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它又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倡“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鉴往知来，所谓“中外”就是知己知彼。“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诞生，还必需研究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还必需从近代历史的变化，特别是从辛亥革命说起。
一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毛泽东指出它“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60页。）开始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梁启超于1922年所写的《50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象尧舜那么圣贤，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滑，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9卷，1922年版。）梁的这一段话，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复辟丑剧一幕幕地上演，人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触动与改变不大。革命党人被迫逃亡国外，他们深深地思考：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和外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比较。因此，启蒙思想家们纷纷登上文化革命的舞台，由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使中国的面貌在20世纪发生了历史的转折。陈独秀就是这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先进代表。
陈独秀曾是安徽岳王会的领袖，并在辛亥后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等职。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上海，旋去日本。1915年又回上海并于同年9月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即思想革命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从近年发现的史料来看，陈在“二次革命”失败逃居上海（去日本前），即为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起草过一个宣言，表达了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愿望（注：参见沈寂《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有的国外学者根据某些报道认为陈曾去过法国“深受法国政治、文化思想及文明的熏陶”（注：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陈去法国说有误，但他确曾在日本的一个法语学校里学习过法语。据日本学者的考证，他是1914年在日本时进过一个名为アテネ、フテンセ（中译雅典娜）的法语学校。因此，联系到《新青年》所宣传的内容来看，说他深受法国文明的影响也不为过。
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这一思想革命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陈独秀的“补课”思想以及他要求人们达到的目标，从两个有代表性的杂志封面上就很形象地显示出来：
1.《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着"La 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国内一些著述，对于这样一个法语标题往往不大注意，而有的外国学者却对此非常重视。如有一本著作写道：“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唯一的期刊，是文化革命刚开始时由陈独秀主编的著名的《新青年》（开始叫《青年》），人们经常用它的副题'La Jeunesse'来称呼它。这个副题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它本身是法国文化和法国革命民主思想深远影响的反映，不仅影响了陈独秀本人，而且也影响了许多他的同代人。”（注：W·若德津斯基：《中国的历史》（1卷），1979年版，第437页。(Wiold Rodzinsk:《A History of China》Volumel,1979,P437)）
2.在《青年》杂志影响下的一部分爱好文学的青年，在此后不久创办的《新潮》杂志的封面上，也印上了一个英文副题："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
我们再从《新青年》杂志前几期的内容来看，也大都是介绍和论述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文章。如《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为《敬告青年》（发刊词），第二篇文章即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陈独秀的上述思路。
《新青年》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进行了彻底地不妥协地斗争。
民主当时被称为人权。启蒙学者们非常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因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注：《青年》第1卷第4号。）
科学既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科学方法。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强调主客观统一，从客观事物中寻求其规律，这就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了。
民主、科学提出后，很快流行开来，它们被称为德(Democracy)、赛(Science)二先生，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举起这两面大旗。认为只为此二者才可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且为之奋斗，“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其看法切中时弊，其精神英勇可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它使广大青年从封建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因为有了这样一场革命，才有各种新思潮的滚滚而来，也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思想的解放，才会迎来一场空前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到来。
二
五四运动包含着两个内容：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5月4日的学生运动为座标，新文化运动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为起点，至1919年的“五四”为它的前期；而在此之后为它的后期，可以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可以延伸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这是一般的文化史专著大都可以认同的。
爱国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时间断限不像文化运动那样宽泛，但它也不是专指5月4日一天的事件而言。从运动的具体目标来看，它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六三”为界）。其中形成五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即1919年5月4日当天的学生运动；
第二个高潮：5月19日为挽留蔡元培校长而展开的学生罢课斗争；
第三个高潮：即通常所说的“六三”运动，实际上是指由6月3日北京学生被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支援的运动，而以6月5日上海的“三罢”斗争的实现为标志；
第四个高潮：即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斗争；
第五个高潮：即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
爱国运动虽和文化运动分属两个层次，但它却紧密联结、互为因果。从两种运动的领导人和其中的骨干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陈独秀被誉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就因为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而且也是爱国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如前所述，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为中心，就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而这个阵营的“总司令”就是陈独秀。
当爱国运动行将到来时，陈独秀又与李大钊等在1918年12月22日创办了《每周评论》，及时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介绍了世界革命的情况。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传来的时候，陈独秀撰文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他说：“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
当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北洋政府不得不在6月10日免去曹、章、陆的职务后，陈独秀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又在6月11日亲自撰写和散发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北京政权的“根本之改造”，把运动引向深入。《宣言》中说：“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到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因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而被捕，3个多月后始被释放。释放后不久，他就和李大钊等共同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工作并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
三
当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
就目前查到的文献资料来看，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即出现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前4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同年），即出了全书的单行本。
广学会是基督教在1887年于上海设立的出版机构，初名“同文书会”，1894年改为“广学会”。创办人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于1890年死去后，该会即由英国人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在维新运动期间，该会出版了不少介绍西学的书刊，对中国有一定影响。广学会发行最广的是《万国公报》（1898年达38400份），当时的光绪皇帝也阅读该报（注：除该报外，光绪还向广学会订购了89种书籍，可见广学会影响之广。参见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万国公报》在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同时，介绍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以为其补充，它当然无意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在介绍中也不免夹杂译出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从而成了中文报刊上谈论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记载。
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刊物上，曾多次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等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注：参见《朱执执信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2页。）。
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流派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之言论矣”（注：上海《民立报》1912年10月15、16、18、19、21、23日。）。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前没有能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说中国人里面没有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因为毛泽东本人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曾讲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虽然如此，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来。而在其以后，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而李大钊则成为中国的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不论在启蒙学者中（包括陈独秀等），或在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先后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成为它的很有影响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不背离，而是其新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以外，是不符合实际的。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特别是在“六三”运动中所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前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构成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一段佳话。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这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在李、陈相片下写的几句话。这当然不只是对两位领袖的个人崇拜，而主要是赞扬他们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党。由“星辰”二字不由使人想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在群众中流行的一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歌词：“你是灯塔！”从“星辰”到“灯塔”，一脉相传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期待。
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80年，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有力地进行完成了两大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
第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相结合，产生了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其指导下，中国胜利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其指导下，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不仅迈过温饱、进入小康阶段，而且将在新世纪的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1939年“五四”20周年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纪念论文中指出：“2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在同年“五四”纪念会的演说中又说：“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段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破坏一般资产阶段的私有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明确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以纪念“五四”为契机，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自“五四”以来20年的革命发展道路，特别是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宏篇巨著，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驳斥了各种“左”右倾论调。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联系起来观察，明确提出1919年至1921年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由此看来，中国革命从实践到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五四”当年甚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若干年，并没有完整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只是到了抗战期间，才由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又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些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当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一旦被认识之后，中国革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便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仅迅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迅速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望所归的历史伟人。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巨变。它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长期处于混战之中，是不可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
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9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1978年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也大致是20年稍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完了80年的光辉历程。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老人在参观上海“一大纪念馆”时曾题词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可谓语重心长。但是，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无往而不胜。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就能够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能够带领他们不断去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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