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战略研究论文,中国崛起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03-01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和平崛起是地理大发现以来，继西方兴起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伟大过程①。它不仅在内部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使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商社会，还将在外部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重组国际政治的权力基础，并可能由此终结西方三百年主宰世界的历史，从而影响着未来人类发展的基本走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侧重于从理性选择角度对国家行为体(state actor)的行为逻辑进行分析，而把空间维度抽象掉了。用这些工具分析中国崛起的外部效应，容易忽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空间结构变化，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思维盲区。因此，通过赋予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以空间内涵，用之探讨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效应，以及这些效应如何通过反馈机制影响中国外交决策，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大国崛起地缘战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根据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大国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权力—利益半径的延伸②，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利益边界不断向外延伸的过程。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当年欧洲列强所走过的扩张道路——土地占领和对外殖民——已不太可能出现，大国崛起在空间上的表现将更多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范围或资源辐聚范围的扩大上。
1.1 国家有机体论
大国空间扩张可比拟于气球膨胀，二者都是系统内生动力(吉布斯自由能)积累与释放的结果。空间扩张是“国家动物”生存本能的反映，其根源在于现实世界中资源稀缺的普遍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③。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在《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把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学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他及后来的瑞典学者哲伦(Rudolf Kjellen)认为，一个由特定人群在特定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国家是一个空间性的生命系统，其行为具有一般生命个体几乎所有的一切特征，包括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人是要吃饭的，国家也需要一定空间来从中摄取各种资源，国家成长则要有资源空间的相应拓展作为必要支撑。地球有限的资源供给与人类无限的财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一个自助(self-help)的国际体系内，一个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与其他国家发生竞争、对抗乃至冲突。
1.2 结构现实主义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在国际权力“金字塔”中的结构位置是造成各国对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后发大国的崛起必然会重塑现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改变全球战略资源分配格局，从而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威胁守成大国的霸主地位，因此必然会引起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敌视。为维护其霸权，守成大国会本能地动用战略资源对后发大国进行围堵、遏制与封锁，例如在后者周边地区进行战略结盟、甚至不惜发动预防性战争等(进攻性现实主义)。而后发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必然会动用各种资源寻求战略突围。概言之，大国博弈具有“零和”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另一个大国的战略噩梦④。这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历史魔咒”，为此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曾深刻地指出：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1]。
在今天，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和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让大国共生共存成为必要与可能，但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未因此改变。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中国在崛起中迎来的不会是别人的掌声与鲜花，而只能是百年的孤独与寂寞。
1.3 距离衰减规律
当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Coase)曾用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边界(企业与市场两种资源组织形式之间的分界)的位置，受其思路启发，本文提出大国利益边界的动态决定原理。
国家是一个以追求其特定约束条件下自身效用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的“理性动物”，它每时每刻都在为自身利益进行着成本—收益核算，并依据核算的结果规划自己今后的行动。大国之所以会在崛起中实施对外扩张，原因在于它认为扩张能为自己带来某些战略收益(更多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且预期收益越大扩张欲望就越强。换言之，扩张欲望是预期收益的增函数。正像气球膨胀需要对外做功、消耗内能一样，大国向外膨胀也需要克服由其他国家抵制所带来的战略阻力。这是大国扩张必须支付的成本。显然，大国利益边界的具体位置应由自身扩张动力与外部阻力的对比来决定，二力平衡时大国的利益范围达到极大值，此时扩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在现实世界里，距离(时空阻滞效应)也是影响大国扩张能力的重要因素。大国对外部世界某点实施政治、经济和文化辐射的能力(场强)显然与该点距大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远近有关。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原理，场强变化遵循“距离平方反比定律”，即：
根据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中心地原理，在绝对均质空间中竞争均衡的结果是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呈正六边形及蜂巢状排列。而在非均质空间中，利益边界会在阻滞效应较弱的方向率先寻求突破，直到张力与压力实现均衡。河流和山脉对空间相互作用的阻滞效应更强，因此常成为大国间势力均衡的天然分界线。
2 中国崛起与战略前沿外推
2.1 中国崛起的历史成就
崛起意味着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其中涉及综合国力的概念，但当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要领先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成就。从总量指标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9％，不仅高于美、日、欧等成熟经济体，还高于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发动机后，2008年全球性金融灾难更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2010年在中国崛起征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中国不仅在GDP规模上超过日本，还终结了美国长达116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历史。根据历史经验，工业大国几乎是经济大国的同义语，而且几乎所有工业大国最后都能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例如当年的英国和美国。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最大工业国，开创了人类历史之先河，可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即将拉开。
从结构指标看，2010年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之和超过89％，而传统部门农业所占比重仅10％左右，由此可基本判定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工业化国家俱乐部的门槛⑤。今天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依托廉价资源、庞大国内市场和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建成了一批具有超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包括几个新兴产业群(例如绿色能源产业)，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在全球价值网格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工业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为中国建立独立防务能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并进而赋予中国独立的国际行为能力和独立的国际人格(这一点与“印度崛起”有明显不同)。
2.2 中国商业利益业已全球化
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逻辑的自然延伸。可从三方面分析：
第一，中国的贸易影响无远弗届。根据WTO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1.6万亿美元)和第二大进口国(1.4万亿美元)，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今天，几乎每个地区的最大经济体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或最大出口市场，如欧洲的德国、拉美的巴西、非洲的南非、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东亚的日本、南亚的印度和西亚的沙特阿拉伯等。虽然中国只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在G20国家里，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已达到6个，未来5年很有可能增加到10个以上。
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全球。长期以来众多跨国公司以中国为核心构建其全球和东亚区域价值链，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资本汇集地。伴随着中国技术和管理能力提升，许多中国产业和企业开始具备对外投资实力，使中国整体对外投资进入加速增长阶段。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在境外投资企业1.3万家，实现境外纳税106亿美元，其中当年对外直接投资565亿美元，列世界第五。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已遍布各大洲，尤其是非洲、拉美、澳洲和周边的亚洲，其中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0％和81％。中国对外投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许多国家(包括几乎所有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怀有某种恐惧感。
第三，中国金融势力撼动美欧。随着经济持续崛起，中国正由“世界工厂”变成“世界银行”。截止到2010年，中国广义货币M2超过1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2倍)、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年均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3.2万亿美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和市值均进入世界前10位，从这些基础性数据基本可窥测中国借贷资本的国际地位。中国目前持有大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联储之外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人，中国的政策取向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华尔街的“空气”。有人说，如果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几乎可以被看成一种“宣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把大量资产存放到美国，等于把自己变成美国的“人质”。例如，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能让中国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美国国债)都面临缩水风险。正如学者所描述的，中美间业已形成某种“金融恐怖平衡”。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也位居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中国对美国的金融影响必然会通过国际资本运动辐射全球。金融是经济的最高发展形式，因此这种辐射已成为中国经济利益全球化的最好写照。
2.3 中国战略前沿外推的必然性
通过和平发展实现和平崛起，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21世纪13亿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诉求。与早期西方大国主要通过殖民扩张实现崛起的做法不同，今天中国是通过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利益交换机制从全球市场获得发展资源来实现崛起的。对大国来说，所有经济变量都有战略含义。与外部世界开展贸易、金融等往来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条件，保护商业活动和国际贸易航线就是保护和平崛起本身，因此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决定了中国战略利益必然随之全球化。换言之，中国战略前沿外推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虽然中国经济影响已遍布世界，但在安全领域还影响有限，因此尚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⑥。从历史经验看，大国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不匹配的局面是无法持久的，其结果要么是后者把前者的缺口弥补掉，要么是前者把后者的优势葬送掉。持剑经商是五百年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基本逻辑，无论是海盗时代，还是重商主义时代和所谓的自由贸易时代，概莫能外。蓝水海军是保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全球化的经济利益要求有全球化的海军与之匹配。中国发展国防并非穷兵黩武，在汉语里“武”的含义是“止戈”，即追求和平、停止杀戮。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中国人的千年梦想，但中国尚未崛起到可以化剑为犁的程度，不管是否情愿中国都必须发展远洋海军，必须摸索着实现从陆权大国向海权大国的转变。
3 中国崛起与西方的战略遏制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为对偶，大国崛起愈迅猛，外部压力就会愈强烈。中国是一个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与西方迥异的国家，其崛起不太可能避开西方的围堵。应看到中国崛起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属于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为(self organization)，因此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在核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外部遏制不可能逆转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趋势，但会提高中国崛起的成本、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美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霸权是西方大国的代表，因此探讨美国亚太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华战略将是理解中国与西方战略互动的关键。
3.1 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定位
欧亚大陆历来就是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美国崛起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欧亚国家主导欧亚大陆政治事务的局面。根据“围堵教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理论，亚欧大陆的边缘(而非大陆中心)才是大国对决的主战场和通往未来世界的历史锁钥，美国应把防范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peer competitor)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1998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全球视野下的地缘战略图景：以南北美洲为基地，以欧亚大陆为重点，从欧亚大陆的东南西三个方向控制“边缘地带”，并伺机向欧亚大陆纵深扩展，遏制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可能出现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威胁的国家出现，从而实现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进而独霸全球的终极战略目标。当前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地缘思维——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思想，在本质上是斯皮克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946年2月在美驻苏联大使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给美政府发出著名的“长电”(Long Telegram)后，美国开始了对苏联的长期围堵，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后冷战时期，继承了苏联国际法人主体地位的俄罗斯虽然仍拥有世界最大的国土和令人生畏的核武库，但其整体衰落趋势已不可逆转，恢复超级大国地位正变得越来越希望渺茫。美国战略界认为，与崛起中的中国相比较，俄罗斯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继续把这样的国家当作战略对手只会令人兴味索然。如果俄罗斯不再是威胁，那么欧亚大陆上能让美国动心的国家只有中国了。从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中国是东亚当之无愧的核心国家，且中华文化一直是东亚文化的母体，再加上世界经济重心正向亚洲转移，因此美国不少人认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就是中国。一言以蔽之，中美在战略冲突并非来自或仅仅来自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误读或误判，而更多是一种由双方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结构性对立，因此是难以调和的。由于战略互信的缺失，中美任何合作都会带有功利色彩，因此，“中美是假朋友”[2]。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已经并正在把大量战略资源投向亚洲⑦，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这就是在深处内陆的中亚和蒙古也能看到美国影子的原因。
3.2 美国对华战略工具组合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软硬兼施(遏制加接触)的对华策略⑧，具体手法千变万化，主要有舆论上丑化、技术上封锁、经济上打压、外交上孤立、政治上渗透、军事上威慑等。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局限性和美国制度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其国家自信的基础，损伤了其软实力(soft power)。另外，在危机爆发之后的三年里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使美国遏制中国所需的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hard power)呈现某种匮乏态势。在2011年出现债务危机后，美国公共资源捉襟见肘的问题更加严峻。因此，未来美国对华遏制将更倾向于采用更多军事威慑手段，继续强化其同盟或准同盟体系，在中国东部、南部出海口布设多重“阻拦网”，几乎是其未来亚太战略的必然选择。未来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冒险主义和非理性色彩可能会有所抬头，中美战略冲突的频度和强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3.3 美国战略资源的空间投放
当前西方战略界基本上把中国看成一个区域大国，并有把中国力量限制在一个狭小空间范围内的企图，因此其对华战略布局主要放在东亚或亚太区域层面上。主要包括：
经济上，试图通过强化APEC机制来牵制东亚区域一体化，尽力防范中国利用区域性多边制度平台顺利实现崛起。在这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是美国重点拉拢对象。由于美国“掺沙子”和区内个别国家蓄意“放水”，东亚峰会已由过去身份较为一致、目标较为明确的“10+3”(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变成了今天不伦不类的“10+6”(再加上印度、澳大利益和新西兰)。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景似乎愈加暗淡，东亚峰会等区域多边平台对中国已形同鸡肋。
政治上，竭力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有时还包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构建所谓“民主共同体”，以中国国内体制缺陷为借口对中国实行的政治孤立和排斥。例如，2010年11月份奥巴马从印度到印尼、韩国和日本的亚洲之行，其醉翁之意即在中国，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环中国之行”。
军事上，在巩固老同盟的同时发展新同盟，通过强化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来威慑中国。目前，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的中国周边地区分布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基地，有学者认为这是对中国的“C形包围”[3]。
3.4 美国围堵战略的地理支点
斯皮克曼指出，海岛国家要围堵大陆国家需要在大陆边缘构筑“桥头堡”，并以此为支点向大陆辐射影响，并极力压缩大陆势力的战略空间。美国战略界认为在亚洲足以堪此大任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和印度，中南半岛虽然也是大陆边缘，但由于国家均太小海洋势力根本无法在此立足。在制约中国崛起这一点上日、印两国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战略诉求，经美国“穿针引线”两国战略合作有深化趋势。
日本是第一岛链极为关键的一环，与澳大利亚一起被称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南北“双锚”。冷战结束后，美国采取了三大战略举措来加同和强化美日同盟：一是大力增强美在日本的军事攻防力量，二是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三是扩大美日安保范围。当前，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御范围已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甚至把台海地区纳入其“共同战略关切”范围，表明美日安保同盟正从防御转向进攻(目标是谁，不言自明)[4]。
日本虽然发达，但毕竟其国家规模较小，人口老龄化严重，并且已过历史巅峰期，对抗如日中天的中国已显得力不从心。在西方某些精英看来，未来在亚洲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只有另一个崛起大国——印度[5]。虽然印度面积不到中国的1/3，但地形、气候条件优于中国，拥有众多人口和深厚的文明自信，因此发展潜力不可小觑。印度半岛向南插入印度洋1600余公里，东部安达曼群岛紧邻马六甲海峡，据二者之一即可威胁中国石油运输线。《大西洋》月刊记者、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卡普兰(Robert D.Kaplan)认为，印度洋将成为21世纪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印度(对西方)的战略价值将凸显[6]。
4 来自周边地区的地缘挑战
美国是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外生变量”，其围堵战略只有在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配合下才可能实施，而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加入美国的“反华大合唱”不仅取决于美国的“引力”，还取决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推力”。东亚多数国家已习惯了中国作为一个贫弱国家的存在，因此在其理想的世界秩序“图谱”中仅为中国“安排”了一个较低的位置。当中国开始崛起后，不仅打破了现实世界的力量均衡，也打乱了这些国家的“心理秩序”⑨，迫使其进行“格式塔”式的心理转换或调适，从而使这些国家产生了借助外部强权对冲(hedge against)中国崛起的诉求。
4.1 日韩两国强化绑定美国
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东亚的两大盟国。虽然中国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繁荣均离不开中国，但两国在战略上对中国抱有较大的不信任感，在某种程度上都渴望借重美国来平衡中国崛起的压力。2010年以来的多次事件，如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钓鱼岛事件，均成为两国强化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契机。究其原因，都是由于上世纪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的历史轨迹，两国战略上的“脱亚入欧”趋势在未来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目前两国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相背离，其机会主义色彩很浓的对华战略将不可能长期持续。
4.2 普遍存在的对华疏离感
中国已成为几乎所有东亚国家的主要甚至最大贸易伙伴，但这些国家对华感情似乎并没有跟随经济依赖程度一起提高，反而出现了更加疏离中国的趋势。从2010年南海争端升级后这种感情疏离已经显性化，虽然这种争端只发生在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这很值得中国战略界警惕。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在中南半岛保有较强的战略影响力，并对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充满自信，但2010年6月时任泰国总理阿披实提出要中国“帮助”解决泰国的干旱问题⑩，2011年10月初缅甸政府未与中国磋商就单方面取消了由中国出资36亿美元在伊洛瓦底江建设密松水电站的计划(11)，使中国“后院”频现“火警”。
4.3 印度可能出现对华战略误判
西方对印度期望甚高，但能否如意还要取决于印度自己的战略盘算。印度与中国一样同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有别于西方维斯特伐利亚和会后形成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两国宗教均为多神教，亦有别于西方一神的基督教。因此，两国的民族心理都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互相包容更不成问题(12)[7]。基于这种逻辑，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印度应比西方更善于与中国和平相处。但从短期来看，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印度有高估自己的传统，虽然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与中国有显著差距，但还是把中国当作自己崛起的标杆，对中国有“瑜亮情结”；二是两国目前尚有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纠纷；三是有西方的支持和煽动。因此，印度有可能在1962年误判中国之后再次出现对华战略误判。
4.4 三个民族与中国渐行渐远
蒙古、朝鲜和越南(还有韩国和琉球)，都曾是“大中华”体系内的成员，但在中国衰落后这些民族的演化都先后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在民族心理上都与中国渐行渐远。例如，越南(北部)从秦到北宋1000年间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独立后仍使用汉字，但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在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汉字，1979年更是爆发了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三国都对中国极为警惕，对中国的信任度甚至低于东盟诸国。蒙古、越南在冷战期间进入苏联阵营，一度成为反华急先锋，后冷战时期则拥抱美国(越南刚刚学会拥抱美国)。即便被我们称作“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冷战期间也与中国龃龉不断，至今其对华战略信任感仍有待提升。例如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长期无果就与此有关。关于蒙古，下文另有论述。
4.5 中亚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渗透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是西方霸权的受害者，西方一直把二者可能的结盟视作自己的最大“噩梦”。中国有2300万穆斯林，利用中国内部的民族宗教问题，把恐怖势力的祸水引向东方的想法在西方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中国必须学会与伊斯兰世界和睦相处，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福祉。当前中国民族宗教问题最复杂的地方就是西部战略安全屏障新疆。在新疆的邻国中，阿富汗已经是个失败国家(13)，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三国面临的发展任务亦十分艰巨，它们都有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温床的可能。无论成因如何，新疆社会动乱都会严重伤害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感情，为西方反华势力提供更多折冲樽俎的机会。例如，在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就贸然指责中国在对维吾尔族搞“种族灭绝”。
4.6 衰落的俄罗斯或依附西方
俄罗斯不乏自然资源、科技人员与战略家，但缺少经济学家，尤其缺少国家层面的经济管理人才。未来俄罗斯经济对资源的依赖还会持续，其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趋势有可能延续(14)。衰落的俄罗斯将缺乏足够的战略自信去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其精英不太可能接受一种“加拿大”式的国际地位，未来其民族心理有可能向欧洲回归，并借机实现国家战略“西转”。不幸的是，当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都有一些人在打这个主意。幸运的是，俄罗斯融入西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有三：东正教的俄罗斯与基督教的欧洲存在一定文明差异；俄罗斯与中国一样是个骄傲的民族；俄罗斯太大，欧洲小国对其恐惧根深蒂固。在遭到多次拒绝和欧洲爆发债务危机后，俄罗斯对融入欧洲的兴趣正在淡化，但也不排除未来还有反复。
5 全球性层面的战略突破方向
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和中国战略资源的稀缺性，中国向外拓展权利(权力+利益)空间时只能走非均衡发展路径(点轴模式)，即集中优势资源在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地区率先实现局部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扩散，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最终取得全局性的战略胜利。在全球层面上，目前中国的战略突破只能局限在“低政治”领域，它利用了经济手段的渗透力优势，具有“剑走偏锋”的色彩；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不应满足于获取“纯粹的”经济利益，应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因此这种空间突破具有综合性(15)。这种差异由中国实力结构的不平衡性所决定。对大国来说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有战略含义，因此这两种突破又是相辅相成的，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总目标上实现统一。
从“经济人”的角度，中国在选择对外拓展的方位时应遵循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式。在收益方面应主要考虑这些因素：(1)潜在目标区的资源条件。这里既包括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也包括市场、资金和技术等社会资源，甚至包括企业家才能和科研能力等人力资源；(2)潜在目标区与中国之间的产业梯度和技术落差。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互补性较弱、竞争性较大，无论是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均会受限。从投资的角度看，顺势投资(向低位势区投资)容易成功，逆势投资则不易存活，但有时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中国对欧洲的投资不是对非洲和拉美的投资所能替代的。在成本方面应主要考虑这些因素：(1)与中国的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2)与中国的心理距离，包括文化和政治差异性、与中国是否有战略冲突等；(3)该国市场的对外普遍开放程度。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符合这些条件的地区或国家主要有非洲、拉美、澳大利亚和欧洲。
5.1 非洲
非洲对中国有两个价值：自然资源和战略位置。多数人都知道非洲是个富饶的大陆，但对非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估计不足。非洲东面是卡普兰所说的21世纪世界地缘政治舞台中心——印度洋，西面则紧靠西方世界的心理边疆——北大西洋。从长远看，未来中国政治乃至军事势力进入大西洋尤其是北大西洋，可能是舒缓西方战略压力的重要举措，而非洲可作为其中的有力跳板[8]。
中国能用全球最低廉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几乎所有资本品，如资金、技术、管理和设备等。成本优势属于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复制性，这构成了中国参与国际战略博弈所需自信的基本依据。当前非洲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中国不仅能向其提供工业化所需的主要资本品，还能向其提供借鉴经验。其中，中国有能力以全球最低成本帮助非洲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和公共设施(尤其是医院和学校)。此外，中国在非洲还享有一项优势：没有殖民主义的道德包袱。因此可以说，中国在非洲的商机近乎无限。
但应看到，非洲在传统上是老欧洲的势力范围，美国更是从国际权力中心转移和霸权更迭的视角看待非洲资源的流向，因此中国进入非洲必然会触及“西方的奶酪”，并由此引起西方的反击。由于西方掌握着舆论霸权，其搬弄是非的能力为中国所不及，再加上非洲当地精英大多接受欧美教育，容易被西方蛊惑，因此中国在非投资遇到了不少阻力。例如，赞比亚新当选总统萨塔曾发表过一些对中国投资不甚友好的言论。今后中国应注意通过舆论公关来改善自身形象，在必要时要敢于与西方直接辩论，以争夺国际道义制高点。
5.2 拉美
拉美资源丰富，这一点与非洲相似。但中国进入拉美很可能比进入非洲困难一些，一是距离更远，二是拉美是美国的后院，三是拉美对中国崛起的心理适应不及非洲，对中国势力进入持更加谨慎态度。
巴西是中国拉美战略的重点。原因在于：首先，巴西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可为中国提供许多贸易和投资机会，两国可以在基础设施(港口、水电站和高铁等)和高科技领域(卫星、飞机制造和新能源等)进行合作；其次，巴西为西半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和南美的天然核心，有独立的战略诉求和一定国际行为能力，其崛起必然会大量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从而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实施构成牵制，因此中巴两国可以进行防务合作。
由于中国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双边贸易中拉美主要向中国出口矿产品和粮食等初级产品，而从中国进口各种工业制成品。受中国产品的冲击，近几年整个拉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问题(比俄罗斯更严重)，因此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对与中国合作的态度都出现了某种消极化趋势。中国不应忘记拉美曾出现过普罗维什(R.Prebisch)和多斯桑托斯(T.Dos-Santos)等思想比较激进的学者。今后中国应注意与拉美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寻求新的合作形式。
5.3 西欧
如果非洲和拉美可作为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的目的地，那么欧洲应是中国技术寻求型投资的重要目标区。中国和欧洲都追求多极化的世界，彼此之间无重大地缘利益冲突，因此欧洲对中国商品和资本的到来相对友善，并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技术来源地。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对技术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未来中国对欧洲的战略兴趣可能还会有增无减。2011年欧洲爆发了严重债务危机，许多银行因持有希腊和意大利国债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和放贷能力受损，造成了整体信贷市场趋紧和企业融资困难，对中国企业来说这可能是并购欧洲企业的好机会。
从长期来看，中国通过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从消费品大国向资本品大国的转变，将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挑战欧洲的结构位置，更在欧盟内部对中等发达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等)形成持续挤压，这将为未来中欧战略冲突埋下伏笔(16)。
6 区域层面的战略突破方向
地区层面的方位选择与全球层面有所不同，此时追求的利益更加敏感，因此对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最好是那些与中国文化上相近、战略利益一致的国家。在中国周边符合这样条件的国家主要有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此四国对中国的价值不是用货币所能衡量的，尤其是前两者。在西方有人把巴基斯坦称为中国的“新新疆”，把缅甸称为中国的“新西藏”[9]，如果中国“丢掉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将是近代以来继丢掉日本海出海权和琉球群岛之后中国的又一次地缘大灾难。笔者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缅甸、蒙古三国应追求排他性利益，就像美国不会允许外部战略势力介入墨西哥或加拿大一样；在哈萨克斯坦则应在力量均衡的基础上与俄罗斯达成谅解，因为历史上这里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6.1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地缘战略地位：本身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欧亚大陆上少有的陆上“十字路口”，也是中国、伊斯兰、印度、俄罗斯等几大势力交汇处。在东西方向上这里是中亚、西亚与南亚之间人口迁徙和文明扩散的重要通道，尤其是西北部兴都库什山脉上的三大山口(开伯尔山口，古马尔山口和博伦山口)，历史上外部势力都是途经此处入侵印度的(17)。在南北方向上虽有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阻碍了交通，但此处有成为中亚和新疆最近出海口的潜在能力。对任何一个准备参与21世纪全球博弈的大国来说，无论其来自哪个大洲，巴基斯坦在其战略视野里都必然占据着显著位置。美国之所以发动阿富汗战争并把战火蔓延至巴境内，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这一点(18)。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特殊价值：由于其地理位置濒临阿拉伯海并毗邻新疆，与其保持友好关系既有助于中国保护海上油路安全，也使中国开辟穿越克什米尔的陆上石油运输通道成为可能(19)；为中国海军进入印度洋参与21世纪“大博弈”提供立足点，尤其是瓜达尔港(20)；由于印巴之间历史宿怨未解，与其战略合作将有助于中国部分化解来自印度的压力，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作为人口仅次于印尼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可作为沟通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心理桥梁(21)；是新疆最近的潜在出海口，关系到新疆的繁荣稳定；分担西方世界的战略压力，延长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优化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22)。
巴基斯坦的战略诉求：从内部看，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缓慢，政府无法提供足够公共服务，社会之中长期存在较大动荡风险，加上部分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旁落到地方部族手中，因此其有沦为“失败国家”的危险。国家安定的长久之计在于发展经济，鉴于自身发展条件严重不足，其对外部帮助极其渴望。从外部看，由于位置重要，西方势力长期对之虎视眈眈，因此防范被西方大国控制、保持国家政治独立成为其另一主要诉求。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中巴两国土地相连，空间成本较低；两国战略渊源深厚，巴基斯坦对中国有较高忠诚度，是中国唯一的事实盟国和全天候朋友，中国力量的进入一般不会遭遇太大阻力。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误区：合作主题过于集中在安全领域，对经济合作重视不够，没能对巴基斯坦的发展诉求给出恰当回应；在双边合作上出现了某种功利化色彩，中国对巴投资过于算计货币收益等有形回报。例如，2011年年8月中国矿业公司庆华集团退出了一项190亿美元的对巴投资计划，导致其信德省在未来20年建设一个煤矿、多个发电厂和化工厂的计划被取消。
中国对巴基斯坦战略的基本思路与配套政策：长期来看中国应通过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实现国家发展，防止其因失败而解体；短期内应加大经济和军事援助，尽力争取把美国“锁定”在阿富汗战场。就具体政策而言，应鼓励巴基斯坦对华出口，尝试对其某些产品单方面开放市场；在卡拉奇等地设立中国工业园区，鼓励制造型企业对巴投资；对中巴铁路(赫韦利扬—喀什)和伊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输油管进行可行性研究，在技术可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尽量给予落实；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资助巴基斯坦修建从伊斯兰堡(或拉瓦尔品第)到卡拉奇的高速铁路；援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巩固两国民间友好感情。
6.2 缅甸
缅甸的地缘战略地位：缅甸也处于亚洲陆上的“十字路口”，是南亚与东亚之间的地理纽带和文化走廊，殖民地时期英法两国势力在此实现战略均衡并非偶然；中印崛起使得世界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而缅甸是中印势力交汇处：濒临21世纪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印度洋，且其南部邻近世界油路的关键节点马六甲海峡；缅甸本身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如西方控制缅甸可实现一箭三雕的战略效果：裹挟东南亚诸小国，迫使中国转变战略方向，并抑制印度向东扩张的潜力。
缅甸对中国的特殊价值：森林、水力、矿产资源丰富，为中国提供众多投资机会；是沟通中国与印度洋的最佳中介，可为中国西南诸省提供出海通道；影响中国海上油路安全；多天然良港，可成为中国进入印度洋的前哨；从积极方面看可成为中国与印度、东盟之间实现共生共荣的桥梁，从消极方面看可与巴基斯坦东西呼应钳制印度，以瓦解西方对华围堵联盟。总之，缅甸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屏障，据此中国进可攻、退可守。
缅甸的战略诉求：寻求大国的政治支持，争取打破因实行军人统治造成的外交孤立；吸引外部投资，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
中国对缅甸的战略优势：两国比邻，空间成本较低；同为佛教国家，文化亲缘性较高；众多民族跨界而居，两国之间存有绵长的“胞波”(同胞)情谊；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能力帮助缅甸应对西方制裁；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缅甸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各种资本品，尤其拥有在山区修建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
中缅关系的潜在障碍：对中国的战略信任还有提升的空间(远不及巴基斯坦)；缅甸部分精英接受西方教育(例如昂山素季)，对中国现行体制怀有成见，压缩了政府对华外交的自由度；中国是金三角毒品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制约了中国对缅开放。
中国对缅甸战略的基本思路及具体措施：把缅甸的发展当作中国自己的事业，用时间化解民族猜忌，把实现两国深度文化融合与高度战略互信作为最高目标。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加大对缅甸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在水利开发和铁路建设上；强化两国包括铁路、公路、电网在内的交通设施的对接与联网；在缅甸沿海城市设立中国工业园区，鼓励缅甸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利用文化亲缘性，鼓励两国开展各种人文交流，例如宗教交流；鉴于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尝试鼓励缅甸青年精英向中国移民(23)。
6.3 中亚(哈萨克斯坦)
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和地理枢轴；是中国、伊斯兰、西方(基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四大文明交汇地，关乎文明势力的消长。
中亚对中国的特殊价值：关系到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为中国提供投资机会；有助于中国能源来源多元化；中国与其他势力之间的战略缓冲区。
中亚的战略诉求：深锁内陆，渴望获得稳定出海口；基础设施破败，工业体系薄弱，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资源开发，渴望外部资金与技术；渴望政治和文化上独立自主。
中国对中亚的战略优势：直接毗邻中亚，空间成本较低；与巴基斯坦和伊朗长期保持良好关系，有能力为中亚安排印度洋出海口；有中亚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市场等；作为成功转轨的样板，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亚具有启发性，能为中亚各国提供经济发展的综合解决方案；世俗化的价值观，较高的文化包容性，比其他文化(例如东正教文化)更易与伊斯兰和平相处。
中国对中亚的战略劣势：与中国有各种历史恩怨(24)；中亚精英多接受俄罗斯和西方教育，各国社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欧化和俄化问题(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因此其社会普遍对中国抱有较深的历史偏见和战略警惕。
中国中亚战略的基本思路及对策：俄罗斯已经并将继续衰落，中俄力量天平将出现向中国倾斜的长期趋势，因此中国应在中亚问题上保持战略耐心；经济手段比政治军事手段更具渗透性，由生存本能所驱动的发展要求将迫使中亚各国与中国开展经济往来；曾经历多次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草原民族有顺应强权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外交应刚柔相济(以柔为主)。具体对策包括帮助中亚寻找印度洋出海口；扩大投资，建设连接中国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向中亚各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合资建设工厂与矿山；援建部分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提高国家亲和力；鼓励青少年来华留学，并提供奖学金；把新疆打造成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文化桥梁，鼓励双边文化交流，帮助中亚人民建立正确的中国观。
6.4 中亚战略的盲区：塔吉克斯坦
中国的中亚战略赋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更高权重，但存在塔吉克斯坦这个战略盲区。在中亚，塔吉克斯坦可能是中国影响最易扎根的地区，原因如下：在中亚5国里最贫穷，也最渴望发展；位于中亚最南部，俄化程度最低；为中亚唯一非突厥语国家，与中国历史结怨较少；传说其祖先为太阳神与汉族姑娘结合而生，与中国有较高的文化亲融性(25)。
有学者认为，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0％以上，他们的民族关系大致可以说是较好的[10]。中国塔吉克族与汉族的通婚数占其民族婚姻总数的比例(通婚率)虽然低于10％，但达到了6.11％，高于维吾尔族的0.62％、哈萨克族的0.21％、柯尔克孜族的1.05％、乌孜别克族的1.84％，接近藏族的6.49％、朝鲜族的7.59％[1]。虽然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与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在身份记忆上有所区别，但毕竟二者还是有不少相似的文化特征。今年塔吉克斯坦把1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交还中国，而在其国内并没有掀起波澜，并非偶然现象。中国的中亚战略应充分发掘这一文化优势。
6.5 蒙古
蒙古的战略价值：蒙古的产生是中国积贫积弱的结果，因此关乎中华民族的尊严(26)；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是中国天然的“矿产后备基地”；是中国北方的战略缓冲和安全屏障。
中国的战略目标：争取对蒙古事务的主导权，确保中国北方安全；获取自然资源，支撑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
中国在蒙遇到的问题：由于与苏联长期结盟，相当部分民众视中国为其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一些精英对华敌对情绪甚至已近乎丧失理性(27)[12]。
中国的战略优势：国土三面环绕蒙古并拥有其最近的出海口，蒙古发展贸易不太可能避开中国；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第一经济大国，经济活力远超蒙古第二邻国俄罗斯，也远超“第三邻国”美国或日本；中国经济发展为蒙古资源型经济提供了广阔市场；中国拥有蒙古实现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资本、技术、设备等)，其矿产开发所需要的铁路、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拥有600万蒙古族人，占世界蒙古人的一半以上。
对蒙古政策建议：蒙古国内对华合作的民意基础不足，纯粹的经济手段并不能保证中国实现战略目标，因此在强化经贸合作的基础上适当辅以政治手段，并在关键时刻展示必要的国家决断力，应成为未来中国的蒙古战略的主基调。
7 结语
围堵与反围堵的游戏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它由国家的生存本能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本质所决定，从斯巴达(奔罗本尼撒战争)和秦国(连横破纵)的崛起，到近现代德意志(两次大战)和苏联(冷战)的兴起概莫能外之。伴随着人类走进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实现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种必要与可能，因此今天的中国在成长中应学会从容和坦然面对各种外部骚扰。“一个国家的民族，如果永远塞进狭小空间，就意味国民的灭亡”(哲伦语)。当前中国正从地区大国变为全球大国，权力半径的延伸和利益空间的拓展要求我们要敢于动用战略手段打破外部无理围堵。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充分利用地处亚洲地理中心和身为亚洲文化母体的禀赋优势，遵循梯度转移规律，按照由近及远的原则从周边渐次向全球施展权力。在地区层面上，巴基斯坦和缅甸是中国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去”，中国必被窒息；中亚和蒙古则是重要的资源产地，是上天赐予中国的厚礼，在此中国应积极有为。在全球层面上，非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将长期是我国发展资源的重要供应地，因此应成为今后中国“走出去”过程中“蛙跳战略”的重要目标。
注释：
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大国崛起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不少混乱。笔者认为，大同崛起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从状态看，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对现行国际体系构成压力或挑战的高度。从过程看，具备这种能力仅仅是崛起征途的开始，实现对原有霸权的替代才是崛起完成的标志。因此，大国崛起在宏观上就是国际权力中心转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国崛起有可能会因外部围堵而夭折，例如当年德国、日本和苏联。2003年“和平崛起”成为中国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但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和担忧。2004年的博鳌论坛上胡锦涛主席首次用“和平发展”取代原有的“和平崛起”提法，从此“和平崛起”逐渐从领导人的讲话和新闻宣传中淡出，但中央高层对学术界继续探讨“和平崛起”持开放态度。
②通俗地说，权力是指改变别人意志的能力。在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权力和利益是两个心概念，以权力界定利益为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汉斯·摩根索认为，在现实世界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和自助体系，国家间政治的实质在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权力以利益为基础和目标，国家利益是权力斗争的中心和本质。
③人是万物之灵，由竞争性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并非弱肉强食的“霍布森丛林”(Hobbes Jungle)，本文引用拉采尔的理论只是为了提出学术思想，不代表笔者赞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④新旧势力博弈的结果通常不外乎两种：要么是守成大国成功地把后发大国的崛起扼杀在摇篮里(如德国、苏联和日本的崛起被英美扼杀)，要么是后发大国冲破围堵完成崛起，并成功实现对守成大国的霸权替代(如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替代了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即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⑤根据库兹涅茨工业化阶段模型，传统部门(农业)的比重降到10％以下是该国即将完成工业化的重要信号之一。
⑥西方学者多数认为中国还是个区域大国，或是有世界影响的区域大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准超级大国”、“未来的超级大国”等概念。例如，美国学者谢淑丽(Susan L.Shirk)称中国为“脆弱的超级大国”。
⑦国际关系文献中的亚洲与地理教科书上的亚洲不是同一概念。在西方看来，亚洲通常是指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有时还包括澳大利亚，近年有人把印度也加了进来。东北亚在地理教科书中被称为东亚。本文多次使用“亚洲”概念，但含义有所变化，请读者注意。
⑧为表达美国对华接触+遏制的政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Aaron L Friedberg把containment(遏制)和engagement(接触)合并起来创出一个单词congagement。
⑨“心理秩序”的概念是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邱震海所创，但他并没有解释其学术内涵。
⑩这是一种外交辞令，即阿披实认为泰国发生干旱的原因是中国在湄公河上游(澜沧江)上修建了几座水坝。其实澜沧江径流只占湄公河径流总量的13％，且中国并没有从水库调水，泰国干旱与该年泰国降水偏少有关，与中国修建大坝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中国修建大坝导致中南半岛大旱的命题是西方炮制出来的，但在东南亚很有市场。之所以有些人相信此命题，不是因为这是真理，而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请读者仔细体会东盟国家在中国崛起压力下微妙的心理动态。
(11)截止到缅甸政府宣布搁置该计划时，中国已投出2000多万美元用于库区移民安置。密松事件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与缅甸中央政府同克钦邦地方政府在资源收益的分配上存在冲突有关，也与缅甸高层担忧中国势力扩张有关，还与西方的挑拨有关。在缅甸国内反对此项目的主要是克钦邦地方势力和以昂山素季为首的反对派，外界认为“顺应民意”只是缅甸政府的借口，其真正动机可能是在向西方示好。果真如此，这将预示着东南亚(至少是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12)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的冲突性较强，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13)国家的基本目的是国家安全、国内秩序，基本福利和社会正义。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基本功能时，这样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
(14)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雷布琴斯基定理，小国资源部门的繁荣会导致其非资源部门的萧条，即产生“荷兰病”。俄罗斯虽然不是荷兰那样的小型经济体，但类似问题还是摆脱不了的，只是程度轻一些而已。
(15)西方学界把经济问题称为“低政治”，把安全问题称为“高政治”。
(16)地中海沿岸欧洲被称为拉丁欧洲，波罗的海沿岸欧洲被称为日耳曼欧洲。前者主要信仰天主教，偏重于安逸享乐；后者主要信仰基督新教，在工作伦理上与东亚儒家社会很相似，也有勤劳、节俭、严谨、守纪律的美德。拉美与北美的发展差距与南北欧洲的发展差距是对应的，根源很大程度上都在宗教伦理的差异上。
(17)这些外族主要包括：公元前14世纪的雅利安人、前6世纪末波斯帝国(大流士)、前4世纪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前2世纪的大夏希腊人、塞人、安息人、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人、5世纪的嚈哒人(白匈奴)、8世纪的阿拉伯人、16世纪的蒙古人(巴布尔)等。正是由于多次外族入侵和民族融合，使今天的印度人与古印度人(达罗毗荼人)在种族意义上有了根本区别。
(18)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要捍卫其全球霸权就要确保三条战线：欧洲战线，与苏联斗争的焦点是东欧，关键国家是波兰和西德；远东战线，斗争焦点分别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关键区域是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远西战线，战略焦点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如果控制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美国就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东西衔接，特别是实现北约东扩和亚洲军事基地链条的接合，因此这里是美国欧亚“大棋局”的关键。
(19)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曾设想修建一条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输油管，并计划在瓜达尔附近分出一条支线通往中国新疆喀什，后来迫于美国战略压力印度从该计划退缩，考虑到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混乱局面中国的态度也趋于谨慎，遂使该设想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20)美国一些战略学者认为，中国要发展蓝水海军就不可能没有补给基地，2005年初五角大楼出台一份名为《亚洲的能源未来》的内部报告，首次提出中国海军正采取“珍珠链”式战略的说法。“项链”上的第一颗“珍珠”就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其他“珍珠”包括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以及泰国等国的港口。
(21)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爆发骚乱后，许多伊斯兰国家(甚至包括外交上有求于中国的伊朗)公开或半公开指责中国，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对中国海外利益发出威胁，巴基斯坦不仅公开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在伊斯兰国家会议上还曾坚决抵制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多边宣言谴责中国的努力。
(22)阿富汗战争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包括人员生命、国际道义和数千亿的资金等，从而加速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因此美国继续陷身阿富汗将是对中国的一件利好。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漫长的边界和共同的民族成分(普什图族)，如果美国撤军，阿富汗有可能再次落入巴基斯坦的战略轨道。由于中巴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同盟关系，未来美国不太可能轻易放弃阿富汗。
(23)中国是东亚文化的母体，来自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缅甸(北部)、朝鲜等地的移民，比较容易融入中国社会。
(24)东突厥为隋所灭，西突厥为唐(联合回鹘)所灭，突厥民族随后向西迁移到小亚细亚一带。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和维吾尔等民族受突厥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后三个民族)，例如在族源上都有突厥成分、语言都属于突厥语族等，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感情都比较复杂。
(25)据《大唐西域记·朅盘陀国》记述，“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并说其王族“貌同中国”。他们还“自称云是‘至那提婆瞿旦罗’”，其意是“中国与天神之种”。
(26)清朝时期的外蒙古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唐努乌梁海(其实归内蒙古管辖)等地，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
(27)中国是蒙古资源的最大潜在市场和最近的出海口，但蒙古为避开中国却准备把矿产通过俄罗斯远东港口运往日本、韩国市场，即使世界银行等曾警告这样做会把利润降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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