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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创业板联系起来，是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认识创业板的必然结果。创业板与民间投资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创业板是实现科技与资本结合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是中小企业得以成长壮大的摇篮。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必须发挥民间投资的优势与巨大潜力，必须借助于科技的长是发展及与资本的最佳结合，必须依赖于中小企业的迅速成长与蓬勃发展。因此，充分发挥创业板的制度优势，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小康社会的三个关键因素与创业板市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能否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取决于对三个关键因素的把握：一是能否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是能否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脚步并实现产业化；三是能否解决人口大国空前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其中经济发展是小康社会的基础，科技进步是小康社会的前提，充分就业是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关注这三个关键因素，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困难作了深刻而符合实际的分析，认识到需要付出长时期的艰苦努力，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对策。对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途径与方式，本文认为，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创业板，就必然要求将创业板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个关键因素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创业板市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增长、科学技术能否顺利产业化、中小企业能否健康发展以及就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西方经济学家围绕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作用作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如Hicks(1969)、Michael Bordo(1995)、Ross Levine(1996,1998)等，就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的推动作用、论证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支持。1995年11月，世界银行的学者Michael Bordo先生发表"Regulation and Bank Stability: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1870～1980"一文。通过对1870～1980年美国和加拿大银行制度的考察，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考察期内，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在稳定性和效率方面均优于美国；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完善，比任何国家都要广泛和深入。这种制度使美国经济从交易所和证券市场中受益良多，足以弥补银行制度的不足，并进而带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注：Michael Bordo:"Regulation and Bank Stability: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1870-1980".）。当然，这是就整个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的。由于传统资本市场的固有缺陷，一是门槛太高，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起步资金难以获取；二是范围太窄，主要局限于成熟产业或企业，使传统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有限，难以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传统资本市场中又发展出新型资本市场即创业板市场和第三板市场等，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新型资本市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优势：首先是降低了进入门槛，使那些被传统市场拒之门外的早期微软公司们得以进入资本市场的大门，赢得宝贵的资金；其次是促成了资本与科技的第二次结合，使在风险资本作用下的资本与科技的第一次结合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以此为基础，创业企业得以步入正轨，风险资本的循环有了制度保证；最后是提供一个达标机制，使初出茅庐的创业企业家经过新型资本市场的洗礼，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和持续上市要求，增强透明度，提高运作的规范程度。
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一国经济的兴衰荣辱，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的保持，与创业板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的发育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普遍加强了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尤以美国三次白宫小企业会议最为典型。1980年1月，美国总统卡特主持召开第一次白宫小企业大会(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Small Business)，小企业代表和官方代表5000人参加大会，通过15项改革方案。会后不久，美国国会通过《1980年小企业资本形成法》等一系列法案，旨在推进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为落实该法案，美国证监会于1982年颁布D条例，对小企业公募和私募发行的外部条件、注册豁免、直接发行方式(Direct Public Offering)做出规定。1986年8月，里根政府召集第二次白宫小企业大会，向国会提交60条方案，43%获得通过。1995年3月，克林顿总统主持第三次白宫小企业六会，会议形成60项议案，到1996年初有50项提案得到执行。正因为如此，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好势头。据统计，从1973年到1995年，美国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平均为1.4%；1995年到1999年平均为2.8%。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增长是80年代通过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受美国的启发，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走上了发展新型资本市场的道路。1995年，英国开设了AIM市场，1996年，韩国设立了KOSDAQ市场，使资本市场向中小企业敞开大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认识到过分依赖间接融资将招致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了直接融资体系的建设。1999年，英国在AIM市场的基础上为创新型科技公司增设了TECHMARK。我国台湾地区继1989年重整新竹科技园之后，加快了OTC市场的建设，加强了对科技开发扶持和直接融资支持。甚至连一向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日本，也于1998年对1963年设立的OTC市场进行改造，设立JASDAQ市场，加入了注重新型资本市场的建设行列。截止2002年11月，英国AIM市场有上市公司648家，市价总值达97.4亿英镑，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81.7亿欧元，而1995年设立时只有10家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只有8000万欧元。韩国KOSDAQ市场在近两年全球创业板市场的困境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势头，KOSDAQ市场已有上市公司839家，市价总值达44万亿韩元，成为全球创业板的新亮点。JASDAQ市场有上市公司937家，并在1999年到2002年向东京交易所成功转移了174家上市公司，2002年12月又有7家公司上市；我国台湾OTC市场在1991年时只有9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05亿新台币，到2002年6月，上市公司达397家，总市值达到14310亿元新台币，新竹科技园区已经是全球第三大高科技产业地区。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健全，直接融资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均十分薄弱。相对于企业的融资需求来说，资本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状况如不改进，不要说资本市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也难以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推出创业板，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结构，发挥创业板固有的引导、示范和催化作用，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中国的创业板不仅具有新型资本市场共有的三大制度优势，而且还由于传统资本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割，以及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创业板市场更有利于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结构的完善和传统资本市场的规范，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更有利于风险资本市场的发育。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出大批成长性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它们经过千锤百炼，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是中国经济20多年持续发展的结果，更为我国发展创业板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优质的上市资源。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实际调查情况看，目前全国符合创业板基本条件的企业有1200家，已经改制和正在接受改制的有500家。经过保荐人保荐并已经改制的260多家企业的状况为：一是中小企业居多，注册资本在2000～5000万元之间的占71.4%，5000～10000万元之间的占23.6%；二是以科技型企业为主，属于IT与软件、集成电路与电子器件、医药与生物工程、新材料、精细化工与环保等高新技术企业占80%以上；三是绝大多数企业业绩比较优良，成长性良好，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占71.43%，主营业务利润在500～5000万元的占73%；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的近60%。这正是其他国家进行创业板试点所不可比拟的，也是我国创业板建设的保证和源泉。
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需要创业板激活民间投资来配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是中心，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关键。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按2000年价格计算，翻两番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5～36万亿元，未来20年我国经济至少保持7.2%的增长速度（注：《王梦奎胡鞍钢共同解读“小康社会”》；《中国GDP步子能迈多大？统计局许宪春访谈实录》，http://finance.sina.com.cn。）。为此，十六大报告强调：“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根据形势需要实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这无疑是对过去13年特别是最近5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1998年到2002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建设工程项目上万个，投资总规模达3.2万亿元，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累计直接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认为、未来几年，积极财政政策仍应当坚持：一是中国国债发行仍有较大余地。2000年和2001年，我国国债余额分别为13674亿元和15628亿元，分别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7%和16.5%。2002年国债余额预计占GDP的18%，远低于60%的国债负担率国际标准。同时，2000年和2001年，我国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即居民应债能力）分别为21.3%和21.2%，也是不高的。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壮大了财政实力。自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财政收入速度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998～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4.2%、15.9%、170%、22.3%和13%，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提高，分别为12.6%、13.9%、15.0%、17.1%和17.9%。三是国债债务风险指标在可控范围内；1997年和1998年，我国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国债偿还率）分别为21%和22.7%，超过了20%国际警戒线。由于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国债偿还率逐步回落，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为15.7%、11.5%和14.0%。由此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还没有多大的风险。
国债投资在改善我国基础设施状况，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发展后劲的同时。对民间投资也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据统计，1998年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分别为13.8%、5.1%、10.3%和12.1%，其中国内民间投资分别为20.4%、11.8%、22.7%和20.3%。尽管如此，积极财政政策还没有完全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一是民间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还比较低。目前，全部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已经由1997年的35.9%上升到44.6%，但仍然低于国有经济47.3%的比重，就股份制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各种民间投资而言，它们各自所占比重更是远远低于国有经济成份。二是现有民间投资与庞大城乡居民储蓄相比还显得很小。据统计，2001年，我国集体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0477亿元。大约有38%左右来自银行贷款等渠道3民间投资的自筹资金部分约为6508亿元，仅相当于2001年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7.5万亿元的8.7%。在这种情况下，想方设法启动民间投资的意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当前来说，它可以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充实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容，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从长远来说，它可以培养经济内生自主增长的动力，使我国经济逐步走上依赖民间投资作为投资主体的良性发展道路。
启动民间投资既要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要有一套周密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创新。当前，我国启动民间投资的相关政策已经明确。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要达到这一点，开设创业板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也是一项有效制度创新。因为创业板与民间投资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于启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较为直接。通过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创新，一是可以让资金持有人相信党的富民政策始终如一，敢于将一部分储蓄或其他收入用于投资，达到十六大强调的“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亢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的目的。二是通过创业板市场的示范作用，还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的创业勇气和创新精神，使富裕的人们能够自觉自愿拿出钱来投资和创业，从而支持国家建设，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三是创业板还可以为投资者开辟一条较有效的投资渠道，通过有效投资供给的增加来拉动投资需求，引导居民储蓄逐步向投资转化。我们认为，民间投资的启动潜力是巨大的。截止2002年11月底，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8.57万亿元，在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前提下，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肯定有一部分钱可以用于投资。我们假定拿出1%，就是850多亿元，拿出10%就是8500多亿，这已经远远超过5年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总和。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创业板推动科技与资本的结合
在对我国工业化的实际情况做出清醒判断的基础上，十六大适时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本文认为，准确把握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是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基本点和出发点。据相关专家研究，新型工业化是相对旧工业化而言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相互融合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推行信息化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工业化进程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达数十年，而信息化只差10年左右。在信息化发展很快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第二，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大多数是以消耗能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更应特别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努力避免剥夺资源、牺牲环境的恶果，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第三，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工业化与扩大就业齐头并进的全面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比较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逐渐减少，出现了一些失业问题。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因此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应注意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注：《新型工业化化出新天地》，《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日。）。
分析表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在于科学技术及其产业化。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跟踪世界科技发展步伐是前提，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是关键。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02年《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我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为第31位，比2001年提高2位；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比2000年提高了3位（注：《我国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第31位 优势与劣势并存》，2002年12月04日，http://www.sina.com.cn。）。当然，我们也应该对我国科学技术的总体发展状况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有一个透彻的分析。首先，我国整体科技水平确实还比较落后。世界银行最新一份报告说，中国的R&D支出仅相当于世界的0.66%，它必将拖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后腿（注：World Bank:"China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seizing the 21st Century"（2002年6月），http://www.worldbank.org/publications.）。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为我们赶超先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我国科研实力和科技成果确实不少。一是科研主体队伍比较庞大。除大中型企业的科研开发外，全国有5000多个县级以上科研单位，1000多所高等院校。二是科研投入不断增加。从绝对量上说，1997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总支出为34.3亿美元，1998年达到39.3亿美元，1999年为58.1亿美元，2000年为66.6亿美元（注：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研究组：《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第92、3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相对数上说，我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量指标在全球的地位由1996年的第19位升到第9位。三是专利、科研成果较多。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1996年我国专利申请突破10万件，2001年达到20万件；自1985年我国《专利法》实施以来，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863计划实施10年来，共鉴定成果1200多项，论文2万多篇。最后，我国的科技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更低。我国科技事业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化程度低，依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据初步统计，我国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比例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面对这种情况，十六大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规划，一是要求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要求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三是要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即必须形成一整套支持科技与资本结合的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在这里，创业板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创业板是实现科技与资本结合的重要桥梁与纽带。纳斯达克就是一个资金集中的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绝对不会有硅谷。这一点是创业板独保青春活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十分注重美国纳斯达克经验，想方设法进行创业板市场试点的根本原因。试想一想，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公司最多时达5000多家，拥有微软、戴尔、英特尔和思科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著名企业。而且，我们在讲这一事实时，还忽视了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自1972年成立以来，特别是1982年纳斯达克全国市场建立之前，纳斯达克在相当长时期内充当了纽约交易所的“孵化器”。据统计，1971年到1994年，纳斯达克市场有895家公司转到纽约交易所和美国交易所上市。时至今日，每年仍有一些公司到其他交易所挂牌而退出纳斯达克，如1996年至2001年7月，又有338家到纽约交易所上市。因此，由此推断创业板是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摇篮，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其次，创业板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国家创新体系是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瑞典经济学家奥克·佗特瓦尔提出。自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国家创新体系》报告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将国家创新能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999年8月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和十六大报告接受了这一概念，明确要求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是核心，企业是主体，中介机构是重要环节。国家创新理论认为，中介机构主要包括技术转让和扩散机构、咨询与评估机构、政策研究机构（思想库）、风险投资公司和股票市场。也就是说，创业板是国家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最后，创业板是风险投资规范发展的重要条件。风险投资是资本市场分工细化的产物，是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模式创新，对于活跃科技创新活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均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事实表明，风险投资与创业板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方式，两者分工合作，不可或缺。风险资本主要是对处于种子期或初创期的企业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现资本与技术结合的第一步；创业板主要是对处于成长期或扩张期的企业的支持，可以说是实现资本与技术结合的第二步。风险资本实现的外部监管主要表现为风险资本家通过契约合同的个体监管；而创业板实现的外部监管则比风险资本要宽广得多，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社会监管。风险资本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较差，一般需要7-10年的封闭期，企业失败的机会相对较多；创业板流动性强，企业成功的机率大。更为重要的是，创业板给风险资本以希望和目标，由于创业板的存在，风险资本没有后顾之患，经过它孵化的“种子”，最好的可以拿到Nasdaq市场进行IPO，稍差一点的可以拿到OTCBB市场：并且由于公开上市这个退出通道的流畅，使其他退出通道如同行收购或并购(Trade Sale/Acquisition)、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repurchase)、机构投资者购买和破产清算等环节也顺畅起来，风险资本可以在得到高回报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循环。它不但提供资金，而且孵化技术，改造管理，因此必须汇集人才，形成以资本，技术和管理相互促进的创业环境。在这一环境中，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否通畅，企业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能否形成，都要依靠创业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美国斯坦福法学院Bernard S.Black和Ronald J.Gilson论证道，许多国家公开地羡慕美国风险资本市场，但就是难以成功地复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未能做到风险资本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他们认为。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是风险资本壮大和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发达的资本市场给风险资本家提供通过IPO退出，这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的关键。他们对1978-1996年美国有风险投资背景公司IPO的数量与风险资本承诺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的IPO多的年份，当年的风险投资的承诺投资额就多，反之亦然。
解决就业问题需要创业板解除中小企业发展瓶颈
充分就业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
未来20年，我国就业压力之大是任何国家或地区所无法相比拟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人口还需要大量迁移到城镇。据中国人口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和预测，2000年底，我国大陆人口达12.69亿，从业需求为7.28亿人，估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72亿，从业需求达到7.99亿人。以2000年64%的大陆人口生活在农村计算，我们初步测算，在未来20年内要使农村人口的比重低于50%，大约需要解决1亿人口的城镇就业问题，平均每年约500～600万人；如果使农村人口下降到40%，需要解决2亿人口的城镇就业问题，平均每年900～1000万人。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报告认为，保守地估计，中国在未来10年内需要新创造9000万到1亿个就业机会，以吸纳将要从农业转移出来的4000万到5000万劳动力，以及来自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和新增劳动力。
实践表明，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是就业和再就业的主渠道。从我国的情况看，1976年至1999年，从农村转移出的23亿劳动力大多数在中小企业就业。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间，国有和集体企业从业人员分别净减少了1774万和1837万人，个体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却净增加了2796万人，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则净增加549万人。从世界上看，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也是世界性规律。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58-1977年，小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从55%下降到52.5%，1977-1987年，上升到56.5%。因此，小企业被称为“美国的工作发动机”（注：傅汉清：《美国小企业研究》，第147、14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20世纪90年代后期，OECD国家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提供了绝大多数就业机会，最高的爱尔兰达到85.6%，最低的澳大利亚也达到45%。见图2。
图1 1978年～1996年美国有风险资本背景IPO发行家数与新风险资本投资额关系图
资料来源：Bernard S.Black:Does Venture Capital Require an Active Stock Market?http://www.law.columbia.edu/lawec.
图2 OECD成员国中小企业提供就业情况图
资料来源：Keith Newton:Management Skills for Small Business A Report Submitted to Small Business Policy Branch,Industry Canada.Cruise March 30th,2001.
需要引起高度注意的是，与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我国就业增长的形势相当不乐观。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1997年到1999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8.8%、7.8%和7.1%，但就业人员的增长却由1.1%下降到0.6%和0.4%，出现这种不协调状况，中小企业发展不顺利是一个重要原因（注：向建国：《中国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第18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中小企业的认识确实在逐步提高，但与国外不遗余力地支持或扶持相比，我国的具体扶持措施并不多。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门法律，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六大报告也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十六大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把就业问题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为，如果不从制度上或根本上解决我国庞大人口的基本就业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是一句空话。现在该是拿出具体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时候了。
妨碍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除公司治理因素外，融资问题尤其突出，就资金缺口来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金融产业委员去发布了《麦克米伦报告》，提出了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 Gap)。报告认为，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缺口，小企业对资本和债务的需求高于金融体系愿意提供的数额。目前，这个问题在全球依然有代表性。2001年7月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小企业局(SBS)对英格兰2000多家中小企业的老板，就“影响他们成功的因素”作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有52%的企业家认为税收是第一大因素，50%认为监管是第二大因素，41%认为融资是第三大因素（见图3）。
图3 2001年英国中小企业家的困扰
资料来源：http://www.sbs.gov.uk/content/research/new sletter3.pdf.
解除中小企业发展瓶颈需要综合对策，其中开设创业板可以说是一个有效的方式。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其《在中小企业中创造就业的建议》报告中，要求各成员国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解除中小企业发展的制约，其中第一条就是缓解中小企业得到信贷和进入资本市场的困难（注：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Job Cre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s Enterprises.Recommendation",1998,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recomm/instr/r-189.htm.）。笔者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综合对策》(2002)一文中曾详细阐述了这个道理，即无论是推进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还是开辟中小企业多渠道融资通道，尽快设立针对中小企业的新市场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注：隆武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综合对策》，《证券市场导报》，2002年8月。）。首先，创业板是中小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场所。筹资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各国在针对中小企业的立法中均加以强调。如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16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创造条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直接融资。”2000年6月通过的《欧洲小企业宪章》在“承诺”中明确：“改善小企业的融资途径，使小企业在整个生存周期都有渠道得到资金”：资料显示，日本中小企业外部股权融资占企业外部融资的比例从1989年的12.9%上升到1999年的13.1%。美国小企业外部股权融资比重占企业外部融资的26.6%。据统计，纳斯达克市场最多时上市公司达到近5000家，市值最高时达5万多美元，占当时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30多万亿的1/6，培养了像微软、戴尔、英特尔和思科等一大批著名企业，成为高科技成长的摇篮。OTCBB市场最多时挂牌证券达6613家。到2001年10月还有3700多只证券。其次，创业板又是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炼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上市前，中小企业要针对创业板在发行人的规模、财务指标、股东人数、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的要求，完成辅导改制，力争“达标”；二是发行上市后，需要满足创业板的持续上市要求，需要强制履行信息摈露的义务，需要接受来自投资者、中介机构、监管当局、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中小企业还需要在资本市场收购兼并浪潮中接受洗礼，熟悉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则和相关制度安排，积累经验，走向成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业板是运用社会监督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树立诚信意识和实现规范发展的重要舞台，是培育企业家的摇篮。
另外，通过创业板的示范效应，形成全社会创业的良好风气，可以鼓励人们自主创业，不仅解决创业者自己的就业问题，而且还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在国外，个体经营者或非农自雇者(the nonfarm self-employed)在各国劳动力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据统计，1979～1993年，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自雇者的比例呈现出上升趋势。1993年，自雇者在非农劳动力中的比例最高的4个国家中，希腊达到28.2%，意大利为24.2%，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为18.6%和18.2%12。就美国的情况而言，1974～1984年，美国在全部非农部门全日制职工中，自雇者所占的比重，男性从10.7%升至12%，女性从3.2%升至4.7%。1970～1994年，非农自雇者增加了72%以上。1993年，美国有企业2150万家，其中14000家是大企业，拥有雇员并全日经营的企业增至585万个，而自雇者更是高达800万个。1996年，美国有897万个自雇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鼓励自主创业，是广开就业门路、妥善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创业板的激励机制是不可或缺的鼓励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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