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经济摩擦与国际政策调整——消费者优先的民主政治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美论文,摩擦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民主论文,消费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序
80年代严重停滞不前的美国产业在1993年煞住衰退，美国三大产业再现生机。8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产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取得成果，日美产业加强了协作。
一般认为，随着日本企业在当地生产的进展和美国经济的复兴，经济活动中日美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从前的经济摩擦将趋向消除。然而日美间的经济摩擦岂只未能沉静，到了90年代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运营的要求越来越高，进一步要求我国进行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进而，日元升值又给我国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经济运营出了难题。
本文研究有关美国产业和日本产业的发展战略的性质差异，探求政治体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提出关于采取能调和日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方针政策。同时发表个人见解，即从组织理论角度探讨关于日本官僚制的改革方向。
一、从要求出口自主限制逐步升级到要求政策转换
从1955年当时的1美元短外套到现在的日美经济磋商，围绕经济活动的各种各样的摩擦，在日美两国之间发生，为解决其摩擦两国反复进行过多次磋商。
美国对日要求从商品的出口自主限制逐渐升级到要求改革经济结构和转换政策。
1.四个品种的出口自主限制措施
围绕商品的贸易，在三十年的日美两国间通过交涉采取了我国出口的自主限制措施。纤维品、钢铁制品、彩电、轿车等四个品种被视为出口自主限制的对象。
2.美国产品的进口促进
在1986年9月的半导体协定上规定，对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销售和市场扩大，日本方面要积极予以协助。美国期待其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要达到20%。90年代通过再次进行交涉，我国被迫约定实现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的目标。美国还要求日本扩大汽车电话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率。
3.日元防卫对策
从我国大幅度扩大出口的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美国及海外诸国进一步要求我国开放市场。为此我国采取了进口自由化、资本自由化等措施，但日本商品的出口却扩大了。因此施加压力使坚挺的日元汇率升值，特别是美国总统强烈要求日元升值。我国经济界及政府担心出口的衰退和美元债券的大幅减额而声明强烈反对浮动汇率制的实施和日元升值，但终究于1971年8月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提高了外汇汇率，进而在1973年2月不得不实行浮动汇率制。
4.对结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要求
80年代后半期美国陷入经济困境，财政赤字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对外资产也转为亏损，显然美国经济的地基已经下沉。在这种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美国提出的要求逐渐升级，迫使我国改革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政策。虽然通过日元升值攻势强迫我国进行了产品的出口限制，但仍然没有制止住日本的出口扩大。在美国不少人认为日本经济及政治制度与众不同，具有特殊性，于是美国提出了强迫进行政策转换的要求。
1989的日美首脑开始进行结构磋商，并于第二年公开发表经济磋商的最佳报告。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制定以改善下水道、道路、公园等为中心的六个项目的经济政策。
二、模仿产业技术、忽视政治体制是摩擦的原因
美国对现代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政策的伙伴。日本引进美国的产业和技术，推进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以汽车时代为中心的急速的产业发展也是模仿、改造美国福特公司的制造方式而取得的，日本制造业的众多产品投放到美国市场，通过对美国市场的扩大而创造了现代日本的繁荣。
日本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可以说是美国的缩样版。对一直追求与美国相同或类似的产业发展的日本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美国产业界的协调和协作。然而，迄今为止，只是注重模仿美国成长产业的目标和工艺革新这种发展产业的方法，继续将技术和市场依存于美国，另一方面，关于经济运营却又忽视与美国产业的紧密协商，并自称独立，拒绝模仿在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美国政治制度。固执政治独立或自主等一类已经在社会科学上失去意义的观点，忽视了美国关于改善经济结构和转换经济政策的坚决要求。这里有一种较大的悲剧性背景，它使日美经济摩擦升级，导致了日本政治体制的国际性孤立。国际化这一概念本来就是与自立或独立互相矛盾的。在这里应该铭记，美国的要求大多有益于我国消费者，对其拒绝只是确保官僚的统治权和工商业界的特权。
1.日本的封建政治制度
一般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是在以集中政治权力为目的的德国帝国议会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治维新不久，虽然对以主权属民和信息公开为原则的美国型政治体制的引进进行过研究，但当时的领导者限制国民的主权，把目标投向了德国型专制的政治体制，认为它适合于日本对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的追求。
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占领军的领导驻进我国，于是我国不得已引进了美国的民主、现代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没有作为日本的政治制度扎根，也不能实现主权属民和消费者优先的政治体制，依然是供给者优先的特权政治和官僚统治色彩浓厚的政治形态占居统治地位。这便是形成日美经济摩擦背景的重大原因。从美国只学习了产业和经济的效率性，政治形态继承了剥夺国民主权的专制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官僚统治，这就是日本的政治体制。当今日美经济摩擦的原因可以说就是没有模仿作为良师和前辈的美国的政治形态，并忽视了其要求。
2.引进美国行政制度
一般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从模仿优秀人类的行为模式开始的。但只欣赏优秀人类的语言是不会与优秀人类的行为挂钩的。如果不把生活的模式与体验结合起来，就不能使制度有效地发挥职能。优秀的信息也是如此，如果不共同拥有以此为基础的体验，就不可能将优秀的信息作为自己的东西有效地加以运用。
同样，模仿美国方式时，如果将其对象只限于产业，与之竞争的日本产业和日本政治就会濒于危殆。如果不把政治形态和决策组织结合起来，就只会扩大摩擦和冲突。
调整日美双方的政治制度是日美结构磋商的任务，但在日本的官僚中忽视美国要求消极性势力强大，没有改善事态的迹象。拒绝美国的缩小既得利益的要求，剥夺作为消费者的国民利益，这便对官僚有利，有利于官僚对作为消费者的国民进行新的管制。
3.对日本政治制度的提案
最近强烈要求我国确定不致引起日美经济摩擦的真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这关系到作为消费者的国民利益，是我国将来的发展基础。以下想就此提三个提案：
(1)首相公选制和主要官僚群的轮换
在模仿汽车时代和信息通信等所代表的美国产业的同时，要求我国完全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将政治体制转换为现代的开放性制度。要确立首相公选制度等，通过国民的直接选举选任政策的负责人，建立起由首相任命阁僚和主要官僚的制度。期望在日本也引进美国的政治方式，即由国民直接选任的首相更换上届的主要官员，重新选任官僚群，在任期中实行选举中提出的公约。
(2)完全承任美国方面的要求
如果前述方案难以采用的话，就要努力做到承认在日美经济磋商中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美国的大多数要求都符合作为消费者的日本国民的要求。这关系到缓和评价不好的管制和剥夺官僚所拥有的权力，确立信息公开和消费者优先的主权属民的政治体制。
(3)形成日美经济圈
要求日本和美国在经济活动中努力形成一个经济圈。
如果实现了上述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就会大幅度减轻日元升值的原因，解除中心企业以及那里工作的劳动者的苦恼，促进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经济摩擦与脱成熟化
日美两国经济摩擦的背景中除存在政治体制及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等差异外，还有一种双方都试图谋求同一产业发展的事实。日本希求与美国产业类似领域的发展，模仿美国方式，实现更有效的产业发展，这便成了两国冲突激化的背景。
产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从成长到成熟阶段、成熟化的产业活性化即脱成熟化的过程。通过产业的脱成熟化使成熟产业起死回生，但在此过程中的重大利害冲突导致了日美经济摩擦。问题的火种就是日本作为竞争战略采用了在美国成熟化产业的脱成熟化，并取得了成功。只要日美两国间传统性脱成熟化战略的模仿战争继续，日美经济的协调体制就得不到保持，经济摩擦将永远继续。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着技术革新的作用，把它当成产业发展的中心推进力和脱成熟化的重要因素，但传统经济学没有就其意义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且也没有究明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唯有工艺革新的积累和材料转换才推进了20世纪加工产业的发展，通过日美两国的脱成熟化来促进产业发展，从而成为消除经济摩擦的契机。
1.日美产业的脱成熟化战争
从60年代到80年代，以汽车为主的我国产业的发展不是靠开发新产品取得的，而是模仿到50年代为止的美国的产品开发，对其生产方法加以改善，在物品制造的效率上取得成果的。在用于新产品开发的重大技术革新停滞不前的时代，追求制造工艺革新可以通过减少经费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强化企业素质。也就是说，以汽车为首的日本加工工业教给了美国成熟的产业关于物品制造的更合理的新方法。与此相反，80年代以后的美国产业模仿日本的制造方式，谋求竞争力的恢复。美国汽车产业开展了对日本方式模仿的80年代，美国产业努力追求制造工艺的合理化，到1993年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日本的汽车产业只追求产品制造的稳定效率性，没有为产品革新付出努力，结果在90年代因美国以及其他众多国家模仿其方法而造成竞争力的下降。
2.模仿日本制造方式
恢复美国产业的重要因素在于对日本式制造方式的模仿，这不同于过去推进美国产业发展的、以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新产品开发方式。
当今美国汽车产业中竞争力的加强主要是靠模仿以人员的削减等省力化和节约为中心的合理化、多功能化，以及技师提高运动等而实现的。美国企业1993年以后的好转不一定能表示企业素质的改变。日本汽车因高级化和日元升值而涨价，从而削弱了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单纯的合理化和开发费削减等的效果增强了美国汽车的竞争力。
3.要素转移的变化
近年来作为综合性战略出现了新的想法，即要重新理解国家的竞争力，根据新的构想重新理解经济政策的意义和国家间的竞争条件。这是从出自经营学的战略性思考到接近国家经济政策的普特的说法。
他指出，技术的高度化、机械的小型化和多功能化等使生产要素的国际间转移在80年代变得极其容易了。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要重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运用可以促进包括高技术等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国际间转移。通过分配用于扶植特定产业群的战略性、集中性生产要素，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国家的竞争优势。
作为有关国家间竞争力优势转移的现实说明，要数在过去指出的产业从产业先进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维农的学说最具说明力。在当今时代，根据资源的国际转移的易难程度，竞争优势的推进力将转移到那些引进了发展产业所需的正确战略和世界最尖端的技术、拥有使其进一步发展的热情并朝着这样的目标不断努力的国家。不是所谓生产要素的自然赋予，而是人为地对其模仿及其对全世界的波及越来越容易了。普特对此学说加以展开了。这作为对过去自由贸易学说根据的要素禀赋理论的修正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4.扩大经济摩擦的火种
在过去二十年间美国汽车产业的复兴极为显著。但过高地评价这种复兴也是很危险的。总之，在美国以汽车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复苏的根据和脱成熟化不过是模仿了日本式生产方式，对工艺革新这一特征进一步精益求精。这不断扩大了日美间产业协作的基础，也播下了新的摩擦之种。
四、为脱成熟化而转换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
通过政策性措施使产业发展并不是一个太难的课题。日本的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借助于国内市场的保护和竞争管制等传统的政策措施而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对于竞争力较强、已经成熟化的产业，要采用新的构想和手段来谋求脱成熟化，诱导方向转移是极其困难的课题，指导实业界去追求新产品革新这种新的发展要素也并不容易。在对于成熟产业的经济政策中，要求采取与幼稚产业的扶植策略完全不同的新的政策措施。下面提出今后我国产业政策的课题。
第一个政策课题是推进新的技术革新及其环境整顿。为了对产业注入新的动态性发展力，为了避免国际性经济摩擦，都需要推进以基础研究为重点、开发新产品所需的技术革新。要求我国政府积极地完善推进技术革新所需的基础。国家资金的大部分应该用来扩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
第二个课题是要为扩大国内市场进行环境整顿。要求通过众多的管制缓和、取消既得权益和扶植新的产业等来降低主要产品的价格，扩大国内消费，与此同时还要创造环境以降低对国内产业有利的制造经费。这样可以防止我国产业逃避到国外，适当地应付国内的空洞化，给消费者带来利益。
第三个课题是要适当地应付外国对扩大出口的批判，确立对汇率调整的适当姿态。另外还期待着根据外国的要求，促进日本的经营和技术向海外诸国转移。我国政府对这种要求的对应总是反应迟钝。除出口自主限制措施以外，没有采取其他特别的政策措施，一直由民间企业根据市场经济原则予以对应，谋求国际经济摩擦的消除。在这种过程中，缓慢的日元升值作为一种意外的经济政策发挥了作用。除日元升值以外，现在尚未发现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有效的政策措施。汇率调整才是推进国际间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调整的支柱。
第四个课题是要对成长产业进行种种支援，使其长期发展下去。尤其是对能促进雇用机会扩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援，将会对现代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把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给予产业，谋求产业的脱成熟化，这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目的。现在强烈要求我国汽车产业推进在美国已经成熟化的产业的脱成熟化，要求美国要象成熟的日本汽车产业已经取得脱成熟化成功一样，进一步为产业的脱成熟化而付出努力。
五、产业的竞争力逆转要素转移与要素禀赋理论
日美经济摩擦的背景在于两国产业结构的类似性和在几乎完全相同的领域推进了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的发展战略及对此使用生产要素的方法、国别竞争战略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1.要素禀赋理论与日美间竞争力比较
传统经济学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都会使用最富有的生产要素在得意领域展开生产活动，并以此提高效率。要素禀赋理论在结合各国的国情考虑到因国而异的有关生产要素的条件而展开的生产活动中找到了经济效率。每个国家都以有关生产要素的禀赋条件为中心，专门在得意领域开展活动，而且特别注重以这种得意领域为中心的产业和产品的制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贸易展开了对关系国双方都扩大利益这一学说的研究。但是，近年来的经济活动导致了与这种常识相反的结果。从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在日本以电子机器、汽车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中心，发展了重化学工业，相反轻工业相对减弱，大部分农产品依靠国外进口。
2.加工产业中的工艺革新技术——脱成熟化
日美两国在20世纪后半期这一相同时代，指向类似产业的发展，在汽车时代和信息通信产业时代的条件中，要求照顾到曾经追求相同倾向的技术这一产业结构的类似性。需要根据其中对技术革新的努力、劳务管理和经营战略等的差异来进行说明。指向类似的产业发展，而且在推进该产业发展时的战术中，两国都与社会条件相适应，提出了种种战略。
20世纪初，作为先驱者的美国成功地将有效使用内燃机的技术实用化。接着又由美国制造业开发了通过大量生产将其与大量消费相结合的技术。在此过程中电气机器、汽车等产业得到成长。当这些产业成熟化之后，由日本开发了摆脱其成熟化的技术，形成了当今日本产业发展的基础，能有效运用劳务管理和中小企业的新的制造技术的就是日本式生产方式，这便成了当今日本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这种以工艺革新为中心的产业发展和高效化的技术是他国能轻而易举进行模仿的，所以一般认为这里也存在使两国经济摩擦激化的重大原因。
六、组织变革与经济政策主体转换
承担经济政策责任的官僚机构是组织的典型形态之一。为了推进政策决定的现代化、弹性化，有必要考虑一下作为大组织的官僚组织和官僚职能的特性。日美两国间的国际性政策调整没有顺利取得进展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两国官僚组织的僵直性和官僚构想的非弹性。必须大大改变政策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除非使用解体手术重新改编组织，否则日美经济关系就无望得到改善。但是，要改革已经成立并开始履行职能的组织是极其困难的课题。关于组织的性质，自古以来已经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关于其改革方法，尚未有明确的定论，在这里我想将其研究成果介绍一部分，为解明组织性质、判定政策效果助一臂之力。
1.设备利用的现状维持与组织的僵直性
阿巴纳西依主张企业自我生存，作为加强其惯性的根据，列举了企业中现有设备的经济优越地位及将其废弃的经济损失。设备的废弃会伴随着许多损失，将有较大的阻力。整个特定设备体系的变化也会对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的关联组织的存在予以较大的冲击。组织的改革只有在经济危机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激烈竞争下才可能实现。
2.活动的程序化
一个有机体本来在对付外来刺激的方法中就有一种倾向：确立并坚持一种模式。建立程序可以迅速有效地处理工作，这是纳尔逊的卓见。这种程序化的方向也不得不给组织的形成带来冲击。人们常说，组织服从战略。组织形成更好地适合事业展开的方法和工作方法。工作的内部即使发生变化，但组织本身还会存在下去。但是，这种组织坚持倾向于追求创立当初的目的，实现新目的的效果急剧下降。组织作为组织本身进行自我主张，试图采用与过去相同的方法和组织来发挥不同的职能。对于因组织而受影响的顾客等的损益，组织本身几乎不予关心。经济政策的变更和经营战略的转换都要以现有组织来实现是极其困难的课题。需要对组织本身进行解体和变更构成成员。
如果组织设立经过了一定时间以后，组织的目标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组织一旦成立，就会为适应其目标追求而发挥职能。即使组织的目的发生了180度的大转换，但组织及其职能仍与以前相同。迫使同一组织探索不同的目的是几乎不可能的。
3.信息处理与组织
组织的应有状态与信息收集及其处理方法相关联，不能忽略作为解决问题的研究者阿罗的功绩。他指出了在信息收集中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事实，而且还指出了通过利用权威提高信息传达中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的事实及共同享有信息的经济性作用。
在这种过程中要对现有组织增加新的职能是很困难的。企业倾向于在它形成的当初其成员用同一符号进行信息交换。而且这种符号的决定就是为了满足企业设立时的最佳期望。
从信息传达、信息处理一类观点进行判断的话，组织只有在它成立的当初才有其意义，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逐渐减弱。也可以说，信息传达中的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大幅度减小。
4.组织变革
为了彻底弄清产业发展的本质，重要的是要探求决定组织主体行为的原理。组织认识论在探寻使组织发展的行为动机、弄清其结果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当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或者企业可能被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时，组织就不得不改变过去的例行和体制，谋求对环境的新的对策。在这种阶段必须认真研究通过组织本身的变更和新的功能来形成有效的组织。事业顺利进展，并取得效果的时候，不能考虑组织的变更。当迫使改变目的，组织的生存濒于危殆之时，才不可避免地进行组织保护时期的转移。
根据加德纳等研究者的组织认识理论，组织的变化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环境变化的组织在保护时期的转移手段，就是把组织逼到与过去不同的非连续性环境，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必须让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现实的环境不是过去的连续，发生了重大变化。关键是要让组织的成员了解到危机的真实情况，迫使他们去探求新的方法。
对于改变组织的保护时期，变革组织行为，企业的主动对应和努力具有重要意义。特别要求企业最高领导要掌握主动权。另外，为大力促进最高领导变革意愿而成立的作业小组开展了有益的活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动推进组织变革的方法如下：
(1)由最高领导制造和扩大矛盾；(2)设定具体目标，突出作业集团，提供典型产品；(3)典范事例在组织内的渗透和变革的成果。
战略变化和事业的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时，要求组织进行较大的转换。
5.供给经济学与组织形态
若将组织的研究继续下去，就通向了供给经济学。要求我们探明供给与需求、供给与组织及经济政策的关系。20世纪经济学的主流由凯恩斯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财政政策为克服1929年的恐慌而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其副作用也同样比较大。那就是轻视了供给活动和推进该活动的组织的意义。官僚或企业一类组织对消费者、国民的压迫实情，使我们有转变观念的可能。
在日本经常听到“顾客就是上帝”等俗语，然而吉尔德却说，这种构想不正确，从经济学角度讲是一个大错误。他指出，经济活动的主角永远在于供给业者，供给业者比需要更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顾客和消费者是为供给业者而存在。
这时要指出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缺陷，为建立现实的新经济政策学而弄清其基本概念。下面想阐述一下笔者关于经济活动中供给的意义、组织的基本性质、组织变革的意义等的一些见解。
(1)职业与供给活动。市场和顾客形式上受到供给业者尊重，但经济活动的主角到底还是供给业者。经济活动是为了供给业者按照供给业者的想法进行的。
对供给业者最重要的事情是继续自己的工作，养育家属和从业人员。为此，要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以不被消费者抛弃。竞争越激烈就越要去努力开拓需要。
本来，需要或欲求就不过是一种笼统的人类需求。那只是人类一般的欲望，对欲求给予具体的形态和内容，对消费者的行为给予一定的方向，这就是供给业者的活动。供给业者要为其需求提供有具体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对供给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只是效仿性地反应。需要也好，顾客也好，都不过是供给业者自己不断开展活动所需要的一种手段。在这里，需要转换成了支持供给业者的手段。
供给业者提供的具体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决定其具体的需要形态。
所谓消费者就是被视为供给业者、组织和商店的“饵食”，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期待而有商店和组织。如同组织和商店都作为其创立者和家属使从业人员的生活有了保障一样，消费者就是作为其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买主而被利用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利用能使组织继续存在，保证组织成员的生活。为了组织的意义及其变革，应该确立关于需要与供给的正确看法。
(2)优越性与供给。无论什么组织都是把组织本身的继续放在第一位，为了让组织成员继续工作，确保从业人员的雇用机会而利用着消费者。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不过是组织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关于组织的性质，应当转换常识性的构想，需要逆转的构想。
经济学认为，为了使雇用机会和组织的生存成为可能而开展供给活动，因其供给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吸引而招来顾客和需要。起初是“有供给”，需要是由其创造的副产品。在运用有效需求原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需求的一面。现在强烈要求重新评价被凯恩斯否定了的萨伊定律。(3)战略与组织。推进供给活动的组织从成立起经过三十年后就会遇到较大的转换。一般认为，只要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组织，组织就会发生“动脉硬化”，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失去设立当初的存在意义。组织是供给业者为满足自己的事业欲望，并不是对应消费者需要而设立的，而且也不希望为适合消费者的嗜好而变更组织。
企业的创立者及企业的先驱者在组织设立大约三十年以后，就会结束作为生物的功能，将企业经营的主动权转移到下一代。组织的形态和目的也发生与创立当初完全不同的转换。组织的目的发生了重大变化，可组织的构成和职能却旧态依然，这样，组织就会濒临消灭的危机。
这时，需要充分地重新认识供给或组织的意义，以及确保雇用机会的重要性。这些就是以新的经济政策学为基础的重大理念。
进一步说，经济政策的主角既不是国民，也不是消费者。经济政策是为了官僚和官吏的利益而存在，国民只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而被利用，当作牺牲品。在这样的阶段，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为说明现实而发挥了重要力量。对组织变革来说，要求转换构想和建立新的经济学。
七、今后的课题：构想的转换和组织变革
引导20世纪产业发展的主角是挟着太平洋的日美两国。这两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促进了本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产业发展的主角，本世纪百年间的前半期由美国担任，后半期则是由日本担任。从产业史来看，本世纪的历史可以记录为，围绕太平洋对峙的两国轮流成为发展的推动力。
两国在20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依然为产业的发展进行协调，结果对立深刻化。而且因两国都指向同一产业的发展，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两国间的经济摩擦更加激化了。这时需要我国政府和产业转换构想，努力构筑新的日美关系。强烈要求进行改革，根据消费者优先的信息公开的原则建立主权属民的政治制度。破坏现在日本僵化的官僚体制便是当务之急。
1.政治组织变革——消费者优先的政治
对于按一定的目的建立的组织来说，要去追求其他目的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是类似的目的，就有可能在追求新的目的方面提高效率并谋求组织的生存。但是利用过去的组织追求不同的目的是很困难的。要使传统的组织再现生机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组织，别无选择。除非依靠组织以外的人，没有别的组织改革的方法。应当使担任日美经济外交工作的日本官僚组织解体，由全新的首脑集团负责对美交涉。这种解决策略是根据研究组织理论的社会科学家的构想而做出的结论。
为了调整政治体制使它能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我国必须在模仿以汽车、信息通信等为代表的美国产业的同时，完全模仿美国的政治制度，使我国政治制度现代化。根据首相公选制，国民直接选举首相，坚决实行重要阁僚和主要官僚的轮换，这一点至关重要。日本也应该导入美国的政治方式，首相要和新选任的官僚群一起，在任职期间履行选举时许下的诺言。
2.日美间经济的结构性摩擦
贸易摩擦的背景是在类似的产业结构下推进了相同方向的产业发展。贸易摩擦一直把基础放在成熟化产业与成功地脱成熟化的他国产业的对立上。1993年以后美国产业的脱成熟化增添了日美产业间形成新对立的火种。它提出了即使通过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当地生产来发展日美协作关系也是难以解决的新课题。今后要求两国在研究开发等领域加强协作关系，在推进发展的中心产业进行分工。
于坤章译自《世界经济评论》199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