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帮会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着手开展工人运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提出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方针，同时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1]（P.1），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同年8月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合法机关，担负着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全力开展工人运动的重任。
在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中共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帮会问题。李立三曾说：“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2]（P.143）。近代中国早期的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所迫，他们往往加入家长制宗法式的帮会，受到帮规的严厉制约，并与帮会之间形成依附关系。凡在工厂、码头、矿山、货栈等有劳苦工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帮会和行会组织的活动。据统计，20年代初，仅上海“拜老头子的青帮与洪帮有十数万人”[3]（P.31）， 其中工人群众占绝大多数。在上海，“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有青红帮组织”[4]（P.332），“中国的旧式工人组织、行会、秘密结社——如上海的青、红帮之类，与其说是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一种助力，勿宁说是一种障碍。”[5 ]（P.11）帮会及流氓势力在思想上禁锢着工人群众的觉悟，在组织上限制着工人群众的自由，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工人运动中遇到的帮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中是罕见的。”[6]（P.1）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7]（PP.8—9）。但如何才能引导得法，克服帮会的障碍，指导工人运动呢？中国共产党曾经过艰苦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中共成立后就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但遭到了帮会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共在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时完全不理会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势力强迫工人复工，斗争完全失败”[8]（P.497），“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它出版新的周刊，与各个工人团体接触，但青红帮之类秘密团体立即给它制造困难”[5]（P.13）。 资本家和帮会头目甚至利用帮会分子阻挠共产党人同工人接触联系。为了清除帮会障碍，组织起现代的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不要为帮派的利益互相残杀，必须肃清帮会影响，实现自身内部团结，才能取得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研究对策，认为首先要派党员打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9]（PP.66—67），即对于这种组织，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争取它，利用它，以工会取代帮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即派李启汉到上海开展组织工会的活动，由于青红帮势力几乎散布于上海的各厂矿企业，他的工作到处受到帮会分子的监视或破坏，无法与工人取得广泛深入的联系[ 10]（P.319）。为了结交受青帮组织控制的纺织工人， 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结识了一个在帮的纺织女工，经她推荐拜了她的师父，打入了青帮组织。后来他就利用青帮系统的关系，到工人中去交朋友，搞串联，广泛联系工人群众。他将工作先后从小沙渡纺织厂扩展到杨树浦各纺织厂，以至浦东的烟草工厂，于是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在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9]（P.67）。 小沙渡因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11]（P.82）。
张维桢同志在谈上海五卅运动时指出：他们的工作常遭帮会分子的捣乱，后来经组织上批准他们同马良惠（帮会流氓）磕头拜了把兄弟，这样工作才好做了，流氓不再捣乱了[12]（P.307）。总之， 通过采取打入帮会开展工运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加入帮会，必然要受帮规制约，这样从某种程度上反而束缚了党的工运工作的开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不能把工人从帮会势力的羁绊中解脱出来；滋长了一些人利用帮会的侥幸心理。例如，李启汉通过青帮开展工运尝到甜头后过于相信青帮头子，结果在1922年领导小沙渡邮务工人罢工时被青帮头子出卖被捕，坐了两年半牢；“直到1923年11月，中共在上海的党员仅有42人，在沪东、沪西、浦东三个主要工业区几乎还是空白”[8]（P.497）。由此可见，党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
早在1921年11月，党派李立三到安源做工运工作时，李立三就积累了与帮会打交道的经验。当时，安源煤矿约有万余工人，“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12]（P.226）。李立三到安源后开展平民教育，建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他又建立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经过争取、教育，不仅在帮的很多工人参加了俱乐部，而且还有一二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4]（P.337）。1922年秋，罢工条件已基本成熟。罢工前，毛泽东去信作了具体部署，刘少奇及时指示李立三去见矿上的红帮头子。李立三告知他工人要罢工，罢工是为保护穷人，为穷兄弟谋幸福，要他讲义气，多帮忙。红帮头子拍着胸脯一口应承。“李立三立即向他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一）鸦片馆关闭；（二）街上赌摊收起来；（三）不发生抢案。红帮头目连拍三下胸脯，表示三项要求都包下了。随后他写出布告，把一、二两项要求写上去，要全体红帮徒弟遵守”[13]（P.32）。“就这样，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13]（PP.34-35）。禁赌、禁烟、禁抢劫“这三件事情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14]（P.148）。
以上史实说明，中共在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中，把扫除帮会障碍作为一项重要的策略来对待，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了帮会势力，为以后党的工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以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1924年4月，中共中央调李立三到上海以加强党对上海工运的领导。他详细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认为对付青帮“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2]（P.144），使党的帮会工作的策略水平有了提高。经过具体分析，李立三等人认为青帮中的老头子和徒弟是有区别的，老头子是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徒弟是受压迫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参加帮会，多半是一时认识不清，只要好好教育，我想他们是会跟我们走的”[15]（P.102）。他提出用安源的办法来对付上海青帮的策略，一方面创办平民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密切联系工人群众，一方面又确定了联合青帮一般成员和小头目，警惕和反对青帮大头目的方针。经党组织同意，他拜青帮头子常玉清为师，利用这层关系与青帮徒弟和下层头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由于采用正确的策略铲除帮会障碍，最大限度地团结工人群众，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不仅许多在帮的工人毅然投入罢工斗争，就连一些青帮头目出于义愤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工人行列中，如杜月笙就参加了工商学联合会的某些活动并为爱国运动捐了款。
五卅运动爆发后，为了支援上海工人，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香港工人罢工，打击英帝国主义。当时香港许多工会为帮会头子所把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梁子光、冯敬等帮会头子可以争取加以利用。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杨殷“邀请九龙三合会的三个头头叙谈，指出他们当年‘反清复明’的宗旨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积极参加反帝大罢工”。“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香港工人运动有了较快的发展，党掌握和影响的工会逐步增多，连英国人掌握的大东电报局等单位，也都有了秘密的工人组织”[16]（P.9）。在中共的缜密组织下，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终于爆发了。
由于中共对帮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大多数工人参加罢工斗争，从而迅速地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些帮会头目与中共展开了争夺工运领导权的斗争。关于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中共“二大”明确指出：“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 1]（P.14）。尤其是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重要思想以来，党制定了极其积极灵活的政策，对帮会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集中领导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六月下旬，上海青帮与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串通一气组织了“上海工团联合会”，公然反对上海总工会，要取代总工会参加工商学联合会，并向报界声言要借用总商会会场召开所谓工人大会。时任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当即向虞氏提出抗议，并由青帮分子王汉良陪同前去总商会会场制止。由于中共对上海青帮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体现了党在工运工作中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具体结合，从而争取了“工团联合会”参加上海总工会，维护了中共对上海工运的领导。
然而正当中共决定在上海停止总同盟罢工，号召工人有条件地复工时，上海红帮头目龙襄三等人企图利用所谓总工会帐目问题蒙骗工人群众，乘机向上海总工会进攻，以便乱中夺权取而代之。对此，中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民国日报》上刊出了《上海总工会收支表》，粉碎了红帮工贼的阴谋，维护了总工会的权威。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中共决定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统一领导工人运动。红帮头目、原香港工团总工会交际主任梁子光因落选而寻衅闹事，邓中夏欲擒故纵，狠狠地打击了梁氏的骄横气焰。“然时隔不久，梁子光又在右派反动势力的挑唆下，在8月8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会议上捏造事实，污蔑罢委会和苏兆征受贿，并指使手下部众在台下起哄，搅散大会，企图把罢工的领导权从共产党的手中夺过来。”[8]（P.503）面对帮会势力的猖狂进攻，邓中夏等人予以迎头痛击，梁子光被迫公开承认错误。
由于中共在斗争中坚持工运领导权的策略，粉碎了帮会头目的阴谋，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帝反封建，大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早期工人运动时期，帮会始终是中共所面临而又急待解决的一个艰难复杂的问题，在这中间，由于我党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策略，妥善处理了与帮会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如1922—1923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5年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史实均说明党在工运工作中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中共充分认识到，“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17]（P.75），同时早期工运史也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砸碎帮会、行会的枷锁，团结起来组织工会，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行行色色的封建帮会团体不可能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