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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9年至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的GDP平均每年以9.7%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势头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中也独占鳌头。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反复出现的现象并没有消失。进一步研究发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击期性波动与五年一轮的计划周期有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则与经济增长方式相关。为减少经济波动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研究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减缓经济波动的振幅将成为我国经济界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轨迹
1.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轨迹
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困挠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经济也不例外。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期，我国的经济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统计资料显示：建国以来我国已经历了七次比较完整的经济波动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八次经济周期的低峰期（见图1）。
图1 1953—1995年我国GDP增长率波动
从整个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过程来看，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周期的时间在缩短。从1952年到1981年的29年间，我国经济运行经历了5次周期循环，平均每一周期的时间跨度约为5.8年。而从1981年至今的14年间，已经形成了近三次周期循环，平均每一周期的时间跨度仅为4.6年。八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周期呈现出明显的五年计划的特征，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经济周期则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特征。事实证明，经济的市场化所导致的周期性波动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更为密切，因此这种周期波动特征就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
（2）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在缩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对生产增长的预期无差异性，对投资的冲动具有同步性，因此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并且在1960年，1967年和1976年出现过三次经济总量绝对值下降为特征的古典型周期波动，而这类波动型态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不存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古典型经济波动型态已基本消灭，并且经济波动的振幅在明显地缩小，这表明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现代经济运行的轨道。
（3）地区间经济波动的差异趋于明显。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经济波动的力度并不一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物资的调拨来减少这种地区经济波动的差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市场尚不完备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在间接的宏观调控方面难以实现差别性政策，因此在实施全国经济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刀切”现象，这样就会使某些经济运行尚处在正常阶段的地区经济受损。
2.经济波动的类型分析
从世界各国经济波动周期的运行轨迹看，大致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依赖外生冲击的周期，这类周期的特征是以最终需求的周期性变化推动总体经济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波动类型又可以分为由投资周期推动的经济周期，以及由消费周期推动的经济周期。第二类是不依赖外生冲击的周期，这中期的特征是经济体内各种推动经济运行的要素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这类波动产生因素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摩擦型周期波动和通货膨胀推动型周期波动。
就我国来说，体制的变化对经济周期类型的影响很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是以投资周期推动的外生冲击型为主，它一般伴随着五年计划的制定和计划投资高潮的来临而形成有节律的经济周期性振动。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周期类型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这一阶段经济波动周期基本上以消费周期推动的外生冲击型为主，尽管其中也隐含着产业结构摩擦（以资源约束为特征）的非外生冲击的影响，但整个经济的运行基本上由消费热点所支配，并且随着居民家庭的消费重心向耐用消费品倾斜，一个完整的消费周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完成。第二阶段从九十年代初至今，这一阶段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我国经济的周期运动从以外生冲击型为主的形态转向以非外生冲击型为主的经济周期形态。1992年至1993年所形成的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既与货币政策有关，又与结构变动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经济要素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很大，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以计划投资周期推动为主的外生冲击型经济周期有很大的区别。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计划投资推动的经济周期并不存在地区波动的差异问题，这是因为中央的集权完全有能力通过投资资金的调拨在短期内拉平这种差异。然而在经济波动类型由计划投资型转向其他类型后，这种波动的地区性差异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就消费推动型来说，不同地区收入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差异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还不足以构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动因。然而当居民收入提高到足以大规模购买耐用消费品时，情况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耐用消费品是区别于其他消费品特殊商品，它具有类似投资品的那种一次购入，长期使用的特征。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形成购买周期，而这种购买周期又与各地的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此外，对非外生冲击型经济周期来说，这种地区性的波动差异就更为明显。以1992－1993年经济高涨为例，由于本次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就取决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对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而这种承受能力又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方式。那种依赖于外延扩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无法承受高通胀带来的高生产成本，因此经济的快速下滑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这一轮经济波动为什么东部地区的振幅要小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原因。
3.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
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经济学文献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探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共存的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发展膨胀”型式，以区别于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停滞膨胀”形式。这种发展与通胀共存的现象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后果，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大致具有以下三大特征：即资源短缺下的过度投资；资源短缺下的利益矛盾；资源短缺下的过度增长。
（1）资源短缺下的过度投资。在我国，短缺是一种经济常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经济会感受到由于短缺而形成的增长瓶颈。然而，在资源短缺条件下，我国的投资却存在着强烈的“饥渴症”。从改革初期至今，这种投资饥渴的现象几乎没有停止过。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这样高的投资比率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国际压力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内在动力，中国政府有一种高增长偏好。第二，巨大地区性结构差异与相互攀比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不竭。第三，预算软约束使企业以追求数量扩张为主，而不考虑投资效益。
（2）资源短缺下的利益矛盾。我国经济增长格局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单位、个人。这些利益主体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争夺着短缺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中特有的利益矛盾。这些利益矛盾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第一，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过程中政府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所形成的高投资意向与个人为追求个人目标而形成的高消费意向之间的矛盾；第二，经济整体预算硬约束与企业单位预算软约束之间的矛盾；第三，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地区所产生的冲动与投资资金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第四，中央政府为合理配置全国资源要求集中财力与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区经济高速增长要求下放财力之间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在得不到合理协调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相互争夺短缺资源的各种“大战”和地区性经济封锁，从而使已经短缺的资源在整体配置方面更加缺乏效率。
（3）资源短缺下的过度增长。投资一方面是一种投入，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需求。在过度投资的状况下，经济增长只受到社会生产能力本身的限制，即受到资源条件、技术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创新程度等等的限制，而不受到以投资需求为主的限制。这种单向约束条件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总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不会发生西方国家经济出现的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的状况，这是由于总供给缺口对生产供给所形成的压力所致。由于这种由短缺所引致的高于适度经济增长率的过度增长偏离了效率的最优值，因此这种增长是缺乏动态效率的。
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资源制约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资源短缺的现象，因此资源结构的变动对资源短缺国物价的冲击是比较普遍的，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波动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资源短缺对一国经济波动和增长方式的影响也有大有小。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产业结构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第二个因素是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要分析资源短缺对经济波动及增长方式的影响，首先必须对这两大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现状
从总量上看，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然而，这些资源状况在我国并没有形成优势，而且时时使人们感到资源短缺的存在。造成这一状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1）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主要资源短缺。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按人口平均，我国的资源就暴露出其短缺的特征。其次，从绝对量上说，我国一些主要自然资源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短缺状况，其中，耕地是我国资源结构中最大的矛盾；整个北方和南方部分地区水资源也面临着日益短缺的局面；森林资源是我国资源中的薄弱环节；少数有色金属、贵金属和个别化肥矿（钾）资源也十分缺乏。
（2）资源分布极不平衡。我国水资源南多北少；能源资源南少北多；金属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由西部高原到东部山地丘陵的过渡地带。尽管这种资源分布不平衡在世界各国带有普遍性，但在我国人均资源偏低的情况下，资源分布不平稳造成煤、石油、矿石、木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长途运输，增加了生产成本，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
（3）资源质量差别悬殊，低劣资源比重较大。首先，我国的耕地差别很大，影响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盐碱、涝洼、严重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和红壤丘陵等低产田约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次，我国铁矿中贫矿占95%以上，全国铜矿中品位低于1%的约占三分之二，全国磷矿中大于30%的富矿只占总储量的7.1%，而小于12%的贫矿则占总储量的19%。由于资源质量差别悬殊，特别是低劣资源比重大，使资源短缺口度加深，开采资源的投入大，产出少，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2.产业结构对资源的依赖度及其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资源的需求程度一般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有关。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加工制造业超前发展的倾向。这一倾向造成了对基础产业，特别是对能源以及材料工业的强劲需求。这种加工制造业的过分扩张，加上我国资源的相对短缺，形成了我国工业结构中在物质上的不平衡状态，这种状态的基本格局是：原料、燃料部门＜材料生产部门＜加工制造部门。然而，在所有不平衡中，能源的短缺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而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的不平衡状况。
我国能源不足，从而成为经济的短线是从1976年前后开始的。1976年，全国工厂企业缺少维持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煤炭2000万吨、石油1000万吨。1977－1978年，由于能源不足，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这种从70年代中期暴露出来的能源不足问题，目前虽然有所好转，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某些领域则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见表1）。
表1 中国能源生产与经济总量的比较
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以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基数，按国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指数换算而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1中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比较：在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为9.7%，而能源生产总量年均增长率仅为3.8%，两者的差距甚大。由于能源生产的增长大大低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能源生产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6%，至1994年这一比重已下降至7.1%。从能源生产的弹性系数来看也很不稳定，其系数值最高曾达到1.42（1989年，这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4%），最低仅0.11（1991年，这一年的能源生产总量仅增长0.9%）。然而从总体趋势观察，这一弹性系数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表明能源生产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的差距在拉开。
我们进而可以把我国的能源利用状况与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一下比较（见表2）。
表2 能源利用的国际比较
国家和地区 1981－1991年能
1981－1991年 能源生产 人均能源消费量
源生产年均增长率
GDP年均增长率 弹性系数 （1991年，公斤）
中国 5.1 9.3 0.55 896
美国 1.3 2.1 0.62 10921
日本 9.5 4.3 2.21 4754
德国 1.0 2.5 0.40 6375
英国 0.7 2.1 0.33 5353
法国11.5 2.2 5.23 5457
加拿大
3.7 2.5 1.48 11095
澳大利亚 6.8 3.0 2.27 7321
印度 8.2 5.0 1.64 317
印度尼西亚
3.0 5.1 0.59 348
泰国39.5 7.5 5.27 789
马来西亚12.9 6.1 2.11 1534
韩国 9.2 9.4 0.98 2977
巴西 9.2 2.1 4.38 799
阿根廷
3.7 0.4 9.25 197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2显示，在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差异也很大。但从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发达国家在人均能源消费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由于其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倾斜，能源生产的增长率一般低于GDP的增长率，其中尤以美国、德国、英国为甚。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因此能源生产弹性系数都很高，其中尤以泰国、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为甚，印度的能源生产弹性系数也达到1.64，高出我国0.55的2倍。由于这些国家的能源生产增长率均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存在能源短缺的制约。相比之下，中国能源生产的短缺状况就十分明显，这种状况的后果使决策者陷入两难窘地：要么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要么提高能源价格。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冲动机制的存在，最终只会导致价格的上升，从而形成通货膨胀型的经济增长形态。
三、农业周期性波动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我国经济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中，农业的份额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的工业结构中，除了对能源、材料需求量较大的加工工业的增长较快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长也非常快，这就增加了对农产品供给量的压力。尽管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速度在加快，但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不快，我国的农业基本上仍以“靠天吃饭”为主。由于农业生产的这一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因此，我国的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的状况仍然十分明显，这种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农产品周期性短缺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在三次产业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这种缓慢的发展又是非常不稳定的（见图2）。
图2 我国三次产业的长期增长趋势（以1978年为100）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1978年至1994年的17年间，我国的第二产业增长了4.9倍（扣除了价格因素，下同），第三产业增长了3.4倍，而农业只增长了1.2倍。农业与其他产业增长速度差距的拉大，使农产品短缺现象日益严重，这种严重性不仅影响到城市的“菜蓝子”，而且影响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资料的严重短缺。这种短缺会导致我国的需求结构对进口农产品依赖，尤其是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从而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阻力。
除了增长缓慢外，我国的农业增长又是极不稳定的（见图3）。
图3 我国农业生产波动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的关系
图3显示了1978－1994年我国农业波动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振幅，而且农业的波动又往往是经济总量波动的前兆因素。统计数据显示，在大部分年间，农业生产的增减会带动第二年或第三年经济总量的增减，尽管这种增减的幅度有差异。为此，我们对三次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了如下回归公式：
时间序列：1978－1994年
△GDP＝0.2845△PI－0.0235△PI（－1）+0.48
（16.39） （－1.05）
78△SI+0.2502△T15
（35.25） （10.19）
R[2]＝0.9946 S.E.R＝0.0028 D－W＝1.2896
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PI为第一产业增长率
△PI（－1）为滞后一期的第一产业增长率
△SI为第二产业增长率
△TI为第三产业增长率
从上面的回归公式中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总量波动因素中，第二产业的作用力最大，而农业波动的作用力影响时间最长。农业生产波动不仅影响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对下一年经济的波动起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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