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以南京市“市民论坛”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市论文,论坛论文,为例论文,地方政府论文,公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0）06－0069－07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概况
“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上的。因而我们应当以这种方式，即以增强变革的前瞻性、回应性及公民参与的方式，管理公共组织和机构”。[1]纵观公共管理发展之历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还是整体政府理论；无论是强调政府的“顾客导向”、“公民导向”，还是呼吁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共治”或“善治”模式，都强调政府对于公民应有的积极回应。
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及回应机制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地方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体制的完善，更可促进公权领域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互动，表达了对“善治型”政府和参与式民主的诉求意义。美国学者斯塔林在《公共部门管理》一书中提到，公共管理责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应。回应是指一个组织对公众所提要求作出超一般反应的行为。作为地方政府，其重要的公共职责之一就是对公民的各种需求给予充分的满足，并在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制定各种社会政策，不能解决的也应当给予及时的答复。回应性与政府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等要素共同建构起善治的基本框架，是促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和共同参与社会政策过程的网络关系。
社会政策的制定以社会问题的“问题化”为前提。这里的“问题化”是指某一问题引起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在后者看来已“成为问题”并需要解决。而“公民论坛”活动能让地方政府与公民真正对社会政策制定前乃至整个社会政策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实现沟通、交流和合作，让公民与地方政府直接地、零距离地对这些社会问题面对面交谈，克服了以前沟通的困难，从而在社会政策层面有效实现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我国已有一些城市开展了“公民论坛”活动，其中南京市的“市民论坛”活动为其他城市树立了榜样。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公共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这样一个基于合作的非程序性的关于公共协商的思考，为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参与提供了认识论的和伦理的基础。[2]南京市“市民论坛”的创举始于2002年初，每月一期，每期一个话题，内容涉及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精神文明、文化教育、衣食住行、就业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是市民关心的热点和急需解决的难点社会问题。“市民论坛”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实行开放式管理，每月中旬通过媒体发布举办论坛的时间、地点、论坛主题、与会政府领导及专家、学者等信息，然后从数百名报名者中挑选出几十名市民代表现场参与，场外市民可通过打热线电话与市领导交流。论坛完全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市民代表与市领导零距离接触，面对面共商大事，谈话形式不拘一格。“市民论坛”强化了政府与市民之间对各种难以实施的社会政策的沟通与理解，因而受到南京公众的广泛欢迎。此举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尚属首创，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专程赴现场直播了第15期的“市民论坛”。
在市民论坛活动中，市民和市领导就“支持老城改造，共同建设新南京”、“网吧文化与城市文明”等社会问题，各抒己见。例如，2009年12月底在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内举行的市民论坛上，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季建业与网民和来自13个区县的市民代表互动。一起聊南京的发展，聊百姓的生活，并尝试让普通市民参与各类社会政策过程。同时参与活动的还有市发改委主任、市建委主任、市社科院院长、市容局副局长、市环保局副局长等人。在市民论坛活动中，很多市民广为关注的社会政策都得到了市领导的积极回应。在市民论坛活动中，政府官员可以听到普通市民的真话，也就是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心声，这对于一个蓬勃进取的城市和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都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在近几年南京市民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市民论坛”是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
地方政府回应性缺失的根源之一就是在强制性变迁中出现制度缺陷或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作为联系着地方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和纽带，市民论坛活动中的沟通、交流与互动机制是强制性变迁中的有效制度补救。这种制度补救从地方政府回应性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它可以弥补因政府职能部门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可以及时了解公民对地方政府的意见，从而对政府部门进行更直接的监督；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较低成本的制度补救，不需要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不需要上下对口，不需要复杂的层级结构。对公民而言，能够直接与地方政府领导人（例如市长）对话，反映了社会政策过程中政府回应的主动性，它容易赢得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同时降低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成本。
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自20世纪以来开始了对民主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公民论坛之类的民主改革活动能否成为真实的民主图景并对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和建构起到推动作用？真实世界中的公民论坛活动是否可以为我国各级政府机关和政府部门提供相应的回应群众、倾听民声，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渠道？由此，本文通过在南京市进行的深入调研，解析真实世界中的市民论坛活动开展的现状，探寻影响和制约市民论坛活动深入开展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期望为我国其他城市深入开展公民论坛活动与促进政府回应机制的建构提供数据支持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
笔者于2006年和2008年在南京市进行了两次延续性的实证调查。两次调查中均涉及了对“市民论坛”活动的调查[3]，2008年调查更为深入和具体。2008年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第二阶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即抽取每户家庭中生日距8月1号最近的那个居民作为调查对象，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考虑到2006年的调查问卷样本量偏小（仅发放问卷550份），2008年的调查增加了样本量，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776份，回收率达77.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无效问卷68份，还有708份，有效回收率达70.8％。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比例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性别样本结构比较接近，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对于南京市城乡社区居民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市民论坛”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任重而道远
当代共和主义受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影响，并钟情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传统，强调公共参与对公民个人的内在价值。但是，伴随着我们步入21世纪，公民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地方来控制政策过程，他们期望富有意义的参与，盼望具有回应性的地方政府。[4]在“市民论坛”的创意和推动过程中，南京市的“市民论坛”活动不仅为市委、市领导与普通市民铺设了社会政策过程中沟通和对话的平台，而且这个平台是宽阔的和全方位的。从一个城市的“市民精神”，到普通市民的就业、求医、拆迁，话题无所不有；从外商、干部、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工人、下岗待业者和郊区的农民，参与者不分高低、贵贱，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表达自己看法和参与各类社会政策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的评价和参与状况究竟如何呢？下文将根据2008年的调查对南京市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以及影响市民论坛活动深入开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2006年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当前市民论坛离所谓的协商民主似乎还比较遥远[5]，而本次调查也和2006年的调查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可以从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参与和评价的现状中窥见一斑。对于“近年来，南京市政府举办了多期‘议事园’、‘市民论坛’活动，您认为这些举措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有作用吗？”这个问题，公民认为“市民论坛”活动作用很大的仅有5.7％，而认为“市民论坛”活动作用较大的也只有22.1％，认为作用一般的占31.9％，回答“没听说过”的则有27.8％，回答“没什么作用”的也有12.6％。这表明被调查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的评价并不是很理想，也反映出在“市民论坛”活动中，市民和政府官员全方位的沟通与对话似乎还没有比较充分地实现。
对于“您是否实际参与过‘市民论坛’活动”这个简单的问题，被调查公民中有71％回答“没有参与过”，这个调查结果似乎反映了市民论坛活动在南京市的开展还是非常有限的。而进一步问到公民“您认为通过‘市民论坛’活动能增加您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机会吗？”时，只有9.3％的公民认为通过“市民论坛”活动“基本上能够”增加自己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机会，31.2％的公民认为“有可能”；但有17.4％的公民认为“不能”，29.5％的公民回答“没听说过，所以无法回答”，12.6％的公民回答“说不清”。从中可以看出，公民对于通过参与“市民论坛”活动从而实现对政府政策过程的讨论和参与并不是很乐观。
从本次调查中亦可以发现，市民论坛活动在南京市的开展还是局限于城区的一些社区，在郊区和郊县地区并没有普及开来。这可以通过对居住地区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之影响的方差分析看出来。方差分析之前首先计算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平均得分（均值），即计算“近年来，南京市政府举办了多期‘议事园’、‘市民论坛’活动，您认为这些举措对实现政府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互动有作用吗？”、“您认为通过‘市民论坛’活动能增加您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机会吗？”等题的平均得分，分别给这些选择题的选项计分，例如“没听说过”、“没什么作用”、“作用一般”、“作用较大”、“作用很大”分别计1－5分，然后计算这几题的平均得分。
在居住地区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F检验的结果显示，居住地区不同的公民在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方面有显著的差异（P＜0.001）。从方差分析中可以看出：居住在城区的被调查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是3.45分；居住在郊区地区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是3.03分；而居住在郊县地区的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仅有2.82分。从中可以发现，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并不是很理想，郊区尤其是郊县地区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的参与还是比较有限的。
最后对影响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即以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平均得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之前同样首先计算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平均得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分析结果：
由表1可知，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即调整后的确定系数
为45.4％，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45.4％。这表明背景变量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影响较大。F值为97.184，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不断提高。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也不断提高。即随着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反而不断下降。在职业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以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为参照变量，离退休人员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高0.564分。而下岗失业人员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0.371分。可见离退休人员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而下岗失业人员参与市民论坛活动则相对比较消极。在不同政治面貌的公民中，群众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中共党员低0.154分。因而在所有影响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现状的因素中，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影响更为显著。
以上对南京市被调查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以及影响市民论坛活动深入开展的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分析中可以发现南京市被调查公民通过市民论坛活动实现与政府的沟通与互动，充分实现地方政府回应性仍任重而道远。
三、市民论坛与地方政府回应中的深层影响因素探析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回应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硬件与软件的局限。从地方政府将信息反馈到公民并及时处理与解决问题的回应制度并没有系统建立起来。市民论坛活动虽然在社会政策层面促进了政府回应性的实现，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之处。而地方政府回应过程中，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还受到公民对于网络等媒体和基层政府信任度较低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公民通过市民论坛活动实现与政府在社会政策过程中的沟通与互动更为困难。
由于因特网和万维网的存在，政府机构能够重新构建他们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关系。[6]网络等各种媒体为成功开展市民论坛活动提供了平台，这可以从公民对各级媒体的信任现状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中看出来。将公民对各级媒体的信任状况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电视的信任程度，公民回答“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编码为0，回答“一般”或“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则编码为1，因变量为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均值，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为47.5％，这表明自变量公民对各种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因变量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此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回归分析表明，对电视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电视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高0.399分。其次，对报纸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报纸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高0.469分。而对杂志信任度一般以及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杂志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分别高0.3分和0.448分。最后，对因特网信任度一般以及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因特网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分别高0.645分和0.644分。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电视、网络、杂志与报纸的信任度越高，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程度也越高。而其中公民对网络的信任度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影响相对其他媒体而言更大。
李维斯与斯托克在检视众多相关文献后得出结论：“政府信任的变化所反映的，不只是对特定在任者的满意或不满意。”[7]伊斯顿的“扩散性支持”、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以及帕特南的“信任社会资本”，都表明了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合作的重要意义。而被调查公民对于南京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影响也很大。接着在公民对南京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影响之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里将公民对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转化为虚拟变量，比如对于“您对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公民回答“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编码为0，回答“一般”或“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则编码为1，因变量为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均值，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3可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为49.9％，这表明公民对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对因变量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有很大的影响。对应的概率P值＝0.000＜0.001，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非常好。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回归分析表明，对南京市委市政府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南京市委市政府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高0.46分。其次，对居住地区的区（县）党委、政府信任度一般以及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区（县）党委、政府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分别高0.867分和0.892分。而对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乡镇）党委、政府信任度一般以及比较信任或非常信任的公民，其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均值比对街道办（乡镇）党委、政府很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的公民分别高0.265分和0.341分。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南京市委市政府、居住地区的区（县）党委、政府以及居住地区的街道办（乡镇）党委、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意愿与参与精神也相对越强。
以上的回归分析表明，公民对各种媒体的信任状况以及公民对南京市各级政府的信任情况对于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本次调查表明，公民对四种媒体依信任程度高低排序，分别为电视、报纸、杂志与网络，其中人们对杂志的信任度略高于网络。因特网是新兴媒体，但是公民对因特网的信任度相对而言则是最低的，而公民对网络的信任度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影响相对其他媒体而言更大。因而公民对各种媒体信任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对网络信任的局限性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以及地方政府回应形成了较大的阻滞。
而公民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调查中，则可以发现在高层政府信任中，公民对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程度最高，对江苏省委省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也比较高。公民对南京市委市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于国务院和省政府而言则显得偏低。然而在基层政府信任中，公民对其居住地区的区（县）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对更低，而公民对街道办（乡镇）党委、政府的信任程度在所有政府层级中则相对最低。自从20世纪70年代李普斯基开创了街头官僚理论的研究以来，对基层政府和基层政府公务员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热点。经过摩尔、普洛特斯、思科特等学者的发展，街头官僚理论不断成长和成熟。在我国，基层政府通过执行上级的各种政策性任务和为公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等途径，以不同的方式与公民形成互动。然而国内诸多学者的调查（包括笔者2006年和2008年在南京市所做的延续性调查）则表明，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回应与互动是较为欠缺的。基层政府是社情民意的“窗口”，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的最前沿，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与互动关系是市民论坛活动成功开展与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立的基石，因而公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与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作用。
克劳斯·奥弗指出，“信任机构意味着公民熟悉并认同机构及其基本价值理念，并相信绝大多数公民都认同这些规则和价值。这将激发公民对机构的支持以及对规则的遵守。”[8]从本次调查可以发现，大部分被调查公民对因特网以及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可见区（县）和街道办（乡镇）政府与公民在市民论坛活动中的互动和回应还是很欠缺的，而因特网在市民论坛和地方政府回应中所发挥的平台作用也较为有限。结合以上的回归分析则可以说明，尽管可能还存在诸多其他的影响因素，但本研究则表明公民对于各种媒体与南京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之非均衡性也是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较低以及地方政府回应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思考与展望
巴伯认为强势民主的讨论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强势民主要求的倾听不少于演说；第二，讨论是有效并且是可认知的；第三，讨论的意向论（intentionalism）将它从纯粹反思的领域推向行动的世界。因此，强势民主的讨论总是包含着倾听和演说、感觉和思考、行动和反思。[9]而综合本文的分析，则可以发现“市民论坛”活动离这种强势民主的讨论仍然很遥远。在对被调查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调查中，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的评价并不是很理想，市民和政府官员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全方位的沟通与对话似乎还没有比较充分地实现，而实际参与过市民论坛活动的被调查公民比例也较低。
从本次调查中亦可以发现，市民论坛活动在南京市的开展还是局限于城区，在郊区和郊县地区并没有普及开来，这可以通过对居住地区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之影响的方差分析看出来。接着对影响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表明在所有影响公民对市民论坛活动评价的因素中，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被调查公民通过市民论坛活动实现与政府的沟通与互动，充分实现地方政府回应性仍任重而道远。
地方政府回应过程中，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还受到公民对于各种媒体与南京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之非均衡性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导致公民通过市民论坛活动实现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互动更为困难。首先，对公民对各种媒体的信任现状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说明公民对各种媒体的信任度越高，则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程度也越高。其次，对公民对市各级政府的信任度对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现状之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表明公民对市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意愿与参与精神也相对越强。而从本次调查中亦可以发现，大部分被调查公民对因特网和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可见基层政府与公民在市民论坛活动中的互动和回应还是很欠缺的，而因特网在市民论坛和地方政府回应中所发挥的平台作用也较为有限。这也是公民参与市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较低以及地方政府回应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公民论坛和政府回应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公民论坛和政府回应还缺乏具体运作机制的支撑，包括平等进入机制、对话与协商机制、公共理性约束机制、相互合作机制、非正式公共领域与正式领域之间的互动机制等。而前文的分析表明，加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与公民在公民论坛活动中的互动与回应，建立地方政府回应机制任重而道远。回归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公民论坛活动深入开展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月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公民参与公民论坛活动的策略；尤其应进一步改善当前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公民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以及受教育状况，努力改善这些客观的公民背景条件，逐渐消除公民对基层政府信任度较低的现象，提升公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以改善公民参与公民论坛活动意识比较消极的现状。今后在城区、郊区尤其是郊县地区的公民论坛活动中，南京市各级政府及其领导者应培养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通过宣传、发动、说服等策略唤起公民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讨论和协商；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合理的途径解决公民论坛活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公民论坛活动也是巴伯所言的镇民会议成功开展较好的个案。“每种民主都依赖于托克维尔称之为地方性的自治精神的东西，并且每场民主都开始致力于无处不在的地方参与——在镇议会、公社、革命性社团、委员会或苏维埃中。”[10]然而我国类似镇民会议的公民论坛实践发展得仍较为缓慢，巴伯则提出了一种切实有效的发展方案——针对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电子化镇民会议的强势民主方案要求建立公民通讯合作组织（Civic Communication Cooperative），公民通讯合作组织的目标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1）带头和实验公民广播的创新形式；（2）为以下内容制定指导原则：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镇民会议、邻里集会的相互配合；（3）管理和监视所有的电子民意测验、投票以及公共选择的其他形式；（4）为公民事件、听证会、审讯和公民利益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的视频报导建立和提供指导原则。[11]这个发展方案对于类似镇民会议的公民论坛实践活动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如果可以在诸如公民论坛活动等强势民主实践中，成立一些类似公民通讯合作组织的自治组织，将会使公民论坛迅速而广阔地扩大媒体和舆论影响范围，让更多的公民关注和参与公民论坛活动。
虽然因特网本身只提供了一个包容一切媒体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但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而言，它的功能已经超越了平台，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被解构为各种现有媒体和社会制度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大学、政治论坛等。[12]建议市政府积极引导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更多的有关公民论坛活动的信息，促进公民参与更多的公民论坛活动，以提高公民参与公民论坛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鉴于目前公民对互联网认同度不高的现状，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有关公民论坛活动的信息，同时也最好在报纸和电视上进行公告。此外，公民论坛的实践形式在现实生活之所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这是一种体制外的创新，很难纳入制度化的渠道。因而在推进地方政府回应机制成长和发展的进程中，公民与政府在社会政策过程中的沟通和协商的形式必须通过制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的建设而形成一种稳定与长效的对话和协商机制，为公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会政策的讨论、协商和有效沟通提供畅通和规范的渠道。
一个善治的政府必须是公众积极参与的政府，也必须是回应性强的政府。民主治理理念的深入人心、参与式民主等理论的演进为公众参与社会政策和政府回应提供了有力保证，公共管理领域的每一点滴进步都是它们的反映。本研究的调查由于只限于江苏省南京市，难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甚至不能代表江苏省的情况。但笔者以为，择点而带面，本研究的调查所作的分析和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也即是说，即使本研究不能完全反映当前中国公民论坛和地方政府回应的真实图景，至少也是目前公民论坛和地方政府回应现状成长的一个缩影。也期望本研究能对有关的学术发展和基层民主实践尽其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