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视角下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新疆论文,视角论文,对策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东西方之间关系的相对缓和以及经济作用的日益凸显，人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什么是安全？怎样实现安全？安全的对象到底是国家还是包含更广泛的主体等一系列问题相继被提出，主张扩大安全概念范畴和用建构主义进行安全分析的哥本哈根学派应运而生。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重新构建、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化，早已存在的恐怖主义问题变得愈加突出。特别是“9·11”事件后，本已十分猖獗的恐怖主义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恐慌和关注。恐怖主义已经将其影响强加在了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之上。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尤其是一系列活动猖獗的“东突”恐怖组织，已经对新疆乃至全国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安全观已不能满足新的安全需求。那么，用“新安全观”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恐怖主义，进而探讨对应策略，是很有必要的。
一、新安全观概述
从词意上来看，所谓安全，应当是使事物脱离威胁，进而实现事物的自由和自主。“旧安全观”强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军事上的安全。相对应的，实现这种安全的途径就基本上被确定在“军事——政治”领域。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积极倡导包括“共同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在内的新安全观，完成了从传统安全观念到非传统安全观念的转变。进行新安全观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认为，在传统的军事化政治安全理解中，安全的指涉物仅仅就是某一特定的对象（通常是国家、合法的政府、领土等等），而所谓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问题被认为对这一特定的指涉对象造成了“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1]
从传统上来看，政治学家们一直强调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但在全球日益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从实现和维护安全的手段来看，军事手段已无法适应多样化的安全目标，“就实现其他一些愈益重要的目标（诸如经济福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而言，武力也往往不是一种恰当的手段。”[2] 以建构主义作为安全研究方法论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
他们明确将安全领域划分为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五大领域，显然包括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巴瑞·布赞指出：“通常来说，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进攻和防御能力这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互动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并且给他们以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维持能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作为基本的支撑维持着全人类所依赖的系统。”[3] 布赞认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并非相互孤立，而是以一定的关系互相影响。
二、新疆恐怖主义活动现状
在目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几种因素之中，“疆独”因其明显的暴力性质、与中亚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互相影响，“东突”分子与“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恐怖势力。“东突”恐怖组织在境内外制造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一）“东突”恐怖组织活动概述
从上个世纪初至四十年代末期，“东突”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多次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制造社会动乱。解放后，新疆局势相对稳定，但是这股分裂势力从未停止过活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的“东突”势力又采取以暴力手段为主的恐怖主义分裂破坏活动。在新疆和有关国家，“东突”势力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暗杀、绑架、爆炸、投毒、武装袭击等恐怖活动。很多“东突”恐怖主义组织受到了本·拉登基地组织的资助甚至是直接帮助，尤其是组织较严密、人数较多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其首领艾山·买合苏木曾在1999年会见了本·拉登，对方不仅许诺提供基金和训练援助，还要求该组织“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其后有1000多名分属不同组织的“东突”骨干分子在阿富汗的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乎苏提等恐怖分子训练营地参加各种恐怖技能训练。训练完成后，有一部分恐怖分子潜回新疆参加组织制造各种恐怖活动，另有相当一部分的恐怖分子直接参加了塔利班、车臣恐怖势力活动以及其他中亚恐怖组织的活动。例如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就直接参与了绑架吉尔吉斯内务部高级军官和4名日本科学家的恐怖事件。[4] 2000年，俄军在清剿车臣非法武装的过程中俘虏两名“东突”恐怖分子，并将他们遣返。
（二）新疆恐怖主义活动的特点
近年来，在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新疆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除了有其暴力恐怖的特征外，还逐渐表现出了国际化、“政治化”的趋势，并且有和“藏独”、“台独”逐渐接触并合作的趋势。
1.2001年“9·11”事件以后，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形形色色的“东突”恐怖主义组织为了免遭中国政府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恐联盟的联合打击，纷纷表示对恐怖主义行为的遣责，努力洗刷自身的恐怖主义特征。他们尤其极力拉大与本·拉登恐怖组织的距离，淡化自身的极端宗教主义色彩，千方百计地争取在其组织所在国取得合法的身份。
2.“东突”组织更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从事“疆独”运动的组织，并且否认自己与恐怖活动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组织的活动与所谓的“人权”、“宗教自由”、“少数民族权益”等很容易混淆国际舆论的主题联系在一起，编造谎言，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政治化，以逃避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打击。
3.“东突”组织中一些走国际化路线的组织，尤其是总部设在境外的组织，有与其他反华势力“互通有无”、谋求合作的趋势。这种联合如果形成一定的规模，势必对我国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更大的影响。
4.恐怖主义分子在中国境内外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也表明：“东突”恐怖组织正在把有组织犯罪（如与犯罪集团的合作、洗钱或者直接的勒索、绑架、抢劫等）作为收集自身所需资金的重要手段和来源。2003年，“东突”恐怖分子曾在吉尔吉斯杀害21名新疆公民，杀人抢劫50万美元，之后还残忍地焚尸灭迹。这是“东突”恐怖主义组织与有组织犯罪向深度结合的例证。
三、新疆恐怖主义活动产生的原因
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有的机制。宗教极端主义（不光是伊斯兰教，为数众多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极端组织也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例证）、民族问题、分离主义、大国政治和霸权主义、极端意识形态等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但是，恐怖主义如此猖獗，如此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它既涉及军事、政治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们也注意到其产生、发展进程中所涉及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等因素。由于恐怖主义所涉及的领域远多于传统安全观的研究范围，那么，运用传统的、过时的安全观就无力解决恐怖主义的威胁。
新疆的恐怖主义活动时起时伏，近年来不断地干扰着新疆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追根溯源地讲，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综合因素。
（一）沿疆国家对新疆稳定的影响
中亚地区有100多个民族，宗教派别繁多，民族宗教问题相当突出。 中亚各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后，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在那里重新抬头，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而且互相呼应，这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时对新疆的稳定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在新疆，有多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当地有5 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新疆还有6 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我国境内族名为柯尔克孜）、俄罗斯等。应当说新疆的各少数民族与境外同族人民的交流是多方位的，从商贸、宗教交流到求学、通婚等现象很普遍，总体上来讲，这种现象对双边的民众生活和新疆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一过程中，跨界民族的不稳定性对新疆也有影响，中亚主要突厥民族的独立和伊斯兰教的复兴对维吾尔分裂势力起了刺激作用，他们利用跨界民族来往频繁从事分裂新疆的活动，其极端的形态就是恐怖主义活动。
（二）新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其稳定的影响
历史上，新疆远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利，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必然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应当承认，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在文化认同和心理上是有差异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疆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有更多的机会与内地的人民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同时内地人民也通过各种方式到新疆去经商、工作甚至定居，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互相理解。可以肯定地说，理解只会有助于新疆的发展与稳定，而歧视、对立、孤立和隔阂只能造成更深的心理鸿沟，将很多处在中间状态的人推向对立面。有一些偏远地区的维族群众，很有可能看不到新闻，听不到政府的广播，不了解各种形势和政策。恐怖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就容易乘虚而入，用各种手段引诱青少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参加恐怖组织。例如，一暴力犯罪的主犯买买提·木拉乌西，曾经是喀什市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农民，1996年受人诱使，在接受了两个月的恐怖训练之后，他和几名恐怖分子仅仅为了试枪，就在乌鲁木齐枪杀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注：资料来源于平顶山新闻网．http://www.pdsdaily.com.cn）
四、对策
新安全观认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并非相互孤立，而是以一定的关系在互相影响。针对当前我国新疆地区的恐怖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单纯地以打击为手段，显然不能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对新疆稳定的威胁。在新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下，在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下，我们应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营造新疆稳定和谐的气氛，争取在新疆消除恐怖主义的影响。
（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
新疆解放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策总的来讲是成功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民族团结得到加强。虽然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但新疆基本保持了稳定。
近年，国际局势变化，特别是美国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之后，把东突列为恐怖组织，大大缓解了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压力。这是国际反恐合作的结果，也是我们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求新的安全合作模式的成果。今天新疆的状况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比，已有很大的改观。在这种局面下，更应该反思我们的政策，划清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划清正当的宗教活动和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界限。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一定要把尊重和理解落到实处。
（二）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新疆的民族构成决定了自身受中亚国家影响的现实性
这种形势给新疆的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能瓦解的瓦解，能转化的转化。
并且在适当的时机与各国加强合作，交换相关信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用新安全观审视周边形势，采取正确的打击、防范影响新疆稳定的“三种势力”的做法，突破以往单一的“军事——政治”安全框架，用多方位的手段保证地区的安全、区内社会的稳定以及区内人民的福祉。
（三）发展适应新疆社会现实的经济和文化是保持新疆稳定的当务之急
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在新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思路，就是要把所有的新疆人民都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之中，让团结和友善、理解的文化在人们心中扎下根；让所有的新疆人民在被纳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时能看到“希望”。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发展经济，促进新疆各民族之间、新疆各民族人民与内地人民之间的经贸交流和联系是必要的，同时要看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忽略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与精神的转变，道德的危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要积极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主流文化，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只有文化上“认同化”（而不是同化），用健康积极的思想填补人们意识形态的空白，才能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乘虚而入。
保持新疆稳定，遏制恐怖主义威胁的工作，不光是某些特定的部门或国家机器的专职工作，而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环境的因素，需要以全新的安全思维模式作为指导，动员所有积极因素参与，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则应是实现区域内各族人民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