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以组织宽裕为调节变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宽裕论文,变量论文,企业家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竞争的全球化、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技术变革速率的加快等趋势都使得当今的企业面临着更为动荡的环境，因此企业迫切需要重构适合动态变化市场的能力体系即动态能力，以便不断维持、提升和创造动态竞争优势(Teece，2007)。然而，当前有关动态能力问题的讨论仍然不够清晰，其经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Newbert，2007)，尤其缺乏有关动态能力形成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尽管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一种微观建构，但其却能够对宏观层面上的组织竞争优势和组织绩效产生影响(Peng & Luo；2000；Collins & Clark，2003)，以往这种“微观—宏观联系”①的探讨大都局限于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影响。Blyler和Coff(2003)认为，社会资本是动态能力的核心；Adner和Helfat(2003)指出，动态能力会受到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和管理层3个潜在因素的影响；杨鹏鹏和袁治平(2008)则从理论上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机理。然而企业家社会资本究竟如何影响到组织动态能力，当前国内外文献均未给出实证性的研究结果，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已经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组织的效用价值需要关注其他组织行为因素的权变影响(Acquaah，2007)。考虑到组织宽裕(organizational slack)对组织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Cyert & March，1963)，尤其考虑到组织宽裕在动态能力构建过程中的“先行(antecedent)”影响(Danneels，2008)，引入该变量作为干扰因素，将加深我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间关系的理解。当市场进入的时机是决定性的、技术变动非常快速且未来竞争和市场难以预测时，“动态能力”所强调的“动态”性要求组织具有特定的创新反应，以更新能力与环境的变化保持一致(Teece et al.，1997)，而影响组织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组织的资源宽裕程度(Cyert & March，1963；Nelson & Winter，1982)；另一方面，当企业家通过其社会资本获取到新的市场信息、知识、技术或机会，并将其内化整合为企业动态能力时，事实上也需要一些宽裕资源自由运用，以便对研发和商业化行为进行投资，并通过新产品、新过程或新服务把握机会，发展其动态能力(Teece，2007；Danneels，2008)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引入组织宽裕变量考察其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优势之间关系的影响，以期能够更好地回答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程度、什么方式对组织经营发挥作用(Witt，2004)。
基于以上，本文提出并探讨的问题是：企业家社会资本是否会影响到组织动态能力？不同资源丰裕情境下这种影响的大小如何？具体而言，本文利用对151家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就企业家社会资本、组织宽裕以及组织动态能力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探索与检验。文章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则基于前人研究和逻辑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讨论；文章的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企业家社会资本
企业家总是嵌入在当时当地社会情境中的(Jack & Anderson，2002)，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嵌入性，构成了其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本、涉取互补性稀缺资源的前提，并由此激发了学者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效用的研究热情。然而由于研究传统及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文献中对企业家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大体可分为“利益相关者”取向(李路路，1997；边燕杰、丘海雄，2000)和“网络结构”取向两类(Brüderl & Preisendorfer，1998；巫景飞等，2008)。前者承袭了Coleman(1988)的“功能主义”社会资本界定③，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直接指向了其社会交往对象背后的资源，通过对企业家与社会网络成员对偶关系中信任、规范、期望、义务等要素的讨论，探讨企业家与不同社会角色成员交往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后者则承袭了Burt(1992)的“结构主义”社会资本界定④，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等同于个体社会网络的特定构型，通过对企业家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异质性等网络特性指标的界定与衡量，阐释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特性对其个体行动的影响。就本研究而言，我们综合考虑以上两种取向的研究思路，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定义为：“存在于由个人拥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这些关系网络获得的，并从这些关系网络中衍生出来的现实和潜在的资源总和”(Nahapiet & Ghoshal，1998)，简单地说，即“网络+资源”。
在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故其测量方法各异(边燕杰、丘海雄，2000；Peng & Luo，2000；Acquaah，2007)。鉴于本文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社会网络成员构成和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对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就前者而言，先前的经典研究大都依成员所提供“价值”或“资源”性质的不同，将企业家社会资本分为商业社会资本和制度社会资本两类(Peng & Luo，2000；Park & Luo，2001)。然而近年来亦有学者指出，企业家技术网络或技术社会资本对机遇发现与实现、竞争情报搜集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杨鹏鹏等，2005；方世建、魏久檗，2006；Partanen et al.，2008)。Landry等人(2002)对蒙特利尔西南地区204家制造企业的调查发现，作为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组成构面之一，企业与公众研究机构、技术转移组织、大学和社区学院间的“研究网络”对组织创新强度的贡献最高。类似地，王霄和胡军(2005)以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划分中小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更强的技术网络参与会显著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池仁勇(2007)利用对264家浙江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同样证实，与科研机构的关系链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最为重要。综合以上研究，同时考虑到本研究的样本特点以及目前我国小型企业普遍缺乏共同攻关合作伙伴和与大学科研院所合作机会的现实(张杰等，2007)，本文认为小型民营科技企业的企业家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中介组织及其他行业技术专家等构建的技术社会资本同样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⑤。由此，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成果(Peng & Luo，2000；杨鹏鹏等，2005；Acquaah，2007；韦影，2007)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概念操作化为3个维度：(1)企业家(与其他企业的)商业社会资本；(2)企业家(与规制机构人员的)制度社会资本；(3)企业家(与各类技术专家的)技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以网络成员身份划分企业家社会资本构成仅能够标示嵌入在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可涉取资源”，或者更明确地，是企业家通过其社会网络所能够动员的资源范围或潜力，其无法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网络工具性利用的程度，即企业家对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考虑到社会网络构型对个体社会资本动员的先行影响(Burt，1992)，因此本文借鉴Collins和Clark(2003)的研究处理方式，以规模、强度和异质性3个典型网络指标逐一测量企业家社会资本3个维度的网络结构特性，以期通过社会资源动员潜力与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结合，反映出各维度上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实际动员效果。
需指出的是，在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可否等同起来的问题上，目前学界尚存争议。有研究者指出，组织领域的社会资本研究中，由于嵌入主体与嵌入层面的不同，个体水平上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很难代替组织水平上的企业社会资本而对组织经营行为产生影响，否则会发生所谓的“还原谬误”⑥(王凤彬、李奇会，2007)。但本文认为，就小型企业而言，企业的社会资本基本上可等同于企业家的社会资本(蒋春燕、赵曙明，2006)，当以小型企业为对象，考察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时，发生“还原谬误”的几率较低。正如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所言：“我们在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时，着眼于法人代表，这是因为企业法人代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形成、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从这个意义上，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之间的虽然具有一定的跨层次性，但以小型企业为对象的研究仍然是具有意义的。
(二)动态能力
就组织动态能力的内涵而言，目前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这说明当前有关动态能力问题的讨论仍处于研究起步阶段。但在动态能力含义的关键点上学者们已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动态能力是公司整合、建立和重构内部与外部能力以因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Teece et al.，1997)，也就是不断更新竞争力的能力(罗珉、刘永俊，2009)。Danneels(2008)认为，动态能力理论的实质就是阐释某些企业何以在通过增加、整合和删减资源或能力以调整其资源基础方面做得比其他企业更为出色，因此动态能力的概念可以被简单地表述为“构建新能力的能力(the competence to build new competences)”。
对于动态能力的研究维度，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Teece et al.，1997；贺小刚等，2006；Teece，2007)。基于能力的阶层性特点(Winter，2003)，Danneels(2008)认为，动态能力应当是组织的二阶能力，是构建新的一阶能力的能力，而二阶市场能力(second-order marketing competence)和二阶研发能力(second-order R&D competence)是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二阶能力，其分别反映了企业在开发新市场和开拓新技术领域方面的能力水平。有些企业能够进入新的市场，而有些企业则固守在现有的客户群体内；有些企业能够吸收新知识，而有些企业则正处于技术过时的悲惨境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即在于企业所具备的二阶市场能力和二阶研发能力水平不同。此外，Subba Narasimha(2001)根据与生物学中“反应能力”的类比，将组织动态能力界定为一种(知识)多样化生成能力，其同样将动态能力划分为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两大维度。
就本研究而言，考虑到能力的阶层特性，我们遵循SubbaNarasimha(2001)和Danneels(2008)的观点，将组织动态能力划分为两个研究维度：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其中，市场动态能力是一种构建新的市场能力的能力，其更加强调了企业在识别新客户和与新客户建立关系方面的能力，开发新的知识以适应当前客户需求的变化能力(Danneels，2008)；技术动态能力则源自于企业技术环境所具有的动态异质性要求(SubbaNarasimha，2001)，其反映了组织在建立新技术能力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开发技术能力的原能力(meta-order)(Collis，1994)。
三、研究假设
(一)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
企业家的商业社会资本主要指企业家与其他企业高层管理者透过社会网络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其为企业家提供了来自组织之外的、有助于企业克服环境不确定性所需的资源、信息和知识(Acquaah，2007)，而这些信息和知识对组织当前和未来的竞争优势又有着深刻的影响。
有关客户、营销——研发界面以及竞争者等方面的知识是企业做出正确营销决策的前提(Slater & Narver，1994)；企业可通过与供应商或战略合作伙伴建立各种合作关系等方式获取到这方面的市场知识(Slater & Narver，2000)。事实上，企业市场动态能力的提升是由企业在有关市场、客户、需求以及营销技能等方面知识的“深度学习”所决定的。而企业家与商业网络成员企业高层经理人的关系品质及其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将有利于企业更好地从互动中获取相关知识。Morgan和Hunt(1994)从关系营销角度的研究发现，合作伙伴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则合作关系各方的销售量越高。企业与其市场合作伙伴间的良好信任与承诺关系有助于合作各方为了进一步合作进行关系投资，有利于各方从长期利益出发考虑彼此关系，而放弃机会主义倾向以降低更换合作对象的概率，使现有合作活动更为顺利地进行，从而促进了关系营销的成功。此外，Bejou和Palmer(1998)以及Forrester和Maute(2001)的研究也表明，企业家同客户良好的彼此承诺与信任关系可有效缓解服务失败对客户重构意愿的不利影响，将服务失败所造成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
Teece(2007)指出，就技术而言，R&D行为本身即构成了一种对新产品或新运作过程的“搜索”方式，而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大部分新产品的引进都来自于外部资源，组织的搜寻/探索行为因此不能仅仅是“本地化”的，而必须与各种潜在合作者——客户、供应商、互补性资源提供者——共同进行。当前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企业与各种外部商业性组织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其在技术开发方面的能力提升和最终绩效。例如，通过与供应商及时有效沟通有关技术路径图、技术规划、新产品开发进展等方面的信息，可使供应商尽早介入新产品开发过程，在所供应的原材料等方面做尽可能的调整与配合，协助企业发现新产品开发中的各种潜在问题，以便企业及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从而减少新产品开发的时间与成本(Ragatz et al.，1997)；类似地，企业与客户合作所形成的良好信任关系，也对其新产品开发的成功与否有重要影响(Sivadas & Dwyer，2000)。此外，方世荣等人(2004)从关系管理角度对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的研究也发现，与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关系可有效降低彼此合作中冲突发生的概率，促进彼此信息与知识分享、资源共享等，从而促进相互间的组织学习。
由此，蕴含于企业家商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企业与外部其他商业组织的联系与沟通，增进与各合作伙伴的信息共享与隐性知识交流，并通过彼此信任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与知识传递障碍，从而有助于企业研发能力和市场能力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1：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H1-2：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二)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
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个人与各级政府官员、银行或其他行政管理机构人员所建立起的关系网络(Peng & Luo，2000；边燕杰、丘海雄，2000；Acquaah，2007)。多数文献认为，这样的关系网络对处于经济转轨背景下的私营企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与规制机构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帮助企业涉取经营所需的资源、信息和知识，从而为企业面临商务环境的高不确定性时提供一定的缓冲(Acquaah，2007)。
由于中国内地地区的新闻传媒是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有力工具，与政府部门存在良好关系、在政府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企业，媒体往往会经常加以正面报道。这无疑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向包括其潜在客户在内的广大公众传递出正面信息，提升其合法性、声望及美誉度，也势必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宣传其产品或服务，减少潜在消费者所感知的购买风险，促进客户做出购买决策，从而促进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由于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广阔、潜力巨大的细分市场或行业，因此企业家与政府部门人员的社会关系也有助于政府采购部门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了解，建立对企业及其产品的信任，从而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赢得政府购买机会。从快速获得市场准入的角度讲，我国政府是准入制度的制定者、审批执行者和管理者，因此企业家与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企业在市场准入审核批准过程中得到具体经办人员的庇护与照顾，减少麻烦，快速得到批准而尽早进入新市场。巫景飞等(2008)指出，企业高管的政治网络不仅能帮助企业提前掌握政策动态，创造商业信息优势，而且也能够为企业带来发展所需的各种重要资源与条件，从而为企业突破各种行业或地区性壁垒提供便利。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的研究也表明，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而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企业发展。
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的影响方面，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可有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承担性。小型新创企业常常从政府部门以各种形式获取重要且免费的资助，这在直接降低企业所面临市场威胁，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亦有利于企业提升自身的合法地位与声望，从而有助于企业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稀缺且重要的资源(Lee et al.，2001)。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间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从政府部门获取所需的资源(Park & Luo，2001)。而当企业家能够从外部网络关系中获取更多有关信息、资源、情感以及社会支持时，企业家将更具创业精神，表现为更高的风险承担性，组织的创新风险承担能力也会增强(Aldrich & Zimmer，1986)。另一方面，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多有关技术发展方面的信息。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官员的沟通与互动将有助于企业及时获悉政府有关行业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与产业技术导向，并根据企业实际状况调整经营战略，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的开发，并在融资、减免税及关键经济资源获取等方面较竞争对手先胜一筹(杨鹏鹏等，2005)，这无疑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认知行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从而有利于其更好地进行经营与创新决策，为企业发展赢得先机。
另外需指出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业改革使得银行系统尤其是国有银行更趋市场化运作，但考虑到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体制的不完善，银行业在面临中小民营企业时的垄断姿态依然十分明显。因此，本研究采纳Peng和Luo(2000)及Acquaah(2007)的处理，将企业家与银行业人员的私人关系纳入到其制度社会资本的范畴。Hoshi等(1991)对145家日本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的良好关系，有利于降低二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使企业获得诸如较低利率、较高融资额度及较低比率担保品等融资条件。Houston和James(2001)对美国企业的研究也发现，通常只要企业向银行的融资金额适中，企业与银行间维持经常性沟通等密切往来关系有助于企业向银行顺利融资。而融资的便利性与融资额度上的外部支持，无疑会有助于提升企业抵抗创新风险的承担能力。此外，Chakravarty和Scott(1999)及彭文平(2004)等人的实证研究均表明，企业与银行间的良好合作关系有助于企业向外界传递关于其信誉与投资项目盈利性等相关证明信息。因此，这种“宣告效应”为吸引更多投资者和市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企业家与各规制机构人员及金融界人员所构建的制度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企业获取相关的重要信息、政策支持、融资支持及关键资源，促进企业对技术相关机会和市场相关机会的利用与开发。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1：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H2-2：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三)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
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与其他企业技术人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业技术专家以及技术中介机构人员的私人社会关系，用以获取组织技术创新或市场拓展所需的知识和信息。
组织动态能力提升所需的知识不仅根植于组织内部，同时也根植于各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中。事实上，在有关企业创新知识来源的研究中，许多研究都指出了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外部技术专家或顾问对组织创新的重要作用。正如Chesbrough(2003)所言，“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现在已经成为对企业成功的一项要求。组织与外部科研机构之间所建立的稳定合作关系也有助于组织所进行的宽泛外部搜索(Teece，2007)，而外部技术专家或顾问则为企业提供了创新概念、工艺架构、法律和担保等服务支持。这些专家可能是焦点企业的兼职人员，对焦点企业的创新决策等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也可能是实现焦点企业与外部创新伙伴的联系方式。企业家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与外部技术资源达成合作创新，既可以缓解企业内部资源有限的约束，也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并提高企业实施创新的速度(Kessler & Chakrabarti，1996)。以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为企业知识的学习和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Greve & Salaff，2001)。企业家与外部各种技术专家的良好社会关系，促成了组织与外部知识源的高度信任，而信任正是分享隐性知识的先决条件，是知识交流、转移最为重要的前提(Boiral，2002)。Chang和Chen(2004)也指出，无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之间，对信息的不断搜寻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企业家的技术社会资本则是企业家乃至整个新创企业重要的信息通道，它不仅为企业家提供了非正式的私人信息，也可以通过企业家对相关技术交流研讨会、技术产品展示会等方式成为企业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正式来源(王霄、胡军，2005)。
高校、科研院所、行业技术专家及技术顾问等作为有较强时效性的高技术信息集散中心，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技术种子”和市场机会(张晗、徐二明，2008)，而企业家通过与这些社会网络成员互动所获取的知识和信息，一方面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新知识，从而提高组织在未知领域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还可使组织及时地获得有关市场需求状况的各种信息，从而有助于管理者做出更为准确及时的市场判断和技术创新决策(王龙伟等，2006)。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1：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H3-2：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将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四)组织宽裕的调节作用
组织宽裕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无需为当前经营过程所消耗的人力和财务资源(Bourgeois，1981)。换句话说，宽裕资源代表了一种资源“储备”，其超出了企业当前的运作所需，并因此可被企业的探索性行为所利用(Danneels，2008)。组织宽裕是一种由现实或潜在资源构成的缓冲器，其能够使组织在面对内部调整压力或外部政策变化压力时进行成功的调节，并能够使组织针对外部环境发起战略上的变革(Bourgeois，1981)。必要的资源是任何成功创新都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企业如拥有丰富的技术相关物质基础，必然能更好地提升其内部能力，而宽裕资源的重要作用，恰恰在于支持人们使用其试验一些新的战略和创新项目(Cyert & March，1963)，并因此促进了企业能力的提升。李垣等(2004)也认为，一定程度的组织宽裕水平可以成为组织战略变革和能力提升的催化剂。组织宽裕资源的存在为管理者提供了更多资源以供使用，从而放松资源控制，促进了风险项目的开发(Nelson & Winter，1982)；可以作为解决隐含目标冲突的关键角色(Cyert & March，1963)；可以使企业不受技术或市场项目成功与否的影响，从而培养组织注重实验的创业氛围(Tan & Peng，2003)；推动新产品的引入和新兴市场的进入(Hambrick & Snow，1977)，并因此提高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改善企业的长期绩效(Cyert & March，1963)。
在实施搜寻新市场机会的行为时，组织宽裕可以使企业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促进了企业中的实验性行为，为企业提供了寻求战略性行为——如探索行为——所需的资源余裕(Danneels，2008)。由此可以预期，组织宽裕资源的存在将强化作为组织二阶能力的动态能力，即具有宽裕资源的企业更可能构造新的一阶能力，从而促进了组织技术动态能力和市场动态能力的提升。因此我们有如下假设。
H4-1：组织宽裕正向调节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市场动态能力间的关系。
H4-2：组织宽裕正向调节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技术动态能力间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选择以小型民营科技企业为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选择以小型科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3点原因：第一，与国有企业或规模较大的传统企业相比，我国的小型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内部资源约束和外部经营环境压力(杨鹏鹏、袁治平，2008)，使得经营过程中企业家对其社会关系的依赖成为一种理性的决策和被迫的选择；第二，以往对企业家社会资本效用的研究，均考虑并控制了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可能影响(Peng & Luo，2000；Acquaah，2007)，因此聚焦于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上述因素差异对研究效度的影响；第三，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桥梁甚至唯一通道(贺远琼、田志龙，2006)，其个体社会资本则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企业组织水平上的社会资本，因此以其作为研究对象，可避免出现组织背景下嵌入性研究的“多层次难题”⑦(王凤彬、李奇会，2007)。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上，样本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原国家经贸委2003年对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即人数在300人以下，年销售收入在3000万元以下，总资产在4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二是企业是经所在地主管部门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
鉴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主要采取由研究者及经过培训的协助调查人员进行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数据。根据研究目标并考虑样本的地域代表性，研究者充分动员了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淄博、济南、青岛、北京、武汉等地高新区管委会取得联系，通过电话或利用出差机会向他们详细阐述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将希望的样本特点向他们进行了书面描述，同时向他们提供了问卷样本。经由以上熟人介绍，研究者及协助调查人员进入企业进行了调查。考虑到研究可能会涉及企业家经营活动的某些敏感问题，因此要了解相对比较真实的资料，只有通过选择较为熟悉的关系企业，才能取得良好的调查效果。
为保证问卷填答人有足够的知识来填答问卷，本研究所设定之受访对象，为企业中与外部组织或个人接触较多的企业法人代表本人及对企业经营状况较为熟悉的其他高层管理者。调研历时10个月，共发放问卷203份，回收172份，其中有效问卷151份，占回收问卷的87.8％。无效问卷19份，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问卷填满率低于95％以及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答卷，占回收问卷的12.2％。样本特征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采用Danneels(2008)的观点，将组织动态能力界定为“构建新能力的能力”。依据SubbaNarasimha(2001)和Danneels(2008)的研究，本研究对组织动态能力变量的测量如表2所示。
对组织动态能力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代表样本充分水平的KMO检验值为0.854，说明样本量是充分的，超过了因子分析的样本限制条件；表明条目间相对关联程度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516.887(P＜0.01)，说明各条目是相互关联的，适合提取公共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本研究析出两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市场动态能力(MDC)因子和技术动态能力因子(JDC)其方差贡献率为56.519％。两因子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17和0.789，量表信度理想。
对于企业家社会资本，本文借鉴Collins和Clark(2003)的方法，以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和异质性3个结构性指标，分别测量企业家对其商业社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和技术社会资本的实际动员情况。具体测量方法如表3所示。
表3中，网络规模指企业家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联系人数量的多少，联系人越多则网络越大，意味着企业家获得稀缺资源、信息或知识的渠道和数量可能越多。网络强度是指企业家与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中联系人的互动频率，即测量企业家每月与多少联系人有一次以上的联系，包括工作性质的联系和非工作性质的联系。工作性质的联系表明企业家与其社会网络成员有更多工作上的来往，正式沟通渠道的信息传递比较通畅；非工作性质的联系是对正式沟通渠道的补充，是彼此之间沟通感情的一种渠道。网络强度以每月一次以上联系人数与网络规模的比率表示。网络异质性是指企业家社会网络中联系人的多元化程度，各联系人越是来自不同的部门或机构，意味着联系人的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家社会网络就越广泛(Powell & Brantley，1992；Scott，2000)。异质性水平以Blau(1977)的多元化指标来衡量，即
，“i”是各分类人数占总关系人数的百分比。
Nohria和Gulati(1996)在测量组织宽裕变量时，采用自陈式量表的方式以两个问题寻求企业经理人的主观评价。本研究认为，该方式可直接反映经理人对影响企业组织内部运作和创新的情境因素的认知，更符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目的。考虑到中国经理人对组织资源宽裕状况的敏感程度，本研究对Nohria和Gulati(1996)的测项进行了微调，同样以两个测项衡量组织的资源宽裕，即公司人员数量及公司财务预算各减少为目前的80％，对公司下年度的经营运作或产值的影响的严重程度⑧。对测量结果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5，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16.733(P＜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即组织宽裕(OS)，对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3.809％。因子信度系数为0.912。
除此之外，本研究选取企业年龄(FA)和企业规模(FS)两个变量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对组织动态能力可能产生的影响。
组织动态能力的两个因子是由因子得分构成的标准分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可以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交互作用的影响，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层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Cohen et al.，2003)。为避免加入交互项后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按照通行的做法，分别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然后再计算其交互项，并代入回归方程之中(Friedrich，1982)。
五、数据分析与结果
表4给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⑨。
企业家社会资本、组织宽裕与组织动态能力关系的回归分析如表5～7所示。模型Ⅰ是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Ⅱ是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模型；模型Ⅲ是加入交互效应后的全效应模型。
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组织宽裕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如表5所示。当以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MDC)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β=0.196*)、网络异质性(β=0.204*)和网络密度(β=0.256**)均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假设H1-1得到验证。模型Ⅱ显示，进入回归方程后，组织宽裕(OS)变量对组织市场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4**)，且主效应模型通过F检验(F=15.306**)。模型Ⅲ则显示，组织宽裕对商业社会资本网络规模(CsSiz)与市场动态能力(MDC)之间的作用关系(β=0.154*)，以及商业社会资本网络强度(CsDen)与市场动态能力(MDC)之间的作用关系(β=0.360**)，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当以组织的技术社会资本(TMC)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β=0.267**)、网络异质性(β=0.239**)和网络密度(β=0.179*)均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假设H1-2得到验证。模型Ⅱ显示，组织宽裕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的主效应模型显著(F=15.775**)，其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74**)。模型Ⅲ则显示，组织宽裕仅对商业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与组织技术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β=0.205*)。
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组织宽裕与组织动态能力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当以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仅有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β=0.253**)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假设H2-1仅得到部分验证。模型Ⅲ则显示，组织宽裕(OS)仅在制度社会资本网络强度(IsDen)与市场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β=0.230*)。当以组织的技术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IsSiz)、网络异质性(IsHet)及网络强度均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假设H2-2未获得验证。
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组织宽裕与组织动态能力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当以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仅有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β=0.189*)、网络异质性
和网络密度(β=0.297**)均对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因此假设H3-1得到验证。模型Ⅲ则显示，组织宽裕对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TsSiz)与市场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β=0.182*)，以及技术社会资本网络强度(TsDen)与市场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β=0.365**)，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当以组织的技术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时，模型Ⅰ显示，企业家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β=0.291**)、网络异质性(β=0.196*)和网络密度(β=0.172*)均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作用。因此假设H3-2得到验证。模型Ⅲ显示，组织宽裕对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与组织技术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
，以及技术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与组织技术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β=0.247**)，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与组织市场动态能力的关系中，组织宽裕对3个网络指标的影响作用均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在制度社会资本与市场动态能力的关系中，组织宽裕对网络强度指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用；在技术社会资本与市场动态能力的关系中，组织宽裕对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指标的影响作用均有正向调节。因此假设H4-1基本获得支持。此外，回归结果也显示，组织宽裕仅在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网络强度以及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的作用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而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并无显著影响作用，因此假设H4-2仅获得部分支持。
六、结论与启示
先前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问题的讨论，大都将其与组织绩效直接联系，探讨企业家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动员对组织经营成果的影响，而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均未做深入的分析(杨鹏鹏、袁治平，2008)。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就小型民营科技企业而言，企业家的个体社会资本是影响组织动态能力构建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组织所蕴含的资源宽裕程度不同，企业家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几点理论贡献。
首先，以往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测量要么偏重于企业家与利益相关者的私人联系，要么偏重于企业家社会网络结构因素对其资源动员的影响，从而使测量结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前者关注的是“资源”的“价值”特性，而非其“网络”特性，换句话说，该观点虽然看到了行动者的外部网络，却并没有去研究网络本身；后者认为“自我(ego)”在社会网络中与“他人(alter)”的相对位置决定“自我”的社会资本水平(Burt，1992)，网络行动者被简化为一个个同质性网络节点，“他人”究竟是“谁”似乎并不重要，从而难以回答社会资本究竟为行为者的行动带来了哪些有意义的资源。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更为明智的手段，即将网络结构和嵌入性资源结合起来研究社会资本(张文宏，2003)，在测量上以网络结构特性考察不同网络成员类型的社会资本维度，同时兼顾了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资源潜力和社会资本的现实动员能力。
其次，虽然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前置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但以社会资本为出发点的研究却仍乏善可陈。Blyler和Coff(2003)指出，没有个人的、有价值的社会关系，企业就无法通过获取、组合和剥离资源来适应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资本为获取和整合资源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对动态能力有重要影响。然而从目前文献看，有关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仍多为理论性探讨，缺乏实证数据支持，本研究则是填补该理论空白的一项尝试。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的3个网络结构指标以及制度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均会积极而显著地影响到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水平；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均会对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制度社会资本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无显著影响。
第三，当前有关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影响组织经营运作的“微观—宏观联系”研究大都直接以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Peng & Luo，2000；边燕杰、丘海雄，2000；Collins & Clark，2003；Acquaah，2007；孙俊华、陈传明，2009)，缺乏企业家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具体机理的分析。本文则为打开该理论“黑箱”提供了一种思路，即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可能首先会影响到组织的动态能力水平，并进而影响到组织的经营绩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有学者分析了非市场行为(nonmarket action)对我国企业经营及其绩效的影响(田志龙等，2003；罗党论、唐清泉，2009)，但本文的实证结果则显示，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中仅有网络强度会影响到组织市场动态能力，而对组织技术动态能力无任何影响。这意味着，就小型民营科技企业而言，企业家与规制机构人员私人关系或政治联系(political relationship)的作用发挥形式与其网络的广度和网络成员多样性无关，政府机构人员是否愿意出面照顾更取决于其与企业家情感深厚或密切的程度，换句话说，“背景深”可能要比“关系广”更有助于企业家获取来自规制机构人员的实质性帮助；研究结果同时意味着，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仅能以“非市场”的方式影响到企业市场机遇的把握与开发，而对“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企业内部技术潜力构建则无能为力。
第四，更进一步地，本文引入了情境因素的考虑，即对社会资本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程度和何种方式发挥作用(Witt，2004)进行了初步探讨。本研究发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组织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会因不同的组织宽裕程度，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具体地，就组织的市场动态能力而言，组织宽裕程度越高，企业家商业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强度以及制度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就组织的技术动态能力而言，组织宽裕程度越高，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强度以及技术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针对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还是技术开发能力的提升，企业家与其商业或技术网络成员关系强度的作用发挥空间，都会受到组织资源宽裕程度的制约，再次验证了组织宽裕可促进企业的许多战略行为(如不断进行新产品研发及进入新的市场领域等)的论断(Thompson，1967)。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的网络异质性尽管会影响到组织动态能力的构建，但这种影响并不受组织资源条件的制约。网络异质性预示着信息渠道或资源渠道的多样性，考虑到吸收能力对动态能力的积极作用(方润生、李志雄，2005)，企业家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可能会受到组织吸收能力的调节干扰，这是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加以探讨的。
本文对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企业家的经营实践而言，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需动员其不同方面的社会资本以帮助企业构建自身的动态能力。企业家与相关企业经理人、各类行业技术专家以及部分规制机构人员保持宽泛而紧密的私人关系，将有助于企业家了解特定领域的信息和知识，甚至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实质性援助。这些信息、知识和资源将为组织水平上市场拓展能力和研发能力的提升提供相当的支撑与支持。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较丰裕资源的企业，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组织宽裕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效用发挥空间，使其在更高水平上促进组织动态能力的培育和构建。
对相关政府部门而言，本研究的启示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前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社会资本效用广泛存在的基础即在于宏观层面上政府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或不足——在制度真空、制度缺失甚至制度失信背景下，企业家企业经营过程中极力动员其社会资本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此时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资源获取途径，其作用发挥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因此政府应继续实施税收减免、融资支持以及创业辅助等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并进一步提高政策的覆盖面和受惠的普遍性，降低制度本身作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进一步强化营造产、学、研之间的良好互动，充分促进组织间的跨疆界(across boundaries)交流与沟通，通过培育知识、技术与产业三者的互动网络，推动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的信息、资源流动，这将更有助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型小企业自身动态能力的构建。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从性质上讲，本文是一个探索性研究。由于企业家相关研究的样本数据获取比较困难，所以使用了非随机样本，且样本量较小，覆盖面也不广，今后可尝试采用更大的随机样本重复这一研究，以获取更为可信的成果；第二，出于研究上的便利性，在研究设计上以小型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未能考虑企业的行业及规模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可能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第三，有关企业家社会资本效用发挥的情境因素考虑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很大空间，前文已经指出，吸收能力作为组织动态能力开发的重要前置因素，也可能会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注释：
①“微观—宏观联系(micro-macro link)”的观点最早由Peng和Luo(2000)提出。他们认为，经理人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内在地反映了他们的背景和经验，因此经理人的社会连带关系和社会网络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和经营绩效。这种影响作用导致了作为微观建构(micro-level construct)的经理人社会连带关系与作为宏观建构(macro-level construct)的组织绩效之间会发生相互联系的现象。
②Teece(2007)指出，把握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可能包括了那些隐藏在有关未来技术和市场主观臆测背后的资源承诺，然而“计划坚持偏见(program persistence bias)”和“抵制创新偏见(anti-innovation bias)”的存在却常会使组织倾向于避免激进的能力破坏型创新(competency-destroying innovation)，从而追加更多投资用于能力增强型改进(competency-enhancing improvement)，这就导致了企业家感知到某个商业机会却无法进行投资的现象。另一方面，Danneels(2008)认为动态能力所需的组织探索性行动，其收益如果存在的话也是长期的，由于宽裕资源并不是组织持续日常运营所必需的，其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并且对组织生存能力没有直接支撑作用，因此一定程度的宽裕资源会促进组织进行探索性的创新活动，并进而对动态能力构建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将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相结合，我们可以推测，组织宽裕的存在可对企业家克服内部阻力做出投资决策，把握所感知的新(商业或技术)机会，寻求构建组织动态能力产生影响作用。
③所谓“功能主义”就是指“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Coleman，1988)，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可以用来提高所研究的特定功能绩效的东西才能被称为“社会资本”。“功能主义”视角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导致了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当且仅当社会资本发挥效力时，它才能被识别；社会资本的潜在因果解释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得出(张文宏，2003)。这就造成了当前功能主义视角研究者只是在上述逻辑体系内“自问自答”的局面——只有那些能被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才能被叫做“社会资本”(朱旭峰，2006)。
④“结构主义”视角的观点认为，嵌入于个体、组织或地区中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判断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社会网络的功能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因此，“社会资本”就是那些可以被人们使用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朱旭峰，2006)，“结构”的特性决定了个体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资源量的多少。
⑤尽管王霄和胡军(2005)指出，合作技术创新是目前中小企业主要的创新路径，但张杰等(2007)通过对江苏省制造企业调查问卷却发现，机会和实力的限制会使小型企业利用外部网络合作创新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那些能够与外部各类技术专家具有社会联系的小型科技企业企业家，将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技术外取”(Teece，2007)活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技术社会资本对该类企业家的重要性。但需指出的是，张杰等(2007)同时也发现，相比小型企业，中大规模企业会更多地选择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取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升级能力，考虑到企业规模化进程中企业家社会资本向企业社会资本的转化(王晓文等，2009)，技术社会资本对科技企业企业家的重要性会逐渐衰减，因此本文有关技术社会资本含义与作用的强调也许是仅针对小型企业尤其是技术型小企业的企业家而言的。感谢匿名审稿人就此提出的建议。
⑥组织嵌入性研究中的“还原谬误”是指，“以微观(个人)层次的考察来推断企业这一相对较为宏观层次的行为及其结果”。与“还原谬误”相对应的，是所谓“类推谬误”，即“趋向于直接把企业作为类似于个人的行动者，以个体层次得出的结论来类推企业间关系网络对网络中企业行为的影响”。“还原谬误”和“类推谬误”均产生于组织背景下嵌入的多层次性难题(王凤彬、李奇会，2007)。
⑦王凤彬和李奇会(2007)认为，嵌入的主体(“谁”)及客体(“什么”)可能均不是单一层次或单一维度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嵌入性”在组织内部跨层次所引致的各种难题，如企业社会资本与其员工个人的社会资本，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二者很难等同起来。但是，目标的协同、人格化联结向制度化联结的转变以及社会网络资源与企业能力的匹配，这些都可以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向对组织绩效提升有正面作用的企业社会资本转化提供必要的机制和手段。而当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能够与组织的能力产生互动时，低层次的社会资本(如个体社会资本)便能够为高层次行动者(如企业)所使用，这也为组织嵌入性研究中的跨层次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王凤彬、李奇会，2007)。
⑧Nohria和Gulati(1996)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原测量题项为：公司人员数量及公司财务预算各减少为目前的90％，对公司下年度的经营运作或产值的影响的严重程度。但在实际运营中，我国小型企业的预算及人力资源运用要比西方企业普遍更具弹性。如在业务需求出现激增时，我国企业多通过员工加班等方式加以应对，但西方企业的员工可能因民族或文化背景使然，接受资方加班要求的意愿往往比较低。考虑到以上现实，本文将Nohria和Gulati(1996)研究题项中的90％改为80％，以使组织宽裕变量的测量结果体现出更大差异性。
⑨相关系数矩阵显示，企业家社会资本各维度上网络规模与网络异质性及网络强度均存在一定的显著相关，这是由研究设计中网络异质性及网络强度的计算方式引起的。回归分析结果则表明回归过程并未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具体参表5～7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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