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科教兴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教兴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教兴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百年大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和今天的这项国策有无联系？回答是肯定的。虽然五四时期并没有提出什么“科教兴国”，但五四时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来看，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性联系。
五四时期为何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这当然同人们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认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所面对的历史课题。
由于1840年后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不断地想灭亡中国和瓜分中国，因此，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首要的问题就是救亡图存的问题。特别是从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之后，中国人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危机的严重性，认识到不救亡，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根本谈不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谈不上社会的现代化。于是他们开始奔走呼号，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主张，“音乐救国”、“读书救国”、“改造人种救国”等等，但更多的人主张“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
所谓“科学救国”，就是通过提倡科学，发展科学，达到救国的目的。西方现代科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的。随着留学潮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增加，更多的人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意义，因而“科学救国”就成为和“民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一样强烈的呼声。当时，人们主要强调的是“科学万能”。早在1916年，由赵元任、任鸿隽、胡明复等起草的《科学社留美同学书》就郑重地提出：“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未由。”由他们创办的《科学》杂志判定：“从今以后，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厥惟科学乎？”他们将科学看作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工具。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等也极力推崇科学，认为科学不仅可以救国，而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曙光社的成员提出，“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果能本着科学的精神来改造社会，社会总可以由不真不善不美，进到较真较善较美。”认为只要有了科学家，只要发展起科学，就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五四时期对科学的认识不仅仅是指现代科学技术，更主要的是指要有科学的意识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他们认为，讲科学就要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被封建统治者愚弄得愚昧无知，所以对科学的倡扬同对民主的鼓吹一样，都带有思想解放的意味。
五四时期，对科学重要性的强调不但使整个中国社会的科学氛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为科学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这一切，又直接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近代西方科技成果被大量介绍进来，国内科普水平显著提高。这方面首功应归由旅美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杂志。该杂志创办于1915年1月，主要撰稿人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科学》本着专精与普及相结合、介绍科学原理与实用知识并重的办刊方针，采用通俗易懂的横排和新式标点，对世界科技知识和信息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尤其可贵的是，该刊通过一篇篇专论，如《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农业》、《科学与商业》、《科学与教育》、《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和平》、《科学与德行》等，将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密切联系起来，不但客观上扩大了对科学的宣传面，同时也具体论述了科学对于各个领域的巨大作用，进而提高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的广泛关注。此外，五四时期的许多报刊，都辟有“科学常识”、“科学丛谈”、“科学世界”、“科学杂俎”等栏目，介绍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发明。当时，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外，给20世纪的科学带来革命性变化的量子力学、放射性原理、摄相术、显微镜等重大成果，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西方流行的科学研究方法、著名科学家的生平和研究活动、科研机构以及有影响的科学著作、西方科技史等也多有介绍。这些，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通过这样大量的介绍和宣传，使当时的中国人对近代西方科学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科学意识，也为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信息。
二是建立起一批新的学科和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研队伍。五四以前的中国，科研和科研机构几乎连虚名都不具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轻视科学，或未曾考虑过以科研为终身之职。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中国人底脑子被几千年底文学、哲学闹得发昏，此时简直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兴趣了。平常人不用说，就是习科学的人，只是书架上放了几本科学书，书房里、书桌上很少陈设化学药品或机械工具。无论什么学校都是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底功课占了最大部分，出版界更是不用说了。”另据蔡元培说，到1920年，中国还没有一家独立的研究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科学工作者深知，要想使近代科学在中国扎根，不能仅凭简单模仿皮毛便能收其功用，拾人牙慧只能永远落人之后。要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除了要“鼓吹科学思想”外，必须“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底机关”，“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这方面的工作首先表现于众多学会的创立。中国科学学会建立始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一批新的学会如中医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学群、京师博物调查会、动物学会、地质学会、植物学会、生物学会等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一批民办的科研机构也成立起来，这些机构大都由当时有名气的科学家创办。仅胡适帮助过的就有任鸿隽的科学所及化学研究所，胡先啸的生物研究所、汪敬熙的实验心理研究所等。这些研究所虽然规模不大，但具有开创性性质，在中国科学史上功不可没。正如著名学者卢于道在评价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时所说的：“它们在我国科学史上是划时代的。”
这一时期，众多的自然科学学科亦相继创立，如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竺可桢的地理学在中国为首创；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开创了中国动物分类学、遗传学、生理学、动物解剖生理学、植物细胞学、育种学等。在此之前，中国除事实上偏离生物科学本身的进化论外，生物学领域内几乎一片空白。1917年，北大建立心理学试验室，开设心理学试验课程，开创了我国心理学的先河。著名数字家、近代数学的引进宗师熊庆来回国后，建立起了清华学校和东南大学的数学系。秉志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师生物系。20年代，丁西林和颜任光共同创建了北大物理试验室，并用中文编写物理试验讲义，为北大物理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科学史的研究方面，钱宝琮、李俨等人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成果的整理是直接受了五四运动推动的。
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人才的培养。在造就中国现代科技人才方面，五四时期可谓是奠定中国现代科学家底的时期。人们说，正是救亡图存造就了“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竺可桢、李四光、秉志、胡先啸、卢作孚、刘为涛、钱崇澎、侯德榜、周仁、姜立夫、茅以升、凌鸿勋、戴芳阑、吴宪、叶企孙、吴有训、李书华、丁西林等人成为覆盖当时自然科学大部分领域的学科名人，都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精英。他们不仅努力开创中国的科学事业，而且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又培养了一批后续人才。
以上这一切，都是同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救国”的口号，同对科学的大力弘扬，同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所谓“教育救国”，就是通过发展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达到救国的目的。当时的主要观点是：
①教育是社会的生命。认为，“人类得享有很大的幸福的缘故，就是靠教育”。“须知教育是社会的生命，旁的人腐败尚不打紧，教育界腐败那简直是灾及子孙断送你的后代，使我们中国永远不得翻身。”只要教育走上正轨，社会自然变好。
②“教育万能”，教育是社会改革的根本。例如，北京女高师办的《半月刊》就提出：“欲救国必先救民，欲救国民必先提撕他，警觉他；实现民治的国家，全在此脑筋清醒的学生，谋今后救国的实在能力”，社会的“根本改造，根本解决，不是只说空话所能完事。改造从哪里起？解决从哪里起？这是根本的根本问题。这根本的根本问题就是教育。教育作改造事业的工具，作解放运动的利器，离开教育便不能讲解放，讲改造，因为教育是万能的。”
③旧教育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改良教育看作是“着手救这沉沦的社会”的“第一端”。例如，《曙光》社的社员就提出：“近来各种呼声繁杂纷乱不可向遏，什么解放咧，改造咧，种种名目，一时弄不清楚；但是我却认定了一个前提中的前提，根本里的根本，便是改良教育。”
④教育需面向全体国民。他们特别倡导“平民教育”。认为“教国民人人都有独立人格与平等思想的教育，就叫做平民教育。平民教育是平等主义的教育，不是阶级主义的教育，是为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不是造就少数贵族或有特殊势力人的教育”。他们把实现一个平等、美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平民教育上面。
至于如何着手来实行“教育救国”，那主张就更多了。有的主张从女子教育着手；有的主张从儿童教育着手；有的主张从乡村教育入手；有的主张从彻底改革汉字入手；还有的主张从介绍卫生常识、职业常识、公民常识等入手。总之，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是，由于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了旧教育制度的罪恶，因而提出了反对垄断教育，反对贵族教育，反对统治者操纵教育，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的主张，并把这看成是改造社会的切入点和关键。
在上述思想推动下，五四时期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推动了平民教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奠定了女子现代教育的基础。新文化志士们从塑造新的中国国民的愿望出发，认为一个优秀的民族的形成，关键之一在于有优秀的母亲。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及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提倡男女社交公开和拥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在他们的推动下，1917年全国教育会第三届年会正式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议案。至1918年8月， 教育部通过该案，要求各省酌情办理。自此，在基础教育中，女子教育和男女同校基本被确定下来。
二是大幅度改革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主要是确立起现代教育宗旨、实施和推广了白话文教学，对学制、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918年12月，教育部聘请范源濂、蔡元培、陈宝泉、蒋梦麟等19位著名教育家组成教育调查会，审议有关教育的重要事项。至1919年4月，该会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 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并就其内容作了具体说明。新的教育宗旨明显体现了辛亥革命以来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和科学精神，深深打上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烙印。在确定初等、中等、高等和师范教育的新学制中，既参考了外国学制，特别是美国的学制，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和当时教育的实际。新的学制对尔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改革的典型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以民主和科学为精髓的北大教育改革，是五四高等教育改革的典范和旗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硕果。北大的改革因其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和突出成绩，对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总之，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其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言辞上表现了某些极端，但它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概貌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主题，反映了五四时人的爱国热忱和参与意识。人们之所以提出这样那样的救国主张，首先是出于爱国之情。不爱国就不会救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要救国就要拿出办法。但是到底是什么办法最好，最灵？人们还不晓得。诚如瞿秋白当年所言：我们“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怎么样医治。”
在人们提出空想的改良的五花八门的救国论的同时，一些人也同时对此提出了种种质疑。特别是在五四的后期，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比较深入的和广泛的传播，也由于人们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的进一步的研究、思考和比较，一些人再次提出了革命救国的问题，并把这个革命救国同社会主义而不是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同俄国十月革命而不是同早期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成为这方面的代表。他们最终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能成功。
世纪之末的中国，虽然已经得取了独立自由，但还不够富强，不够现代化，先人的伟大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实行“科教兴国”的战略，就是要把发展科学教育作为提高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杠杆和主动力。在对科学的作用的认识上，现在的人们同五四时期没有两样。但是时代不同了，面对的历史课题不同了，五四时代的人们是祈望靠科学和教育来救国，我们今天则是要靠科学和教育来求得发展。
今年的“五四”是五四运动在本世纪的最后一个纪念日。“五四”首先是中国青年的节日，是改革者的节日。当年“科教救国”的主力是青年，今天“科教兴国”的主力也应该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