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位中国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注：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该文以某种报道文学似的生动有力的方式，加上冷静的理性思考，列举、警示和谈论种种现象，那是我们大多数人总的来说其实都相当熟悉，但往往远不那么勇敢地予以正视和深思的。在此，只需要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测验资料中，举出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查，来印证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合作，于2002年8月末到9月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了被称为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50%的中国回应者和45%的日本回应者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而持相反看法的中日回应者则分别占22%和41%；与1997年进行的前一次同样的测验相比，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的中日回应者分别增加了21%和5%；(2)80%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应者那里，这样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总之，情况如报道这次民意测验的《朝日新闻》所说，“大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觉得他们两国间的关系不好”，因而同先前一些年里的情况相比，“中日关系正在恶化”。（注："Polls:China-Japan Relations Worsening,"Asahi Shimbun,Sep.28,2002.）
由于近年中国公众的对日情绪和舆论氛围，加上有关的媒体报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缺陷，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连同其日本国内政治影响，几乎完全缺乏了解。就此，读一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初的一篇专题文章肯定是有益的。其中写道：“这些日子里……尽管有（中日两国）官方的要人放心的表示，（中日）关系却不好，而且愈益更糟。为此，日本人怪罪中国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咄咄逼人。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国内找到。在那里，同中国‘交往’('engaging')的老政策正受到新一代张扬(assertive)的政客、学者和报人的持续抨击。甚至外务省官员也已开始予以注意。官方的对华政策已突然开始强硬起来。”在日本各界和公众中间，“对华鹰派有一群竖耳聆听他们讲话的听众……日本病态的经济和高失业率在煽着沙文主义的火焰。”此外，中国的对日谴责和要求、中国公众中相当流行的厌日反日舆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和领土争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部分旅日中国人的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等，在该文看来都有助于日本“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的公众同情和呼应基础上，“要求实行一种更为张扬的对华政策”，而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鹰派“正在得到愈益增长的赞同，尤其在比较年轻的日本人中间”。（注："Japan Starts Picking on China,"The Economist,Feb.8,2001.近来，在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时报》就此发表社论，其中颇为不安地谈论了“中日民间之忧”：“在（中日）两国，较年轻一代的兴起已抽走了推动发展‘日中友好’的劲头。结果，反日和反华情绪增长。在日本，这样的情绪已助长了民粹主义势力。”这篇社论进一步不安地展望说：“（中日）两国间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 equation)已随中国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发生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日中两国人民正站在一个可能危险的关头，在此关头情绪冲突如果失控，将导致双边关系一落千丈。”"Japan and China Need New Framework,"Editorial,Japan Times,Sept.30,2002.）此类状况的原因如该文所述，相当复杂，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政治、心理原因总的来说很可能是首要的。然而无可讳言，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和行为也跻身于原因之列，无论它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而中国可做的首先是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从而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
二
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以上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具有成为军事大强国的很大一部分客观条件。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亚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中国领导人多次十分正确地强调要“高瞻远瞩”地对待中日关系，很大部分意义大概就在于此。鉴于这样的危险，也鉴于中国在东亚的外部总体安全环境比较严峻，大力尝试中日接近、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就其本身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从全局观念出发，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要求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
近两三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和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态势达到了可称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对中国真正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也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意图、态势和政策行为可以发生显著的局部良性变化，也尽管中美两国之间长远来看也有真正的希望争取形成总的和平协调与协作前景。与此同时，虽然近年来的一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中美良性关系——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利效果，但是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至少在当前共和党行政当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基本观念、基本政策和战略态势以及中国的中长期外部安全环境。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方针有两项代价：第一，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必不可免地受到颇大限制，并且因而在多项重大的国际问题（一定意义上乃至某些国内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不利的制约；而且，由于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局部紧张化和美俄两国的显著接近，这种受限情势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剧；第二，在具体实施中被不少中国公众往往不正确地看作未免一味“示弱”“示软”的对美态势有损于国家对外政策所需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而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公众支持愈益重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战略灵活性原则要求中国局部调整自己的大国外交构局，有力地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营造一种大有助于促使美国政府乃至美国舆论朝良性方向多反思、多改善对华态势的国际氛围压力。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是一项（在能够比较明确预计的时期里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一项）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
然而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首要盟国，并且缺乏外交独立传统；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不仅如此，有许多原因使日本会对中国的外部困难感到庆幸，也有许多原因决定它会对中国的力量增进和中日间的“权势转移”(power transition)怀抱疑惧：所有这些将使日本不愿接受、并且警惕任何在战略上明显地图谋中日协作制衡美国的“外交革命”。这近似于1890年后的奥地利几乎全无可能成为法国或俄国制衡德国的伙伴。
可是与此同时，还有若干重大因素很可能使日本像中国一样，可以变得认真地、甚或比较强烈地企盼中日接近。它们包括：与中国相邻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来对于中日敌对的担忧；在经济长期衰退中特别突出的对华贸易和投资需求；在因为中国经济勃然兴起而改变了的东亚经济格局中维持日本影响的需要，而这分明只有通过与中国的协调和协作才能做到；在东亚国际政治、特别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方面与中国协调和协作的同样大的重要性，它们对于日本维持足够的安全感和实现区域政治大国抱负显然必不可少；二战后日本国内准和平主义的“贸易国”政治文化（注：对“贸易国”(Trading State)的界定，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1985).这是一部有较广泛理论思想影响的名著。关于“贸易国”政治文化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史上的基本表现形态，参见时殷弘：“和平扩张？军事征服？商业福利——20世纪日本的选择和命运”，《日本学刊》2000年第2期。）虽受一定侵蚀、却仍然占有的主流地位；日本对于美国的一种可有或必有的担忧，即东亚稳定与日本自身安全将由于美国（一个过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甚至黩武主义的美国）可能不时太具威胁性和太莽撞的对华态势而遭到损害；（注：这有如对于“瓷器店里的公牛”的担忧，那是任何同瓷器店有利益关系的人都会有的。）日本关于自身一种基本处境的必有愿望，那就是改变它虽然位于东亚、却与各主要邻国（首先是巨大和愈益重要的中国）长期保持心理和情感上严重疏离的那种很不自在的状况。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中日接近可以是一种虽然在程度上打了折扣、但仍不失其原来意义的“外交革命”。
如上所述，在通过中日接近显著改善安全处境以及外交地位方面，中国有非常重大的利益。而且，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由于历史、民族心理和东亚国际政治构造等方面原因，原本就多有困难，而近年来与两国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或许尤其是与中国公众舆论）相关，相当显著地趋于恶化。利益大，但困难也大，这就需要中国政府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的代价（或者说依靠对日态度、态度和政策行为的主动的大调整）来谋求中日接近，何况现行的某些对日态势和政策的基本无效更突出了这么做的必要。从对日关系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改善中国全局性的安全环境和外交地位考虑，至少非常值得尝试最著名的战略理论思想家之一利德尔·哈特提倡的“间接路线”战略(the strategy of"indirect approach")，（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2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67).）或者说迂回战略。
三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能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尺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注：Keizo Nabeshim,"Strengthen Sino-Japanese Ties,"Japan Times,Sep.25,2002.）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四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中日接近可谓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如果冷静、求实和创新性地思考，就可以认识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或放弃中国在维护自身安全、谋求自身强盛的根本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为实现中日接近需要做的五方面事情当中，一部分相当于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一段时期里无力改变的现状，以便绕过国家大战略要求绕过的前进障碍，另一部分相当于谋求中日两国间的“双赢”，从而促进实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一部分相当于“损失预防”，即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或推进，便可以由此获得“正资产”，在现今或未来享有或依以施加有利的政治和心理影响。
另一方面，上述几点由于同中国迄今为止的对日态度、态势和政策很不相同，并且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因而确实代表了一种“外交革命”。虽然它并非外交史上严格传统方式的、同盟组合戏剧性变动意义上的“外交革命”，但这并不减损它的如前所述的重大价值，并不抹煞它很可能同传统意味的“外交革命”有多少类似的功效，那就是争取在果敢重要方面重新构局，以便（夸张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同先前相比，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的最大和最突出成就，是基于邓小平开拓的新的外交总方针和有关实践，持之以恒和多有创造性地大力经营睦邻性质的周边外交，使得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而言，除了与台湾问题和美国战略密切相关的西太平洋环线外，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的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佳状态，并且相应地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当今中国外交传统或系统经验。但是，出于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目前远非良好的中日关系代表着这方面尚存的一个最大遗憾。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班子不仅需要继承其前任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还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很明显，就此而言最重要、甚至近乎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在今后领导中国期间，他们应有的最大外交任务之一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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