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出于史官”辨析
席 号,湛 芬*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汉书·艺文志》所论“某家盖出于某官”之说，历代奉为圭臬。其论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然先秦史官与先秦道家在天文卜筮、礼乐教化、知识智慧及人生价值等多方面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先秦史官具有传统巫文化的气息，而道家更倾向于哲学思考。其次，在对待礼乐文化上，先秦史官不仅是礼乐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亦是礼乐教化的坚定维护者与推崇者，而道家则对其持反对态度。再者，史官与道家的人生价值观念有所不同，史官是入世，道家则为出世。最后，史官与道家因其价值观念的不同，故在知识智慧的态度上，史官持积极的支持态度，道家则持反对态度。以此可见，“道家盖出于史官”之说并非完备之论。
关键词： 道家；史官；术数；礼乐；价值观念；知识智慧
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九流十家之起源，其主要观点为“某家盖出于某官”论，即诸子之学出于王官之学。这一论说源承于刘向、刘歆父子，他们将道家源流归于史官，即所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1]1732自此以后，历代论述道家起源都遵循了刘氏父子这一观念。然道家之学是否出于史官，笔者通过考论发现，先秦史官与先秦道家在认识天文术数、礼乐教化、知识智慧及人生价值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道家是否出于史官还需详加探究。
一、天文术数与哲学思考
天文术数与哲学思考是中国先民认识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天文术数指通过卜筮问神等方法以明上苍旨意，具有传统的巫文化气息；而哲学思考则是一种自然规律的探寻。先秦史官与道家则正是通过此二种不同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卜筮问神是先秦时代先民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941国家大事无外乎二，其一为战争，其二则为祭祀。先秦时代特别是夏商时代，祭祀除了具有崇拜神灵、缅怀先祖的功能外，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卜筮问神。卜筮问神在三代之时具有重要作用，《尚书·洪范》所言治国之政的洪范九筹，将“明用稽疑”[3]219置于其中，其言“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3]225认为卜筮之用大于卿士与庶民的意见，其重视程度之高甚明。夏商时期，人们从天文卜筮等术数中去了解上天旨意，去认识天人关系。在认识天人关系的活动中，史官与巫师皆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巫史合流可谓是三代之前史官之重要特色，《国语·楚语》载：“夫人作享，家为巫史。”[4]515《周易·巽卦》云：“巽在床下，用巫史纷若，吉，无咎。”[5]216皆将巫与史并称，可见当时人们对巫与史两者的共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周礼·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6]355史官占墨，卜人占坼，虽史官与卜人在问神卜筮活动中具体职责不同，然其所发挥的作用相同，皆是通过天文、卜筮、术数、形法来预测人事，以通明天意。故而可知，先秦时期卜筮之法非巫师之专利，史官在其中亦发挥着要作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溯史官起源，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7]3285又有《汉官仪》论述史官所载：“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8]128三代以前特殊的宗教神学时代形成了史官问神卜筮的特殊职能。当是时，史官除需记录君王言行及国家大事外，亦需从事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制定历法和卜筮等相关天文术数之事。上古天文术数之法，即通过卜筮、察天象等法术以查明上天旨意，来预测人之祸福，亦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与途径，故吕思勉先生有论：“史官之掌天文，必溯其源于古之明堂，乃能明之。盖古者笃信神教，以为一切政事，皆当仰承天意：而天之所以示人者，厥惟时序之变更，故出令必依乎此；苟或违之，天必降之以罚。”[9]137可见，尧舜至夏商周三代史官皆掌天文术数之法，乃一代社会情势及社会需要所成。术数之法是先秦人民与上天沟通的重要渠道与媒介，而在天意与人事关系的沟通中，巫师与史官的作用是其中重要一环。《礼记·礼运》载:“王前巫后史，卜笨瞽侑，皆在左右。”[10]279巫史联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而反观先秦道家思想，无论是早期的老子、杨朱亦或是后期的庄子，他们的论述中都无对巫文化或天文术数的推崇和记录。老子确有论说天地之言，其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137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1]217老子认为在天地生成之前，便有一种自然规律支配着万物的形成。这种自然规律即为老子所言之“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1]159这种道先于天地生成，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不受人为支配，不能言说出来，但它又真实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即庄子所谓的道“无所不在”，“在蝼蚁”中，“在稊稗”中，“在瓦甓”中，在“在屎溺”中。[12]613-614老子以为天地万物皆遵循于“道”，然老子所说之“道”非先秦史官所掌天文术数之道，而是其探索出的一种形而上的自然规律。可见，较问神卜筮之法不同，老子是站在一种形而上的高度去认识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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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探索天地万物自然之规律方面亦有自己的发挥。其论述：“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80又如其《逍遥游》一篇中论述到“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12]6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无限的认知。庄子在认识宇宙世界时，绝非简单的巫神关系，而是一种哲学的高度。因此，老子和庄子皆有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探索，然此种探索乃是一种哲学思考，与术数之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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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道家与史官在人生价值观念上亦有着不同的态度。道家以一种脱离社会、超然世外的形象存在，具有置之度外、避世贵己的人生态度；而史官一直是正义与真相的维护者，具有高尚的史家气节。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公元前607年，晋灵公见大臣赵盾有不臣之心，欲杀之。后赵盾逃亡，然还未逃出国境，其弟赵穿便将晋灵公在桃园谋杀。赵盾得知，便立即返回迎接晋成公继位。太史董狐如实记载了此事，称“赵盾弑其君”[2]724，并于朝堂当众宣读。孔子对此大加赞扬，称董狐为“古之良史”[2]724，以表褒美之意。孔子对董狐的极力赞赏，在于其刚正不屈，坚决维护历史真相的职责。《说文解字注》载：“史，从又持中。中、正也。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14]116可见，刚正不屈、书法不隐乃是史官一职的特性之一。“书法不隐”，此种做法不仅是史官对自己职业操守的维护、对历史真实的维护，亦是对封建统治者和阶层制度的维护。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因与崔杼妻子私通而遭崔杼谋杀，史官不惧强权威慑，坚持维护历史真相。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1212他们为了所谓的正义，敢于与强权势力斗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典型的儒家“舍生而取义”的做法。
二、重礼乐与反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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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知识智慧历来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道家因其避世的社会倾向，故而对知识智慧持一定的排斥态度；而史官因其职能特性，要求具有庞大的知识储备量，故而对知识智慧采取接纳的态度。《汉书·艺文志》言：“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1715无论三代之史官还是后代史官，记事都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说文解字》载：“史，记事者也。”[14]116基于史官记事的这一重要特性，故史官必然需掌握大量的文字与学识才能胜任其职。《汉书·艺文志》云：“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1]1721汉族较之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便是以“字”为学，一字或是一种名物的认识，或是一种道理的归纳，“字”便是文化知识的象征。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几乎囊括当时所有文字，也不过九千多字。而太史便以九千字为标准，可见较高的学识水平乃是成为史官的重要条件之一，亦可看出史官这一群体对学识的重视与推崇。又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之书。”[2]868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制，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19]1又《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2]1356可见史官所读之书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包，知识面相当之广。三代之史官不仅要掌握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之道，还需具备相当高的史学及文学修养。上古史官多为家族世袭而来，史官从小会受到耳濡目染的文学、史学教育，因此接触到大量史籍史料，从而具有博古通今之学识。无论是夏商时期的巫史合流，还是周代偏向于礼事的史官，或是周以后具有士大夫倾向的史官，对史实的记录乃是其共同的特征，基于此，他们对学识的高度推崇毋庸置疑。
然史官此种“书法不隐”“杀身求仁”“舍生取义”的做法与老庄避世的思想恰恰相反。老子曰：“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11]83可见，“置之度外”便是老子的生存之道。“置之度外”乃是基于道家的出世倾向而言的。老子认识到了其所处社会满目疮痍的面孔，然而面对此种状况，他又无力拯救，因而老子就寄希望于一个“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1]344的“较为原始的社会”。可见，老子的道家思想乃是一种远离社会，寻求自身安宁的思想。故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的中心思想就是全身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15]97其论恰恰道出了道家思想的核心。较于老子此种避世思想，另一位先秦道家人物杨朱①(1) ①部分学者认为杨朱学派与道家无关，本文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言，认为杨朱属于道家学派。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孟子论及杨朱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6]345吕不韦《吕氏春秋》说其“阳生贵己”[17]404。《韩非子》论其：“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其贵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18]729可见杨朱是一个十足的利己、贵己主义者。杨朱是想用“利我贵己”“轻物重生”这种思想来逃避社会从而保全自己。
三、杀身成仁与避世贵己
由上论可见，先秦史官通过术数形法去认识天人关系，而先秦道家则是以哲学的思考对自然进行解释与理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5]265，哲学思考便是道，而术数之法则是器。所以先秦史官与先秦道家认识天地自然万物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可将其混为一谈。
从上述材料可见，不论处于何种时代，具有何种社会特性，史官所做一切皆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周代史官制定、执行礼乐的职责亦是为维护王朝统治，而道家思想则具有一种反社会倾向，他们追求一种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不需要礼乐教化来维护统治政权，故而反对这种礼乐教化。在对待礼乐教化之态度上，先秦道家与先秦史官自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可见，史官董狐、南史此种“书法不隐”、“杀身成仁”的做法与道家“避世”“贵己”的思想完全相反。道家是为了与社会脱轨，而史官则是与社会接轨。史官的思想总体而言与儒家相互契合，故而对仁义道德等观念采取一种遵从接纳的态度，而道家有着相反的思想倾向。可见，史官与道家一个是入世的思想，一个是出世的思想，故此二者对待人生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夏商时期的祭祀之礼开始，礼乐文化便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先秦史官与道家在对待礼乐文化上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周代之前，礼乐主要运用在祭祀活动之中，周公整合礼乐之后，礼乐文化从夏商时期“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0]724的重神轻人，发展至周代“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10]391的重礼轻神，这是商周礼乐的重要变化。《礼记·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10]724礼至周公时期，逐渐扩展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因夏商时期史官与祭祀有着重要联系，故礼乐的制定执行与维护便成为周代史官的职责之一。《周礼·春官·大史》云：“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6]375又云：“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6]376祭祀之日，大史需要诵读礼书来协调整个祭祀活动。朝聘会同之时，大史是整个礼事的主持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小史的职责乃是掌礼法以辅助大史，“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6]378当是时，丧祭、迎宾客、诸侯会同及军旅出师等活动皆需合乎礼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3]186合乎礼法才可谓名正言顺，便可成事。“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厉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10]267可见礼法在当时运用之广泛以及人们对礼乐的重视程度，人们将礼看做是可以安邦定国的大事。此外，史官不仅是礼法的执行者，亦是礼法的制定者。据《汉书·艺文志》载，史官需承担“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定礼乐”[1]1715的职责，会依据前代史料的记述及当时朝聘祭祀等礼事的记录，来对礼乐教化加以规范化，并将此汇编成史料，以供各个礼事场合使用。在礼乐的制定与执行中，史官几乎全程参与其中，他们不仅是礼乐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亦是礼乐教化的坚定维护者与推崇者。
四、重知识与反知识
然道家却是礼乐教化的坚决反对者，道家视礼乐教化为违背于自然淳朴的繁文缛节，不仅不能教化于人，反会成为统治者愚弄老百姓的工具。道家创始人老子甚至将礼看作祸乱之始。其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1]206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1]206老子的核心思想是对自然的追求，而礼却违背于人性的自然淳朴之态。依老子看来，礼乃是道德沦丧，忠信仁义缺失的表现，而忠信一旦缺失，天下祸乱则不远矣。同时，老子亦认为礼的开始乃是欲望的开始，礼会渐渐腐蚀人民自然之本心，最终有害于人，有害于国。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13]249孔子将礼视为做人之根本，极力推崇。老子却把礼乐教化看做老百姓淳朴之风丧失的表现，因而对其大加批判。《庄子·缮性》云：“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12]432庄子亦将礼乐看做天下祸乱的根源，故而反对用礼乐教化来治理人民。《庄子·在宥》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12]293“在宥”即为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之态。庄子好自然而厌强加干涉，认为治理天下并非以礼乐教化、政治制度强加于人民，若强行为之必违背人民的自然本性而有害于民。道家推崇一种“无为而治”之法来治理天下，以此百姓便可“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12]344回归至自然淳朴之原始状态。
反观先秦道家思想却对知识智慧持相反态度，老子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不敢为也。”[11]67老子的终极目标是使人民无知无欲，使人民抛弃知识智慧，从而追溯三皇五帝之时的淳朴之风。老子反对知识与智慧，首先在于老子把知识本身就看做是一种欲望，认为对知识的过度追求乃是一种欲望的增长。其二，知识会助长人们更多的欲望从而使人感到不满足，不知止，人们具有知识之后，就会接触到更多权力和名利的诱惑，以致祸乱于人。所以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20]39“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11]299“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1]275“绝智弃辩，民利百倍。”[11]134智慧多了人民便多虚伪之态，进而就会邪事滋起。国家难治乃是智慧之祸，若杜绝仁义，丢弃智慧便可天下太平而民利百倍。依老子看来，智慧乃是虚伪、祸乱的化身，可见老子对知识智慧否定态度之坚决。《庄子·在宥》云：“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12]299庄子认为摒弃智慧方能天下安宁，可见其对知识智慧则是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因道家具有一定的避世倾向，故而其对待知识智慧的态度就与传统的史官有着相反的理解与态度。
在不同的文化中，上述情况并不常见，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对应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弄清楚典故性成语的起源时，我们才能理解其真实含义。
《汉书·艺文志》“某家出于某官”之说继承于刘向、刘歆父子，其思想立足于经学立场从而统摄诸子，目的是强化汉代五经官学的权威，建构其学术大一统下的话语权。自《汉书·艺文志》立论以来，人们一直将诸子之学的源流归于王官之学。然近人胡适之在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中指出“此诸家所自出，皆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21]382对“某家出于某官”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间接地否定了道家之学出于史官这一观点。后他又详细论说道“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谓遂谓孔丘之学固出于此耶？”[21]385对道家出于史官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可见，前人对此已有质疑，而本文通过深入考究先秦史官与先秦道家在认识与理解天文卜筮、礼乐教化、知识智慧及人生价值等多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进一步对前人观点进行解读，更具体全面地展现了先秦史官与道家在多方面的不同，加深了对“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1]1732这一观念的理解，从而清楚地认识到道家的起源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而不能对其简单论之。
附注：本文所论史官与道家的时间范围皆为先秦时代，史官与道家的发展变化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史官而言，夏商时期一般巫史合称，其职守主要有二，一是记录史事，二则掌管天文术数。降及周代，巫史分离，史官主要负责掌书执礼。而秦汉以后，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官则专门负责史书的记录整理。于道家而言，先秦的道家为“老庄之学”，汉初道家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积极因素，形成了“黄老之学”。同时在论述道家时，也注意区别道家与道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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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aoism Originating from Historiographer "
XI Hao，ZHAN Fe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It is suggested in History Book of Han Dynasty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a certain school originates from a certain officer",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norm in the past dynasties. It it indicated in the book that "Taoism originates from historiographer". 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astronomical divination, ritual and music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life value between the historiographers and Taoists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First of all,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pre-Qin historical officers have the breath of traditional witch culture, while Taoism is more inclined to philosophical thinking. Secondly, in terms of rites and music culture, historiographer of the pre-Qin dynasty were not only the maker and executor of rites and music, but also the firm defenders and advocates of rites and music education. In addition, historiographer and the Taoist share different views on life, in which historiographer views life as come into the world, while Taoism regards it a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world.
Key words :Taoism; Historiographer ; Numberlogy; Rites and Music; Value; Wisdom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简介： 席 号(1994-)，男，重庆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献与文学。
* 通讯作者： 湛 芬(1964-)，女，贵州遵义人，硕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 B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9)04-0009-06
[责任编辑：秦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