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亚洲地区是世界上安全困境最为密布的地区之一。单纯从军事斗争的角度找不到解决亚洲安全困境的出路。要让亚洲国家间彻底摆脱安全困境，除了倡导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实现安全上的共赢，别无它途。而要实现共赢的目标，当下最现实的路径就是把各国关注的重点引向发展，将安全建设的着力点从军事斗争引向地区发展。通过谋求地区的发展，让各国维护安全的手段由传统安全观中的自救或自助转变为互救或互助，让任何一国加强安全的行为(发展)都不会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反而会给他国带来发展上的红利，增进各国安全上的普遍利益，这不仅不会招致他国的抵触或反弹，反而会得到他国的理解、欢迎乃至共同参与。从发展入手，以发展为导向，视发展为着力点，在发展中谋合作，在发展中积互信，在发展中求安全，就有可能逐步开辟亚洲安全建设的新天地。 第四，指明了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路径。应该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的确对一些周边国家的安全心态造成了冲击。在外部大国的介入下，当下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海上安全争端明显加剧，中国周边的稳定性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如何在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周边环境的稳定，如何构建基于利益和信赖的新型合作关系，正在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为了创设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周边战略环境，近年来中国基于亚洲安全观，致力于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大力主张与周边邻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合作安全，人民和谐相处，这无疑有助于缓解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间安全上的紧张与对立，促进中国周边环境的长期稳定。 总之，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安全观，顺应了时代的主题和世界的潮流，代表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亚洲安全观正在引起亚洲国家的高度关注，其影响力还会随着中国实力和地位的上升和中国外交的持续推动而进一步扩大。当然也应看到，当下的现实是，西方传统安全观仍在亚洲安全领域占据主导性地位，无论是外部大国还是本地区的一些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安全观念、安全体系和安全话语权，转而接受中国提出的安全新观念。因此，亚洲安全观要得到亚洲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真正落实在亚洲安全建设的实践中，仍需要中国同亚洲国家一道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注释： ①[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②程国平：《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方向》，《求是》2014年第14期。 ③Zbigniew Brzezinski,Balancing the East,Uprgrading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12,p.101. ④[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⑤吴心伯：《未来10年中国的地缘战略》，《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 ⑥俞正樑：《大国关系进入再平衡时期》，《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 ⑦Forum Staff,“Sea of Troubles”,Asia Pacific Defense Forum,http://apdforum.com/en_GB/article/rmiap/articles/print/features/2011/07/01/feature-pr-08. ⑧林利民：《未来5-10年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 ⑨“综合安全”的概念是由日本首先提出来的，它最初主要反映了日本对国际能源和粮食供应等经济问题的关注。“冷战”后，东盟国家开始从“综合安全”的角度来分析自身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综合安全观”认为除了军事安全外，国家安全还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科技、社会和信息等领域的安全。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学者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和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qathews)分别发表文章，提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概念应该扩大至包含非军事的全球性问题，比如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等等。参见：Thomas Homer-Dixon,“On the Threshold:Environmental Changes as Causes of Acut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2.1991(Fall),Peter Gleik,“Water and Conflict:Fresh Water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No.1(Summer 1993). ⑩1997年3月，中国政府与菲律宾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中国政府首次使用了"新安全观"的表述。同年4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演说时，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2002年7月中国政府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布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11)《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4549.shtml。 (12)《胡锦涛在联大呼吁树立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新华网2005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9/content_3509944.htm. (13)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14)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15)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7月8日。 (16)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17)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18)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19)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0)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7日。人民网2011年9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5598628.html (22)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3)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4)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5)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6)刘江永：《新兴大国的可持续安全战略——“中国梦”视野下的新安全观》，《学术前沿》2013年第6期。 (27)刘振民：《亚洲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28)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9)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30)宫力：《美国的“霸权焦虑”与中国的应对方略》，《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1期。 (31)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32)程国平：《亚洲安全观：引领亚洲安全合作新方向》，《求是》2014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