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吕思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0)04-0489-11
引子：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被忽视的史家
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具有不断开拓创新的传统，不仅创造出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主的多种体裁，而且每种体裁也都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获得丰富和完善。“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1]这段话很好地说明历史编纂绝不是“剪刀加浆糊”的简单技术层面工作，而是史家学、识、才、德的重要载体，以此视角开展史学史的研究，将展现出更开阔的学术视阈。步入20世纪以后，诸多史学名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张荫麟、罗尔纲以及白寿彝等都曾对历史编纂进行了探索并作出创造性贡献，白寿彝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更是在总结和发扬历史编纂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立体式撰史的新综合体，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然而，在20世纪历史编纂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位史学名家亦曾作出独特贡献而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他就是吕思勉先生。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其曾自言“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2]434。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严耕望曾推其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首：“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3]其诸多著作中，以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有影响，以独创性的体裁体例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推动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通史编纂因其时间跨度大，资料浩如烟海，有待考证的问题多如牛毛，而被当时学人视为最艰难的事业，他却以一人之力独立撰成两部成功的中国通史，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对其在历史编纂上的探索和贡献，我们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应结合其治史旨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不断进步加以深入剖析，方能给予更全面、准确的评价。
一、《白话本国史》：开创中国通史编纂的新纪元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于1920年拟定写作序例，1922年成书，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后即风行全国，一版再版，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本，并且是广大青年用以自修的读物，从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通史之一。此书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承继新史学统绪、熟练运用进化史观撰写中国通史的代表性著作。在其之前，尝试运用进化史观撰写通史较著名的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两部教科书式著作都具有开创性，但同时亦存在理论运用机械化问题，而且严格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夏书写到隋朝，刘书更是只写到西周末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呼唤一部全新通史的出现，因而吕氏这部从方法到内容都焕然一新且一直写到民国的新式通史一出版即大受欢迎。顾颉刚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4]256这部书在历史编纂上的特点和成就最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大势，反映社会生活全貌并注重探究因果的编纂主旨。
这部书采用白话文撰写的方式，以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在体裁上则选用由西方传入而广为学人所采用的章节体，同时，设置序例、绪论以阐明本书特点及著述宗旨等。他在序例中首先标明其书不同之处在于：“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著想。”[5]序例而在绪论中则这样为“历史”下定义：“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绪论同时又指出治史最要紧的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5]绪论。他鲜明地标示其编纂主旨在于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和整理旧有材料，揭示历史发展大势，探究人类社会整体演进历程并分析原因、总结规律。
首先，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秦以前)、中古史(秦汉至唐朝全盛期)、近古史(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史(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史(西学东渐至清朝灭亡)和现代史(辛亥革命以后)六个时期加以论述。历史分期是通史撰述的关键，反映了史家对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阶段性特点的把握。他的这一分期未必恰当，但却是其进化史观最直接的表现，说明他突破旧史以朝代兴替为划分标准，而代以社会变迁为依据，且其依据颇有见识高明之处。比如，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迁表现在井田制的崩坏以及“(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破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5]143，因而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且，他指出，“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5]328，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根本变化。这种创新见解对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所以能有如此见识，不仅因为其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有宏观的把握，亦在于他已经将社会经济作为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还将这种以划分阶段来揭示历史进程的方法熟练应用到各种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分析中。比如，他将中国学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晚明有清六大时期，且指出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5]658；指出康有为创造孔子托古改制之说，主张社会进化，“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并认为清代学术“如剥蕉抽丝，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5]660。真可谓见识高远而又切中肯綮。当然，其注重对历史大势的把握还有诸多表现。比如，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时势中；敏锐地观察到三国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孕育时期；准确地指出乾隆盛世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每个时代都附有世系图表；等等。
其次，他在论述历史进程时增添了许多社会组织、人民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内容，以求反映社会整体情状，使读者得窥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这较旧史或偏重人物传记、或侧重理乱兴衰、或专记典章经制而言有根本性进步，他所追求的是在进化史观统摄下，尽可能完备地记载能够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史实，并努力探求其演变轨迹。他希望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和融会贯通，向世人展示一幅中国社会整体演进的动态画卷，而不是呆记史事或偏重某一方面的记载。因此，他在每一篇中都设置专门章节来论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比如，他在上古史中设置“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和“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在中古史中设置“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和“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在近古史中设置“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等等。从具体内容来讲，他对每个时期的官制、教育和选举、兵制、刑制、赋税、货币、学术等都进行了最简明扼要的论述，并能抓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内在的演进逻辑。比如，他在论述秦汉官制时指出其特色有三点：1、宰相权力仅次于天子，九卿亦各有独立职权。2、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3、地方自治的思想尚有存留。[5]220在论述魏晋隋唐时期官制时指出，宰相渐渐失其权，九卿渐渐失其职，外官权力则有日趋于重之势[5]318-320。而在论述宋代官制时又指出，“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5]460，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因此，如果将其关于每个时期某一制度的论述合到一起，就是这一制度的变迁史，由此亦可见其通达的史识。而且，他十分重视赋税制度的记述，因为他认为“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5]328-329，其力求反映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愿望可见一斑。
第三，他不仅重视探求历史发展大势，揭示社会生活整体情状，而且注重挖掘历史演进和社会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曾言：“凡论史事，最宜注意于因果关系。”[6]64比如，他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游士风气兴起的原因时，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密切关联，指出东周以后，“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因而不得不进用游士，而当时讲求学问的人，则渐渐以利禄为动机，“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5]114-115。再如，他认为政治变动的原因要从社会组织的变迁上去探求。他总结豪杰亡秦时，认为这是“中国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以前汤放桀，武王伐纣，秦灭周，都是以诸侯革天子的命”。随后其引《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刘邦的无赖行径，并指出辅佐他的人亦大多非世家子弟，而竟然成功了，其原因“实在就是社会组织的变迁”[5]176-177。他注重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迁分析历史问题，因而能得出不同于常人的新鲜见解。
以上所论编纂主旨，与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正相发明，吕思勉实为新史学旨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说：“予年十三，始读梁(启超)先生所编《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7]352又说：“他(梁启超)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8]两相比较，其治学旨趣正与梁氏一脉相承。此外，由其开始注意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视角观察历史问题来看，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虽尚未深究，但显然已受到影响。
(二)继承而又突破传统历史考证方法以再现历史真实的实事求是精神。
史家编撰史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真实、深刻地再现历史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不仅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亦须具备严密的考证方法。对此，吕思勉有清楚地认识：“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5]9他九岁就已读过《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对考证学家广参互证、追根求源、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甚为信服，上文曾提及他“性喜考证”，才渐入史学一途。他认为“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5]6，因此，其考证多于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而以二十四史为主。他六岁起开始读经史古籍，且每读一书均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辍，积箧累筐。①其读二十四史尤为用功，据黄永年记述至少四遍以上[9]，这种硬功夫，不仅今日大部分学者难以望其项背，即较乾嘉考据学者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其精勤和数年的积累使他对古代典籍烂熟于心而融会贯通，从而能对古代政治事件、疆域、民族、官制、刑制、兵制等诸多历史问题加以严密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看法而提出诸多独创见解。比如，他指出“后人……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他通过广泛考证《礼记》、《周礼》、《尚书》、《左传》、《公羊传》、《白虎通》、《管子》、《韩非子》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相关内容后，认为上古时期礼就是法，“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而当时法律掌握在乡官手里，与后世地方行政官监管司法正是一样的，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是“五刑”[5]122-124。再如，他考证秦以前的兵制，认为后人所持“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观念是一种误解。其通过比对大量典籍的记载，指出“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5]120，考证颇为详尽。其他如考证政治事件、教育和选举等都基于参考大量典籍的基础上，广参互证，追根究源，常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对于其所景仰的梁启超的观点，他亦不盲从，而是以追求历史真相的态度勇敢地与其辩论。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思勉认为此说颇伤武断，因而第一个撰文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二十号，读者可比较观之。此外，他还是《古史辨》第七册的领衔主编。童书业在该书序言中说：“这册《古史辨》在上海出版，也得到许多意外的助力，如史学家前辈吕诚之(思勉)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不少，使我们的工作大为增光……他的讨论古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不多，却篇篇沉着深锐，超出并时人研究之上。”[10]而顾颉刚对这册的评价是：“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11]
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全书考证内容甚多，且方法精良、论证严密，又主编《古史辨》第七册，无怪乎有学者将其划归为古史辨派②。然而，此一定位实未能抓住吕思勉的学术思想主旨。吕氏虽然精于考证，但考证实非其目的，而只是探究历史进化和社会情状的必要手段。他认为：“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412又说：“今日史家，异于往昔者，有一语焉。曰：求情状，非求事实。”[6]54而且，其考证既不像乾嘉考据学家那样有疑则考而流于繁琐，又不同于古史辨派由疑古而考信的治学路数，因为其最终目的是要探究历史演进大势、分析因果、反映社会情状，因而其所考证的问题都是其认为关乎历史前进的关键性问题，从不纠缠无关大局的琐碎史实。比如，在考证禹都问题时，牵涉到阳城是在今河南登封还是禹县时，他认为“古代的事情，都不过传得一个大略；都邑之类亦然，不过大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区区计较于数十百里之间，实在是白费心血的，所以阳城到底在登封，还在禹县，这个问题，暂可不必较量”[5]42。在他的著作中，虽然有大量的考证性内容，但却统摄于新史学的治学旨趣，考证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保证史事的真实，从而为探究历史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故实非其主旨所在。
(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高超史料剪裁本领。
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时间和空间跨度巨大，史料汗牛充栋，问题多如牛毛，如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恰当剪裁，如何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论述，就成为通史编纂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这要求史家具备渊博的知识、高明的史识、宏观的把握能力和高超的史料剪裁本领。对此，吕思勉不仅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说：“全书区区三十余万言，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5]序例史料的剪裁和史实的拣择是由其编纂主旨统领的，他在进行史料爬梳和问题提炼时立足于反映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整体情状，拣出每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史事和最能反映社会情形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且做到详略有度。因而，他能挖掘出被别人忽视的问题而加以详细地考证论述，比如他揭示出外戚势力是汉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门阀势力的兴废作为南北朝到唐朝之间的重要变迁之一，等等。他时刻注意编纂通史与专门史的区别，只作大略概述，而不做详尽分析，比如，他在记述战国以前学术变迁时明确指出：“以上所论，战国以前学术界的大略情形，可以窥见了。至于详论他的分歧变迁、是非得失，这是专门研究学术史的事，不是普通历史里讲的尽的，所以只好略而不具。”[5]162
此外，他亦特别重视对民族、疆域和中外关系的记载和论述。比如，他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故而不仅考究汉族的由来，而且对上古时期的獯粥、东胡、貉、氐羌、粤、濮等族都进行了描述，对于每个时期与当时王朝发生关联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藏族等都予以记载。同时，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称“朝”，设置独立的章节叙述辽、金等的兴亡，而且论述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情形时命名为“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到与汉族政权同等的地位加以论述，不仅是一种体例的创新，更是其深邃眼光和高明见识的反映。同时，他也相当重视对古代疆域和中外关系的探讨，如设置“古代的疆域”、“唐朝和朝鲜日本的关系”、“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的关系”等诸多章节，不再一一繁举。这不仅是其编纂主旨和治学旨趣的体现，而且与其学术经历亦颇有关联。其曾回忆说：“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12]407-408“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12]410这正是其具备世界眼光和重视民族、疆域问题的学术思想源头。
二、《吕著中国通史》：通史编纂的全新尝试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继《白话本国史》之后又一部通史著作，成书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开明书店分别于1940年、1944年出版，其间由于战争原因间隔了4年。这部书是他在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为大学编写的教本。通史的编纂是非常不容易的，吕思勉却以一人之力完成两部中国通史，第二部更是在抗战期间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完成，其用力之勤由此可见一斑。顾颉刚亦给予高度评价：“吕先生近著尚有《中国通史》二册，其体裁很是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4]77这部通史相较前部从体裁体例到内容都取得不小的突破，是对通史编纂的一次全新尝试，其特点和成就最显著者有三：
(一)汲取传统历史编纂营养，极富创造性地进行史书体裁的革新。
中国传统史学孕育创造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体等丰富多样的体裁，为史书的编纂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步入20世纪以后，由西方传入的章节体以其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逐渐成为最普遍、最流行的体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亦是采用这一体裁，以时代为序，以事件设章立节，先叙历史大事，次及典章制度、宗教文化等，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通史之一。当大多数史家无一例外地采用章节体编纂史书时，吕思勉却又在汲取前人编纂营养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了史书体裁的革新和尝试。《吕著中国通史》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上册18章，下册36章，章下不设节。这一体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吸收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而成功糅合于一体，以贯彻和体现著者力求反映历史的通贯性和社会的整体性的编纂思想，使读者既能对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而又贯通的了解，从而对中国社会形成整体认识，又能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
他之所以创造这种新式体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最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必修科目，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吕思勉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又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他“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下册则“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如此，读者在读下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13]299。事实上，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氏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13]绪论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氏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而且，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他就指出，纪传体中的纪、传是记载前一类事实，志是记载后一类事实；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5]绪论。所以，他的独创体裁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体裁优点，依其编纂主旨加以糅合创造而成的。其目的是要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因而他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而是将关键历史人物的事迹融合于历史大势的叙述中，而继承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同时，他又注意吸收编年体的通贯优点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再继承并发展典志体的特点以记载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③因此，他的这一体裁既有极强的通贯性，又有包举社会文化诸端的广阔性。
此外，他采取这种体裁编纂中国通史，实有其现实寄托。他说：“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13]绪论其在全书最后更是鼓舞国人应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并引梁启超所译拜伦的诗作为结尾：“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3]466一个史家的强烈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
吕思勉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演进大势和反映社会情状的编纂主旨也贯穿于其一生的史书编撰中，这部著作所采用的新式体裁实际上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且，其在上册所开列的文化诸专题，实为继承梁启超的通史编纂构想，将梁氏所拟定通史目录与吕氏目录相比对，自然可明，只是吕氏目录为切合大学通史教材的实用性而更为简练。④同时，在社会生活内容上，较《白话本国史》而言，他增添了衣食、住行两章，以更好地达到新史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比如，他通过考证《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的记载，认为“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又指出，“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13]202-204。其重在记述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的变迁并注意分析其原因，从而使读者可对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演进有一基本的了解。
此外，他在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学术思想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其表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逐渐服膺。前文曾提及他很早就曾对马克思主义予以关注并已受到其影响，而在编著《吕著中国通史》时已经对此学说深为服膺，并熟练运用到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中。他曾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尔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2]440后来，他还曾在《再示荣女》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14]当然，其所谓服膺是有所偏重的，最主要表现在探讨历史因果时注重经济基础并视其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他曾说：“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15]31-32因此，在其著作中讲述经济发展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同时，他又将其视为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因素。比如，他在考究中国古代族制变迁时，指出由于生产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于是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而氏族的崩溃也同样是由于经济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密，人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私有财产也渐次而兴，“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而且“数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所以，他得出结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13]28-31此外，他还注意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学术的演变，此读者参阅“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一章即可自明，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史书编撰中广泛鉴纳多学科知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学应广泛吸取社会学、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与方法，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16]。作为新史学的承继者，吕思勉亦非常重视吸收鉴纳多学科知识以服务于史书的编撰。他说：“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15]29而且，他认为史家最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和文学，其中尤以社会学最为重要。他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史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12]412他这部书即是借鉴了各种学科知识而以社会学为主，主要反映在其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论述中，而尤以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章为明显。而且，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学理论，而是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和思想方法的优点，再通过爬梳古代典籍而反观中国事实，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因而往往能够得出带有真理性的认识。比如，他指出，“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13]76，因而中国古代文化落后的部族往往被文化先进的中原所同化，而后者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则得以保存和延续。像这样的精彩议论和分析，几乎贯穿于全书中，而且皆能以流畅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毫无机械之感，亦可见其社会学功力的深厚，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17]。
三、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除以上两部中国通史外，吕思勉还编撰了《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和《隋唐五代史》(1959年)四部断代史，而且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经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一大遗憾。其断代史编纂充分吸收通史编纂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加以成功运用，而且在编纂之初就有宏伟的规划，即以断代史的形式来完成一部大通史，因而造端宏大，成就斐然。以编纂特点而言，几部断代史颇为相似，兹以《先秦史》和《秦汉史》为主加以分析。
首先，吸收通史编纂经验以构建周严完备的断代史编纂体例。
其断代史体裁体例实际上是糅合两部通史的优点而成，即在继承两大板块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章节体以使体例更加完备。他在编纂断代史时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纪事形式叙述政治兴衰，下编则分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只是相较《吕著中国通史》以事和专题立章而章下无节的简略而言，断代史又重新采用了结构灵活而又容量丰富的章节体，因而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内容翔实，从而成为编纂断代史较为完备的体裁体例。同时，他在每部断代史中都设置总论一章，以为全书统领。比如，其《先秦史》总论首言“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的宗旨，继而指出史家多以划分历史时段来阐明史事，虽各有划分之法而皆以周以前为一期，是因为“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18]1；而且总论之下又设三章言古史材料、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皆有总论性质。《秦汉史》总论言分期问题而《隋唐史》总论则比较隋唐与汉晋之不同。同时，在其文中常见诸如“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等此类指示性方法，由此亦可见其实以通史眼光编纂断代史。这种编纂体例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不易，因为断代史和通史的编纂要求不同，它对内容的详尽有更高的要求。以政治发展而言，因可供参考的史料丰富尚较易写成；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编撰则实非易事，因传统史书多偏重政治制度的记载，而于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人民生活等则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需要从细琐繁复、浩瀚无边的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梳理其沿革的脉络线索，而从其所列章节条目和论述内容来看，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周匝赅备。其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且征引繁富，扎实不拘，章节编排合理有度，无任性繁简和虚浮矜夸之病，足以显现出其学识的渊博、史识的通达和高超的分析综合、比较鉴别本领。
其次，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描绘断代时期的社会全貌。
通史撰写和断代史撰写有不同的编纂要求，虽然二者都要求“通贯”和“详尽”，但显然断代史对“详尽”的要求更高，因而不仅章节设置细密，而且征引广泛，内容充实，考核精详，篇幅繁多，与两部通史的简略迥然而异。比如，他在《秦汉史》中论述秦汉时期政治发展大势时分为“秦代事迹”、“秦汉兴亡”、“汉初事迹”、“汉中叶事迹”、“汉末事迹”、“新室始末”、“后汉之兴”、“后汉盛世”、“后汉衰乱”、“后汉衰亡”、“三国始末”等11章详加论述，且章下所设节最多者达16节，此详略之异仅观目录即判然可明。在反映秦汉社会情状时，不仅设置了“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等8章加以论述，而且根据当时社会特点对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等加以重点论述，而在秦汉人民生活一章则增添了如宫室、葬埋、交通等内容。其所记载论述的内容，已基本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秦汉时期社会的全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设置章节时已经十分清晰地分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此是其接受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直观表现。此外，关于有学者指出其《先秦史》未充分应用当时学界的考古成绩问题[19]，这确是其编纂史书中运用史料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其一贯做法，即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古代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之所以如此，与其史料观有密切关系，他在《先秦史》第二章“古史材料”中明确指出：“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有可据者……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8]21此可明其为何不广泛采用考古成果。然而，这不能说明他对当时考古的成果不关注，此观“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两章所征引书目可明，不再赘述。
再次，以通达的史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
史家若仅仅记载、描述一代史实，实未能完成历史编纂的任务，一部编纂成功的史书，应能通过分析和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震撼力。吕思勉正是如此，喜作分析和善发议论是其史书编纂的一大特色，此由前文关于两部通史的叙述即可明白，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进步，其历史见解也在不断提高。比如，他对历史分期的命名上就有不同于以往的见解，认为“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18]3，因而将断代史分别命名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较之以前脉络更为清晰、特点更为鲜明，可谓慧眼独具而成一家之言。再如，他指出中国儒术盛行自汉武帝开始，此人人皆能言之，但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其“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20]88。以学术发展大势和时代风气评论武帝对于儒学盛行的功劳，堪称别具一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在编纂断代史时经学观念已经逐渐摆脱今文倾向而贯通今古，达到科学的境界。吕思勉成长于今文经学学派文渊之乡常州，又受康梁影响，因而他虽然是新时期接受了科学观念和方法的新史学家，但早期经学观念带有较明显的今文倾向，这是学术转型的时代特点在其身上的反映。他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式学者，受时代精神的洗礼，认为经学必将衰落，但同时认为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而且指出以各学科方法分治经学将是学术大势所趋，所论甚为精彩：
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然经为最古之书，求学问至材料于书籍上，其书自仍不能废，则治经一事，仍为今后学者所不能免，特其治之之目的，与前人不同耳。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21]243
他指出经书不能废的原因在于“材料之存焉，仍以此为大宗，仍不可不细读”[22]，又说“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者，亦必不能取材于经”[23]，都是强调经典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其今文倾向又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他认为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并从社会变革角度分析其所以伪造的历史和社会原因。[21]230-233又说：“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造之古文经，以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21]235另，1929年，钱穆(吕思勉早年学生)作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刘歆造伪的虚妄性。据钱氏回忆，在作此文之前，曾与吕思勉就经今古文问题通信十余次，“各累数万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记其所言之详。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学派今文家之绪论，而余则多方加以质疑问难”[24]。甚至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童书业依然称其为“今文学的大师”。当1933年其出版《先秦学术概论》时这种倾向已开始发生转变。比如，相较以前笃信《新学伪经考》而言，此时对康有为所论刘歆造伪及改定六经次序问题认为“殊近深文”、“亦无明据”[25]。到1941年《先秦史》已开始不谈刘歆造伪，而说：“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18]7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谈到刘歆造伪时，更是断言“根本无此事实”，对于《新学伪经考》则直言“站在经学的立场上说，则其书实在是无足取的”[26]394-395。此外，关于其经学观念转变，钱钟汉的回忆也是很好的例证[27]，限于篇幅，不再繁列。
余论：简单的比较
吕思勉自专意治史以来，以一己之力，数十年如一日撰写史书，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历史编纂的探索，在通史和断代史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于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贡献巨大，亦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其通史的编纂，具有鲜明的开创性，而且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计划再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未能如愿⑤。顾颉刚曾言：“中国通史的写作……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4]77钱穆是吕思勉学生，而《吕著中国通史》和《国史大纲》完成时期较为接近，亦均为通史编纂中最具代表性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兹将二者同异之大要略述于下。⑥
首先，两书均为大学教材，因而在规模和行文上都力求简练顺畅，但在体裁体例上却大不相同。吕书采用独创的两大板块结合的体裁，其下则以专题和大事形式论述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钱书则采用编年体的特殊形式——纲目体，以简练的文字把一些事实概括起来，放在史书突出的地方，称为“纲”，“纲”下则是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称为“目”。
其次，在编纂内容上亦有所不同。吕书以单独成册的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因而使得这方面内容突出而又具有整体性；钱书则是以时间为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战国之部”、“秦汉之部”、“魏晋南北朝之部”、“隋唐五代之部”、“两宋之部”、“元明之部”和“清代之部”八个时期，在叙述政治大势中夹叙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但又根据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设置纲目，力求“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28]，因而显得较为灵活，但相较起来，钱书究竟偏于政治多些。正如吕氏后来所评价说：“现在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唯觉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26]401
再次，两书均产生于抗战时期，因而在著述宗旨上都带有民族感情寄托。吕书旨在让国人略知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明瞭现状之所以然而能为前途之预测并指示前进的路径；钱氏则在其引论中明言其书旨在“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28]，可谓异曲同工。故而，两书都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和系统条理的结构，又都基于再现历史真实的史家责任而均注重史实的考证。
注释：
①钱穆曾回忆说：“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于卡片，其精勤如此。”(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92页。)
②相关论述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③其中，关于典志体对吕思勉史学的影响，他自己曾回忆说：“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见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
④目录对比可参见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载《史林》2008年第1期。
⑤吕思勉曾联系华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身)出版中国通史，且已按照出版社要求编写了《拟编中国通史说略》(收录于《吕思勉遗文集》上)，惜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先而未能如愿(参见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1页)。
⑥钱穆曾将《国史大纲》面呈吕思勉请其作最后一校，而吕氏曾盛赞其论南北经济一节(参见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载《蒿庐问学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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