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愈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郑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韩愈”条谓：“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篇》、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的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韩愈诗文集，自其弟子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宋人辑编《外集》后，至南宋庆元年间魏怀忠（仲举）编刻《昌黎先生文集》和《外集》，已集录五百家注（以下简称魏本）。其中举凡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谱注》、方崧卿《举正》、朱熹《考异》，都是洋洋大观者。自是以后，研究成果，代有人出。有清一代，顾嗣立（侠君）《集注》、方世举（扶南）《笺注》、以及朱彝尊（竹坨）、何焯（义门）《批韩诗》，影响亦甚为昭著。郑珍身处僻壤穷疆，际遇坎坷，终老乡间。其书版刻已少，加以地域环境限制，流传更难广泛。致使其学术上的真知卓见，长期湮没沉埋，鲜为人知。基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郑珍的称许，虽只一句，却极有份量，应当引起重视。有意思的是，这一句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郑珍”条目，撰写者都是同一人，真有高山流水，知音其希之慨。本文拟就这惜言如金的一句评价为纲，将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试作发掘申论。郑珍的研究，并非有专文专著，宏制巨作，而是以“跋语”和“书后”的形式表现。《巢经巢文集》卷5有“跋韩诗”短文二十篇，卷6有《书韩集与大颠三书后》一篇。这些读书笔记，虽为残丛小语，但已涉及到韩愈思想，交游和韩诗旨意，系年等诸多方面。有的可说已澄清千年疑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归结为四点，逐一论述。
一、正本清源，排谤去诬
韩愈一生，其升沉起落，都与释老有密切关系。他尊崇儒学，力主儒、墨、法并世兼用，对愚民蠹财的佛老，排斥不遗余力，因而诬名毁誉之辞不绝。据《唐文纪事》卷82，较为可信的赵德所编《昌黎文录》，并无《与大颠书》三篇。该文最早出现，乃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刻石于潮阳灵山禅院。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因“其以《系辞》为《大传》，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与己意合为由，认为“宜为退之言”。苏轼已知其伪，其《杂说》云：“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尔后洪兴祖录其文，朱熹虽认为“有不成文理处”，却仍以“旧本亡佚，僧徒所记不真，致有脱误”搪塞，将三篇归入韩集，实已别有用心。郑珍说：“是洪氏者必欲以此三书为真韩氏作也，必欲实韩氏之崇信佛教也。得此书以实韩子为崇信佛教，而韩子之人品学问乃始大裂。此朱子之心也。噫！朱子之心亦私而隘哉！”一针见血指其居心不良。郑珍考辩有三点：一为语言文字和文风，韩愈文章，即使短篇书简，都文从字顺，富于文采，极有气势。此书非但无气势可言，且文辞鄙俚，语言不通，更兼逻辑混乱；二为韩愈贬官前所任为刑部侍郎，遇赦后晚年才任吏部侍郎，不应在贬期自署此职衔，韩愈本人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显系作伪者依托；三为以韩愈上《谏佛骨表》贬官潮州刺吏的行程日期推算，与该书所署日期不合。郑珍指斥朱熹“自私”、“狭隘”、本于何焯《批韩诗》：“（朱子）必欲反复文致三书为出于韩，亦可见朱子用心之隘而私矣。”（《义门读书记》）袁枚《答是仲明书》（见《小仓山房尺牍》）则揭了朱的底。对于儒家道统地位，“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只此一座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据其位？”朱熹为了争这个位子，不惜相信伪作，往韩愈身上泼污。苏、何、袁诸子虽为之不平，却不能细析其伪，据理力争。实事求是者，岂非郑珍否？今天学术界已不信三书，郑珍之辩，应是起着相当作用的。
韩愈因诗遭误解被损毁名誉的，为数不少。贞元十年(794)，传闻孝廉谢寰之女谢自然信道而白日升天（事详《大平广记》卷66引《集仙录》），朝野哄动。郡守李坚表奏，赐诏褒谕。时年26岁的韩愈写了《谢自然诗》，力辩其诳惑荒谬。时人及后世不细审诗意，反讥韩信其实而同流合污。刘商《谢自然却还故居诗》云：“仙侣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云随。不知辞罢虚皇日，更向人间住几时”已含讥意。杨慎《升庵诗话》更借刘诗发挥：“谢自然女仙，白日飞升，当时盛传其事自长安。韩昌黎作《谢自然诗》记其迹甚著，盖亦得于传闻也。盖谢氏为妖道士所惑，以幻术贸迁他所而淫之，久而厌之，又返旧居。观商诗中‘仙侣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闻也。”自是以后，对韩诗的看法便多歧见，朱彝尊甚而说“率尔漫写，不见作手”。韩愈对世之求仙者，一直抱着“吾宁屈曲在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记梦》）的态度，更认为对佛老须断然“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顾嗣立说：“公排斥佛老，是生平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为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郑珍则更进一步申论：“刘（《四部备要》本误作陈）商有《谢自然却还故居》诗，此女信得道者耶？然以公所言观之，其去而复还，仍是为魑鬼狐狸所弄，特彼不肯自承耳。否则复还者，即木怪狐妖所为，岂真自然哉！”此似针对杨慎说反诘，对顾说补充。话虽简略，却切中要害，即韩愈本意，乃视仙道犹鬼道也。
韩愈《示儿》诗，据《苕溪渔隐丛话》卷16，苏轼曾谓“所示皆利禄事”，且引杜甫《示宗武》诗，谓“所示皆圣贤事”，认为杜以圣贤劝勉儿子读书，韩则以利禄引诱儿子读书。此说如果成立，韩、杜人品高下，不辩自明。朱熹更指责韩愈《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之言，已不复存在，“本心何如哉”！邓肃《跋陈子翁书邵尧夫诫子文》，也说“韩愈氏《示儿》古风，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由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矣”。后世虽有朱彝尊、何焯等人回护，终觉乏力。郑珍力排众议，说：“东坡论此诗所示皆利禄事，浅视诗旨也。读‘开门’一段，是所指为利禄者。深玩之，诗言身为卿相，持国钧轴，而与同官往来，止以酒食相邀逐，博槊相娱乐，皆行尸走肉耳。其所讲之唐虞，亦止口中仁义，即公所云‘周行俊异，未见皮毛’者也。‘酒食’联下接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郑重作一指点，语似眼热，齿实冷极。重言其官职，正轻哂其所为，所谓赞扬盛于怒骂也。不然，上言‘无非卿大夫’是矣，又著此二语，津津不置，不重复无谓耶？观‘又问’四句，言过从讲道者，唯有张（籍）、樊（宗师），则自两人而外，皆无一可与言者。愈见上文所云，并非艳于利禄，夸诱符（韩子名符）郎也。坡公特末细思耳。”韩愈教子之意，《颜氏家训》等早已有之。后世程学恂《韩诗臆说》认为韩诗可与杜诗《七歌》“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参见。又认为韩平生过从交往之人，唯有张、樊相得，若以富贵利禄期待子弟，则无须专提二人，因此“东坡语亦不得执煞看”，乃承袭郑珍之说。韩诗皮里阳秋，反语妙用之手法，经郑珍揭示，始见明豁，诗旨自然贯通无滞。
《示儿》诗旨既明，韩愈另一首教子诗《符读书城南》便易为理解。黄庭坚曾认为此诗劝奖之功，与孔子同归正论。魏本引宋人陆唐老却短之云：“退之《佛骨》一疏，议论奋激，曾不以去就祸福回其操；《原道》一书，累千百言，攘斥异端，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唯《符读书城南》一诗，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此岂故韩愈哉！”后人虽有申辩，终不如郑珍剀切：“读书通古今，行身戒不义，学行并进，文质相宜。达则富贵若固有，穷亦名誉不去身。为圣为贤，止是如此。论古今通理，有‘潭潭府中趋’之俗子，必无‘鞭背生虫蛆’之哲人。子孙苟贤，藏身有求，即不为卿相，亦免人奴人仆。必欲饿不任声，寒而见肘，是其时命所极，决非父母之心。若伏猎侍郎，弄獐宰相，固韩公所不屑计较，于符岂有虑焉。如唐老者，吾知其教子孙作木石耳！”《巢经巢诗》前集卷7《次昌黎〈符读书城南〉韵示同儿》诗，以“唯其勤读书，道德塞太虚”，勉励其子郑知同，取意正与韩合。是知郑珍身体力行，并非空谈虚妄之言。李光地《榕村诗选》所谓“此诗勉符诗书，后则由文章而归之于穷经观史，修饬行义也”，及程学恂云“看他说公说相，到底都归在行义上，是岂以富贵利达饵其子者乎”！均与郑珍意同。
二、考定交游，知人论世
韩愈和贾岛的交游，古籍传闻记载虽多，但欠落实。如贾岛因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句推敲末定，误撞韩愈马头事，《刘公嘉话》、《又玄集》、《鉴戒录》所记皆同。自苏轼云“世俗无知者所托”后，洪兴祖、樊汝霖皆辩其乌有。《唐摭言》又言贾岛因索句唐突京北尹刘栖楚被执，《新唐书》信以为真，采入本传。郑珍认为皆是谬谈。理由是：一、贾、韩交往，据贾《携新文见张籍韩愈途中成》诗，知贾由幽都见韩前，先至长安谒张籍，故诗题是先张后韩，诗尚作于见张前。见张在元和五年冬，明春始赴洛与韩相见，故韩愈《送无本师（贾岛法名无本）归范阳》诗有“始见洛阳春，桃枝缀红糁”句，并非因误撞结识。二、《新唐书》本传所谓禁僧不出，贾作诗自伤，亦不足信。是年秋韩任职方，贾随之进京，及十一月贾归范阳，始有韩《送无本师归范阳》诗赠。其后至长庆四年，韩告病城南庄，贾复来相见，有《黄子陂上韩吏部》诗，云“石楼云一别，二十二三春”。从元和七年(812)到长庆四年(824)韩去世，约十三年（此可校正贾诗当作“一十二三春”）间，贾都不时陪侍。韩、贾交游，全过程如郑珍所考。钟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以下简称钱本）录郑珍跋语全文系于诗后，其价值可见。另外，郑珍对贾岛与刘栖楚、孟郊之间的交往，辩析甚详，均可补正旧说，足资参考。
韩愈《崔十六少府摄事伊阳以诗及书见投》诗，自东雅堂本注《赠崔评事》诗谓“立之初摄伊阳尉”，后世遂误认其与崔立之为同一人，方扶南不悟其非，又据以谓立之摄伊阳在为评事后，并于《西城员外丞》诗后详列崔立之履历，谓“评事谪官摄伊阳尉”。郑珍认为某氏一误，方氏再误，三人成虎，迷谬已甚，不可不正。《跋语》说，韩愈有赠崔立之诗多首，皆称崔二十六，不称崔十六。行第称谓不同，其为两人已明。诗中有“三年国子师”句，知为元和三年(808)作。韩19岁到京师，乃贞元二年(786)。其四年，立之登第；八年，韩登第。则知韩、崔交好，当在贞元之初。而此诗前半所叙，乃韩于元和二年分司居东都，与崔十六赁屋连墙，始相认识，明是新交事情，此距与崔立之相交，已逾二十年。二崔之事经郑珍辩白，至此方明。钱本采人郑说，足具慧眼。
三、补正旧说，阐明诗旨
韩诗《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朱熹云“此诗多不晓，当阙”。刘攽（贡父）《中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皆以“韩讥其勉力为诗，不如不作”解诗。陈沆《诗比兴笺》虽有此章乃进之于道”之说，惜语意不明。按皇甫湜字持正，唐代文学家，元和进士。师事韩愈且思想倾向接近。韩逝后，曾撰《韩文公墓铭》。郑珍从两人师生关系考虑，认为该诗“大意谓人生百年内，当留心于大者远者。孔、颜事业，终身为之不尽，区区园池中景物，自然不及关怀。皇甫之《园池》诗，何异掎摭（拾取）粪壤？用心既误，藏否更不必论也”。因此，韩愈写此诗，“盖勉之及时进业，无复流连光景，费无益之心事耳”。郑珍还进一步指出，刘、叶所说皇甫不能作诗，诗不传世，皆为臆谈。“持正诗今存三篇，《题浯溪石》、《石佛谷》、《出世篇》，何尝非诗人吐属？特全集失传耳”（三诗见《全唐诗》）。钱本附录郑说，以备资证。
韩愈《人日城南登高》诗“圣朝身不废，佳节古所用”句，注家都付阙如。郑珍云：“古用人日登高，注家未详，于何徵之？曰：晋桓温参军张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诗，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铭》。《寿阳记》：‘宋王正月七日登仙楼会君臣，父老集城下，皆令饮一爵。北齐阳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诗，乔偘亦有《人日登高》诗。《景龙文馆记》：‘中宗景龙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辉阁登高遇雪，令学士赋诗，李文等六人皆有作。’是知人日登高，自晋至唐，皆为故事，故公诗云然。”博闻强识，郑珍学力，可见一斑。
韩诗《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三首，其二有“配地行新祭，因山托故封。凤飞终不返，剑化会相从”句，魏本引王安石语，以为“此非君臣所宜，言近于黩”，指斥韩诗欠严肃庄重。其实韩诗是暗用《晋书·张华传》的一个典故：“雷焕得丰城双剑，送一与华，留一自佩。曰：‘灵异之物，终当化去。’华得剑，宝爱之，曰：‘天生神物，终当合矣。’”张华死后，其佩剑与另一剑入水化龙而去。大行皇太后指顺宗庄宪皇后王氏，宪宗生母。帝后本是“灵异之物”，所以“终当化去”。他们又是“天生神物”，又“终当合矣”。剑器在中国古代，自来有龙形隐幻变化的传说，以之喻帝、后龙凤之姿，无不得当处。郑珍认为：“后与顺宗同葬丰陵，故诗云‘因故托山封’，‘凤飞终不返’句，即承‘故封’。接下‘剑化会相从’句，言今日祔葬得礼。王介甫不了诗意，讥剑化为黩，失旨之深”。朱彝尊谓此诗“圆和有态，正得诗人风韵”，已看出了韩诗比兴圆转，生动有致的特点。若与郑说相参证，则诗旨更添显豁。
韩诗《咏灯花同侯十一》“黄里排金粟”句，诸家均不得确解，盖因不明“黄”为何物。郑珍据《文选》注“石中黄子，黄石子也，宫额用之”，并以梁简文帝《美女篇》“约黄能效月”，李商隐“低眉遮黄子”诗句为证，考黄乃石名，妇女以之饰额。韩诗以“钗”对“黄”，此物连类，拟状肖形，的是正对。“黄里排金粟”句，郑珍谓“灯之火光内黄外赤，花在其中，恰是‘黄里排金粟’；钗以比灯芯，花在其首，确是‘钗头缀玉虫’，于此见公体物之精”。若无郑珍的观察体会，韩诗之精妙，后人仍难领悟。
韩愈《陆浑山火》诗，诗题各本不一。然以皇甫湜原诗韵相和，并无歧义。此亦可补充前郑珍所谓皇甫能诗说。诗中“女丁妇壬传世婚”句，洪兴祖、朱熹、朱翌《猗觉寮杂记》等皆不知所谓。方崧卿改为“女丁夫壬”或“夫丁妇壬”，虽削足适履，终难契合。郑珍考证萧吉《五行大义论·五行相杂》引《五行书》为韩诗所本，认为这是用夫妻亲缘关系喻自然界的阴阳调和。亲缘关系、夫妻关系顺，则阴阳调和，否则逆反。陆浑山火起，亦是阴阳失调所致，非人力所能制止，只能因势利导，此即诗中“时行当反慎藏蹲”之意。《谷神妙气诀》所谓“夫五行更为夫妻者何？皆有威制”，亦是此理。治水治火如此，治理国家亦然，韩愈盖针对朝政权幸势炽，炎官趋附而言。韩诗用阴阳五行说立意，郑珍以阴阳五行说解诗，可谓相得益彰。
另外，郑珍对韩诗《寄卢仝》“立召贼曹呼五伯”中“五伯”的含义，徵事数典，考之极详，足可补正旧说。原文甚明，兹不赘述。
四，辩析诗意，厘定系年
韩诗自方世举始有编年。然间多模棱不清至舛误者，郑珍厘定8首，皆确凿不移。
韩愈《叉鱼招张功曹》诗，方氏据《祭河南张员外文》“避风太湖，七日鹿角。钩登大鲇，怒颊豕豞”，《祭郴州李使君文》“投叉鱼之短韵”句意，断为韩愈“俟新命于郴州作”。韩愈贞元十九年(803)贬为阳山令，过郴州，始与李氏结识，而据权德舆《李伯康墓志》，永贞元年(805)十月李已卒于任所。明年顺宗即位，韩愈遇赦；秋天宪宗即位，韩愈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所谓“避风太湖”，“钩登大鲇”之事，皆在李氏病故之后。因“叉鱼春岸阔”，时令已在春天；“脍成思我友，欢乐忆吾僚”，“友僚”皆指李氏，“思忆”明指李氏已亡故。故郑珍说：“余以为公祭张员外所谓太湖即洞庭湖，故叙七日避风，在住观南岳之后，非叉鱼地也。叉鱼在郴州城外西湖，今皆为田，余曾亲往其处。方氏殆误。”郑珍所谓“亲游”，指道光六年(1826)赴京会试不中，入程恩泽幕游郴州时。《巢经巢诗》前集卷1有《游北湖怀昌黎公。湖在郴州北郭外，周广可四十里，今皆为稻田矣。去年，程春海先生嘱刺史惠安曾钰，于道侧蓄一池，祠昌黎于其上》诗，云：“湖地四边今叱犊，昔年中夜此叉鱼”，已作实地考察。叉鱼之事发生在与李氏初结识之时，《叉鱼》之诗则作于李氏故后赴江陵途中。这样既合叉鱼时令，又合诗题中张署“功曹”官职（之前张为郴州临武令）。此诗系年，当编在顺宗永贞元年之后，《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诗前。钱本系于贞元二十一年，却谓“然是春张尚为县令，功曹之称，或系后来所题，或原作张十一，而为编者所加”，郑珍之辨，实可补正此游疑不决之辞。若再与其后《跋韩诗合江亭首》语同参，则此诗系年，当无别虑。
韩诗《和席八十二韵》首，方氏注谓“此诗未定为何年所作，然以落句观之，盖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遥和之诗也”。各家之说，亦未见肯綮。郑珍据诗中“纶猷谋猷盛”，“傍砌看红药”句，判定席八时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据“倚玉难藏拙，吹竽久混真”，知韩与席同知制诰。末韵云身老无所用，理合退休，与席久混，唯有自惭。“江海未近身”句，指未还江海之身。对朝廷来说，江海、江湖，山林都是一个意思，并非定在大江大海。郑珍最后说：“此诗应编在《人日登高》后，扶高误解末句，遂多生穿凿。编年既误，明白之诗反晦矣！”钱本编年时，引用了郑珍跋语，且将该诗系于元和十一年(816)，列于《人日登高》诗后，显系完全采纳了郑珍意见。
韩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方氏编在《岳阳楼别窦司值》诗后，郑珍以为当系于《潭州泊船呈诸公》诗前，即作于自衡州至潭州途中。理由是：“诗云‘清水清且急’，则在湘江也；云‘凉风日修修’，则八九月也；云‘胡为前归路，旅泊尚夷犹’，观岳之后，泊潭之前，中间必以故稽留一二十日。此诗之作，即在其时。宪宗之立，（王）伾、（王叔）文之贬，在八月；京使至湘中，当在九月。此时公已闻诏，则诗作于九月无疑。盖阻风鹿角，地在潭州下流二百里，时已是十月，与凉风句不合；若过岳阳，已是大江，不得云湘水也。”郑珍因有过实地考察，措词才如此明晰果断。钱本谓“郑以此为观岳阳后迫潭前作，其说是也”，并据以编年。
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方氏谓为长庆四年(824)，即韩为吏部侍郎辞世前病中作。郑珍认为“误矣！此诗决非作于长庆四年”。原因是，这年中秋后韩病转重，至十二月卒。其间张籍常来省视，都迫于公事，不能久留。而且韩既病重，岂能与人在风雪中纵谈数日？其门人辈又怎能如平时随意谈论？“余细审之，当是贞元十四年(789)孟冬，公在汴州时作”。当时张初见韩，韩为考官，张得首荐。以后张常到韩所，连朝累夕谈论。是知此诗皆实叙非谈谐求胜于门人。韩卒时，张学问人品，已几乎和韩并驾，世号“韩张”久矣，不能说仍“处闾里”。另外，“晓鼓朝”指董晋之衙，非韩朝；“将归乃徐谓”，是担潮时连日宿韩处，不能以归家疑之。郑珍的分析，鞭辟入理，将诗意条析得至为明白，无丝毫窒碍。既为考订系年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也是研究韩张早期交往经历的有力参证。
韩诗《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李汉编在《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诗前，本不误。方氏改编在其后，并谓“籍此时已为水部员外郎，前题称之；此称秘书，或仍其旧，或传写误”。方说因无他证，不免主观臆测。张籍有谢裴度（时为河东节度使进检校司空）寄马诗，裴度亦有诗回酬。当时李绛、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贾和韩愈都有诗相贺，足见张籍得人心处。元和十五年(820)冬，张尚为国子助教秘书，未为国子博士，至长庆二年(822)后才迁水部员外郎。郑珍引白居易《香山集》卷19《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诗为证，韩、白此时皆称张为秘书。“方氏称易旧次，自取葛藤，不知何由知得马时定为水部员外也”。钱本采郑珍说，系此诗为元和十五年，应是信而有徵。
韩愈《谴疟鬼》诗，韩醇《韩诗全解》谓因皇甫湜、程异诸人作。方扶南则认定为宰相李逢吉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作，且引《郾城联句》“天殃鬼行疟”为此诗缘起，系年于其后，即元和十二年(817)。郑珍以韩诗《纳凉绝句》“疟渴秋更数”为证，谓为纪实之什，即永贞元年(805)，韩愈遇赦由郴州至潭州病疟时有感而作。郑珍说：“公贬阳山，在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渡湖经岭，皆极寒之时。二十年在阳山，又无缘至湖岭。唯二十一年由阳山俟命于郴，则越岭有热石之行。又由郴下潭州，自衡以下皆湖地，其时又正当夏秋，夏痟秋疟，即叙在渡炎湖，行热石之下，又与此乘秋作寒热合。知公偶尔病疟，作此消遣。其曰江水清，曰《九歌》、曰清波，白石、芙蓉旗，并就眼前景附合楚《骚》，以为娱戏，非凭空拟撰也。”此诗宗旨，郑珍说：“要之名门子孙，不修操行，以忝厥祖父者，比比皆是。公自嬉骂疟鬼，而使不肖子读之，自知汗背，正即有关世道也，何必定指斥某子耶？”钱本谓“郑说得之”，并依之编年。
韩愈《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陈诚》两诗，方氏认为“必非韩作。大抵二相属和，不得已而假手代之。李汉不审，漫以编录耳。公以末暮之年，倦于笔墨，遂未加推敲耳。论道而贬三代，昌黎为人何至此？此诗之所以必赝也”。王鸣盛虽觉得方氏“未见确的”，但亦无辨证。王元启则游疑于两可之间不能决断。李逢吉依靠宦官势力，在宪宗、穆宗朝两次为相，排挤守正官员，无一事近仁。其妒害裴度，阴阻计蔡州吴元济，与韩翕政见相左，本为路人；杜元颖乃唐初大臣杜如晦五世孙，穆宗时拜相，为得志新贵。方氏从回护韩愈的感情虚及，若诗为韩作，则见其同流合污，违心献媚，有碍名节。
对前诗，郑珍说：“余以理揆之，原无可议。凡和人诗，必就彼题，装入己意，大抵赞人者多，或寓规于赞，体例自是如此。公和李作，题是摄事南郊，览物兴怀。逢吉原诗，必见倦于枢务，思息山林之意。即此一念，视世之颠瞑富贵，恬不知止者，讵不远甚？”郑珍进而分析说，既是和诗，不可能直接指斥对方为小人，促其引退，而是委婉其辞，劝其尽职诚劳，以仁心待民，以静养待国，不要妄起事端。诗意在劝其改恶行善。“逢吉嫉功妒能，妨贤树党，实不仁不静，不能吐握者。公诗力砭其病而浑无痕迹。如方氏意，则此诗若出公手，必痛加斥詈乃合。然则‘浊水污泥清路尘’、‘应许闲官寄病身’之言，何自贬损乃尔耶”？近人蒋抱玄《评注韩昌黎诗集》谓“此诗富有规讽，读之意味深厚”，可谓深得郑珍之心。
对于后一首，王元启说：“谓禹、稷之功不及玄元之道，此言似非公所宜出。”似未领悟诗意。郑珍解释说：“‘在功诚可尚’二语，言禹、稷之功可尚如此，而姬家、夏家于尊崇之道未极光华，不若我唐之追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也。道非道德之谓，于道上承姬家、夏家，言夏、周两朝之于道，于字不属禹、稷。题是朝享太清宫，自宜就事论事，何暇以禹、稷、老子比较高下乎？”至于代笔之事，郑珍说：“方氏误解词意，遂疑非公作。不知苟属代笔，不出张（籍）、李（翱）之徒。论道而贬三代，即张、李决不道。明明诗语，乃如此读之，可叹也。”钱本认定两诗为韩作，系于长庆三年(823)，且附郑说于后。
郑珍跋韩诗文诸篇，非一时所成。《巢经巢文》卷5《跋韩诗谢自然首》题下编者注，谓“大约在辛酉以前，总录于此，依韩集编次”。辛酉为咸丰十一年(1861)，距郑珍辞世仅三年。这之前一年，太平军白号军朱明月部进逼遵义，郑珍携家口避乱经娄山关到桐梓，赁居于魁岩杨家河畔。郑珍《题移写韩诗批本》云：“避乱桐梓魁岩下，近谷雨，犹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称录于方扶南笺本上。”题中所谓“批本”，指有未彝尊，何焯两家“批韩诗”的穆阿彰于道光十八年(1838)重刊顾嗣立集注本。在移录时，郑珍写了上述跋语。
实际上，郑珍对韩愈的研究，自青少年时代便开始了。他曾倾注心力逐首批注韩诗，原稿本未刊，现珍藏于遵义市图书馆。对这段经历。郑珍自述说：“余年十五六始见国初顾侠君《韩诗补注》，酷嗜之，抄而熟读焉。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考异》，吕、程、洪、方四家年谱（吕大防《韩吏部文公年谱》、程俱《韩文公历官记》、洪兴祖《韩子年谱》、方菘卿《韩文年表》）。洎明凌稚隆所刊宋廖莹中世采堂韩集，以及朱竹坨、何义门朱墨批本，方扶南之笺本，莫不取而参稽之，互证之，几无一字一句不用心钩索者，至今垂三十年矣。”（《柴翁说》）郑珍晚年号“柴翁”，其由来亦缘于韩愈。韩诗《南溪始泛》有“山农惊见之，随我观不休；匪唯儿童辈，或有杖白头”句，张籍《祭退之》将之概括为“柴翁携儿童，聚观于道旁”。“柴翁”即山农之老者，取号“柴翁”，寄寓瞻仰韩愈之意。《巢经巢诗》中有不少诗题与韩愈有关，不少作品如钱仲联先生说，“与昌黎神貌俱合”（《梦苕庵诗话》）。这都说明郑珍与韩愈感情上有极深厚的联系，韩愈在郑珍一生学术和创作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郑珍作为晚清宋诗派的领袖人物，与他“终模韩以规杜”（郑知同《行状》）密不可分。探讨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可以促进韩学研究，在考察郑珍诗学师承渊源和创作风格上，同样具有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