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谋文化批判:人文精神与政治文明述评_政治论文

同谋文化批判:人文精神与政治文明述评_政治论文

权谋文化批判:人文精神与政治文明的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谋论文,政治文明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权力至上的权谋文化是损毁人文精神的,是违背人类社会求真求善的基本原则的。它 的反人文主义精神和价值的色彩非常强烈。

权谋文化首先是损毁人文精神的,是违背人类社会求真求善的基本原则的。在权谋文 化的意识体系里,权力是人们的角逐目的,人的本质是权力意识、权力意志的冲动,人 的关系是权谋的较量关系。权谋文化以权谋为核心,以权谋为最高追求目的,同时以权 谋为手段。使用权谋成为理想和社会的普遍状态,统治者、管理者因为使用权谋而成为 统治者、管理者,或者为了维护统治者、管理者的地位以及维持统治和管理而运用权谋 。其他人则为着改善自己的境地,或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统治者、管理者而使用权谋。那 么一个社会变成了以权谋为标准的社会,它在告诉人们,地位高者一定是权谋大者,地 位低者一定是权谋小者。

这里包含着利己主义的价值核心,包含着永无止境的纷争和冲突的行为结果,也包含 着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不过分的。由此,强者自强,弱者自弱。将弱肉强食作为人的普遍本性和社会的基本 生存状态来追求来活动。弱者在这样的价值体系里毫不值得可怜。权谋小者就是退化和 被奴役的生命,权谋大者就是征服者、践踏者、奴役者、侵略者。他的目标就是不断增 强权力,保护自己,巩固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权谋至上的权谋文化歪曲了达尔文 关于生存竞争的思想,它的反人文主义精神和价值的色彩非常强烈。由于它提倡权谋和 权谋大者高于一切,它实际上也就是在宣扬权谋至上的权谋大者的道德,而违反人类的 普遍道德准则。它显然也是一种违反人的基本社会属性的非道德主义。

最难以容忍的还是权谋文化对于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人类基本道德或道德哲学的无 视。我们对于生命与健康价值是肯定的,对死亡和痛苦价值是否定的。这是一种基本的 生存价值,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价值。生命与健康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是其他所有价值 的条件和基础。不同文明时代所发展起来的美感、智力与一定的道德观念等较高价值都 依赖于生存价值。而权谋文化往往不顾这样的基本和普遍的价值,将生命置于权谋者的 股掌之上。而对于他们,其他价值更是不在话下。

而且,权谋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充满矛盾的。这使我们想起了著名的撒谎者悖论(The Liar)。这虽然是古希腊人提出的语义学悖论,但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权谋文化的内部 矛盾和虚假性。公元前六世纪,克里特岛的哲学家伊壁门尼德斯作出了这样的断言:“ 所有的克里特岛人总是撒谎的。”由于这一断言包含了对于自身的否定,因此这一命题 就不可能为真。公元四世纪,欧布里德又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的命题:“我现在说的是假 话。”由于如果断言这一命题为真,就可推出它为假,而如果断言它为假,则可推出它 为真,因此,上述命题就导致了直接的矛盾,这就是撒谎者悖论。权谋文化的价值核心 是权谋至上,权谋大者即真,即合理。而权谋本身是无所谓真伪无所谓是否合理的。权 谋的运用就是机会主义的利用,非道德主义和非真实性原则的利用。因此,权谋者不可 能即真,即合理。既然权谋和权谋者无所谓真伪及是否合理,那么权谋者也无所谓大小 的差异。权谋大者也就不可能为真,为合理。权谋大小也许可用攫取的利益的大小来区 分,但是那也不能代表权谋大者的真与合理。从现实社会本身和人的关系来看,也并非 擅用权谋者一定为大或为真或为合理,这也表明权谋大并非权谋者大。也就证明事实上 现实社会中有高于或大于权谋的东西。权谋大或权谋大者遭遇失败甚至灭亡的事例,古 今中外比比皆是。

权谋文化在古代和当代中国影响都不可忽视。历史上或历史小说、历史电视剧里,曾 经有过无数这样两类情形:有的是强调权谋行为必须遵守道德规则,但是前提是这个规 则要能加大权谋达到的功利。也有的是虽同样通过权谋达到功利,但是强调权谋本身或 权谋行为的特殊性、不可重复性。

我们必须承认权谋文化在古代和当代中国影响的巨大。我们甚至怀疑如此巨大的影响 是否已经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包含着精神遗传的因素。这是无法抹杀的 。但是,通过医治来减少这样的来自传统文化负面的集体无意识,并非完全不可能。我 们在这里更加重视后天的社会因素。造成铺天盖地的权谋文化的文化环境到底是什么?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的重商主义价值流行和文化消费的功 利化,带来的功利主义文化观念起了关键作用。对权谋文化,功利主义的权谋观有不同 表现。有的是强调权谋行为必须遵守道德规则,但前提是这个规则要能加大权谋达到的 功利。也有的是虽同样通过权谋达到功利,但是强调权谋本身或权谋行为的特殊性、不 可重复性,在特殊情况下,权谋行为可以不遵守道德规则,也就是说,在权谋的道德或 准则问题上,可普遍化原则是不必要的。历史上或历史小说、历史电视剧里,曾经有过 无数这样两类情形。观众或读者一般情况下同情或赞成前者,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 有同情或赞成后者的。权谋功利主义以权谋功利为最高原则,反对权谋行为问题上的义 务论,否定权谋者的动机在人们权谋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拒斥心理快乐主义,强调心理 快乐和伦理快乐的区别,把通过权谋实现的功利看成是事业的成功。虽然功利主义地对 待权谋或以此来制造权谋文化已经受到大量社会批评,但是,由于功利问题同许多政治 经济文化范畴和社会主体的利益有直接联系,完全功利地看待权谋以及权谋所达致的功 利,仍然是相当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其理论基础或心理基础是主张仅根据权谋行为所 产生的好与坏的整个效果,来判定一个权谋行动的正确与错误。权谋文化的价值核心排 斥道德、准则和信仰对于人类和社会的重要性。它完全功利地认为权谋行为高于准则和 道德,道德和准则自身并不能证明权谋行为的合理,人们的权谋行为也无需道德和准则 的指导。在特殊情况下,可选择的权谋行为是会违背道德准则的,因而所谓“可普遍化 原则”是不必要的。注重或欣赏直接、现实的权谋行为效果,而不顾长期的人文和道德 的价值效果。并且反对把正义原则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认为正义是从功利引伸出来的次 要原则;当功利和正义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只关注幸福的增进,而不去管幸福的分配。 在历史上,在文艺作品中,为了权谋的成功,许多历史人物或文艺人物都被作者或读者 赋予某种特殊性或理由,从而便于突破人文和道德价值的准则。

权谋文化的要害还是对权力的盲目态度和观念。权力在利用权谋时,要实现权威。权 谋文化在现代社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里,少数新的权力拥有者,不受人民的制 约,而且在行使其权力时常有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权谋文化的要害还是对权力的盲目态度和观念。权力在利用权谋时,要实现权威。要 在有秩序的状态中,在有协调的合作中达到目标。而达到行动的秩序或协调性的主要机 制有多种,首要的还是交换、博弈;当然还有利益的共同、团结和联盟的建立等;最后 还是权力的发挥、影响和控制。过度的权谋文化导致迂腐地信守所谓传统的智慧文化。 实际上是充满封建色彩的奴性文化和权术玩弄。那是反对内省和反思的迷信和崇拜,是 过分推崇破坏性和犬儒哲学,还有传统僵化的自我品质等。权谋文化的泛滥意味着对于 民主的蔑视,对于无辜者的肆无忌惮的牺牲和侵犯。权谋文化加剧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危害了平等的社会理想的实现。

权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大国意味着什么呢?在现代社会,新的权力 的拥有者,喜欢把自己说成是“精英”,为了替自己的统治做辩护,把权力集团说成是 由全体人民中智力上最有天赋和能量的人物所组成。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平等的思想和 现实,并且替“新的知识界精英”的政治-经济特权进行辩护。这样的一些“权力精英 ”,我们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中都可以看到。特别是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是在一个 社会中居于统治和领导地位的少数上层人物所构成的群体。对于权谋和权谋大者在权力 结构中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和G·W·多姆霍夫较早提出并研究了这样一 种擅长权谋的“权力精英”。前者认为,在美国等国家,重大决策,尤其是那些关于战 争、和平的重大决策,并非由人民通过正式的社会管理程序所做出的。这些国家的真正 统治者有三个集团:大公司的董事、高级军事官员和高级政治家。他们不受人民的制约 ,而且在行使其权力时常有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后者分析了权贵层、权力结构的 要素和权力联系。他们的这一理论对西方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有较大影响。对于我们国 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高层决策和政治权力的运用,也有启示作用。似乎作为注脚,我们今 天也看到了某些大国情报部门的丑闻,它也提醒我们,权谋的运作过程潜伏着某些威胁 国家战略安全的阴影。当然,事件引起的舆论和调查,也给政界内部党派斗争提供了绝 好机会。换句话,这里也有权谋斗争的刀光剑影。

对于权谋文化的批判,应该建立在对于政治文明的提倡和发展的要求上。政治文明意 味着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与发展状态。政治文明的提高,可 以从根本上加快权谋文化的溃败。

我们对于权谋文化的批判,还是建立在对于政治文明的提倡和发展的要求上。政治文 明意味着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进步与发展状态。马克思很早就明 确提出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的命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中,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他精辟地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政治文明是 随着社会形态和国家向更高阶段发展而呈现出来的一种人类文明。如果物质文明是整个 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核心,政治文明则是整个文明系统中的主导和保证。在我们这样一个 发展中大国,当然迫切需要建立起与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相应的政治文明。这样才能够 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实现 了政治文明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本身标志着新的政治的发展时期和新的政治 明的出现。它在人类历史上以新的社会形态划时代地展现了新的政治繁荣与进步,但是 ,如果不树立一种使人信服易于接受的政治观,不能恰当地说明社会存在的各种政治现 象和政治关系,从而造成人们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的淡化,也会阻碍社会主义国家 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干扰国家的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所以,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已经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后,最近这些年学术界继续深入地提出在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它包括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相应的体制、规范和法制建设,也包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 设。

政治文明的提高,可以从根本上加快权谋文化的溃败。这就需要加强政治沟通。这个 沟通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十分重要。权谋文化从信息角度看,确有部分是因为政治信息沟 通不畅产生的误解和杜撰。政治信息的获取、传播及处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怎样使它 适应现代国家的转型,还是一个难题。信息处理的混乱或失职,或者政治信息导向的偏 差,严重情况下都会导致社会和思想的混乱。国内外有过无数的教训和事例。美国政治 学家卡尔·多伊奇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引入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沟通论,并产生了 广泛影响。这一理论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都与环境处在一种不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 中。系统为求生存和发展而对环境作出的适应性和控制性的反应与调整,必须以迅速、 准确、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为前提,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即沟通对于政治系统的生存能力 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从结构功能论的方法出发 ,把政治沟通作为政治体系的三个体系功能之一,认为它在体系运作的所有功能阶段都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把担负这一功能的政治结构分成五种类型:(1)非正式的面 对面接触;(2)非政治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经济和宗教团体等;(3)担负输入功能的 政治结构,如政党和利益集团等;(4)担负输出功能的政治结构,如行政部门、立法机 关和宗教团体等;(5)专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各种形式的政治信息的交流,是有 效消除权谋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批判和抵制权谋文化,还需要在全社会积极有效地增强每个公民的公民意识和 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的强弱,是衡量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换 言之,也是体现我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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