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布什的“外交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总统大选渐入炽热之际，有关美国外交的争论也开始逐步升级。前不久，美国外 交学会副会长林赛和美国对外政策高级研究员达尔德在一篇文章中语出惊人，提出布什 在过去四年中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巨大的“外交革命”。两位作者批评美国的外交“犹如 ‘各国中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在道路上横冲直撞将其他所有人都逼出了行车线”；因 此，“许多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如今认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美国的伙伴，而是 制止美国滥用权力的‘刹车’”。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美国知识分子对布什“外交革命”的批判是否反映了美国社 会的良心?回顾四年来的布什外交，布什到底是不是进行了一场外交上的革命?其背景和 内容是什么?怎样解读布什外交政策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这些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做一 个深刻的反思。我们的目的，是要探讨美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 “美国式民主”和自由的典型国家和旗帜；另一面是外交霸权的撒旦。
反渐进主义的“外交革命”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很难把外交和革命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英国著名的外交官萨 道义(Satow)在其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曾对外交这个概念提出过一个经典的 定义：在他看来，“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的 一种手段。简单地说，外交是“由国家首脑直接或通过委派的代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 驾驭国际谈判的艺术以及从事这种谈判的技巧”。与外交的和平特性相反，“革命”最 突出的特征是暴力和战争。因此，所谓的布什“外交革命”，一方面是说美国开始把使 用武力融入到合法的外交政策中去，并因为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而使世界强国之间的关 系发生戏剧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美国人眼中的敌友之间的阵线组合发生了出乎意料 的变动；另一方面，布什“外交革命”的真正含义也在于它颠覆了美国外交的许多“优 良”传统和合理原则，其咄咄逼人的态势凸现了反“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的外 交特征。如果说美国人对世界的同情心过去被评价为“宽达一英里，深只一英寸”，那 么“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方式”。过去美国人可能认为自 己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则开始相信美国就是世界。
策划布什“外交革命”的“火神”
如此之大的转变是怎样完成的呢?
布什上台之前被看作是一个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候选人。虽然他贵为前总统之子， 但对世界感性的认识非常有限。如他只有过几次为数不多的国外旅行经历。难怪乎他在 竞选时坦诚地表白说：“我不需要人告诉我应当信仰什么，但我的确需要人告诉我科索 沃在哪里。”他当时表现得还比较谦虚。他曾特别告诉支持他的选民，他认为美国必须 “自重”，在外交方面要“低调行事、行为谨慎”。他甚至说，自己把自己的总统职位 看成是美国国家公司的CEO，认为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给美国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和 议程。在必要的时候，他誓言旦旦地说自己将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谨慎处 理外交事务。
布什当选后在外交方面首先精心挑选了自己的人选。当时，有8位共和党国际事务专家 被他收入麾下，为布什外交政策出谋划策。这些人后来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绰号，被人形 容成是罗马神话中的8位火神(Vulcans)。8位走到幕前的“火神们”在某种程度上支持 自由贸易，主张美国应当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更多地和别的国家交往。虽然在某种程 度上他们延续了克林顿时期的“输出民主”战略，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他们绝不是 什么“国际主义者”。后来的外交实践也证明他们是“极端保守分子”(Radcons)。因 为他们采取了一种强势介入的姿态企图“领导”国际事务，在具体表现上也显得非常激 进，有时甚至无法无天，用诅咒或“与世界豪赌”的心态试图改造世界。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火神”群起舞之，策划了一场“外交革命”。
一个中心和三个逻辑起点
布什“外交革命”有一个中心思想和三个逻辑起点。其中心思想是，“不受别国约束 的美国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换句话说，美国领导人开始相信美国必须重新定位 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全能选手” 必须承担“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义务”。与此同时，他们也忧心忡忡地表示：美国独 一无二的地位，使它最有可能成为任何敌视西方国家和集团的目标。而在一个危险无处 不在的世界上，确保美国安全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惟一方式的话——就是摆脱朋友 、联盟和国际组织强加的种种限制。美国人不能指望别人来保护自己；其他国家必然不 会理会涉及不到自己的威胁。因此，美国别无选择，能以一种更加自信、更为自主的态 度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为此，他们寻求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行动的自由化。
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导致了布什“外交革命”的三个逻辑起点：(1)“美国可以采取单边 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权力”；(2)美国支持“先发制人理论”；(3)美国对自己不喜 欢的政府可以“采用政权更迭”的方式进行推翻而摈弃谈判。以“先发制人”战略为例 ，我们看一下布什“外交革命”的要旨所在。“先发制人”战略的制定是因为，布什认 定在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日益扩散、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正准备以非常规手段发动攻击 的世界，美国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保护自己。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国应该运用自己的实力 “走出国门去寻找恶人以便铲除”，最终改变世界的危险现状。
“先发制人”战略要求美国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不仅要对付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 还要防范性地对付潜在的威胁。伊拉克战争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有专家指出：这样的外 交思想不仅颠覆了美国立国之父华盛顿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谆谆教诲，而且也是对 美国自二战后即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是对克林顿时期“ 人道主义干预”论的发展。与“遏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更讲求军事实力的首先 使用与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范；与“人道主义干预”论相比，“先发制人”更强调 实力的绝对重要性而较少顾及所谓伪善的“道义”束缚，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应当说，作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个重要手段，“先发制人”本身无可厚非，但布 什政府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扩展至针对非恐怖主义威胁，其对国际关系的 影响就非比寻常。这样一来，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国际关系所确立的基本准则将面 临重大挑战。事实证明：缺乏自律的国际干涉主义只会证明是一项富有风险和危机性的 举动。如果听任由打着“国际道义”旗号而推行干涉行动，国际政治的道德便会回复到 部落主义、十字军讨伐和宗教战争的仇杀老路。
布什“外交革命”的实践
第一个实践是反恐。
在反恐初期阶段，布什临危不乱、运筹帷幄、决策果敢，不仅赢得美国朝野好评，也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当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在国会发表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时，其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颇似当年“凯撒大帝征服高卢回归罗马一样的盛典”。随之而来的短 短几个月时间内，布什成立国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统合本土的反恐工作，组成“国际 反恐联盟”，军事打击阿富汗、一举歼剿“基地”组织大部人马等，迅速树立了“战时 总统”的正面形象，走出“法院判出来的总统”的阴影。国际社会也纷纷期望以联合反 恐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媒体称“9·11”使布什“因祸得福”。
但是，美国没有给恐怖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种模糊策略在“反恐”初期为白宫 提供了不少便利。运用恐怖主义这一万能词，华盛顿可以很方便地为任何反对其政策者 扣上恐怖组织的帽子。反恐的扩大化使美国陷入困境。美国反恐目标的“异化”使美国 陷入一种欲赢不得、欲罢不能的两难境地。伊朗问题、朝核问题、巴以冲突等地区性问 题再次升温，莫不与布什的反恐扩大化政策相关。
最为人诟病的是布什采取的反恐“双重标准”问题。为了扩大“志愿者同盟”的队伍 ，只要某个国家对美国攻伊表示支援，白宫都非常乐意将该国的反对派组织添加到国务 院的恐怖组织名单上。比如目前将近有500万人被列入了美国的恐怖主义观察名单。在 国务院最近公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模式报告》中的恐怖组织就包括意大利的“反帝国主 义本土核心”、土耳其的“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爱尔兰的“红手保护者”和车臣 民兵组织“里亚杜斯-萨利欣车臣烈士侦察破坏营”。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 这些组织都没有被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都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切威胁，更不用提与阿 尔盖达同流合污了。美国反恐已经失去重点并制造了“双重标准”和随之而来的难以消 除的噩梦。
布什“外交革命”的一个中心思想：
不受别国约束的美国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
布什“外交革命”的三个逻辑起点：
一、美国可以采取单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行使权力；
二、美国支持先发制人理论；
三、美国对自己不喜欢的政府可以“采用政权更迭”的方式进行推翻而摈弃谈判。
第二个实践是处理与盟国关系的失误。
“9·11”恐怖袭击才刚刚发生，布什就在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以最言简意赅的方式 定义了美国的“反恐”政策，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出选择。它们要么站 在美国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美国以这样的宣言，不仅表明了自己有了重塑 世界的意愿，而且期望能以自己的实力对盟国体系加以改造。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听盟友的意见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改变了杜鲁门开创的联 盟体系，深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当时，以法国、德国以及俄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发出了 强烈的反战声音，世界历史上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反战浪潮。虽然从总体上看，上述国 家基本上采取了“反战不反美”的政策立场，人们不能片面夸大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分歧 ，但是在本质上，反战国家所要争取的是他们的国家今后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 的对等“伙伴”关系。在整个“反战”过程当中，这些国家表现出非常灵活的外交特点 ，简单的概括就是“敢于斗争、愿意妥协”，这表现在其政府的表态和民间的情绪形成 巨大的反差方面，甚为明显。
美国近日推出的《在布什统治下，我们失去了什么?》一书作者就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 的领导人。他认为，伊拉克行动使美国“失去了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良好声 誉；失去了‘9·11’之后全世界给予我们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变成了恐惧和仇恨； 失去了生命和盟友；失去了特权和自由；失去了本可以用来真正打击恐怖主义的数十亿 计的美元。在布什时代，美国失去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在“9·11”之后，世界各 地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都被毁掉了——美国从被爱变成了被恨。
的确，布什“外交革命”使得美国的“软实力”受到了空前的损害。国际社会对美国 以势压人、好为人师、横加干预的外交作风非常反感。如果说国际社会中原来还有些国 家把美国看成是“好心肠的霸权”、“世界秩序的基石”，现在人们已经看到，美国本 身就是一个“乱放枪的警察”，甚至堕落到一个拥有强大实力、迷信强权政治的最大“ 无赖国家”。
第三个实践是蔑视国际组织，疏于开拓可信赖的国际合作机制。
权力与影响力不一定成正比。布什上台后，在处理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方面可谓是劣迹 累累。例如，他执意取消了与俄罗斯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订《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反对签署《国际禁止地雷公约》，拒绝签署防止全球温室化的《京都议 定书》，甚至还退出了生物化学武器谈判。在2002年3月，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强行对钢铁进口增加关税，令美国的贸易伙伴感到无比愤怒。美国试图以一己之决定左 右天下之局势的行为，严重摧残了人类过去50多年来为了和平与发展孜孜以求、辛辛苦 苦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制，严重破坏了全球公共政治制度建设的 进程。美国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蔑视和公开践踏，加上其赤裸裸 的“炮舰外交”和企望通过打击伊拉克等“邪恶轴心”国家建立由它主导的世界政治新 秩序的做法，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示范效应”，人类重新笼罩在“强权即真理”的旧式 国际关系阴影中。不少国家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定位，力求在以后的国际交往中采 取更多的“唯本国利益至上”的“自助、自救”行动。
“外交革命”在美国内政上的折射
布什的“外交革命”在美国内政上出现了复杂的折射，引发了美国内部的革命，改变 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从总体上看，美国在冷战结束后1990年代那种国家的超级自信开始受到世界的质疑， 美国人民开始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怀疑。目前的大选，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总统布 什和参议员克里代表着分化的美国的两极。他们的区别是真实的：布什希望继续在国内 及国外推行根本性的变革，而克里当选则将使美国进行一个调整，当然不是急剧的转向 而是一个反思和调整。双方的争论，使得普通的美国选民在伊拉克和美国经济两大选举 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在伊拉克问题上，据笔者观察，虽然伊拉克战争死亡人数已经超出越战前3年总数，逐 步接近“越战化”边缘，美国人也普遍反战，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在心理上还是认为美国 在伊拉克花费的2000亿美元和死亡1000多人还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因此，反战但坚决支 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成了美国民众的普遍心态。
选民在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心理有突出的表现。一方面，美国整体经济虽然短期恢复比 较快，但其国内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一度曾从数千亿跌落到几百亿美元。 其经济上出现了令人难堪的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在2003年底都达到5000亿美元 以上；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出现了奇怪的“喜忧参半”的现象：美国家庭平均收入有所 增加，但是失业人数和失去医疗保险的人数也在增长。这样的一个状态，让美国人倍感 困惑。
更为荒唐的是，以反恐的名义，美国总统权力不断扩张，甚至有“民主独裁”(宪政独 裁)的倾向，国家内部出现了谈恐色变的局面。在“9·11”袭击后两个月中，大约有12 00名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被拘留。而司法部在2002年9月还启动了登记制度， 要求访问美国的16到25岁的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的人入关时留下照片和指纹。与此 同时，反恐力度的加大，还让司法部动员了1万2千人试图在10个大城市训练100万告密 者。这种极端的做法，招致了不少人权组织的反对。
有关布什“外交革命”的争议
关于布什的“外交革命”，笔者关心的争论焦点有两个：
第一，如果把布什的外交实践看成一场革命的话，那么布什的“外交革命”是不是殖 民主义的复活?是不是干涉主义或人道干涉主义的翻版?基辛格曾说过一句非常微妙但值 得我们深思的话：你们常常指责美国在世界上指手划脚，但是在这个纷繁动乱的世界里 ，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热心肠?
这里，判断“外交革命”的标准似乎要更复杂些。
首先，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建立了国家体系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最主 要的原则就是强调“国家主权”。各国主权原则和权力虽然被认为是政治的最重要资本 ，其分配也相当不平等，但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应该是国际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的原则。国家安全的保障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实现安全绝不能通过利己损人，而只能本 着互谅互让、相互确保的原则才能达到，所以合作与协商是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布什的“外交革命”，摈弃了相互依存的国际原则和共同合作的外交理念，招致了美 国和其他国家学者们毫不客气的批评。例如，10月12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650位外交 官和专家学者们于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信中称：美国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的对外政策是 美国自越战以来最大的政策失误，这一政策破坏了打击极端恐怖分子的事业，并对美国 利益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后果是，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辩论中出现了“很大扭 曲——以推测代替事实，用神话代替算计，错误的说教代替了国家利益的考虑”。
布什“外交革命”的实践
第一个是反恐
第二个是处理与盟国关系的失误
第三个是蔑视国际组织，疏于开拓可信赖的国际合作组织
此外，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动用武力“治理”世界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否纯洁。
美国动机的纯洁性至关重要。在进行“外交革命”的过程中，美国一直强调：一个有 信心动用武力的华盛顿不会疏远朋友，也不会让暴君统治下的人民失望。华盛顿所期望 的东西，也是人人都向往的东西。我们不否认，美国自立国之日起，就自诩为一座为全 人类照亮政治发展方向的“自由灯塔”，深信可以“有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鼓励来建立 世界上最高尚、最纯净的政体”。例如，纽约自由女神像的碑文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将你的疲惫、贫困交付与我，享受自由的呼吸。”这固然体现了“自由文化的幻觉”，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也表达了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布什的“外交革命”特别是对 伊战争的爆发，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所谓“道义原则”和以维护全世界的福 祉为己任的“崇高使命”不过是其掩饰掠夺愿望的借口。美国式的文明已经无法成为世 界的楷模。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大打折扣的结果，使美国在全世界的“道德高地”面前 一败涂地。
除了理念上美国的道德形象越来越可疑之外，美国推动他国政权改朝换代的做法也让 人充满质疑。
历史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策划过推翻伊朗首相穆罕默德·莫沙德哈的行动，中央情报 局训练过妄想取代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里根开辟了援助尼加拉瓜想要推翻桑地诺派 的反政府武装的渠道；克林顿则帮助塞尔维亚人反对派废黜了米洛舍维奇。但布什走向 了极端。他充分表现了美国难以调整的“救世主”心态，即用自己那套价值观去评价其 他国家，进行“道德讨伐”。事实上，“美国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 甚至连全球道德家也做不成。因为第一种人需要名正言顺的合法性；第二种人的根基是 拥有偿债能力；而第三种人则需自身清白”；
第二，美国作为一个孤独的霸主，在出手干涉世界事务后，世界变得更安全了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宣称，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场新的改变人类命运的 “诺曼底登陆”。美国新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查尔斯·克劳塞墨不断重复自己的陈词滥调 ：“民主征伐”已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因为这样的使命不过是冷战后“打扫 战场”的行动，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全球主宰——走向一统天下”。
狂哉斯言。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差不多有10亿人口，57个成员国，要完成这样的改造是 “不可能的任务”。可惜的是，现在“超级大国综合症”让美国的一些新保守派们感觉 到：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不像他们预言的那样美好，以及布什总统正努力让选民相信 他不是好战者，美国新保守派及其基督教右翼盟友在布什政府中的地位目前一落千丈， 因此，他们又张罗着为美国在中东的下一次冒险做准备。美国2003年军事预算达到4800 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其他192个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这样巨大的军力，让美国保守派 征服世界的欲望无限膨胀。他们的手段，除了战争之外还是战争。
美国“外交革命”表面上强调的是通过“替天行道”来传播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基督教 教义、移植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灌输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 观念。实际上，自负的美国犹如世界政治田野里的一头野象，开始肆意践踏全球依然脆 弱、需要养护的和平草地。正如林肯所说：“如果毁灭是我们的命运，那它的发起者和 结束者一定是我们自己。”华盛顿的夸夸其谈和傲慢无礼，也许会成为毁灭这个强大的 国家最明显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