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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教育试验
整理本文的时候，我们新一批26所进行生本教育试验的学校的孩子们正在每天上着我们设计的教材和教法，这些教材的核心之点，是要让儿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依靠儿童的内部自然来进行教学或教育。一年级的孩子入学才三个月，就在一种自主程度很高的学习中变得十分兴奋，他们很快就进入了阅读，他们可以朗诵诗文，讲述故事，演课堂剧，他们在游戏中短时间就学会了过去难学的数学，而且成绩要更好。二年级的孩子，更有许多精彩的表现。老师们说，他们许多时候甚至有类似于五、六年级的孩子的那种反应能力和朗读能力。连执教的老师们自己也感到惊奇：这样轻松就可以使孩子们得到过去苦教不果的东西！我的一个研究生，回到他原来工作的农村小学，发现那里开展这项实验之后，学生同样起了很大变化，他说，这所小学都能行，其他学校也肯定行，所有这些，使许多参与研究和访问学校的人都感到兴奋。
这些学校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东西。然而我们想说的，还不是由此表明我们的设计如何好、教育的观念如何先进，因为具体的设计和某种理念，总是可以争议的，令我们满怀感激想要表述的是，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了这个事实：儿童在某种考虑其天性的教育条件下，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他们在学习中如此兴奋不疲，他们不让老师下课，为的是要让他有机会讲述从书上看到的故事，一年级的学生就在进行着有趣的统计、分类、评判，进行学习性的游戏，他们自编儿歌，自编谜语，每个事实都在彰显孩子们的潜能无限，都在呈现着他们是天生的学习者，而且，由此还表现着不多见的学习效率。事情正如蒙塔古所说，在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孩子是最为如饥似渴的学习者。也如克莱恩说的：“一旦我们开始根据人类的天性做事，过去认为复杂的事也都变得简单”。
在这样的教学里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注重了教学的交付。教师尽快地让学生自己活动起来，去获得知识，去解决问题，把可以托付的教学托付给学生。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育思路。此时，学生处在真正自主的状态中，他的潜能得到激发，他的天性得到张扬，他的获得像鲜花怒放。我们把这样的依靠学生、为学生设计的教育和教学，称为生本教育体系。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写下了他的教育理想：“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生本教育体系希望实现这样一种想法。
生本教育体系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开放改革走到前沿的地区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经济进步和学生的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它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教育方式。我们所进行的教材初步实验的事实证明，学生不仅是教育对象，更是教育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动力之源、能量之库，依靠学生的内部自然，发展学生的学习天性，释放学生的能量，是教育改革的一项有效的策略思考，它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操作体系，同时鲜明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本质含义。我们有理由希望，基础教育的许多问题，诸如减负、教师苦教、学习苦学，两极分化、高分低能，甚至教师不足，以及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又有很高学业发展水平的人的矛盾等等由此获得较好的解决。这一研究不仅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对于其他地区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具有广阔的前景。
面对这样的前景，我们为之激动，为之感奋，并立即感到我们有这一个重要的使命，需要为更多的孩子，为各年级的孩子们提供生本教育。
二、各个年级都行吗？
我们立刻就产生了担心。小学低年级可以作这样的改革，小学高年级行吗？中学行吗？其他的各个年级行，高三大概不行吧！文科行，理科能行吗？我回顾自己二十年来的研究实践，把这样的理念和做法连同问题向我们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全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学员提出来，向许多执着地进行教育改革的校长们老师们提出来，获得了许多肯定的回答。
1995年参加我的数学教育研究生课程班的罗忱红老师，是深圳市福田区教研室的教研员。她主持了三所小学高年级为期三年的数学活动教学，让孩子们通过讨论和动手，自己去寻找数学的事实和规律，三年结束，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十分喜欢数学课，他们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提高自不必说，进入重点学校的学生的比例比全区平均数高出了4倍，特别是，全国华罗庚杯比赛，全深圳市前8名中有4名（含第一名）是实验班的学生。
最近一年多来，我们举办了广东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培养对象高级研修班，广大学员把研修和教学结合起来，类似的事例就更多了。
原在汕尾中学，现在深圳外国语学校的沈晓仪老师，对高一学生进行了生本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学生的作文水平、兴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学生还写出10多万字的中篇小说，在报纸连载。
特级教师罗易、黄永光，让自己的学生分别访问、请教百位名人，其中包括了许多院士、省市领导等等，学生们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去写自己的文章，去访问名人，去深入思考。他们的文章和与名人的酬答，收进《百位名人是我师》和《百位名人教我学》两本文集中，凡70余万字，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可肯定篇篇可读。
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外语老师邬晓丽，多年来把英语和社会、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学科活动结合起来，在麦当劳、公园、海滨到处学英语，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地进行英语活动、讨论，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会以降低中考成绩为代价，相反，学生学习效率提高，连年中考都在全市排第一。她培养的学生经过高考，上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口语比赛第一名。
梅州市曾宪梓中学的谢锦新老师对高中物理进行改革，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开展讨论式的学习，在一年内就产生了效果，学生纷纷报读"3+X"中的物理，认为物理是最有意思的学科，而且高中会考成绩上升，出现了省抽考一等奖的尖子生。老师还得到了原来的差生给予的“差生的救世主”的赞誉（见该校所征集的学生意见书），老师也深感到，在这样的改革中，我们所进行的是一项没有失败者的活动。
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罗华老师，在高三“禁区”也进行改革，通过每周一次的历史问题讨论，学生对历史学习充满感情。一位学生要到加拿大去了，临走之前，他坚持要多参加几次这样的讨论。全班学生在高考历史完毕之后，当场围成一圈，请到考场看望他们的罗老师站在中间，深深地向罗老师鞠了一躬，原因是，他们在考试中立即感受到了成功，在成绩公布之后，这个班平均得分670多分，居于全市第一。回顾这段历程，罗老师激动地说：岁月使我变老，教育使我年轻。
我们把这些老师请上讲台，给全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培养对象作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最难忘记的，是这些老师在实行生本教育体系的改革中产生的那种豪迈情怀，以及他们在谈到自己的学生时候，眼睛里的光彩。柯南道尔写到福尔摩斯听人家谈起他的成功案例时，也是这样的目光炯然，但我们的老师肯定有以过之，因为他们眼中闪耀的不仅是一般的爱，而是一种不断发现孩子们新的蕴藏的激动，美妙的是，蕴藏因人而异，于是，作为老师，永远有这种目不暇接的风景。几乎每个实验老师见到我，对他们的学生每天冒出来的新的变化，都如数家珍，她们说，这种变化，每天都有，真的，每天都有。我甚至想，如果这中间有哪个老师有什么不快活，一旦跟她讲起班上的孩子，他定会眉眼舒张，开颜为笑。
与我们的老师深有同感，进行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实验的坦恩鲍姆在写给罗杰斯的信中说：“这一切的结果——这也正是我写信给你的原因——对我来说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无法用一般语言来表述的经验。连我自己也无法完全解释这一情况。我只是对它发生在我身上感到庆幸。”“我发觉我从来没有像喜欢这批学生那样的喜欢任何其他一群人，我还发现——学生们在最后的报告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自己也开始感到温暖、充满善意，愿意接受他人。”“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经历，使我感到诚惶诚恐。我相信，虽然我有过尊敬我、钦佩我的学生，但是我从未有过课堂气氛如此热烈、关系如此亲密的经历。
过去一般说，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求知欲和表现欲就要下降。但从改革实践看来，这不过是在师本教育体系下出现的现象，只要是保持生本状态，只要是不断开发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不是封闭它，只要是始终保持情境的适度挑战性，只要是让学生有适合其年龄特征的舞台，只要永远使学习带有同他的个体相联系的意义，在他所认识到的越来越多的事物的比较和启示之下，他们的求知和表现的要求，就会更为热烈。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人类文明的召唤力，如何使得人不断提高他的抱负、能量与功能的范围。颜回说，他看孔夫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越仰望，越觉得高大；越钻研，就愈感到坚固）。哲学家波普尔在说到他的师傅波什时赞颂说：“除了我的师傅之外，没有任何人那么地影响我……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的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在于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章太炎在瞻仰郑和庙时，叹息于“寻君千载后，而我一能无”——大学问家章太炎竟然在与郑和相比之下感到“一能无”！而我们谁也没有在郑和面前有过自己无能的感慨。可见大智慧产生高境界。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能，不会因为知识的增加或年龄增长就消失。关键是要发展他的认知能力，以及提供一种挑战自我的创造情景。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持儿童的这种追求的天性。
三、两种教育体系
我们原本不应轻言体系。然而，当时机成熟之时，且若不谈体系难于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把它勾画出来。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指出某种我们认识到的事实。实践证明，仅仅零敲碎打的改革，已经不足于解决今天的问题了。基础教育的一切都是那样的互相牵制，如果你想在教法改革的某一个片段有所成就，就必须牵动教材、教法、教育管理及评价，进而指向人的观念的更新。
我们可能会说，这一点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你看，我们不是也有很活跃的课外活动吗？不是在课堂上鼓励学生发言吗？不是在天天号召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吗？当然这些做法都不无裨益，但它在多程度上起了作用，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学生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师本教育体系中，如果不触动核心课程，只作局部的变动，不可能使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主体。譬如说，就教师好教来说，教材是拆分式的小步子型是有利的，但靠着过度分析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可以施展，成为主体就是一句空话。又如，如果不尽早给学生发现和思考的工具的话，他们就只能处处依靠教师，把他们叫做主体，也充其量是个没有资本的老板，或者是高级打工者，而不是真正的主人。就教案来说，必须留有学生活动的空间，最后的教案是在课堂上，是在学生活动的过程中确定的。如果我们要求教师还是要写出详细的进程性的教案，就不可能容纳学生的活动，学生不能在这样的课堂上开展任何创造性的思考，也就永远不能摆脱教师的控制，他们的思维就会日趋刻板，这样的教案束缚学生，同时也束缚了教师的思想。再有，如果我们的评价体系还是依旧的话，无论什么改革也只能充满后顾之忧。思考包括观念、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评价等等所构成的体系问题，是今天的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眼前的教育模式或教育体系。如果突然听到说眼前的体系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会很不情愿，很不习惯。我们过去当然也承认教育存在问题，但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高考指挥棒的毛病，而不是体系自身有何不妥。但是，在本文中，我们想要明说的是，我们原来的体系，也就是一切都是为教师好教而设计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过去我们也认为，教师好教就是学生好学，然而现今研究的成果表明，两者并不等价，而且，有许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我们需要为学生设计一种以学生好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原因很简单：整个教学的目的，教学过程的终端，是学生的主动发展，而不是教师善于教。
这样，我们提出的生本教育体系就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它力图不仅仅在方向上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不满足局部改革，而是探讨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整个体系问题，因而有彻底性；
二、它把过去的教育基本上看成是师本的，在对比的基调上揭示生本教育的存在和意义，因而较此前的相关研究有更多的根本性和鲜明性；
三、它提出相应课程和教材的改革框架，因而较有可操作性。
四、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丰花硕果
一批由香港教育署组织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访问我们的4所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一件小小的事令他们印象深刻：当小学生在自己的游戏或活动中兴高采烈的时候，老师一声“一二三”，同学们立即响应：“坐端正”！顿时鸦雀无声，特别地给人一种动静得宜的感觉。这样就减少了对学生动起来难于收拾的担心，同时使人联想，为什么我们上面提到的较为彻底的改革，会取得如此成绩。
原因在于，我们的生本教育改革，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东方的讲究系统的、秩序的儒家文化的传统，深入到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的头脑和生活习惯之中。在我们对教育作这样那样的重大的改革的今天，这种作为背景的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抹去的，它会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潜在的稳定的甚至是制衡的力量。由此，我们朝着生本的方向进行体系性的较为彻底的改革，乱不到哪里去，反而会由于“杂交优势”结出丰花硕果。
有人说，杜威是强调儿童为中心的，美国是强调儿童的创造性教育的，然而，他们的实践并不完善。美国的教育界现在不是正在出现一种向我们学习的潮流吗？他们正在反思如何提高儿童的拼读能力，正在考虑如何加强应试，而我们的学生参加世界科学奥林匹克的笔试，总是获得高分，这不是很可宝贵吗？我们的改革会不会把自己的好东西也丢弃了呢？
我们说，无论我们的改革也好，美国的改革也好，都不是简单的学习国外教育的结果。它主要是由本国教育自身的矛盾决定的。美国教育崇尚创造性，不注重对儿童的规定和限制，特别是不重视作为社会的或人类的规范的那样一些工具性的知识，我国的传统的教育崇尚循序渐进，强调对儿童的规范，不注重儿童天性的发挥，双方的改革，都是朝着自己的薄弱方面方面进行，这都取决于内部的需求，是内部的矛盾运动。当然，如果一个旁人来看，便会以为是美国学了中国，中国学了美国。事实上，两国的教育固然在互相学习，但同内部需求相比较，这种借鉴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大可不必把美国加强基础的调整看作是由我们的文化输出造成的，同样也不必认为我们的改革是学美国的结果。试想想，多少年来，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高分低能的现象日益突出，对人的创造精神的压抑愈演愈烈，而我们时代和国家的建设发展却需要更多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这些难道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寻求改革的动力吗？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看，无论开放或规范，限制或者自由，都有着它的长处和短处。比如我们坐在房间里，开门，可以使得空气流通，关门，可以使得噪音减少。要开门还是关门，视乎当时的价值取向。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教育改革，是由于时代转型，社会经济进步，对现代人的要求，教育内部问题的累积等因素，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取向，要求我们坚决地从师本教育转向生本教育，把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作为当前解决教育问题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策略。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教育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并不会改变它们教育的本质特征，这是两国的民族的、人文的、文化的底蕴所规定的。就像过去的二十年，东方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社会调节因素，如加强税收和社会福利等，似乎出现了两极互相借鉴与转化的现象，但是，两方的基本体制不会因而改变，道理显然。
于是，在东方文化之下，我们尽可以比较放开手脚进行生本教育体系的改革。那末，这样做会丢掉基础吗？我们说，当然不。把人发动起来，依靠人，不是去做别的，而是更好地学习。而自主的有成就的学习，必然会要求和形成坚实的基础，问题在于这样的基础是由他自己夯实的，而不是由他人赐予的，其结果将会是，我们进行的是培养强势的人的改革，而不是培养强势的人的那种局部的、只注重展示性的应景和赶时髦的改革，我们的素质教育必然大大提高人的培养的效率与质量，成批成批地涌现在自己基础上充分地发展的儿童，真正达到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境界，我认为，说生本教育是有教无类又培养大批高材生的教育，并不为过。而这不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