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性论文,男性论文,策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作本文至少缘于两个决定性动因。
一是赵玫发于1996年春的小说《偿还》。这个短篇是一个线索单纯的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是那种读者习常见到而又乐此不疲的题材：爱和性，秋是小有名气而又约略有几分潦倒的画家，简是有残疾的女工，两人小学时共用一张书桌，28年后重新聚首已处在两个差距很大的阶层。两人又都有过不幸的婚变。简为寻找童年的梦而主动找到秋，为他收拾屋子，但并没有读者所期待的那种庸常的“故事”很快发生。其时秋的事业正处在低谷状态，是简那丑陋的形体很偶然地激发起秋的创作灵感，终于获得新的成功。作为回报，在简需要借钱买房时，也很慷慨地资助过简。“故事”发生在秋获得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机会之后。是简以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为代价，以两人的假结婚使秋拿到签证。临出国前夜，简找到了秋，提出她的最后一个也最让秋难以应付的请求：她希望留下来过夜。面对无爱的性，秋无言以对。《小说月报》以头条转载这篇小说时，作者写了一则饶有意味的创作谈。作者说她无法给小说（也即是给男主人公）提供一个答案。作者的初始企图是想将同情赠予那位女性，因为只有她才是“不幸的无辜者”，“她总是被男人的各种社会的心灵的利益牵动着、左右着”。但写到终了才发现，这篇小说并不是写爱情，而是“阶层悬殊的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心灵的较量”。既然人生就是无休无止的偿还，既然偿还“事实上是一种境界”，那么，真正的不幸者恰恰是那个男人那个艺术家。作者得出这个结论或许首先会让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小有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女人更不幸，而且男人往往是女人不幸的直接制造者，恰如小说终了的那场可笑可气的“假结婚”。赵玫有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不如女人真诚善良但他却具有比女人更高的思维的境界。于是他才苦恼。于是他才自责。于是他才最终不能够选择他是否在那个最后的夜晚与这个他只怀着无限感激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不知道他同这个女人是睡觉还是不睡觉才更道德。他陷在了一种社会的功利与心灵的完善的怪圈中。他并且不能够自拔。多么可悲。所以我在这篇小说中，是把那种更多的更深刻的道德同情给了那个男人的。因那男人的境界是出了问题的，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关怀。”（注：赵玫：《关于〈偿还〉》，《小说月报》，1996年第六期。）
二是不久前南方某家报纸开展的“男性也需要关怀”的讨论，受到严厉的诘难。在女性主义正艰难地竭尽全力地做着女性意识觉醒的文化启蒙的时候，当我们的女性面临新一轮生存困境的时候，来谈论“关怀男性”是否过于奢侈？
在对近年女性文学创作做其实是很粗糙的清理时，我们发现《偿还》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在红尘滚滚风来云往的当下，关注女界生存境况的同时，也向世界的另一半投去温馨而深情的一瞥，成为女性作家未经周密策划的一次集体大行动。仅就中短篇小说而言，除了赵玫的《偿还》，张欣的《爱又如何》、《掘金时代》、《此情不再》、《今生有约》、《你没有理由不疯》，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王小妮的《很疼》，殷慧芬的《纪念》，赖妙宽的《消失的男性》，甚至铁凝的《何咪儿寻爱记》等，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接触到这一母题。
以殷慧芬而论，她虽然声称“关注的依旧是城市女性的命运”，但《纪念》不仅给予男主人公以较多的篇幅，而且对男性“虽然城市的开放给了他们机遇、冒险、财富和艳遇，他们踌躇满志而内心疲惫、甚至空虚”不乏理解和同情。（注： 殷慧芳：《面对城市》， 《小说月报》，1996年第一期。）
引人注目的另一个现象，便是这批时间跨度相对集中、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某种“关怀”倾向的女性作家，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与女性所拥有的独特的性征——母性——有关。
在早期西方女性主义那时，作母亲的欲望被视为怪异甚至是反动的，因为它有悖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妨碍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近来的一些研究者发现，已有相当多的女性认为母性与她们的职业生活或者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并不相悖。而且她们感到，“所有那些包含在快感和痛感之中的女性经验的复杂性（而非丰富性）的发现，与母性密不可分。”（注：[法]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与时间》，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64页。）
以此推断，生物学意义的母性、母爱和母道固然可能是这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原动力，但应该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在这里，是不是已经成为母亲并不重要，因为这些作品所关怀的对象，不是一般母亲（特别是年青母亲）视野里的男孩子，他们不需要生物学意义的一般的呵护，他们需要的是融注了更多理性的情感关怀。而这些中年（或接近中年）的女性作家，便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经历了一段肯定不会很普通平凡的人生道路之后，岁月的流逝使她们充满着一种沧桑感，一种“快感和痛感”（已非一般的生理学意义）复杂地纠缠纽结在一起的女性经验。她们永远拥有一份作为母亲的挥之不去的“身份欲望”，推向极端，便是“母亲权力的最为狂热的神圣化”（克里斯多娃语）。正是这种极为特殊的性别经验，才促使她们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给予”的欲望，也滋生出一种通过这种“给予”转移沧桑感的欲望，从而在另一个层次——既居高临下而又不乏平起平坐、相濡以沫——上，使母性和母道得以以另一种形式实现。
王小妮的从诗歌转入小说散文小说写作的原因很复杂，在她不多的小说创作中选取这一母题，很值得玩味。她的中篇小说《很疼》中年届30的记者张宇，具有作为男性的最基本的特征：自以为拥有对生活的支配权，和女友过日子而又并不打算结婚，不屑于住单位的集体宿舍而赢得大牌记者的名声……其实他一无所有。朋友的回国使他失去借住的房子，女友死于车祸……他没有物质的充足，也没有精神的充实。关注社会人生的张宇，却不可能引起别人的关注。没人愿意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没有人认真注意他。他不可能消失，但他像影子和尘埃那样飘着走，跟不存在那样走。写这样的小说和读这样的小说，都会激起人对沧桑岁月的无限感喟。有理由认为，《很疼》既掺和进作者很真切的个人生命体验，而在文化的层面上，又不明显地具有超性别的关于“人”的生存境况的普泛意义。因为，女性不会类同张宇，自信到以为能够（以及已经）拥有一切，这只是男权文化的一道灰暗的投影；女性也不会类同漠视张宇的诸多男性，会漠视女性的存在，这仍然是男权文化的一道晦暗的投影。那么《很疼》将是较为彻底地赠予男性的一份关怀，因了母性和女性经验，这份关怀甚至触到男性的深层疼痛。
女性主义批评却有意无意忽略了这批作品和这类母题。譬如，在王绯、戴锦华等人对铁凝的研究中，她们留意到了作者对人生人性（包括男性）残缺的“勘测”，对“流浪”的女人和历史场景中的女人的文化“质询”，对“女性的匮乏”的喟叹和吁请，却没有（或没来得及）关注铁凝作品中这一时断时续反复出现的母题。戴锦华虽然对“在每个现代女性洁白的衣领下，都藏着一个原始的女人——一个母亲”小有置疑，譬如，“城里街上的女人，尽管有着和大芝娘（《麦秸垛》中的女主人公——作者注）同样丰满的乳房，但却不再有大芝娘式的背负、真淳与博大的母爱、柔韧的生命力。”（注：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五期。）但原始的女人／母亲所具有的“真淳与博大的母爱”却既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之中。即使在《玫瑰门》这样的对女性人生人性大审丑的作品中，宋竹西对大旗的接近，就不纯然是一种“性寻找”，而含有源于母性的生殖和呵护的欲望。当宋竹西夜深人静第一次把大旗“追逐”在夹道里时，他们两人居然谁也没吓着谁。竹西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夺过大旗手中的毛巾，从上到下无目的地替他擦拭起来。大旗这个只有22岁的毛头小伙子难免紧张得小腿肚哆嗦得厉害，竹西双膝一弯突然跪在他面前，双臂紧紧抱住他的腰，像是恳求他的宽恕：是她才把他折腾得打哆嗦。竹西为大旗把自己开放了一个夏天。竹西常常觉得就在这个夏天里她造就了大旗。不是造就是生，是生产。她最愿意生一个大旗这样的男人。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丘晔之于杜之、陶又佳之于普运哲的关系中（《无雨之城》）。铁凝不仅通过作品中人物的施受关系表达母性和母爱，其创作行为亦然。《何咪儿寻爱记》虽然落笔在女性何咪儿身上，但何咪儿对马建军的反复折腾和马建军面对何咪儿所显现出来的万般无奈，都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深深的同情和关怀。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作者的散文《女性之一种》中“折磨男人也折磨自己”的女性以及由此生出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感喟。
女性主义批评对铁凝们这类作品及类似作品中的这类母题有意无意的忽略，甚至漠视，或许正表明它们具有特殊的文化功用。无论认真盯注还是偶尔为之，这些女性作家们创作行为和这些作品的审美倾向，不能不让人想到，作为清醒的文化使命意识，或者仅仅缘于女性所特有的直觉，当有对两性对抗的厌倦乃至反感的成分。
我们已然知道，中国式女性主义的勃兴，是以批判和瓦解男权文化为其鲜明旗帜的。这对寻求妇女解放之路的女性主义而言，无论之前还是以后，都将是一项艰巨而又必不可少的任务。但如果单一地坚持男／女二元对立、激烈对抗的文化策略，难免让人觉出某种单调乏味来。颠覆男权文化，当是女界所面临的共同使命。女性又以自身的教养、经历、情感乃至个性为基点，来理解、对待和参与这场不容回避的革命。当张洁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激烈的文化姿态来表达对男性的怨愆、失望甚至仇恨时，女性作家们并没有一拥而上，便是明证。不少女性作家否认自己是女权（性）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向男权文化表示某种认同和臣服。戴锦华就曾这样谈论铁凝，认为“她是当代文坛女性中绝少被人‘赞誉’或‘指斥’为女权（性）主义的作家，但她的作品序列，尤其是80年代末至今的作品，却比其他女作家更具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更为深刻、内在地成为对女性命运的质询、探索。”（注：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五期。）戴锦华有意忽略了的，是铁凝探索和质询的目光，不仅仅投注于女性。虽然以女性经验、女性感受和女性生存本相为其表现对象，是女性写作的最为重要的标志，男性作为社会生活中事实上的物质存在，以及与女性不可截然割离的复杂关系，男性成为女性文学中的一道风景（不仅作为批判的对象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当张洁式的拷问被女性主义批评首肯甚至看好时，《偿还》、《很疼》、《午夜起舞》等一些作品的出现，便具有一种温婉的调适、中和的价值和意义。
说这些作家作品对男／女二元对立激烈对抗持一种保留态度，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缺乏或放弃了自己的女性文化立场。女性主义的文化启蒙，至少80、90年代已在知识分子女性阶层取得阶段性成果。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品，或多或少会打上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化印记。可以这样认为，这批不期而至的集约作品的出现，对主流女性主义（以置疑男权文化，反对性别歧视为核心）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策应，不乏作为瓦解男权文化的手段和动机。
出现在这类作品中的相当多的男性，都有程度不同的性格缺陷。这些“人生人性的残缺”（套用王绯的术语），直接间接指向男权文化本身。这些女性作家敏锐地发现，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
王小妮的《很疼》中的张宇，自以为拥有一切、所向无敌的背后，仗恃的是男权文化传统的君临一切的统治，这种深植于骨髓的“精神污染”，使得男性面对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缺乏足够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他们要么无所适从听天由命，要么轻举妄动惨遭失败，群体的充实而强悍与个体的空虚而软弱，形成鲜明反差。《很疼》对男性的文化关怀，就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启蒙。其批判的锋芒虽然十分隐蔽，仍具有警世的功用。张宇既是男权文化底片的一道投影，又只是男权文化幕布上的一道纹饰，模糊而无足轻重。张欣的《今生有约》中的蔚文浩，也是生活于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的弱者。并非每一位男性都能从久远地荫庇着他们的男权文化那里分得一杯羹汁，儿子患病坐以待毙而束手无策，妻子移情别恋而他一无所知，就连妻子也忍不住骂他：“你是个卑琐、虚假的小人，至少我比你活得真实，爱得坦诚！”文浩只能隐身于黑暗之中长久地坐着（不期然成为一种隐喻），深沉感觉到做人的悲哀，因为渺小、无助，因为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在池莉的中篇小说《午夜起舞》中，身为省委机关某处处长的王建国，为同事麦力辞职所触动，也介入商业活动，谁知遭遇的是一场小小的骗局。退而著书立说时，心境已不再如往日静若止水，著述也终无所成。在作者的眼中，男性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所经历的心理失衡，远比女性来得剧烈，来得复杂。王建国受麦力（男性）辞职下海所牵动，隐藏于其后的文化动因，在由男权文化所决定的同性间的攀比与较劲（即使不含竞争成分）。妻子有意无意的怂恿的不可抗拒，更来自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崇。闯荡江湖、养活家小，是男权文化千百年来给定男性的角色身份，不管王建国愿意不愿意、具备不具备经商的能力，只要男权文化对他的“精神污染”还没有消失殆尽（这几乎不大可能），王建国们就身不由己别无选择。屈从于男权文化的召唤而导致的潜在的心理挫折，是男性无法回避的历史宿命。那么，这些作品（隐含的）对男权文化的消解和批判，也就显而易见。
有有心栽花的紧紧盯住，有无心插柳的偶然为之。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形，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关怀”小说，都给很大程度仰仗小说的大众传播形态布道的中国式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一种可能性选择，特别在它目前处在新一轮理论困境的时候，我这里指对抗和消解男权文化必要但日趋单调乏味，并越来越显现出它处于初级阶段和肤浅浮躁的表征。它事实上处于女权主义阶段而无法与女性主义作外延与内涵的衔接和吻合。
既然对女性文化负面的自省已成为女界共识并付诸行动，既然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和正在努力消除男权文化对女性内在观念的“精神污染”（即使暂时只停留在话语层面），那么，即使从女性主义直接功利目的看，清除男权文化（就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意识而言）对男性深层意识空间（就生命个体而言）的“精神污染”，当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最近一段时期，无论性别差异、需要的是充分尊重和发展人的个性，成为女性主义者的一种合乎理想的追求目标。最近，当被问及女性主义者的理想目标时，戴锦华说道，我希望未来的世界是无视性别而尊重个性发展的时代，女性的阳刚和男性的阴柔，都不被另眼相看，而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大意）。（注：中央电视台1997年10月10日“读书时间”栏目，本期栏目主题是“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戴锦华接受现场采访。）这将是一个男女两性间较少（或完全避免）“战争冲突”而更多和平共处的理想时代。果真如此，男权文化不仅是女界所要致力于批判和消解的目标，也是“男界”所要致力于批判和消解的目标。因为，男权文化首先固然是压抑和窒息女性发展的强权文化，是歧视女性的强权文化。从根本上说，男权文化又是反人道、灭绝人性和消灭个性的文化。这也就可以为我们理解“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提供新的学术角度和理论深度。
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投注到女性文学“男性关怀”这一母题层面，将是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崭新的起点。