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审丑图的艺术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翼论文,艺术论文,审丑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天翼笔下有苦难，有惨痛，也有悲壮，但这些都不是他的主要审美指向，他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审美，毋宁说是审丑，即以丑恶鄙俗的社会文化弊端与病态人格为对象的艺术观照。30年代，有位论者曾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张天翼的小说里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他所描写的全是中国人性格中劣性的人物。我没有找到一个具有伟大性格的描写。”但这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审丑的重要意义与张天翼的个性价值，而是感慨地说：“中国人虽然在现在的世界上已公认为一个没落的民族，但我相信民族性中间还有几点值得称赞的性格——尤其在天真纯朴的老百姓里面，和后进可畏的年轻人里面。即使劣性多于好的性格，文学的使命却是创造伟大的性格来感化人群的，我觉得现代的作家们在暴露罪恶和劣性之外，应该创造伟大可敬的性格来感化一班劣性的国人。”为此，他“希望极有能力的作家如张天翼应该开始向这方面去努力。”（注：顾仲彝：《张天翼的短篇小说》，1935年4月10日《新中华》第 3卷第7期。）殊不知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审美与审丑的双重功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与作家的个性等缘故，永远也无须担心文学殿堂会成为审丑的一统天下。事实上，执著于审丑的只是少数作家，他们对社会文化阴影的揭露只会促进民族性格在不断反省中更新，推动社会文化逐渐消除弊端向着新的好的方面演进。如果强求一律地要求长于审丑的作家也去加入“创造伟大可敬的性格”的行列，就会失去生龙活虎的张天翼，扩而言之，将会削弱文学的批判功能，缩小文学的表现天地。倒是茅盾于1934年肯定性地指出了张天翼的特点：“他是在找那些社会意义极浓厚的题材，而且他是在找寻要点来加以刺攻。”（注：茅盾：《〈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1934年7月1日《文学》第3卷第1期。）
张天翼何尝不知丑类在人群中只占少数，何尝不知生活中很多庄严与美丽值得歌颂，有许多凄怆与惨痛值得悲悯，但他偏偏生成了一双冷峻犀利的眼睛，具备了一副能使丑陋穷形尽相的手笔，个性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审丑的视角。在他的视阈里，有社会政治的腐败，诸如虚假民主掩饰下的争权夺利，上流社会的荒淫堕落，卖国者反成“大英雄”的闹剧，保安队通匪养匪充匪的荒唐；也有种种文化的弊端，诸如“八字脚文化”与“小白脸文化”杂糅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五花八门唯独没有教育的学校；更多的是形形色色丑恶的或病态的人物，诸如心狠手辣的土豪，卖国获利的汉奸，接受贿赂而从轻报灾的调查委员，出尔反尔的善人，吝啬成癖的佃主，蛮不讲理的泼妇，为了“卖文章”不打自招的老节妇，借抗战中饱私囊的投机者，怀柔政策失败而本性暴露的老太爷，招摇撞骗的骗子，心理变态的母亲，为了谋取美差不惜让妻子以色情笼络省长令弟的丈夫，白色恐怖下的胆怯者，寻找刺激的无聊文人，五四后的退婴者，等等。张天翼不是像啄木鸟一样盯住一个地方不停地敲击，而是仿佛凌空翱翔的雄鹰，目光敏锐，视野广阔，喙爪尖利，一经发现地面上的蛇鼠，立即俯冲而下，克敌制胜。
正因为要审丑，所以，在别的作家那里通常要回避的一些污言秽物，在张天翼笔下并不忌讳，有时甚至还要恣意张扬，以期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先来看颇为有的论者所诟病（注：慎吾：《关于张天翼的小说》，1933年8月2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8期。）的粗话。其实，粗话并非篇篇皆有，也不是仅仅作为身份与生活氛围的表征，它的运用，主要是出自性格刻画与主题表现的需要。粗话出自强势者嘴里时，表现的是其淫威，譬如《小账》里老板对小伙计的一连串的叱骂。出自底层社会时，则大半是一种宣泄。譬如《团圆》里面，大根动辄就骂“操你妹子的哥哥”，前前后后竟有十六七次之多。这也难怪，从前在奉天兵工厂做活的父亲，“九·一八”后跑到南方，一年多音信杳无，五个孩子无以糊口，无奈的母亲只好卖身维持生计，有时候外人当着孩子的面戏弄母亲，有时候叫他们到外面去呆那么两三个钟头才开门放他们回家，有时候把母亲拖出去整晚整晚地不回家，有时候她病在床上也给拉起来。初识世事的大根，在家咀嚼着耻辱，在外承受着嘲骂，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在这种境遇中，污言秽语就成了他发泄屈辱与愤懑的火山口。粗话出自某些人口中，还有其他深层涵义。譬如《善女人》里的长生奶奶，一提起儿媳来，就称为“烂污屄”。丈夫长生活着时，尽管卖了豆浆的钱不是推输了牌九就是喝了老酒，烦躁起来只会拿她的身子来发泄，但那毕竟也是一点安慰。丈夫一死，她把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可是当儿子阿大娶了媳妇之后，生活没有变好，感情却大为失落，她便把不满发泄在儿媳身上，一个狐狸精的雅号远远不够解恨，于是“烂污屄”便寄托了她对儿媳的嫉恨与对生活困苦的怨艾以及种种遗憾与不满。这一称谓全篇中竟用了二十几次之多，就连儿子也叨光被她称为“婊子儿子”。正是这些秽语连同她通过尼姑庵老师太向儿子放高利贷的行为一道，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母亲的变态心理。粗话的运用，具有多重功能，除了有助于表现生活的原生态与揭示人物的性格心理之外，未始不也作为作者愤懑情绪的一种宣泄。
再来看一些容易使读者引起不快反应的秽物与不雅动作，诸如鼻涕、眼屎、带血的痰、头上招苍蝇的疖疮、懒懒地冒着热气的大便，还有拈臭虫，搓泥卷，搓完脚丫把手拿到鼻孔边嗅等。的确如张天翼自己所说，他“爱注意人家一些不相干的事”（注：张天翼：《论缺点——习作杂谈之四》，1939年6月1日《力报》半月刊（邵阳版）第1卷第4期。）。甚至一些秽物，竟用典雅的美丽的东西来比附，可见审丑意识之强。如：墙角上十几家男人撒尿的痕迹，竟用挂了几百年的旧字画来比喻；头红得仿佛涂过胭脂、身子绿得发光的大头苍蝇，用美丽可爱的艳装女人作比，等等。作家决非有什么嗜痂之癖，而是用这些东西来为整体艺术构思服务。《讲理》写店铺门口的大便之有碍观瞻，正反衬出女主人公的蛮不讲理，其霸道也正同懒懒地冒热气的东西彼此映衬。《砥柱》里的搓脚嗜臭的粗俗之举也正折射出假道学先生的淫邪品行。《移行》里，小胡吐血的惨状与淡绿色的带着血丝的痰及其带来的满屋臭味得到渲染，桑华由革命者变成享乐者的“移行”才有了依据，真实可信。《蜜月生活》里，盗狗墓时，“一股冲鼻子的臭味儿打扳开的缝里往外迸”，才越发显出乞儿们无家可归、无以为食的可怜。《小账》里，伙计们往老板的饭菜里吐唾沫，放鸭肠里的黄灰色的东西，用来泄愤。这些小伙计走又无以为生，不走就要承受老板的盘剥、凌辱甚至毒打，除了做一点这样粗俗的恶作剧，他们又拿什么来出一口胸中的闷气呢？写丑是为了让人们加强对丑恶、丑陋的警醒，最终消除丑恶与丑陋，而决非“故意的以丑恶的东西来做骇人听闻的刺激的工具”（注：慎吾：《关于张天翼的小说》，1933年8月26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8 期。）。张天翼的小说，不避甚至有意渲染病态、丑陋、粗鄙、伧俗等偏于暗色的事物，与唐代诗人贾岛有几分相像。贾岛“爱深夜过于爱黄昏，爱冬过于爱秋”，“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注：闻一多：《唐诗杂论》。），很有一点审丑的意味。张天翼对晚清《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代表的谴责小说更是有着明显的继承，不仅其视角、语调，而且拿妻子当巴结权贵的工具的题材，也能找到影响的痕迹。另外，从张天翼的小说里，还能多少看出一点法国波特莱尔的影响。
笔锋触及污秽，张天翼确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冷峻的叙事态度。对于心狠手辣的恶霸，有时作者施与的是寒气逼人的直接揭露。譬如三太爷（《三太爷与桂生》），躲过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兴起的农民运动，回过头来对曾经在农运中活跃过的本家佃户桂生伺机报复，先是想让桂生为他贩运鸦片，以图借刀杀人。后来农民联合起来不许加租，三太爷便迫不及待地杀一儆百，硬是捏造一个姐弟通奸的罪名，利用宗族的权威，把桂生与其姐姐一道活埋。作品采用一个当年恰在陈府上伺候三太爷的下人的叙述角度，既从内里揭破三太爷的杀人隐秘，又对桂生的惨死保持有距离的叙述：“抬来了，一块蓝大布封着他俩的嘴。……一抬进陈家，三太爷便叫给衣服裤都剥了，两口子便光着屁股。……一剥了衣服裤就好象是真通了奸似的……他们什么时候去捉的，怎么个捉法，连我也说不上。”“埋的时候我跑过去瞧的，两口子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像是裹在被里叫出的声音。……招弟好象晕了过去，不动。桂生先是挣扎，一铲土倒下去，又挣扎，像你踹了一脚的蚯蚓一样。他脸上一股哭样子，额上鼻子上都是皱纹，或者有点像恨，似乎正在肚子里咒娘。……再一大堆土下去，只见土动了。……这样就动也不动了……”用墨不多，而且坑杀无辜的惨烈为叙述者冷眼旁观的冷静所冲淡，然而笔锋如刀，刀刀见血，三太爷的阴险狠毒原形毕现。再如《笑》里的九爷，手里掌握着几十个打手和民团，称霸地方，叫胆敢冲撞他九爷的发新吃了“王法”。为了报复，也为了满足永远填不饱的欲壑，他一面以对发新严办来威胁，一面以从宽发落作诱饵，终于占有了发新嫂，之后又拿一块假银圆给发新嫂，逼使她出于生计不得不来换银圆，趁机当众再次调戏和羞辱她。这篇作品题为《笑》，实际上决然引不起善良读者的笑意，相反，九爷三次逼迫屈辱与凄苦的发新嫂强颜作笑，乡镇恶霸的歹毒与豪横只能引起读者的愤怒。最后，发新嫂忍无可忍，飞起一把茶壶打向九爷，这是人物愤怒情绪的总爆发，也是作者激愤情绪的大宣泄。
这样的作品让读者打颤，作者写起来也像法官审判一个心狠手辣的歹徒一样要强压住心中的激愤。在更多的作品里，富于喜剧才华的张天翼把对丑恶的激愤化为犀利的讽刺。《脊背与奶子》里，身为族绅的长太爷，早就觊觎在他看来如同“芡实粉、蒸鸡蛋”一样的同族任三嫂，言语挑逗，动手动脚，都遭到痛斥，不能奏效，于是，以惩治她“淫奔”为由把她从“野老公”那里抓了回来，假其丈夫任三之手，剥了她的衣服，打一百筋条，借机看她只隔一层衣服的高高突出的奶子。继而又以催债为由，让任三拿妻子应招伺候抵债。任三嫂用计逃脱，与意中人远走高飞。长太爷吃了任三嫂重重一拳，脸上青肿起来。“长太爷要整顿风气，要给任家族上挣点家声，任三倒放她走！……”“长太爷是顶讲老规矩的。”“缪白眼说是气肿的，族上出了这种事，长太爷自然生气呀。”这些不明真相者或拍马屁者的话，从表面上看，是对长太爷的恭维，实际上则被作者用来作为反讽。反讽是张天翼的常用手法。譬如：《保镖》里的向连长，刚一登场时，对逃避追捕的农会朋友是何等的讲义气，引见内人，称兄道弟，诅咒不从命令的下属，痛骂反革命，还有汾酒栗子鸡——好一派知己、同志的情谊，然而，武装护送，竟送到土豪杨财神手里，一个反转，暴露出向铁皮——当年投机革命，如今绞杀革命——狡黠、残忍、无耻的本来面目。《成业恒》里的主人公本来一心反共，却因同一利益集团内部的争斗，反被当作共产党嫌疑抓了起来，于是，他只能在狱中恨恨不平了。他越是恨恨不平，就越是暴露出专制社会的荒谬与反动阵营的污浊，从而给读者带来轻蔑与解恨的笑意。《砥柱》的男主人公黄宜庵当过秀才又学过法政，是闻名四方的道德君子。为了巴结权贵，要拿16岁的女儿去同易总办结亲家且不去说，在船上，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不准女儿与敞开衣襟喂孩子的少妇交谈，又怕女儿听到了隔壁淫邪的对话，不停地教训天真无邪的女儿，恨恨地要把隔壁船舱里伤风败俗的家伙锁到牢里。实际上，只有他这样的做过“别人想都想不到的秘密花头”的“此中老手”，才听得懂风月场里的种种行话暗语。当他气势汹汹地去警告隔壁大放淫词者时，谁知竟是一群深知其底细的经学研究会的老相识，“在戏台上玩魔术的——自然只玩给别人看，难道对自己伙计还玩这一套么？”于是，黄老先生的正经事，只是让女儿离开船舱，到那个敞开胸襟喂孩子的少妇那里去，而他自己则加入经学研究会的谈阵，以其“经验”的丰富成为话题的中心。理学先生黄宜庵先前的假正经，在“腻腻的发抖的笑声”中抖落得片羽皆无。这真是绝妙的反讽，给人带来耻笑、嘲笑的快感。
张天翼的讽刺，除了对少数几个人物（譬如《包氏父子》里望子成龙的老包）带有一点温煦的同情以外，大多属于冷嘲。对长太爷、成业恒、黄宜庵之流固然毫不手软，以犀利的锋芒显现其可鄙可笑的丑恶嘴脸，对一些有着某种性格弱点的灰色人物也不饶过，让他们在尖刻的笑声中露出狼狈相。譬如《陆宝田》里自轻自贱巴结钻营的同名主人公，挂上代表军官身份的斜皮带前后患得患失的邓炳生（《皮带》），失恋后想要从婢女那里寻找安慰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的江震先生（《寻找刺激的人》），受托照顾朋友妹妹、开始如同父亲照应子女、后来则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有妇之夫老柏（《温柔制造者》），等等。作者仿佛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孙行者，对妖魔鬼怪的本来面目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自私、虚伪、矫情、软弱等弱点洞若观火，或猛下金箍棒，让妖孽原形毕现；或纵情大笑，令灰色人物难以自安。
张天翼的讽刺与老舍的幽默形成鲜明的对照。老舍也有讽刺，但更富于幽默，其幽默像中秋之月，秋天的凄冷初上，而夏日的热情犹存，她默默地注视着你，伴随着你，对你无声地微笑，那成熟的金黄色透露出几分温馨，几分柔和，叫你宽慰，叫你自省。张天翼也有幽默，但最具本色的还是讽刺，其讽刺犹如盛夏骄阳，早在冬日里郁积起来的愤懑，春天激发起来的活力，一齐喷射出来，其光芒炽烈、热辣、直截、眩目，仿佛要在顷刻之间烧尽一切腐朽，其勇气、其力度、其势头都那么咄咄逼人。月色呈阴柔之美，那正是老舍小说的基本色调。他也去观照仁人志士、智者勇者，但总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他也去投射急风暴雨、大波大澜，但往往失之纤弱，甚至当他泼墨般描绘丑类时，也显得有些轻微；只有当他瞩目于灰色人物与灰色世态时，才最大限度地显示出他的敏感、力度与准确性。张天翼则不是如水月色般去浸透、溶解，而是通过聚光镜射出一束强光，集中在某一点，深入其骨髓。泥泞、杂草，自然不在话下，就是恶沼、顽石，也只管径直照去，照散其迷雾，烧穿其肺腑。强光聚焦，在某一点上集中突破，大力渲染，自有强烈效应，但也未免单一。除了《包氏父子》等少数几篇带有复调之外，张天翼的小说大部分色调较为单纯，譬如：《中秋》只见葵大爷的吝啬、刻毒，《皮带》只见邓炳生的虚荣，《一九二四——三四》只见某君的虚伪……色调单纯的长处是人物性格特征突出，短处是不耐咀嚼，陆宝田与老舍《离婚》里的老李、老张都是小科员，但前者的文化韵味显然不如后者富赡。
愤激的感情特征，冷峻的叙事态度，决定了张天翼小说叙事结构的明快与叙事语言的峭拔。他在《创作的故事》（注：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1933年5月15日《文学杂志》月刊第1卷第2号。 ）中把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为：直接而不弯曲、质朴自然而非雅驯、简练而非冗赘。的确，他的小说重人物不重故事，喜以对话推进情节，“故事进展简单明快，写对话和叙述一句一行，鲜明跳动，笔姿活泼”。描叙“多是淡笔勾勒，重点皴染，抓住几个琐屑项目反复刻画”（注：鲁迅等著：《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版。）。 如《华威先生》简直找不出可以婉转起伏的故事，只是通过主人公匆匆赶赴几个会议的相似的表演，就把一个抗战官僚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了。《笑》以九爷三次强迫发新嫂笑的细节为情节发展的关节，反复渲染，层层递进，凸现出九爷的残忍狡黠与发新嫂的屈辱凄凉。张天翼小说叙事用笔经济，少有景物描写，偶有勾勒，必与人物心理密切相关。譬如《脊背与奶子》，长太爷自以为得计，乐颠颠地去接任三嫂，“他觉得一切的景物都可爱起来，那些干枯的瘦树仿佛很苗条。前面那灰白色的山似乎在对他笑。坟堆像任三嫂的奶子。”眼中景实为心中景，竟能把坟堆看作奶子，十足见出长太爷急不可耐的淫亵心理，也预示了这个族绅的麻姑爬背梦想的破灭。借景写心，堪称妙笔。更多的心理描写，则直接切入，少用铺垫、解释。有时为了简捷起见，叙事者的全能视角与人物的视角交互运用。譬如《笑》里写九爷一只手抓住了发新嫂的肩膀，“接着一条冰冷的舌子砥到了她腮巴上——凿刀似的。”这种感觉分明是发新嫂的感觉，但叙事者没有用“她感到”之类的说明语，笔势利落，文气逼促，恰与情境吻合。这种叙事方式，能够熔铸精练的短篇小说，而对长篇小说来说，则有欠曲折性与连绵性。张天翼的长篇小说结构大多松散，便与此有关。
自小跟随父亲四处漂流的生活经历，使张天翼接触到许多地区新鲜生动、色彩各异的语言。当他从事小说创作时，就显露出语言敏感性与丰富性的特长。叙述语言从生活中多有采撷，不仅有大量活生生的语汇，而且还有包括句式、语调等在内的语言习惯，加以锻造，形成一种简劲雄健的色彩，颇有一点江西诗派似的瘦硬峭拔，但远比江西诗派接近自然，硬而不“险”，且有几分俏皮，自成一种风姿。至于人物语言，更为口语化，性格化。文学史家夏志清称许他能“用喜剧或者戏剧性的精确，来模拟每一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张天翼在现代中国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就他和当时中国小说的关系而言，张天翼采取了海明威式精细大胆的外科手法，切除了白话语汇的平铺直叙、繁琐和笼统等等病害。”（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本），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7月版， 此章为水晶译。）
简捷明快的叙事方式与自然而峭拔的语言，为张天翼的审丑图的描绘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构架与笔墨，也显示出白话文学在移植外来影响于民族土壤、融合经典传统与民间活力的一条路径。张天翼的小说生涯不长，但其冷峭的审丑则富于生命力。它总能给人以震撼、警醒与超越性的快感。社会的健康发展，永远也离不开冷峭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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