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文化：贫困的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止目前，我国农村还有4200万人口尚未脱贫。解决这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在跨世纪的关键时刻所面临的最艰难、最紧迫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做出不懈努力，但其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花大力气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除贫困人口头脑中的贫困文化。
我们所说的“贫困文化”与目下热门话题中的“文化贫困”有所不同。“文化贫困”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素质低下，如智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等，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围。而“贫困文化”借用一位人类学家的说法，它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安于贫困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人存在的意义系统，是人的追求、理想和信念体系，反映的是人的深层精神状态，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如果在这方面陷入贫困，要比物质贫困、智力贫困更深重、更可怕、更难以摆脱。因为它的唯一功能，就是生养贫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并由此形成一种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当然，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地域偏远、交通闭塞、物质资本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等，都是产生和延续贫困的重要原因，但从一些深山区有的已经脱贫致富跨入小康，而有的却驻足贫困一贫如洗诸多事实的对比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后者之所以持贫不脱，固然与其自然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浓厚的贫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文化是他们贫困的主要因素，是贫困中的贫困。
那么，这种贫困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它们怎样导致贫困？
1.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许多村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于是，“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富贵本是前世修，命中没有莫强求”，就成了他们的人生箴言。因此，面对贫困，他们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一种无为哲学，听命由天，无可奈何地忍受贫穷。即使产生某种免除贫困和避灾祛祸的希冀，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一些贫困地方，村民衣食无着，经济建设资金匮乏，但修碑、建庙、求神拜佛之热，令人吃惊。结果，徒然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钱、财、物变成了陷人们于迷信狂热的麻醉剂。这种无为主义的人生观，使他们安贫认命，不思进取，失去了任何可以改变其贫困命运的精神动力。
2.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低品位的人生观和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许多贫困村民产生了一种低水平的畸形的心理平衡：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大别山区存在的“火炉”心理，就是典型一例。在这里有一种烤火习惯，一般农历9月至翌年4月，山民都要烤火。烤火时，一家人整日围在火炉边，即使走亲串户，也都提着火炉。两只创造财富的手用来抱火炉，一年当中长达半年多时间被火炉消磨，他们不知痛惜。相反，他们却在贫困的悠闲中颇感满足。这里有句顺口溜：“脚蹲小火炉，手捧玉米糊，皇帝老子不如我”。另外，不少地方还流行“穷点无所谓，只要别受罪”的说法。这些都体现了贫困山区一些群众贫而安贫、不求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又产生了他们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态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活得太累”，敬业苦干被讥讽为“牛马生活”，刻苦耐劳被视为“对不起人生”，而游手好闲反被看作“活得潇洒”。在太行山区竟发生一些村民为不受种田之“苦”把责任田转让他人耕种，自己拿着钱到外地要饭的事情。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这种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只能磨灭他们的所有追求。
3.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在许多贫困山区，人们的消费意识异常淡薄。例如，他们的饮食结构极其简单，只讲填饱肚子。有的在冬春季节根本不吃菜，而是干粮就咸菜，这当中有的确因贫困使然，但更多的则是受其消费观念支配。他们的经济条件还不致于困难到吃不起菜的境地，可村民们认为在副食上掏出一笔钱，是一种浪费。这种低下的消费观导致他们的饮食结构失衡，造成营养不良，疾病缠身，身体素质下降，不仅严重影响劳动效率，而且消磨了人的意志和精神，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体力与精神的双重乏力感。
4.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由于几千年小农经济文明的积淀和闭塞的自然环境以及“差序格局”的限制，他们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着执著的偏爱和迷恋，而对外部文化、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有着一种本能的隔膜与排斥。他们宁可忍受贫困，也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在一些山村有一些农村青年曾外出打工，但又因不习惯外面的生活方式，或者“想家”，而飞鸟归林。较高的收入和繁华的都市，抵不过山区人的“安土重迁”、“贫而安贫”的惯性力量。在他们看来“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咱这草窝窝”。这种心理，使他们老守田园，驻足贫困。
5.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由于小农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许多村民仍抱着“七十二行，以农为王”的传统心态，把务工经商看作不务正业。虽然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商品经济大潮汹涌，但一些贫困山区，却是自然经济的平静港湾。“种田为吃饭，载树为烧柴，养猪为吃肉，养牛为犁田”仍然是山民们经济活动的规范。因此，他们的市场观念缺乏，且有着浓重的排商、畏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不仅不需要，甚至是不光彩的事情。沂蒙山区的不少贫困人家认为：“只要吃饱穿暖日子好过，不需要赚钱”。有的农户宰了猪无钱买盐腌肉，宁可让肉在家臭掉，却不知卖几斤肉来买盐。直到现在，还有些农民仍为挑担上街卖东西感到害羞。这种小农本位、排商畏商经济观，不仅使农民在简单再生产的狭窄磨道里转圈子，物质生活不能改善，而且使他们的头脑僵化呆滞，精神毫无生气。
6.“等、靠、要”的度日观。我国过去长期实施的“送粮、送衣、送救济”的“输血”扶贫方式，虽缓解了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需，但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使一些干部群众形成了靠政府救济度日的依赖心理。他们坐等救济，坐吃救济，吃光、用光救济再要救济，并且躺在政府救济上多生孩子，反正多一个人头，就多一份救济。有的地方为多要政府救济弄虚作假，少报田亩、产量和收入。还有的村民在政府检查工作时，把所有粮食藏起来，装作揭不开锅的样子。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实践证明，这种单纯救济式扶贫效果不佳，不但未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使许多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产生了严重依赖心理，鼓励了一些村民的懒散怠惰，形成了他们“等、靠、要”的度日观，“有自由，无主张，抱着膀子晒太阳，坐等上面救济粮”，这句大别山区的顺口溜，就是其集中反映。目前我国的扶贫战略虽已改为开发式扶贫，但多年养成的“等、要、靠”心理，在一些贫困人口中仍未消除。
以上特征，是贫困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将其集中到一点，就是价值品位低下，甘于贫困。它宰制了人们的头脑，腐蚀了人们的肌体，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使人们丧失人生价值的合理追求，泯灭了改变现状的信心，消磨了战胜贫困的意志，把人们推入一片麻木僵滞的精神荒原，身在贫中不知贫，懒散无为混春秋，没有挑战贫困，创造新生活的任何精神动力。这是一种价值贫困，精神贫困，一种比其他贫困更严重、更难治愈的贫困。与之比较，其他贫困是表象，而价值贫困，才是产生贫困的深层原因和人们的深层贫困。因此，反贫困，必须反贫困文化；扶贫攻坚，必须纵深开展扫除贫困文化之战。
怎样才能根除贫困文化，赢得扶贫攻坚的全胜？显然靠原先实行的单纯救济式扶贫是不行的，过去的教训已经表明，那种施舍式扶贫，助长了一些村民的懒散，结果越扶越贫。那么，我们目前实行的“开发式”扶贫将会怎样呢？我认为，如果把这种“开发”仅限于经济与技术层面，也将难有建树。开发式扶贫把原来救济式“输血”扶贫改为“造血”式扶贫，即给资金、给技术、给项目，改善生产条件和基本设施，促进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促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也是扶贫攻坚不可缺少、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但是，这些只能给农民脱贫提供客观物质条件和工具，而要真正发挥开发扶贫的造血功能，还需要主观条件，即贫困人口本身的素质和奋斗。如果他们生命机体僵滞凝固，严重老化，损失了再生功能，即使有了各方面的客观条件，“血”也不能造出来，扶贫开发就只能起到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而难以彻底根除。即使一时靠扶贫脱贫，一旦扶贫力度减弱，他们仍会返贫，陷入二度贫困。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大别山的岳西县政府给贫困山区注入资金、引进项目，支持他们办乡镇企业和养殖业。但时间不长，多数企业关门或困难重重，养殖厂也蛙死蛇亡，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低。这说明，不能把扶贫开发停留在经济层面。
于是，文化扶贫成了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不少人认为这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其实，目下人们所说、所做的文化扶贫的着眼点、着力点，主要是素质扶贫，如搞文化下乡，发展普通教育，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等。固然，这种扶贫是十分需要的，它的功能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素质，为脱贫提供智力支持，这表明对贫困的认识和扶贫层次加深了，但它毕竟停留在工具理性，或者说智力开发层面，而不能触及贫困人口的价值理性与精神世界，不能祛除人们灵魂深处的贫困文化。如果贫困人口依然为这种文化心态所控制，就会像沃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促使他发展和增加财富的事物都不感兴趣”。（注：沃尔曼：《发展概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3页。 ）即使向他们提供再好的机遇，再现代化的教育，再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再充足的资金，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也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化，失败的畸型发展的悲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工艺，也会在这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因此，我们的“开发”扶贫和“文化”扶贫，都不能停留在现实操作的层面，必须将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在贫困人口的深层文化价值观方面展开一场深刻的革命，即通过其价值观的改造与转换，根除其消极无为、安于贫困的贫困文化，重建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价值体系，生长现代性的人文追求，形成一种反贫困的精神动力。只有经过这样的价值观变革的洗礼，贫困地区的人们才能彻底摆脱贫困文化的纠缠，反观自身，弃旧图新，穷则思变，向贫困宣战。如此，各种扶贫措施和载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贫困人口才有脱贫的希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
要根除贫困文化，重铸贫困人口的价值观，首先应对贫困农民抱一种宽容体谅的理解精神。贫困文化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中落后小农经济意识的反映，是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和自然地理条件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处在封闭无助状态下的农民可以任意选择的，不能因为他们具有这种落后文化而受到轻视和鄙夷。其次，要对贫困文化持一种现代理性的批评态度，深刻指出其对农民脱贫和发展的严重危害，警醒村民抛弃这种陈腐有害的文化垃圾。再次，以满腔的热情，通过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逐步引导他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做到“六克服”、“六树立”，即克服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观念，树立人定胜天、积极进取思想；克服安贫乐道和宁愿苦熬不愿苦干的懒汉意识，树立穷则思变、苦干脱贫致富的志向；克服不求更好、但求温饱思想，树立追求更好、合理消费的意识；克服老守田园、安土重迁思维定势，树立大胆开放、敢于流动闯天下的思想；克服传统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心理，树立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观念；克服“等、靠、要”的依赖意识，树立自强、自信、自立观点。这些新思想的形成，将会斩断他们与贫困文化的联系，培育其现代人文精神，逐步提高价值追求，成长为挑战贫困、奋发创造新生活的新式农民。为此，需要组织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到先进地区参观考察，使之开阔眼界，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同时，重点培养一些较易接受新观念、肯吃苦的农民率先摆脱旧思想束缚，脱贫致富，以其示范效应，促进和带动其他群众。有了这样一大批经过价值重铸、焕发青春活力的农民，“开发式”扶贫才能在充满再生能力的肌体上造出“血”来，才能使现有贫困人口实现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重跨越，夺取我国扶贫攻坚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