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入世对改革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当前的改革任务
概括的说，改革是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市场经济。传统经济体制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外生变量内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安排的统一体，包括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从改进微观经营机制入手，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微观效率改进产生了大量新增的经济资源，这些资源和外资以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形式被配置到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被压抑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并且在国有部门的边际上形成市场机制。
一个普遍观点是认为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市场机制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增量部分即“双轨制”的市场一轨。但存量部分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张军的分析表明，由于政府执行强制性的配额约束，体制内经济没有迅速萎缩，体制外经济没有机会靠国有部门“供给流失”和“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从而避免了国民经济出现“J型”或“L型”增长。其次，在“双轨制”过渡期间，国有经济维持了“国家职工”的就业和福利水平，避免了公开失业、国有部门的利益受损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冲突，改革因此才具有“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第三，在几次恶性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稳定政策也是通过国有部门有效发挥作用。第四，在严格的配额约束下，体制外经济只能通过市场获得计划外的产品和要素，较高的成本约束培养出具有较高效率的非国有经济。这一阶段国有企业起着支撑改革顺利的作用。
随着改革的发展，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比较优势潜能已基本得到发挥，经济增幅开始呈下降趋势，结构上和体制上的问题“浮出海面”。首先是国有企业和金融领域的问题。由于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竞争日益激烈，国企内部产权结构导致效率低下，技术陈旧设备，社会历史负担过重，国企出的亏损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在国民储蓄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已经无力支持国有企业（1996年已降到1.7 %的“可以忽略的地步”）。对国企的金融支持于是由财政转向国有银行，国企的亏损又使银行积累了大量的坏帐和金融风险。国有企业的支撑改革的作用已经减弱，负面影响日趋突出。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利益集团不愿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政府面临很大的改革阻力和政治成本，没有足够的改革激励。改革基本上没有实质性进展。但长期维持这种局面同样后果严重，如果国企长期亏损运转，银行风险不能化解，而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又因国有垄断和歧视性待遇无法进一步发展，经济必然走向衰退并可能出现社会混乱。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体制内存量改革，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与此相伴的就是市场的制度真正确立与完善。这些改革都是结构上和体制上的，深层次的，阻力也将更大。我们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有力的推动这一阶段改革。下文对此进行分析。
二、国企改革和入世
从理论上讲，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是产权多元化，产权多元化的目的是打破国有股权在企业资本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使真正的资本家／企业家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和经理，掌握公司的剩余控制权，由他们构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不仅要求政府有足够的激励，还要求存在有能力从国家手中购买国企主导股权，接管企业剩余控制权并能构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资本家／企业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这两个条件的形成。
首先，入世可以减小改革的阻力和政府的政治成本。在改革和制度变迁中政府的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目标，它遵循效率优先原则；二是政治目标，受政治、军事、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在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通常支配着经济目标，只有当政治成本小于政治收益时，政府才有改革和制度变迁的激励。因此，为使政府决心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革，就必须降低政府的政治成本。对此，入世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方面，入世实际上构成政府对国有企业利益集团的一个可置信承诺。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静态博弈矩阵来说明。
国外经济力量
进入不进入
退
利 出┌───────┬───────┐
益│ (40,100)│(30,0)│
集 不├───────┼───────┤
团 退│
(0,80) │(50,0)│
出└───────┴───────┘
假设国外经济力量不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收益为0， 这时国企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若选择主动退出，收益为30，选择不退出的收益为50，这时利益集团有不愿退出的倾向，这一假设即当前的情况。当国外经济力量选择进入时，若利益集团选择主动退出，外资通过参与国企产权交易迅速打入中国市场可获得100的收益，而国企也因退出获得40的收益； 若国企选择不退出，外资则需经过一番竞争才立足，这时它获得较少的收益80，而国企因在竞争中被淘汰仅获得0收益， 依据目前国企和外国企业的竞争力对比，这样假设也是合理的。政府签订入世协议意味着外资和外国商品将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由于这一协议有法律效力，因此它是可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将是同意退出，进行改革。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对改革态度的改变了，改革的阻力降低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成本也就下降了。另一个方面，大量外资在中国投资可以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入世刺激的出口增长，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也会增加就业，这样国企改革分流出来的一部分就业压力得到了吸收，为国企改革创造条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政府的政治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中美入世协议说：不能就进一步深化改革达成一致，中国领导人拾起了一根来自于外部的手杖——WTO， 这正言中了政府想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消除对深化改革的意见分歧、分化改革阻力的意图。
第二，入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产权交易对手和企业家资源。国企产权多元化就是通过股权转让、债转股、资本化等方式引入非国有产权，打破国有产权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但私人产权并不一定能引致经济效率。如果股权过于分散。因为散户大多不具有重组和经营企业的企业家才能，公司治理结构也难以改善。国有产权的多元化的实质是剩余控制权的私有化，即将主导股权集中到真正的资本家／企业家手中，他们既有足够的财力获得国企的主导股权，又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能力，能重构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的X效率。通常情况下，国内富裕的个人、 机构投资者和外国大公司具备这些能力。但在中国，这样的主体是一种稀缺资源。中国富裕的个人还没富裕到能购买国企主导股权的地步，同时国际经验表明机构投资者大多不愿意成为战略投资者，这种情况下外国大公司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外国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出于经营战略考虑，它们会大举抢滩中国市场。购买国有公司的控制权能帮助他们早日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因此可以预期，只要政府愿意向它们出售国企的主导股权，一定会有许多公司愿意购买。从这个意义上讲，入世一定程度上为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和剩余控制权私有化创造了条件。
三、金融改革和入世
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银行制度改革，在中美协议中，银行业也是金融服务业中让步最大的领域，入世后面临很大的冲击。目前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市场结构垄断严重，金融创新不够，储蓄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
银行金融风险表现为巨额的呆帐，其根源在于国有垄断的金融制度安排。一方面，在国有情况下，银行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偏好的代理者，当政府财政吃紧时就会向银行转嫁对国企的金融支持，这是大量的政策性呆帐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银行国有产权安排滋生大量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因为风险最终由国家承担，国有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风险，将资金投向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项目，商业性呆帐由此而生。向银行注资并不能消除积累金融风险的产权基础，和国企改革一样，彻底解决银行问题仍是对国有银行实行产权多元化和剩余控制权私有化。因此上面对国有企业的分析逻辑同样适用于国有银行的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在于消解改革的阻力并提供能参与或接管银行剩余控制权的私人主体资源。
国有银行剩余控制权的私有化只是解决了银行自身的激励和治理问题（即X效率问题），但将储蓄有效的转化为投资，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需要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我国银行业兼有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的特点，同时银行内存在巨额的存差，这些储蓄未能转化为投资，而新兴的综合商业性银行的效率明显的高于四大国有银行，打破银行业的垄断，提高行业竞争不仅会激发银行提高自身效率，也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入外部竞争被认为是提高银行竞争性的主要方法，地方性和民间金融的发展对打破国有银行垄断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除地方性和民间金融机构外，入世后四大国有银行面临的另一强有力的竞争就是外资银行。根据中美入世协议，入世五年后中国将给予美国银行完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允许美资银行开设分支机构并取消地域限制，两年后允许经营对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允许经营人民币零售业务。对外资企业的业务、沿海和大中城市的人民币业务、中介业务和其他涉外业务是中国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焦点，面对激烈的竞争，国有金融产权的边界将会收缩，有较强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将会加速形成。理论上讲，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外资银行并不会影响对经济安全。相反，各个银行会在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以及内部管理上各显神通，努力的动员储蓄和利用储蓄，将储蓄有效的转化为投资。
入世对金融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外资金融机构的涌入会在经营管理和金融创新上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外国银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制度管理上已经相当成熟，金融创新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存量。这些知识基本上属于“可交流的”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效应。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些方面则严重不足。金融开放，中国金融机构能直接学习效仿别人在衍生商品、电子金融、风险管理、项目融资、银团贷款、基金管理、营销策略等方面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优势进一步创新，加速自身的成长。实际上金融创新是我国金融机构在一体化的竞争态势下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四、制度变迁和入世
迈克米兰说，市场不是一对抽象的供求曲线，而是一种制度。市场是通过一系列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和惯例发挥作用的。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这些制度是几百年演进的结果，而对于转轨经济，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几百年才实现的成果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套制度不仅需要主动的设计，更是要通过发育和生成。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说：“市场经济中，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自下而上的；而在计划经济中，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自上而下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市场和计划两种力量在中间相遇，一方面计划体制没有完全消除，政府没有退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对经济干预管制过多，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还没发育到足够与政府抗衡的程度，结果政府的干预限制了市场秩序的扩展，新生的经济力量为拓展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而寻租不断，普遍的社会作用基础无法确立。完全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动努力，还需要增强市场的力量，压缩政府作用范围的边界，拓展市场秩序。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市场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第一，西方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存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降低我们了解别人经济制度运作的信息的交易成本。政府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主动将西方那些高效的又具普适性的制度安排直接拿过来，并根据本国的特点加以适当的改造然后引入，这就是说我们能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制度改造。出于对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追求，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激励的。
第二，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效力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入世后我们经济方面的许多法律规则都要和它接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上，入世带来的是向市场制度的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
第三，长期以来，在中国，政府支配着经济生活，社会没有形成具备与政府谈判力量的中间阶层，政府和社会不是产权保护与被保护的契约关系，而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种社会结构是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甚至发展停滞社会根源。可以预期入世后，外部力量将对政府形成有力的约束，长期来看，随着具有私有化性质的国企改革受到推动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可能形成和政府抗衡态势，政府将再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此演生出对政府力量的制衡机制和对政府行为的纠偏机制，政府的作用将逐渐蜕化到象成熟市场经济的政府那样提供产权保护，为市场经济服务，而不是控制经济。政府角色蜕变将对中国社会结构影响深刻，作为中间阶层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各种经济组织将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主要贡献者。
第四，自先秦以来，中国长期缺乏普遍主义准则和法治精神，政府不提供产权保护，结果人们对他人的行为和长期收益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人与人之间缺乏普遍的信用，在社会中以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特殊关系为基础，形成无数个小信任系统，在这种信任系统内部，人彼此的信任感很强烈，但信任系统之间却是强烈的不信任，结果作为一切买卖关系基础的普遍信赖，在社会上长期没有确立，经济资源于是被分割成诸多小块，市场秩序局限其中，人们没有从事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激励。作为哈耶克意义上代表资本主义特征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拓展结果的世界贸易组织，以非歧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为最基本的原则，除例外条款外，其规则在135 个成员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加入之后，自然也适用于中国，普遍主义准则在中国的确立将冲破小系统的局限，推动市场秩序拓展，社会由此会享受到分工合作交换范围扩展带来的福利。
随着入世的临近，给予民营经济国民待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外开放也应对内开放，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目前，国家禁止私企经营的行业有30多个，如银行、电信、批发网、高速公路等；限制经营的有20多个，如旅游、化纤、汽车等；民营经济在上市、配股、投资基金发起等融资方面也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入世后外企却不受这些限制。如果不取消这些限制，就会形成双重游戏规则，结果不仅压抑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使过渡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失去支撑，更危险的是双重游戏规则必然滋生官僚买办资本，这样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低效率的“南美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大的风险。因此政府决不应回避给予民营经济国民待遇的逻辑和要求， 将国内游戏规则与WTO游戏规则完全并轨。
五、结束语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减小政府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上的阻力和政治成本，同时为国企和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提供一定的交易条件和企业家资源，入世还有助于打破国企和银行垄断形成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助于金融创新，入世还会通过复杂的渠道推动中国向市场制度的变迁。当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形成双重游戏规则的风险，将会使经济锁入低效的南美模式。实际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更多的是改革的契机，是外因，如何利用好这次契机最终完成改革是摆在中国政府和各界面前的艰巨任务。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成败的关键还在于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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