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国农村人口回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人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3)03-0051-03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一论断，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符合我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这种流动直接减轻了农村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水平，为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带动了流入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加快了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现代化迈进的历程。但是，建国50多年来，这种流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共出现了四次发人深思的农村人口回流现象。在此，我们回顾和分析曾经有过的四次农村人口回流，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一、我国农村人口四次回流的概况及影响
（一）1955年的首次回流
建国之初，政治清明，社会稳定，长期燃烧的战火基本结束了，国民经济迅速进入恢复重建时期。城镇恢复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人口开始流向城镇。加上战争中逃亡的人口大规模返城和为数众多的干部家属进城两个因素，到1952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逐年递增达到12.46%。城镇工业、商业基本恢复，经济活力增加，繁荣初现。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始，城市小工商业逐渐被改造成公有制企业，大部分丧失了原有企业的业主，连同他们的家属和有关人员，鉴于日益“左”倾的政治压力，不得不迁往农村。城市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同时也使那些在恢复时期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又回到农村。这样，城镇人口的增长趋势被强行中断了，1955年城镇人口增长仅为0.44%。
（二）60年代初我国城镇人口的负增长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结束以后，我国于1958年开始实施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化工业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并制定了超英赶美的目标。为此，政府在农村招收大量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这从一系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50年代末，我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陡然上升，从1957年的18.8%猛然上升到1958年的42.1%，而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从81.2%陡然下降到57.9%，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从1957年的4442万增加到1958年的11110万人，一年时间增加了6668万人。1959年城镇人口的增长达到15.39%，1960年达到19.7%。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大刮“共产风”和放高产“卫星”，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不得不把招进城的农村劳动力遣返回农村。在大量流向农村的人口中，还有党政机关大裁员中的裁减人员。于是出现了持续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的城镇人口负增长的局面，使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在60年代初又恢复到50年代中期的水平，1965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只有14%。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就是在这个时期催生的。
（三）“文革”十年中的人口回流
1964年以后的两年，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出现了略微轻型化的倾向。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彻底摧毁了这一良好的开端，而且把国民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家通过户籍制度，采取了控制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把大量人口阻留在农村；另一方面“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高度计划化的、铁板一块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又使城市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急剧下降，沉重的就业压力使领导者不得不发动大批知识青年、干部、知识分子下放下乡。据有关统计，“文革”中共有1500万的青年离开了城镇。
（四）1989年—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期间的人口回流
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流动的进程来看，1978年—1984年为恢复流动阶段，流动就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据估计，这一时期全国外出就业不超过200万人。但1984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后，农村在中央1985年1号和4号两个文件的鼓舞下，掀起了工业化高潮。在四年时间里，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3%，到1988年，农村非农产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由36.5%跃到53.2%，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随着产值结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非农产业就业人数达到8611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份额达到21.5%，年均达到735万人。但是，累年高速增长和发展战略失误，迫使我们在1989年—1991年三年中进行治理整顿，并先后实施了各项旨在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和措施，把过高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城市部分建设下马，就业机会减少，不少城镇也对进城农民工进行了清理。另一方面，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乡镇企业被迫走上以资本、技术密集型排挤劳动力密集型发展的道路，使农村内部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大大降低。这一时期农业劳动力增加人数达2703万人，年均增加900万人，大大超过以前年均400万人的规模。与此相适应，农村人口转移的总规模也出现了停滞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年均增速仅为2.2%，而1983年—1988年则达到14.8%。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农村人口转移的第四次停滞或负增长。
这四次城镇人口往农村回流，打断了农村人口的正常转移，使城镇经济停滞萎缩，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变慢，城乡二元结构加剧，造成了严重影响。
首先，从城市来看，进城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被城市人所轻视的“粗、笨、重、累、苦、险、脏”等技术要求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这一方面与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分布形成互补，从而完善了城市功能，客观上填补了城市服务的空档；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为城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工的回流，打断了已建立起的完善服务体系，同时也使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并最终造成城市经济的萎缩。
其次，从农村来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负数，隐性失业本就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进城农民工的回流，加大了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比重，使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同时还削弱了农民的增收能力，降低了对城镇工业品的需求；并使农民以劳动力代替农业投资，进而影响到农村现代化问题，恶化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其负面影响从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
再次，从城乡二元结构来看，人口回流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1988年为3.98，而1991年则扩大到4.14，农村劳动力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总起来看，四次人口回流中前三次人口回流的影响比第四次要严重得多。从宏观角度分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收入降低，必然减少对城镇工业品的需求，从而抑制城镇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并最终影响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从实现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国家来看，人口往农村的回流是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一个反常现象。
二、对我国农村人口四次回流的反思
城镇人口增长缓慢或呈负增长，以及农村人口回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延缓或阻断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回流现象，我们需要从政策、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体制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刻地反思，以期从中找到今后的发展思路。
（一）政策变动直接导致了以往四次农村人口回流，“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前乃至今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需政府政策的强力支持
建国之初，我们对城镇私营工商业的宽容，以及经济恢复的客观驱动，使人口有较快地增长。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国家改变了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宽容，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追求苏联的纯粹公有制；同时，农村开始合作化运动，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对城市那些失去工作机会的进城农民产生强拉力，进而形成第一次回流。60年代的人口回流，则是由于“大跃进”失败而不得不以此来摆脱困境。“文革”十年中知识青年、干部、知识分子的下乡下放，也是一系列减少城镇人口政策出台而造成的。至于治理整顿时期的人口回流，则是政府为了克服经济过热现象，降低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解决无法忍受的通货膨胀，而实施了各项旨在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和措施所致。可以说，政策变动是农村人口回流最直接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明显加快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政策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政府对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放松，转移到城市的农业劳动力人数呈增加的趋势，从1979年－1984年的年均91万，增加到1995年－1999年的203万，年均转移量增加了一倍多。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主要指向应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促进供求信息的充分传达，尽快建立起社会化、高效率的就业信息网络；二是防止供求不平衡导致交易价格（即工资）被压低到供给成本之下；三是保证有限的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最优秀、最有效率的群体；四是更多地给予私人资本以发展机会，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二）宏观经济不景气是造成农村人口回流的又一个原因，而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又必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契机
除1955年人口首次回流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造成的之外，宏观经济运行不景气是其余三次人口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60年代人口回流，直接起于“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经济大倒退；“文革”时期人口回流是大量城市青年无业可就、无事可干，是国民经济几近于崩溃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1989年－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同样是因为宏观经济运行失调的产物。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平稳，国民生产总值已持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同时，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我国通过扩大内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吸收外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十五”期间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三）农村人口四次回流的背后是我们发展战略的选择失误所致，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又必将成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经济现代化途径的确定。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应充分尊重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确定目标，再围绕目标制定政策措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迫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而实施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重化工业的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弱，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更差。而为了满足重化工业发展对密集资金的需求，我们被迫拉大城乡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采取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并进一步挤压轻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空间，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可以说，战略选择失误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前，为顺利实现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就业优先应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就业优先的基本含义是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优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发育要优先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育；二是劳动者利益要适度优先于资本利益；三是降低失业率的调控政策要优先于结构升级政策；四是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优先于其他财政支出给予安排；五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岗位的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能够创造众多就业机会的第三产业。应该指出的是，“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与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并行不悖。因为在工业化进程中，新增就业岗位主要是由城市经济创造出来的。
（四）计划经济体制也是造成农村人口四次回流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必将随着体制的完善而趋于有序、合理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口总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向发达国家流动，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变更的经济规律。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强大而万能，经济活动常常被政府意志全能支配着。从这种情况一出现的那一刻起，经济运行就存在着离开自身所固有的轨道的危险；当政府目标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时，就注定了经济迟早要出轨，这四次人口回流的发生均是如此。高度计划化、纯粹公有制，以及“双轨制”运行是我国计划体制下所特有的、不合规律的具体形式。这样，按照政府的目标追求工业化，忽视合理的、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道路；一切依赖计划安排，忽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由此造成全社会生产的低效率，导致资源浪费和物质短缺，最终不得不打断人口迁移的自然进程。
现在，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市场，而只能扮演引导和调控市场的角色。政府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有效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要改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如城市建设由政府负担，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由政府负担，以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势利导地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1)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使城镇化建设从以往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三大问题，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2)健全我国农村包括养老、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包括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这是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3)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要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如实地反映公民的职业和身份状况的本来面目，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到各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800万人，而城市由于下岗职工及新增就业人口增多，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面对城市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不少城市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业优先的原则，并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比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采取各种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种种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使农民工流动在提高整体理性的同时，也使农民工流动的成本提高了，从而限制了流动的规模、速度，阻碍了农村人口的正常流动。这种结果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势是相悖的，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必须以史为鉴，不能让人口回流的历史重现，真正做到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为尽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