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化的角度看粘合式动补结构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词汇论文,性质论文,结构论文,式动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汉语中的动补结构是词汇结构还是句法结构，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对词的认识不同。在共时研究领域，朱德熙(1982:33,125)认为现代汉语中既有述补式复合词，又有短语性质的述补结构，前者如“革新”、“改良”、“证明”、“扩大”等，后者如“长大”、“变小”、“听懂”、“学会”等。（注：不过朱德熙(1982:126)也看到了这类能产的可以带宾语的述补结构具有一些词的性质，因此又说这类动补结构“是一种临时创造新动词的手段”。）国内不少学者都接受这种观点。赵元任(1979:176,204)虽也承认有两种结构，但认为朱德熙所举的两音节的例子都是动补式复合词，所谓的述补结构是粘着的短语补语结构（即一般所谓的介词结构作补语）或谓词性补语结构（指带“得”的补语）。董秀芳(1998)从韵律的角度论证了带宾语的双音动补结构具有词的性质。 Li(1990)、顾阳(1996)、李亚非(2000)等也都将具有使役意义的双音动补结构看作词。梁银峰(2006:11)在对动补结构的研究作了简要综述之后指出，述补结构内部具有不同的层次，其中有的成员是典型的词，有些离词比较近，有些离词比较远，有些是短语。从梁银峰对动补结构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他也将能带宾语的双音动补结构看作复合词，那些被看作短语的动补结构都不能带宾语。
在汉语的历时研究领域，虽然有一些学者将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看作词，（周迟明1957；太田辰夫 1958:192；志村良治1984:16）石毓智(2002)也指出“动补结构形成的本质是谓语中心动词与结果成分由两个独立的句法成分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句法单位”，但是已有的很多汉语史方面的研究基本还是把动补结构在历史上的产生看作句法方面的变化，放在句法部分来考察。（王力1980:401；梅祖麟1991；曹广顺2000等）。
2 假设的提出：动补结构是词汇化的结果
董秀芳(1998)认为，如果依照句法的标准，凡是带宾语的动补结构都可以算作句法词。动补结构占据谓语动词的空格，补语本身并不占据一个独立的句法位置。如果认为补语占据一个独立的句法位置，为什么它的前面不能被副词修饰？比如，可以说“拧干衣服”，但不能说“拧很干衣服”。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本文试图从历时演变的角度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我们从词汇化（注：像语法化一样，高的使用频率也是词汇化发生的重要条件，高频使用导致固化和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视角重新审视带宾语的双音节动补结构的形成，目的是说明动补结构的形成应该看作汉语词汇或词法方面的变化而不应该看作汉语句法方面的变化，这对于认清汉语历时变化的大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在这里提出，带宾语的动补结构是词汇化的产物。动补结构来源于上古的双动共宾结构（这是一种并列结构或者说连动结构），第一个动词是及物动词，第二个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临时及物化的结果，如“战败”、“扑灭”、“击毁”等。最初，两个动词的联系比较疏松，彼此之间分用与合用的自由度很大，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动词被其他成分隔开的情况，如“战以败之”（《韩非子·难一》）（梁银峰2006:333），但由于两个动词在语义上关系比较密切，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关系，并隐含因果关系，再加上二者连用的机会比较多，两个动词的组合逐渐发生了词汇化，第二个动词的使动性消失，在语义上成为第一个动词的结果，动补结构就产生了。动补结构的产生是两个独立动词合并为一个使役复合词的词汇化过程造成的结果。当通过这种词汇化过程产生的动补式复合词越来越多时，历时的词汇化过程就转变为一种共时的词法模式，就能直接创造出动补式复合词了。
梅祖麟(1991)、曹广顺(2000)等学者指出在动补结构的形成中包含一个连动结构中第二个动词不及物化的过程，当不及物化了的动词出现在宾语前时，以前的句法规则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就说句法结构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位置来容纳这个不及物动词。这就是将动补结构的产生看作句法变化的内在逻辑。但是，不及物化了的动词出现在宾语前可以得到另外的解释：相邻的两个动词由于经常连用而发生了词汇化，当词汇化发生之后，复合词的中心在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由于成了词内成分，原有的功能就模糊了，及物性消失，从而不及物化，即不能再单独带宾语了。（注：石毓智(2002)虽然也认为动补结构的形成是动词和结果成分发生融合的结果，但他认为动补结构是来自VOC式结构，与先秦的多动共宾结构没有源流关系。）动补形式的复合词在整体上是及物的，已经成为复合词一部分的不及物性动词不再占据独立的句法位置，因此虽然在线性位置上出现在宾语前，但并不直接与宾语发生句法关系。这种解释不必求助一个新的很难证实的句法位置，而且有大量同类现象的支持，因为双音节的结构发生词汇化在汉语史上是非常常见的。
需要注意的是，隔开式动补结构（即
结构，其中NP是
的宾语，
是描述NP的，如“打头破”）的形成途径与在带共同宾语的连动结构中形成的非隔开式动补结构不同，前者是语句融合的结果：在相邻的两个句子中，第二个句子中的动词以前一个句子中的宾语为叙述对象，后来两个句子融合为一个。其形成过程可以表示为：
（打头破）（梁银峰 2001）。句子融合以后，原来第二个句子中的独立的动词性成分就可以被理解为宾语的补语。隔开式动补结构在形成之初是句法变化，但后来实际上也经历了词汇化，即在宾语不出现或提前做话题的情况下，补语与动词紧邻从而词汇化为一个复合动词。这样，隔开式动补结构最后就与连用式合流了。最终，隔开式动补结构在北方话中消失，只存在于一些南方方言中。由于隔开式和非隔开式有不同的来源，不能认为隔开式动补结构是非隔开式动补结构的变体形式从而认为动补结构可以中插成分，因此隔开式的存在不会成为将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看作词的障碍。
3 将动补结构看作词汇化的结果的证据
支持将动补结构的产生作词汇化理解的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可以解释带宾语的动补结构在韵律上的严格限制。带宾语的动补结构一般必须是双音节的，（注：注意，带宾语的动补结构必须是双音节，但并不是凡是双音节的动补结构都能带宾语，因此双音节只是动补结构带宾语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必须符合一个音步的长度。（董秀芳1998）如果把动补结构看作句法结构，就无法解释这种韵律上的制约。而如果把动补结构看作词，这种韵律限制就可以很自然地得到解释。因为根据韵律词法学，语言中的词结构总是要受到一定的韵律制约。
2)将动补结构看作词汇化的结果，就可以认为汉语在句法方面的古今变化比较小。如果说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的形成是词汇化的结果，那么就可以说，汉语自古到今动词和宾语之间都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汉语并没有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创造出一个补语的句法位置，汉语的句法结构框架在这一方面保持稳定。显然这一结果是我们所希望的，动补结构的产生不带来句法结构的巨变，这应该是语言演变更倾向于采取的途径。
3)汉语中的使役概念可以反映在词法结构里。上古汉语中使动意义可以在一个字内实现，可能运用了一些词法手段，如加缀（*s-前缀）或声母的屈折变化（通过清浊别义来区分自动和使动），虽然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但至少可以说使动意义是在词内实现的。动补结构的产生使得使动意义改用能产的复合词模式表达，这是词法的变化，而非句法的变化。这就是说，动补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原先是用其他词法手段表示的，动补结构的出现是将相同的词法意义（致使）用不同的词法手段来表达。
4)通过中心词合并从而词汇化是动词性复合词形成的一条常见途径。如“听说”一词，本是出现在“听 X说”这个结构中，“听”和“说”都处于中心词地位。例如：
(1)闲听说五岳，穷遍一根莲。（唐·李洞《题玉芝赵尊师院》）
(2)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宋·苏轼《东坡志林·怀古》）
(3)行者在旁道：“师父，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不是件宝贝？拿与他看看如何？”众僧听说袈裟，一个个冷笑。（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六回）
(4)雨村犹未看完，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四回）
例(1)至(4)中“听”和“说”的主语不同，“说”的主语“X”尽管没有直接出现，但从语境中可以推知。
“听说”由于经常连用而发生了词汇化，其中隐含的X的意义逐渐不明显了，“听”和“说”发生了中心词合并。例(5)、(6)中的“听说”是一个表传信的成分(evidential marker)，可以证明已经是一个词了，“听”和“说”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成分。“听说”的主语是说话人，即言者主语，而不是句子主语。例如：
(5)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甚人去理他。（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二回）
(6)小玉道：“你不认识么？那个胖脸儿，听说姓章，也是一个爵爷，从杭州来的。……”（清·曾朴《孽海花》第二十二回）
另外，现代汉语中的“代V”（“代管”、“代收”、“代办”等，来自“代X管”结构）、“管V”（“管吃”、“管住”等，来自“管XV”结构）等动词性复合词也都可以看作是中心词合并的结果。
动补结构的形成也符合中心词合并的特征（动词成分和补语成分原来都是中心词），因此可以看作是中心词合并造成的动词性复合词。
5)能够出现于动补结构中补语位置上的成分很受限制，（徐丹2000）说明动补结构具有词汇的性质。如果动补结构是短语，补语具有独立的句法地位，出现在补语位置的成分就不会有如此强的限制。
6)类型学的研究表明，SVO语言中动词和宾语之间是很难插入其他成分的。（注：这一点是刘丹青先生向笔者指出的。）
7)词汇化了的成分总是会获得组合意义之外的某种特定的意义，动补结构在两个动词的意义组合之外增加了致使的含义，这一点符合词汇化的特征。（注：感谢沈家煊先生指出了这一点。）
4 对将动补结构看作短语的一些理由的反驳
反对将动补结构看作词的一些理由实际上都不是非常充分。下面我们对一些可能会使人们认为动补结构是短语而不是词的因素作些分析。
1)带宾语的动补结构可以作有限扩展，可以插入“得”和“不”。这是经常提到的将动补结构看作短语的理由。我们认为，插入“得”、“不”之后的动补结构其实仍可以看作词结构，“得”、“不”可以看作语法性词缀 （或者说屈折词缀），“V得／不C”（C指补语）结构仍可看作一个复杂的词。Hoeksema（1985，转引自Spencer & Zwicky 1998:52）指出，有一些词法规则是作用于中心的(head operations)，这表现在一个屈折词缀可以只加在复合词的中心(head)上，尽管这个屈折词缀在意义上的作用范围可以是整个复合词。Stump(1991)进一步指出屈折词缀在默认的情况下是加在中心上的(head spelling default)。Anderson(1992:333)也指出，当一个词具有内部结构时，附加词缀的规则可以不作用于整个词，而只作用于该词的结构中心。比如冰岛语的中动态动词(middle verb)包括一个词根和一个后缀“-st”，如
（被叫做）。虽然可以证明这种动词词根加后缀“-st”作为一个完整的词汇结构在进行其他词法操作之前已经独立存在了，但是一些屈折词缀并不是加在整个动词之上，而只是加在词根上。我们认为汉语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动补结构作为复合词是以动词为结构中心的，（宋文辉2004）表示可能性的词缀“得”、“不”不是加在整个词上，而是加在动补复合词的结构中心上，但其语义作用范域则是整个动补复合词，所以加了“得”、“不”之后的结构仍可以看作是词法操作的产物，仍是词。
2)动补结构的组成部分可以都是具有自由性的动词。这一点并不奇怪。虽然在汉语中词根复合词的数量比较大，有很多复合词中包含粘着性语素，但从跨语言的角度看，词与词组成的复合词则是更为常见的复合词的类型。比如英语对compound word的定义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结合起来构成的新词。可以说，汉语中带宾语的动补结构是词与词复合而成的复合词。语素的自由与黏着并不是决定一个组合是不是词的决定性因素，（注：这一点吕叔湘(1962,1979:20)就已谈到，王洪君(2001)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问题。）如果把眼界放宽，就必须承认，具有自由性的词也是可以相互结合为复合词的。
3)动补结构的数量巨大，具有极大的能产性。这一点是很多人不愿意将动补结构看作词的原因。但实际上，词法结构可以是能产的。词法原则上可以产生出无限多的新词，从而满足语言表达新概念的需求。我们可以认为，动补复合方式是现代汉语中最能产的构词模式之一，其语义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能产性的词法模式大都具有这一特征。如英文中形容词加后缀“-ness”构成抽象名词的模式也是非常能产的，而且其语义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
在判断词与非词时，应该注意区分词库和词法两个概念。词库(lexicon)是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 (idiosyncrasy)的词汇单位的总体，具有语义上的任意性和不规则性。（注：注意，词库是指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有别于词典(dictionary)，词库是人脑中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的成员可能因人而异，而词典则是外显的由人编纂的词的集合。词典与词库的关系正如同由人编写的语法教科书与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内化的语法知识的关系一样。）按照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词法(morphology)是关于一个语言中可以接受或者可能出现的词的内部结构的知识(Aronoff 1976:31,1982)，或者说是生成一个语言中可能的词的规则。词法是一套规则系统。可以说，规则性既可以存在于句法之中，也可以存在于词法之中，对于这一点，以往的汉语词汇研究注意不够。进入词库的成分一定是词，但没有进入词库的成分也可能是词，是内部透明的词。由词法生成的形式都是词，但这样的词不一定进入词库，因为有些词的结构具有可分析性，意义具有可预测性，可以通过词法规则和构成成分的意义推出，因此不必要以清单的方式列在词库中，而只需在线(on-line)理解和生成。
董秀芳(2004:127)指出，以往在汉语词的判定上的许多争论，其实就是由于没有搞清词库与词法的关系。只站在词库的角度来界定词，就会要求词的数量具有有限性，因此不愿意承认具有很大能产性的词法模式所形成的组合也是词，因为担心那样就会让词库过度膨胀而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明确了词法在本质上具有能产性，那么凡是从句法上符合词的标准的单位，即使同类形式众多，甚至是无穷的，也应该都算作词，只不过这些词可以不必一一放入词库。
动补结构中有一些由于长期使用在语义上已经固化或已经发生了抽象引申，中间不能再插入“得”、“不”，如“扩大”、“提高”、“说明”等，这些都已经成为词汇词了，可以列入词库，所以这样的形式有些就被词典收录了。这些动补式的词汇词可以看作是动补式的词法词的进一步词汇化的结果，是由词法词变成词汇词了。（参看董秀芳2002:326,2004:38）进一步词汇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由词法构成的规则形式可以进一步变为不能由规则控制的词汇词。其实在明确的词法词与明确的词汇词中间还有一些过渡类型，从而形成一个词汇化程度由低到高的连续统(continuum)。而且，同一动补形式的不同义项的词汇化程度也可以不相同，比如“打断”，在“把棍子打断了”中“打断”是在具体意义上使用，“打断”的词汇化程度低，但在“打断了他的话”中，“打断”是在抽象意义上使用，其词汇化程度就提高了。动补结构内部不同的词汇化程度正表明了词汇化的渐变的性质。
4)在动补结构中产生的功能性成分“了”、“着”、“过”可以看作是词尾，或说是语法性词缀，而不必将其看作是独立的虚词。“了”、“着”、“过”的语法化可以说是在词汇化（复合化）基础上进行的语法化，或者说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跨语言的研究表明，词缀可以来源于结合面较宽的复合词的组成成分。(Hopper & Traugott 1993:7)
5)关于补语的语义指向。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补语的语义指向的分析，补语在语义上有时指向宾语，有时指向主语，有时则指向动词。这是不是可以证明补语具有独立的句法地位？我们认为，凡是带宾语的粘合式动补结构中的补语都不具有独立的句法地位。语义指向是语义层面的分析，不是句法层面的分析，在句法层面，带宾语的粘合式动补结构形成一个句法词，其句法地位与一个简单的及物动词相当。
6)处于句末的带“得”的动补结构可以看作短语。如：他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将带宾语的动补结构看作词，而将处于句末的组合式动补结构看作短语，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不矛盾，这正如其他结构类型的复合词也有对应的短语形式一样。
其实，如果说把动补结构看作词需要论证的话，把动补结构看作短语也需要论证，但国内以往的研究，尤其是汉语史领域的研究，只是习惯性地将动补结构看作短语，而并没有对此做过认真地论证。但实际上把动补结构看作短语会面临不少困难，补语的独立的句法地位值得怀疑。至少可以说，把动补结构看作短语的理由并不比把动补结构看作词的理由更充分。只是习惯的力量太强，不少人还很难接受把动补结构看作词的观点。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考虑。
5 结语
有时，一种语言现象不论是放在句法层面还是放在词法层面处理都是可以的。关键是怎样处理更方便、更简洁。我们认为，将带宾动补结构看作词汇化的结果更容易说明其形成过程，也更能说明其共时表现（比如在韵律上的严格限制，参看董秀芳1998）。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一些情况下，把动补结构放到句法层面可能更容易说明一些问题。这些可能的处理分歧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汉语中词汇／词法层面与句法层面并不存在一条非常清晰的界限。动补结构可能同时具有这两个层面的某些属性，因此归属就不那么清楚了。
如果动补结构的产生的确可以看作是词汇化的结果，那么词汇化在汉语发展史中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很多与动补结构相关的变化都成为词汇化影响的结果。
现代汉语中动补复合词可以比较自由地生成，这表明，在某种结构中反复进行的相似的词汇化过程可能最终转变为一种共时的词法模式（参看董秀芳2004:202）。在共带一个宾语的连动结构中形成的动补复合词原是由离散式的词汇化过程造成的，但当这种类型的词汇化反复出现之后，两个动词之间的结构和语义关系就被语言使用者提炼为一种构词模式，并能自觉地用之构造新的复合词，在这之后再产生的动补式复合词就不一定非经历一个词汇化的过程，也可以直接是词法的产物了。词汇化的结果很多是特异性的，但这类例子的存在表明，词汇化的结果也可以转变为语言中规则的东西。
像双音节动补结构这种成系统的词汇化在汉语中也不是绝无仅有，有一些形容词或副词与中心词的组合也处于词汇化的过程中，如“残”，只能选择单音节的名词性中心词组成定中结构，如“残币”，但不能说“残钱币”，“残”与中心词的组合具有微弱的能产性，即在使用中还可能出现新的组合，但在使用中又是很受限的，“残”与中心词的组合具有书面语色彩，因此并不是所有在语义上适合又是单音节的名词都能与其搭配。再如“屡”，也只能选择单音节的动词性中心词与之搭配，可以说“屡遭”，但不能说“屡遭受”，“屡”与中心词的组配也是既具有微弱的能产性又具有很强的限制性，只在书面语中出现。我们认为“残”和“屡”等这样的成分与中心词的组合正处于词汇化的过程中，因此组合形式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句法组合的能产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词汇成分的受限性。这些形容词和副词与中心成分所构成的双音结构的词汇化也是成系统的，即涉及到的是同类型的一批成员，而不只是一个。这种词汇化也是历时演变的产物，是原来在句法上组配比较自由的单音节形容词或副词的句法功能衰落的结果，一些中心成分（名词和动词）的功能衰落（即由自由成分变为粘着成分）也在这种词汇化中起了一定作用（如“币”、“糟”都在发展过程中由自由变得粘着）。由于这种词汇化还处于进行过程当中，所以这类双音节的“形＋名”或“副＋动”还没有完全丧失掉能产性，还能在实际的使用中不断发现一些新的用例。对于这类词汇化的详细讨论可参看董秀芳(2004:64)。
如果把动补结构看作词，我们就可以说，在汉语发展史上，词法的变化要大于句法的变化。当代生成语法学认为，各种语言的词法差异要远远大于句法差异，那么在一个语言的发展历史中，词法的变化多于句法的变化正是一个期待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