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定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奥肯定律是有关实际产出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定律。
奥肯（Okun）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出发点是为了测度“可能的产出额”（potential output）。奥肯认为“可能的产出额”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整个经济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出额”，奥肯定律即是奥肯用来测量“可能的产出额”的方法。奥肯把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代表由于资源闲置而对产出额产生的影响。他将求出的失业率对自然失业率的偏差导致产出量的损失再加上已达到的实际产出额，便是“可能的产出额”。反过来，奥肯定律反映了失业率给GDP造成的损失（Okun，1969）。
改进后的奥肯定律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认为只要失业率偏离了自然失业率，就会对经济产生反面影响。方程式如下：u=-αX（其中X为产出缺
额。通过对美国从1947年第二季度至1960年第四季度的实际GNP和失业率的变化，奥肯得出：u=-0.3X。即GN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下降0.3个百分点。
二是为了避免潜在产出额的误差，奥肯定律可表示为：实际产出额在一年内持续高于产出的趋势
某年的产出增长率为4％，则意味着失业率为0.6％；或者还可计算出，若要使失业率下降1％，产出增长率应达到5％（Dornbusch and Fischer，1990）。
奥肯定律给出了一个特定的增长目标对失业率的长期影响。作为一种经验规则，它说明产出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是负相关的，并且在美国经济中得到了良好的印证。中国经济在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这是否意味着对奥肯定律的偏离？如果是，它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如何通过优化拟合，得出中国经济的奥肯模式？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通过GNP、GDP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建构的模型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总量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因此我们通过对三次产业分别计算，以及使用就业人口指数取代失业率加以修正，构造了中国经济的奥肯模式。
二、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
有关发达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Blanchard，1997；Pissarides，1985；Shapiro and Stiglitz，1984），近年来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就业与失业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关注（Bilsen and Konings，1998；Blanchard，1991；Boeri，1994；Burda，1993；Chadha etc，1993；Garibaldi and Brixiova，1998；Lane，1994）。相形之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失业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有限（Lu and Chen，1999；林毅夫等，1994；戴园晨和陈东琪，1996），对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失业问题进行计量分析更显不足。
本节主要通过对中国1980—1996年GNP（GDP）与失业率的关系作出回归分析，研究在时间序列中它们的相关性以及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意义。在经济指标的选取中，GNP、GDP绝对数为名义GNP、名义GDP，失业率为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其中1989年以前的为城镇待业率。由于1996年以后国家公布的经济统计数据，尤其是失业率数据，与前几年差异太大，不具可比性，（注：1996年后乡镇企业中的失业计入城镇失业而不是农村失业，这一变化明显改变了可比的基础。）故下面着重考察1980—1996年间的经济运行。
表1 1980—1996年产出额与失业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93、94、110页。
由表1中数据可知，中国名义GNP、GDP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增长平缓，在90年代增幅加大。GNP、GDP指数的变动比名义GNP、GDP较为稳定，增长趋势更具规律性。城镇失业率（待业率）于1980年达到最高为4.9％，随后逐步下降，1985年降至最低点1.8％，1986至1988年三年内较为稳定，失业率维持在2％，其后失业率又逐渐波动上扬。
为了得出潜在产出量和产出缺口的计算方程式，我们首先对1980—1996年名义GNP、GDP值作了线性回归，结果非常不显著，原因是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发生了变化，需要分别加以研究。为了更好的拟合模型，我们分1980—1989年和1990—1996年两个时段就名义GNP、GDP的值进行回归分析，所求关系为产出额与时间的关系（结果略—编者）。
从1980—1989年的模型来看，回归系数仍不显著，整个模型也没有显著相关性，但误差减小了，更多的数据（79％）符合这一模型。1990—1996年的模型结果要好得多，有97％左右的数据落在模型的范围内，回归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整体回归模型具有显著性。之后，我们计算实际GNP、GDP指数拟合结果，包括三个模型：总体模型、1980—1989、1990—1996（结果略—编者）。
利用产出指数所做的模型显示出极强的相关性，分时间段后，模型包括了近99％的数据，估计标准误只有8个百分点左右。这次的模型拟合是较成功的。我们从各模型中选出最优拟合：
1980—1989：
GNP=62.6333+18.8333（T-1978）
GDP=62.6309+18.8291（T-1978）
1990—1996：
GNP=-240.0943+42.7686（T-1978）
GDP=-264.3333+44.5（T-1978）
此模型给出了潜在产出量的数学公式。本文以下分析中的产量缺口即用这一模型的值与实际产出额的偏差得出。
其中假设自然失业率为平均失业率，即
由以上方程式计算出的各变量的值见表2。
表2 产出缺口、产出增长率、失业率偏离与失业率变化率
图1 1981-1996年失业率偏离与产量缺口的关系
图2 1980-1996年失业率变化率与GDP增长率关系
在表2中，1980年产量处于很高的正缺口状态，即实际产出额大大高于潜在产出额，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出现这一偏差主要是由于1980年的潜在产出额是由80年代整个经济增长形势所推导出来，因而对前几年都存在数值偏低的情况。在下文分析中，我们将除去偏差过大的1980年统计值，这不影响结论的一般性。1982—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高（见表1），但产出水平却一直存在负缺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源长期得不到有效配置的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尽管增长速度不低，但效率水平不高的状况。1987—1990年经济增长连续出现正缺口，原因是城市中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初步取得成效，而且在这些年间出现了较强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现象。1991—1993年，国民生产再度低于潜在产出额，这是1989—1990年增长减速（1989年经济增长率为4.2％，比上年减少6.9％）和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滞后效应。1992年增长率回升，产出水平逐渐恢复到潜在水平以上。图1反映的是1981—1996年失业率偏离与产出缺口之间关系，横轴为失业率偏离，纵轴为产出缺口（均以％计）。代表各年度经济情况的点成离散型不规则分布，而且在失业率高于或低于自然失业率时，产出正缺口和负缺口的情况都存在。整个图形主要分布在产出为负缺口且失业率低于u[*]的区域（第3象限），以及产出为正缺口且失业率高于u[*]的区域（第1象限）。根据奥肯定律，在失业率大于自然失业率时GNP缺口为负、失业率小于自然失业率时GNP缺口为正。显然，图1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并不适合于奥肯定律。从数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得到：
失业率的偏离与产量缺口之间并无显著线性相关关系。系数α＞0，说明当产量缺口大于0时失业率大于自然失业率，反之亦反。这一分析结果与对图形的分析是吻合的，但与奥肯定律却是背离的。
图2反映的是失业率变化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横轴和纵轴分别为失业率变化率和GDP增长率。从中可见，代表各年经济情况的点同样呈不规则分布，两个象限中的点不仅没有多少相关性，反而呈蝴蝶状不对称分布。奥肯模型显示，当Δu＞0时产出增长率应当下降，而当Δu＜0时产出增长率应当上升，亦即第二象限的点要普遍高于第一象限的点。图2很明显地不符合奥肯定律。回归分析所得的拟合结果为：
的分析却不符合奥肯定律。
三、中国经济奥肯模型的校正
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与奥肯定律的背离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奥肯定律是否适合于分析中国经济？什么原因造成上述的显著偏离？
对前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如前所述，奥肯定律的条件就是将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来代表由于资源闲置而对产出额产生的一切影响。作为人口大国，中国拥有巨大的劳动力存量，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为失业率）无疑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反过来，增长率的高低也对失业率构成显著影响。换言之，中国经济应该是符合奥肯定律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前面所述的偏离呢？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失业率统计指标的不完善性。长期以来，我国奉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失业率一直控制在可忽略的水平。不仅如此，我国长期使用待业率指标，直到1989年后才逐步与国际接轨，开始使用失业率。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失业率统计反映不全面，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失业后到有关部门登记的人数与失业人数之间有很大的出入，没有工作的下岗人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外出务工人员都未被有效地加以统计。可见，中国失业统计的方法与指标已经与经济发展脱节。
要弥补失业统计的不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估算出隐性失业率。失业率=1-就业率，即通过计算就业率而得出失业率。但是由于不同行业在自然资源的配置和所用技术上存在很大差距，以及难以统计自愿失业人口，这一方法基本上不可行。本文所使用的方法是依据三次产业的划分分别计算。农业为第一产业。农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通常是按农林牧渔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产量分别乘以各自单位产品价格求得；少数生产周期较长，当年没有产品或产品产量不易统计的，则采用间接方法匡算其产值。工业、建筑业为第二产业。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1984年以前乡镇工业产值归属农业，1984年以后划归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为第三产业。在业（就业）人口指15周岁以上人口中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在计算中我们使用了一个新的指标：就业人口指数L，即以1978年的各行业就业人口数为基数100，计算出各年度相对就业人口数LK：（注：以上各定义来自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网2001年3月23日；同时参见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62页。）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当年的行业失业率。
为建立奥肯模型，我们使用失业率对自然失业
的值。
这种计算方法的假设前提如下：
1.失业率作为一个指标代表所有资源闲置给产出量带来的影响；2.在充分就业前提下，人均单位产量与1978年相比无变化（此假定尚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修正）；3.以1978年的统计指标为基数，定为100；4.假设已知1978年的失业率，其中包括隐性失业率；5.要注意方程式（10）所得的失业率的变化率为隐性失业的变化率，因为各行业的就业人口是剔除了显性失业人口的。由于我国的隐性失业率已高于显性失业率，而且隐性失业问题十分突出，在此集中考虑隐性失业。
图3 1980-1995年产量变化率趋势图
表3 产量指数、就业人口数和就业人口指数
说明：1980—1984年产量指标、就业人数摘自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10页。1985—1995年产量指标、就业人数摘自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15页。表中一、二、三指一二三次产业。
表3、表4和图3给出了计算结果。从表3和图3可见，农业产值呈较大波动，以1985年为界，指数明显降低。1980—1985年第三产业的产量指数最高，而90年代后产量指数以第二产业为最。由表3，我们看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指数增长速度最快，1995年比1980年增长了近三倍。第二产业中就业指数缓慢攀生，而第一产业的人口指数在105—125的幅度内起伏。
表4 产量变化率与失业率变化率 ％
模型表明，第一产业产出量比上年每增长1％，失业率大约下降2％，第一产业的产量增长趋势约为每年1—2％之间，其失业率下降幅度约为每年2—4％。其回归系数及整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是显著的，统计数据具有代表性，约70％的数据符合模型。第二产业产出量比上年每增加1％，失业率大约下降3％。第三产业的模型看来明显不符合奥肯定律，其中系数α＞0，而且只有不到12％的数据符合模型，相关关系很低。
经过校正后的模型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是符合奥肯定律的，而第三产业显而易见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这一模型的假设条件2过于苛刻。模型要求人均单位产量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与1978年相比没有很大变化，以至在计算中可以忽略不计。但是15年间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除1989、1990年以外，其余年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率都高达10％左右；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19％上升到1996年的31.1％。假设条件2明显不适合第三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的产值、就业等指标的统计都不如其他产业规范，也影响了回归结果。虽从表面上看第二产业的拟合比较成功，但深入研究表明，失业率变化率在1991—1995年之间迅猛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由于高新技术的普遍运用，人均单位产量已经提高，从而与假定2不尽一致。
尽管存在以上问题，经过校正的奥肯模型还是对宏观经济政策在控制失业率和增加产出量方面给出了一个估计方案，即如果我们想让农业的失业率下降2个百分点，农业产出量要增加大约1个百分点，类似地，如果让失业率下降3个百分点，就得让工业的产出量增加1个百分点。
四、宏观经济政策对奥肯定律的影响
奥肯定律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反过来，宏观经济政策也影响着奥肯模型。不管政策的效力是否足以强到改变模型中的相关关系，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对之产生一定影响。以下的经验分析补充描述了我国经济中失业率与增长率相关变动的轨迹。
1980—1985年，即“六五”期间，我国的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造成价格水平持续的上升，也就是通货膨胀。这就是我国扩张性经济的起步。由于扩大的货币量和财政在基建上的支出，经济进入一个热潮，失业率逐步降低，通货膨胀和产出量迅猛增长。在搞活经济的同时，由于相应的宏观调节机制没有紧跟建立，无论是投资与消费都出现了需求猛涨的失控状况。在此情况下，1985年国家采取紧缩政策，使经济波动减弱，市场状况转好。表2数据说明，同期失业率偏离由正值逐年下降到负值。
1986—1990年“七五”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极高的通货膨胀率，即经济“过热”现象。由于经济“严重过热”，1989年进入“治理整顿”时期。政府采取直接的行政干预，削减了20％的国家投资支出，冻结主要商品价格及严格控制信贷。生产和销售强烈紧缩，失业率不断上升，绝大多数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利润持续下降，亏损日趋扩大，财政差额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亏空。1990年伊始，中国人民银行放宽了货币政策，尤其对国营企业放松贷款，并先后两次调低利率，总幅度达2.7％。失业率开始回调，并连续出现正的产量缺口。
1989、1990年紧缩后的“八五”（1991—1995）期间，经济运行开始回升。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隐性失业的显性化。长时间的计划安排就业造成企业中劳动力大量剩余，许多国有企业将剩余劳动力安排下岗。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承包、拍卖或宣布破产，原有的职工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以减轻农村隐性失业的压力。这样，虽然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失业率应逐步下降，但隐性失业的公开化推动形成了高增长率、高失业率这一与奥肯定律背离的现象。
“软着陆”政策。9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以来，调控的重点始终放在金融体制改革和货币政策上。对经济各行业采取有保有压的方针。从总体情况来看，GDP增长速度已落入正常增长区间，通货膨胀也得到明显缓解。但从1998年开始，由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引发了又一次经济波动。从国际环境看，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和压力。从国内环境看，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结构调整及资产重组的全面推进，以及一部分生产落后的企业经受不住市场竞争的压力，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失业下岗人数明显增加，即落入增长率回落，失业率上升的奥肯模式区间。
综上所述，在转轨时期，中国经济的波动较大，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很快，引起产出量和失业率的不规则变化。又由于政策的执行和经济状况的影响都具有滞后性，因此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情况不仅仅受近期的经济政策影响，这就使得奥肯模型的建立更为困难，模型的规律性也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1980—1996年中国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违背奥肯定律的。而根据三次产业的划分，并采用计算就业人口指数取代失业率的方法，分别建立的奥肯模式表明，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符合奥肯定律，并得出了相应的奥肯系数。第三产业由于假设前提不足而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奥肯模式在我国具有独到特征的原因。
结合本文结论我们认为应采取措施，促进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失业率的降低不仅促进农业增长，而且能缓解城市失业，从而有利于第二产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该产业中的奥肯模式尚未出现常规形态，仍有超常增长和大量吸收劳动力的空间。政府既要考虑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承受能力而对失业率加以控制，又要注意到经济转型中出现失业的必然性，因此不要一味压缩或“消化”失业人员，而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随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解决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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